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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白鹿原》所敘中國革命及革命者在陜西歷史上多有可考原型，但《白鹿原》同時也是改革開放時代文學中解構革命最為有力的作品。這主要因為作者在選擇歷史素材時有意識地封存了那些可以支撐革命情境、革命正義與革命信仰的大量史實，導致革命淪為無根之木。所以如此，與當年急欲改變自身文學處境的陳忠實對“告別革命”認識裝置的契合與迎合有關。如此“革命重述”既是復活歷史，更是制作歷史，客觀上也持久地介入了當代中國的現實。

關鍵詞：《白鹿原》 陳忠實 革命 敘述

《白鹿原》在當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作用之一，在于它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的重新敘述。當然，“革命重述”是改革開放時期重要文學現象，深可探究。對此，張旭東指出：“社會主義現代性在社會、概念和想象總體性上的破裂，已經造成整個民族現實的或想象性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話語的普遍瓦解?！?從《古船》到《故鄉天下黃花》到《白鹿原》，皆可謂此種話語瓦解的現場見證，但《白鹿原》無疑是其中解構最徹底且最“兵不血刃”者。不過，論及個人態度，生性板正、真誠的陳忠實對革命卻又充滿崇敬之情。他多次肯定、贊譽革命為“艱難而又輝煌的歷史”“感天撼地的英雄壯舉”2，對白鹿原地區的革命者尤為感動，“他們是先驅，他們對信仰的堅貞不渝，他們義無反顧的犧牲精神，是這道古原的驕傲”3。倘僅以此為根據，幾可將《白鹿原》預判為“新《紅旗譜》”，然而文本卻史無前例地解構了革命。如今，《白鹿原》經典地位早已確立，這就給學術討論提供了新的可能——在陳忠實真誠情感與《白鹿原》“革命重述”之間存在深深的裂縫，此種裂縫如何呈現在文本之中，它又與改革開放時代認識裝置之間存在何種關系？這種種問題，涉及真實與虛構、時代與自我、文學與歷史之間無時不在的糾葛與互動。

一、革命者與革命的原型

在諸多創作自述里，陳忠實對《白鹿原》依據的革命者及革命原型都僅簡略提及，讓人感到陳忠實對當年關中革命并不那么熟悉，至少不如對《藍田縣志》《呂氏鄉約》及關學名儒牛兆濂那樣下過細致功夫。但近年當地文史工作者的考訂工作（如卞壽堂著《〈白鹿原〉文學原型考釋》）令人大出意料：《白鹿原》有關革命的藝術刻畫幾乎都可找到具體原型。甚至可以說，《白鹿原》的出版是陜西革命“遲到的記錄”，意義堪稱珍貴。

（一）主要革命者原型。《白鹿原》主線是白鹿兩家興衰成敗與“農村宗族式生活的斑斕畫卷”4，副線之一則為原上乃至關中地區的革命運動。如果說“歷史是成功者的記錄，而不是失敗者的記錄”5，那么《白鹿原》所記錄的卻又多為“幾乎無人知曉，遺忘得太快”6的“成功者”甚至犧牲者。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者主要是白靈、鹿兆鵬以及韓裁縫、習旅長、廖軍長等，還有如葛利高里（《靜靜的頓河》）一樣在紅軍、土匪、白軍之間不斷反復的黑娃。對這些革命者原型所自，陳忠實都較少提及，但張景文（白靈原型）例外。據陳忠實回憶，在做資料準備期間，他某天“忽然意識到，還缺少一個在這道古原上鬧革命的真實的女性的事跡”“感覺到某種巨大的缺失和遺憾”，機緣巧合，他偶然讀到張景文事跡7，頓時陷入“捶拳吁嘆的失控狀態”：

（她）因為身份暴露被國民黨特務追捕，地下黨把她送到劉志丹在南梁開辟的革命根據地，大約一年左右時間，在極“左”路線執行者發起的“清黨”運動中被懷疑為“特務”活埋了……作者是一位同樣被懷疑為“潛伏特務”的女戰士寫的，她和張景文被關押在一孔窯洞里，此前并不熟悉，關押的兩三天時間里，才得知張景文是白鹿原上某村子的人。眼看著張景文被拉出去活埋了。8

