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很多人好奇地問我，為什么《“隱形”的孩子》這個報告文學單行本由主線作品《校園之殤——關于“校園霸凌”的社會觀察》（《北京文學》2024年9期刊發時原名）和“外一篇”《長大的他們——大齡孤獨癥患者的社會融合之路》（《當代》2025年2期）組成。大家都知道，“外一篇”這樣的說法，常見于詩歌和散文，雖然書寫事物各不相同，但必定有內在深層次的聯系。是的，受到校園霸凌的人群，與我所采訪到的大部分大齡孤獨癥患者，都屬于青少年群體，這是第一個聯系；第二個聯系，兩個作品有著諸多機緣巧合的“互文”現象，比如，受到校園霸凌的孩子里，常常有隨班就讀的殘疾兒童，同樣，《長大的他們》中也有相關案例和描述；第三個聯系，就如一位評論者所說，無論是被霸凌的孩子，還是難以融入社會的大齡孤獨癥患者，在社會里很大程度都是“隱形的”，不論“隱形”的原因如何。

這本圖書，本就是《校園之殤——關于“校園霸凌”的社會觀察》的圖書單行本，原來的主標題也是《校園之殤》，因為這樣的標題看起來偏“悲哀”了一點，根據出版部門的建議，要換一個主標題。《校園之殤》的開篇引言就是埃洛伊·莫爾諾《隱形人》里的一段經典話語：

一切都是從那群惡魔開始的。

你們成年人跟我們說不存在，只是為了不讓我們害怕，但是你們也知道惡魔確實存在，而且無處不在。這樣說吧，任何人都有可能今天還是正常人，明天就變成惡魔了，連你也不例外。被惡魔盯上后的某一天，我竟然擁有了超能力。我可以跑得飛快，可以在水下呼吸，還和龍一起飛翔。我甚至學會了隱身。我沒發瘋，我說的都是真的。

埃洛伊·莫爾諾的《隱形人》，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負盛名的關于“校園霸凌”的小說。

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是了，那這個單行本就叫做《“隱形”的孩子》吧。”這個題目，也剛好因為明里暗里將兩篇報告文學作品聯系起來，成了很合適的一個圖書主標題。

先說說《“隱形”的孩子——關于校園霸凌的社會觀察》這個主線作品。

2023年11月，我與律師朋友孫曉云一塊吃飯閑聊，她說起她正在做的一些與“校園霸凌”相關的“網絡暴力”案子，我們都是母親，共同感嘆“要保護好我們的孩子”，她鼓勵我，“要不寫一寫與校園霸凌相關的？”我一口答應，并且很快開始做大綱。事有湊巧，《北京文學》師力斌老師也非常想要做一個關于“校園霸凌”的報告文學，但他的觀點是要首先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看待蘊含“未成年人犯罪”可能的“校園霸凌”——是的，“校園霸凌”是社會熱點，至少每一個家里有孩子的父母都會特別關心。近年來，相關的小說和影視作品不少，《少年的你》《第二十條》等皆引人關注，但直接書寫現實的報告文學還幾乎未寫到這樣的題材。師主編非常關心這個題材的進展，常常與我電話交流他對于“校園霸凌”的一些觀點和感受。我還記得，一次他打來電話，我站在馬路邊的樹下跟他一聊就是半個多小時，結束時我的身上落滿了黑色的小蟲子。

隨著采寫的深入，一些曾被刻意忘記的往事漸漸浮現于我的頭腦，就如，我也曾是個校園霸凌的受害者。長大的我，會刻意忘記曾經歷過的傷害，但潛意識深埋處，一些心理創傷不知不覺地跟隨。比如，不會說“不”，試圖討好別人求得別人善待自己，等等。當然，這些問題在遭遇到更大的變故之后，漸漸消失。從心理學上，也佐證了為什么我接觸到這個題材會格外興奮。更重要的是，惡劣的“校園霸凌”事件不斷發生，不斷浮出水面，不斷被媒體曝光，但這些，僅僅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沉沒在水下，隱私與創傷共同構成了不可見的悲傷故事——就如因為被校霸欺凌毀去名聲漂泊異鄉的年輕女孩，就像因為長期遭受團伙欺凌而患上重度抑郁癥的少年……告訴我可以采訪她的女孩已經鼓足了最大的勇氣，然而我臨走時，她卻再三叮囑我：“我的名字，不要寫出來，不要讓我更多的熟人知道。”被霸凌者的化名之下，我分明記得那一張張稚嫩卻情緒復雜的臉，恐懼、自卑、難過等等皆有。也就在我的采訪進行到一半的時候，2024年3月，“邯鄲三少年殺人埋尸案”發生了——

那個血色的下午，廢棄的蔬菜大棚里，三個農村少年已然被惡念燒紅了雙眼，他們揮動著鐵鏟，一下接一下，朝另一名少年狠狠打去，鮮血，慘叫，獰笑，哀告……或許，被害者此刻的哀告，越發激起了施害者骨子里的暴烈和殘忍！最后，面目破碎、了無生氣的被害者被掩埋在了這個大棚里……直到民警拿著微信轉賬記錄找到三個惡魔，血腥暴虐的兇案事實才漸漸展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社會大眾的一個共識是：這起未成年人惡性殺人案，雖然發生在校外，但種種事實卻證明，這就是校園霸凌的延續，并且是極端的表現形式。

這就是我手頭要寫的這篇報告文學的最震撼人心的序章！當時《北京文學》的主標題《校園之殤》也就是這樣而來。悲痛已極，憤怒已極！如此極端的惡性案件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與此緊密關聯的公眾話題“校園霸凌”再度成為熱議的焦點。

邯鄲初中生殺害同學案件發生后，在數個家長群里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我記得，上一輪熱議，是在一個女孩被幾個女同學圍堵著扇耳光的視頻流傳開時。與后者引發的憤慨相比，前者更令家長們陷入深深的驚恐和焦慮當中。

我們究竟應該怎樣保護自己的孩子？我們，不可能24小時陪伴在孩子身邊呀！

正如有人在知乎發言：“看了邯鄲三名初中生殺人埋尸案，我決定把孩子當反派養。”某個家長群里，有一位母親自豪地介紹自己的“教育經驗”：“我告訴兒子，假如有人主動招惹你，他打你一下，你就狠狠還他兩下。”

這里也引出一連串嚴肅的問題：校園里花朵般的未成年人為何化身惡魔？校園霸凌應當如何納入法律層面？

后續我又關注了近年來的多個重要案例，并深入采訪數起“校園霸凌”事件相關當事人以及法律、心理等領域的專業人士——這也要感謝另一部報告文學《師范生》的持續采訪為我提供了某些便利。事實上，對一個非虛構寫作者而言，題材與題材之間，本身也是存在“互文”關系的。針對校園霸凌、未成年人犯罪等，我盡力做出詳盡探究，并在作品中給出了建議和呼吁。

關于“邯鄲三少年殺人埋尸案”，大家都知道一個結果：經河北省檢察機關逐級層報，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依法決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張某某、李某及馬某某核準追訴，最終已滿12周歲未滿14周歲的主犯被判處無期徒刑。

對這樣的結果，社會上眾說紛紜。但我始終同意一種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本質不是為了懲罰，而在于挽救。”同樣，對今天諸多涉罪未成年人而言，懲罰的終極目的不是單單懲罰，應當是糾正，是救贖。對于受害者，更應全力保護、彌合傷痛。防治“校園霸凌”在路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在路上。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2023年11月，我向《當代》交出了這個單行本的“外一篇”《長大的他們——大齡孤獨癥患者的社會融合之路》第三稿。這是我觀察采訪和謀劃長達十幾年的選題。2023年初夏來臨時，我寫了一稿，徐主編在親自與我交流修改意見的基礎上，又給我推薦了六七本與孤獨癥研究有關的專業書籍，讓我在充分閱讀的基礎上，擴大視野、然后再補充采訪。這樣一直修改了兩稿，漸漸成形。2024年，我又在徐主編的親自指導下修改了一年，直到2025年初才定稿。其間，我也曾多次感覺修改，尤其是補充采訪和結構變動太困難，幾乎無法堅持下去，但最終我還是咬牙挺了過去。對一個寫作者而言，其實真正的快樂并非發表出版，更在于達到了寫作的既定目標，就像長跑終于到了終點。所以，可以這樣總結，2024年，我寫作了《校園之殤》，修改了《長大的他們》，修改完成了長篇報告文學《師范生》。《校園之殤》和《長大的他們》，2024年重要的兩個報告文學，本就有機緣聚合到一個單行本里的。

校園霸凌是我親身經歷過的，孤獨癥患者和他們的家人亦在我身邊。

張國華曾是我的一個辦公室的同事。他的孩子小靜七八歲的時候，張國華夫妻倆帶著他到我家做客。那時，無論我對他說什么，他都充耳不聞，要么喃喃自語，要么自顧自玩著手里的東西——一個橘子，或者一支筆。不一會，客廳里便沒了小男孩的蹤跡，午飯時間快到了，我們挨著房間找他。在主臥，小靜正站在飄窗上，看向不遠處的一片人工湖。我家在7樓，天氣晴好，此刻窗門大開，且沒有加裝防護欄，窗欞剛過孩子的半身……有風徐徐吹來，靜謐之間，險象環生。張國華輕柔地呼喚孩子，片刻孩子回過頭，拍拍手，笑嘻嘻地跳下飄窗。咚，我懸著的一顆心才落地。多年后，再見小靜，我會記起那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洞開的窗戶邊站著的那個小孩子，以及張國華和愛人王老師不曾言語的艱辛。這次發布會，我也曾邀約張老師來到現場。