《白鹿原》采用張景文事主要有二：一，在南梁根據地因錯誤“極左”路線被活埋；二，在西安向訓導學生“用心讀書勿問抗日”的國民黨要員陶部長扔磚頭事。后者亦系實事：“1932年4月，蔣介石的親信、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奉蔣旨意，來西安地區兜售‘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在演講中“學生紛紛遞條子提出質問，戴季陶支吾搪塞的反動解答更加激起學生的憤慨，在一片高呼‘打倒頑固派，打倒戴季陶’的口號中，張景文首先喊一聲‘打’，早已準備好的石頭、磚塊、瓦片直向戴季陶打去。”9其中“拋磚頭的細節”《革命英烈》也有記載，它讓陳忠實“把握住了一位白鹿原女性的獨秉氣質與個性”10。其他如白靈讀書、抗婚、與鹿兆鵬假扮夫妻從事地下工作諸事，都主要是作家據此展開的藝術虛構（卞壽堂在《白鹿原》出版以后考訂出來的張景文諸多本事陳忠實在創作時并不深知），至于以白靈喻“白鹿”（白靈犧牲前托夢給白嘉軒，“（我）看見咱原上飄過來一只白鹿”“白鹿眼窩里流水水哩，哭著哩”11），就更是作家神來之筆，無須以原型為依據。

《白鹿原》中具有明確原型的革命者還有紅三十六軍軍長廖軍長、姜政委、習旅長等。廖軍長系以紅二十六軍創始人劉志丹為原型。“廖”“劉”音近，小說還稱廖軍長“畢業于黃埔軍校，參加過北伐戰爭，隨后被迫退到關中拉起一桿共產黨軍隊舉行暴動。暴動失敗，又退回北部高原再次組軍，直到把那支紅三十六軍又葬送在滋水縣的秦嶺山中。現在的紅軍仍沿用三十六軍的番號了”12，這幾乎是劉志丹經歷的實錄。姜政委、習旅長原型也來自紅二六十軍。小說中姜政委一意孤行，強令紅三十六軍（此“軍”僅九百多人）離開根據地進攻西安，自己卻在危難之際脫離部隊、叛變投敵，致使全軍覆沒。這段經歷完全是當年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的實錄，此人叛變后“還在六萬字的‘自白書’中，詳細供出了各地黨組織及黨員活動情況，親自帶領敵人到三原和渭北地區逮捕了數百名中共黨員和積極分子”13，其危害甚至超過1948年重慶“《挺進報》案”。至于習旅長，則直接取材于率部參加渭華起義的國民二軍旅長許權中。

以上原型指認還有更切實證據，即堅持認為三人皆為《白鹿原》直接原型且做了細致考訂的《〈白鹿原〉文學原型考釋》一書初版（太白文藝出版社2005年）書名即由陳忠實題寫，封底還印有陳忠實題語：“這本書把我寫《白鹿原》時的箱子底全都抖出來了！”這代表了陳忠實對作者考訂工作的認可。

比較起來，鹿兆鵬原型就不那么落實，呈現更多藝術虛構。當然，亦非無跡可循，“（他）集許多革命者的史實于一身”，“原型有侯德普、趙伯平、汪鋒等幾位優秀藍地田下黨的領導人，也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六軍第十六師聯絡科長胡田勛的部分活動經歷”14。其中，侯德普（白鹿原安村鎮新華村人，1902—1934）、趙伯平（白鹿原孟村鎮康和村人，1902—1993）生平事跡確實較多出現在鹿兆鵬身上，如“侯德普與他的同鄉同學、革命青年，趙伯平發動一批熱血青年搗毀了鎮嵩軍設在白鹿原西部狄寨鎮的糧臺”15，即小說中鹿兆鵬帶領黑娃所為之事，而“趙伯平以教師為掩護、在白鹿原鞏村小學從事革命活動，利用‘雞毛傳帖’動員農民聚會和土豪劣紳斗爭；領導和創建藍田農民協會，發動轟轟烈烈的藍田農民運動；去許廟三王村利用當地已有的武裝，建立農民自衛隊，給黨抓武裝等”16，也都是鹿兆鵬的行動軌跡。不過，這與其說是鹿兆鵬存在原型，不如說是鹿兆鵬之行事有歷史依據。