我與小安爸爸是文友，起先我并不知道他有一個孤獨癥孩子。在數年前的一次小型聚會中，他第一次向我談及他的兒子，他說長大成人的兒子在特教班經過一系列專業訓練后，在某個圖書館上班，其間有人想問更細致的東西，小安爸爸并沒有給予明確回答。如果真是“傷疤”，還是不能輕易去碰觸。所以，我沒有像約其他家長一樣，專門和他找一個地方坐下來談，而是把訪談的地點放在了一個偶然碰面的會議場合。一番對話之后，我發覺一些擔心只是猜測，因為一個父親講到自己兒子時的那種開心、酸楚或者極其細微的欣慰，都無法摻入任何雜質。

小安爸爸對我說：“我家小安真不錯，至少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說到這里，我能得見一個父親眼里別樣的神采。他的孤獨癥孩子，能夠自己乘軌道交通列車上班，會用電飯煲煮飯，甚至會炒雞蛋，做一些簡單的小菜，做父親的人好開心。

謝謝小安爸爸，讓我體會到了這個世界上最為真誠又最可憐的父母之心。

我也記得，在濃郁奶香味的包裹下，我和唐毅面對面坐在房間狹窄的過道上。同孤獨癥孩子一起經年“戰斗”的她，像一個專業醫生一般，通俗化地向我介紹她所認知的孤獨癥，理性而堅強。

雖然，幼時的“來自星星的孩子”深受社會矚目，但長大的他們，如何就業、如何養老如何被社會接納，卻因為各種因素有些“不被看見”。是的，無論是被霸凌的孩子，還是難以融入社會的大齡孤獨癥患者，在社會里很大程度都是“隱形的”，而我要做的，就是想要他們“被看見”。

“我期待有朝一日社會能夠完全接納我的兒子。”小安爸爸說。

“不能僅僅依靠外界的幫助，我們自己必須自救！”唐毅說。

大多數的媽媽，都有著這樣樸素的愿望：“我要在我走之前，為孩子找一個穩定的寄養機構，一個有愛心、有善心的監護機構，一個可靠的信托機構。”

與一位熟識的編輯聊起《長大的他們》的采訪和創作，她好奇地問我，那你的作品里要介紹什么行之有效的推廣經驗呢？我說，這個尚在探索之中，重點是要展現他們那些不為人知的現實：困難、互助、期盼、搏擊……這就是現實——在我國，孤獨癥患者及其家庭越來越被社會關注，社會保障和救助工作也在逐步完善，但康復、教育、就業、安置和社會保障等幾個重要環節中，現實需求與社會服務供給之間的矛盾很突出。

她問：“那這樣的創作意義何在呢？”

我回答：“為了讓人們更多地了解這個大齡特殊群體，真正的共情一定是建立在深入的了解之后。我們的社會，有義務有責任提供多元化、高質量服務，并且能夠覆蓋孤獨癥群體全生命周期，讓‘來自星星的孩子’不再害怕‘長大’。”

有人問我：“那你為什么要寫報告文學？敘事文體中，小說才是主流呀！”有人開著玩笑告訴我，寫報告文學或者非虛構的，屬于“末流文人”。我也看到，因為各種原因，報告文學的發表在當下比較困難。然而，我的認知是，中國故事獨特瑰麗，其精彩程度遠超一切想象，這就是非虛構寫作的厚實土壤，也是我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或者說非虛構寫作者的信心和勇氣！今天，擺在所有寫作者面前的，除了“主題創作”，還有“民生百態”“社會萬象”……在我看來，作家不僅要贊頌美好，更要勇于回應社會關切。

感謝《北京文學》和《當代》對報告文學對“非虛構”的大力支持！感謝刊物對于百姓關切的現實問題的關注！

感謝所有鼓起勇氣用事實呼喚的受訪者！

感謝所有評論者：《文藝報》原總編、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梁鴻鷹老師在《校園之殤》發表的第一時間剖析了作品中的“傷”與“痛”；作家出版社原總編、著名評論家張陵老師為《長大的他們》撰寫了關于“權益與保護”的評論；特別要感謝沙區作協主席劉清泉老師，是的，他就是《長大的他們》中的“小安爸爸”，既是受訪者、也是轉發量很大的評論文章的寫作者，謝謝他的擔當和勇氣！感謝程華老師在《法治周末》發表的銳評，感謝重師的楊華麗老師，感謝所有熱心讀者。

希望“隱形”的孩子從此能被看見，從此不再隱形，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