（二）重要革命歷史事件原型。從資料看，陳忠實對小說所涉及歷史事件，做過細致考察工作。譬如，對于小說中紅三十六軍及相關故事的敘述，即來自陳忠實細讀過的劉志丹史料：

當我獲知他在上世紀20年代國共分裂時發動并領導“渭華起義”的重大事件時，我和劉志丹的地理上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原有的印象里，他是陜北鬧革命并建立根據地的先驅，與我生活的關中有某種地理上的距離。尤其劉志丹被叛徒誘騙，把隊伍從根據地照金拉出來陷入敵軍早已布置的埋伏圈，造成全軍覆沒，覆沒的地點在離白鹿原東端不遠的進入秦嶺山區的第一個驛站張家坪。17

而杜衡不顧省委反對，強令紅二十六軍南下，導致慘敗張家坪這一歷史事件在《白鹿原》中也得到如實再現。對此，小說寫道，紅軍在姜政委激越言辭的鼓動下，整個地“陷入一種戰前的狂熱中”，“隊伍拉出山溝進入坦蕩如砥的關中平原了”，“這九百多人的隊伍就不再顯示出浩浩蕩蕩的氣勢，反而覺得過于細瘦了一點。他們沿途所經過的許多千戶大村，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村社門族自立的保安隊的偷襲和騷擾，根本不曾發生一呼百應的情況”18。這完全是當年紅二十六軍南下失利的實寫，“《白鹿原》中的紅三十六軍章坪鎮戰斗失利的描寫基本上是依照紅二十六軍在張家坪潰散的史實情況而寫的，后來也曾得到陳忠實先生認可”19。其他重要事件也多有歷史原型，如鹿兆鵬在大王鎮組織召開的省委非常代表大會，即以1930年趙伯平組織的中共陜西臨時省委第五次擴大會議為原型。此會從1930年7月1日開到9日，會議改組臨時陜西省委為正式省委，討論了整頓黨的組織與全省武裝斗爭問題，在陜西黨史上意義重大，故《白鹿原》稱“這件事辦成功了，白鹿原將載入史冊”20。

比較如實再現的還有“交農”“曠世未聞的風攪雪”等重要事件。應該說，在立志關注現實、創作《接班以后》《初夏》等作品的漫長時間里，陳忠實對白鹿原革命史實的確不太熟悉。及至做資料準備時，其觀感發生巨大改變：“（我）看到一些老革命回憶當年‘農民運動’的文章，大為震驚。渭南地區的華縣與華陰縣，是陜西農民運動的中心，運動開展的廣泛程度和卷入的農戶人數，當是北半個中國鬧得最紅火的地區，與毛澤東在湖南發動的‘農民運動’遙相響應。尚不屬于渭南中心地區的藍田縣，絕大部分村子都成立了‘農民協會’，建立了農民武裝，包括地理上的白鹿原地區。”21此處所言“許多史料”，應包括厚達708頁的《大革命時期的陜西地區農民運動》。該史料集收錄大量白鹿原所屬藍田、長安等縣農民運動史料，如《白鹿原》有鹿兆鵬燒糧臺事，此史料集則收有趙伯平本人關于“搗毀了狄寨糧臺”“把抄收的糧、物、款分給了當地的農民群眾”22之事的回憶。小說中有鹿兆鵬動員黑娃到“農講所”受訓情節，史料集則收錄許多相關通知、回憶，其中一份《長安縣農協籌備處通告各倉廒》（1927）稱，“我們農人遭劉鎮華之蹂躪，貪官污吏之壓迫，最近受無紀律軍隊之剝削。由此看來，散沙一盤的農人是不能安居的，必須組織農民協會，想法奮斗，才能漸漸免去一切痛苦”，故“辦農民運動講習班，造成很忠實很勇敢的、很可靠的、能吃苦耐勞的領袖，率大家共同組織農民協會”23。而對于辦理講習班的具體辦法也有完整說明：

（1）學生由各倉廒選送，只限三名。有區農民協會直接由區農民協會選送。（2）經費由各倉廒擔任。每名學生十五元，須開學前交清。（3）期限兩月畢業。（4）資格。不要官僚、惡紳、土棍子弟，伊等不能給大家謀利益。要純粹農民子弟，要耐勞的、耐苦的、強壯的、忠誠的分子。高小畢業或同等學歷的小學教師最宜。（5）年齡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24

該史料集還收有藍田農民運動資料9篇、長安農民運動資料34篇，其他如渭南、臨潼、華縣、戶縣等縣農運資料多達224篇。這些資料內容龐雜，涉及農民代表大會、農協與地主豪紳的斗爭、農民夜校、揭發駐軍罪惡、要求清理縣府財政、押拘惡紳等。從中頗可見陳忠實“震驚”其來有自，如1927年3月5日長安縣農民協會在西安蓮花地空場召開成立大會，聲勢盛大，據稱“各鄉農民即紛紛來場，揚旗負戈，非常威武。計到會者共五區四百六十余村，三萬余武裝農民”25，如此聲勢，甚至令百年以后的讀者難以想象。比較起來，《白鹿原》中黑娃等“十兄弟”掀起的風暴大不及此。

不難想象，對《白鹿原》中革命與革命者原型，陳忠實做了細致考察。對長安、藍田等縣及陜西全省黨史的熟稔，使他成竹在胸，小說諸多描寫都可予以史實還原。然而，藝術形象的誕生，所依據的不僅是原型資料，更主要的還是作家構造、想象與“生活化”的能力。陳忠實在此方面積累深厚，為將原型轉換為飽滿、生動之藝術人物，他堪稱沉潛玩味、涵詠久之。譬如，在得知白鹿原上第一個黨支部是由一位在北京某大學念書的青年創立時，他不禁聯想：“這個富有家庭把孩子送到北京求學，可能推想的目的是學習知識增強本領，再進入社會干一番榮耀先祖的大事，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個孩子在北京的大學里接受了剛剛在中國傳播的馬克思學說”，而當他“在宣布中共支部成立的那一刻，肯定會想到在原上的革命對象，就包括他父親那樣的財主”，“這需要怎樣堅定的信仰，需要怎樣強大的氣魄，需要怎樣無畏的犧牲精神”26。這一想象，即是鹿兆鵬形象誕生的過程。以此，鹿兆鵬、白靈等革命者較之1950—1970年代文學中的“新人”，有了更多人間血肉、更多變幻不測與更為詭譎的歷史沖刷。

既如此，為何仍說《白鹿原》是對革命最徹底的“兵不血刃”的解構呢？所謂“兵不血刃”，是指鹿兆鵬、白靈等革命者“沒有一丁點缺點”、天然帶有“切近感和親近感”27，所謂“徹底”系指陳忠實在原型改寫過程中“遺漏”了不該遺漏的事物，導致革命巨大的合法性危機。這既是《白鹿原》在茅獎評審過程中遭到部分評論家抵制的原因，亦是身在海外的范曾“感極悲生，不能自已”28的原因。隨著時間流逝，《白鹿原》成了徹底的勝利者，有關它的不同聲音日益被目為“身與名俱滅”的“爾曹”。但如果研究者愿意細究《白鹿原》之內與外，可發現其敘事生產更深的秘密。

二、那些被封存的事物

鹿兆鵬、白靈乃至黑娃等革命者的確來自讓陳忠實深受感動的“吾鄉吾土”之革命史實，也與1950—1970年代文學“人在歷史中成長”之敘述機制有所仿佛，但細致對讀本事與故事，仍可發現“歷史只同人類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實而并非同全部事實有關”29的問題在《白鹿原》中也隱蔽地存在著。即，在其“如實再現”中，仍有諸多不可或缺的史實被封存了，未能成其為“歷史事實”。

（一）革命情境的缺席。革命作為20世紀中國最為巨大的事件，其醞釀、發生或有偶然契機，但必然有普遍的問題情境。對此如何認識、如何選材，很能考驗作家的思想能力。其實，早在1939年費孝通即有如此判斷：“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斷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稅，他不僅將遭受高利貸者和收租人、稅吏的威脅和虐待，而且還會受到監禁和法律制裁。但當饑餓超過槍殺的恐懼時，農民起義便發生了。也許就是這種情況導致了華北的‘紅槍會’，華中的共產黨運動?！?0那么，在《白鹿原》時代，驅使陜西農民走向革命的歷史情境是什么呢？據史料看，陜西農民運動紛涌，與難以忍受的數端“痛苦”情形有關。（1）苦于苛捐雜稅。（2）苦于地租，“租率問題，雖沒有一個精確的統計，但被地主剝削而奪去的，至少也有半數。佃農勞苦一年，連大布衫，粗米淡飯，都不能得到”31；曾與陳忠實等合作撰寫村史《灞河怒潮》（1975）的鄭征也表示，“關中地主收租很重的，留三成算是很給你面子了，收100斤麥子給你留30斤。你嫌我收的高，那我不給你租地了，你看誰家給你多，你就到誰家去，你可以去嘛，非在我這弄不成。我這兒就是這。你不來種，可是有別人來種，但你不租地，你就沒法過了。那時候農民沒什么活路”32。（3）苦于高利借貸，“少數資本家、富豪，擁有多量資本，遇農民饑寒交迫青黃不接之際，恣意抬高物價，作本出放，并用點頭例盤剝”33，此外則是兵匪肆虐。而這一切，莫不與官紳“這剝削統治人的階級”有關：

過去政府機關及所屬的機關，就是專門保護老爺紳士們的特殊利益的機關，于是政府人員便借著這個機關，盡量庇護自己同一階級的人。于是鄉村中之土豪惡紳，便作了貪官污吏宰殺農民的劊子手。例如年來駐軍盤踞之地方，搜刮民財，官吏紳豪為狐媚上司，維持自己的官職祿位計，常結合起來作怪，肥攤過派，私刑拷打，受賄賣官，誣賴良民，此種惡劣，屈指難數。34

當然，關中土地集中程度相對較低，大地主少，故農民受地租之苦就相對較輕（秦暉甚至持“關中無租佃”之說），但政府力量（含駐軍）也因此更能下沉，“土豪惡紳”“作了貪官污吏宰殺農民的劊子手”的情形則更突出。不過，《白鹿原》既意在“民族的秘史”，目光所及，未必完全以關中為限。在國內其他政府力量相對薄弱、土地資源緊張的地區，地主力量就強大得多。其間租佃關系就不止于市場行為，還往往異化為人身依附關系。譬如，在擁地數千畝至數萬畝的大地主較為多見的淮北地區，農民所受其苦痛就比關中為深，常有令人發指的“家常便事”。據1946年《淮海報》報道，擁地2600多畝的淮陰孫圩地主孫大琨“聽到溝南佃戶陳兆臻有個美貌的姑娘，他就馬上叫幾個自衛團（?。?，挑了被子，拿著氈毯，提著尿壺，他自己捧著水煙袋跟著后面，一步三晃，三步九搖，到了陳兆臻的家里，是話未講，只說：‘把你姑娘帶來睡睡看，好才要，不好兩便。’”35其浩大淫威，連黃世仁都望塵莫及。

可見，正是農民身受的這些物質與精神的苦痛，構成了革命基本情境。當然，習于獨立思考的學者可能會問：以上材料難道不是意識形態虛構的結果？這很尖銳。然而，捐稅、地租、高利貸、性剝削等并非因左翼-馬克思主義關注才存在。在沒有馬克思主義之前，它們即已在中國鄉村存在很久，只是長期被儒家話語所封存，難以被廣泛“看見”。而且，它們皆非個別、偶然情形。倘若只是可通過慈善或個人努力即可解決的個別現象，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革命者就沒有必要聚眾造反，亦無必要引入馬克思主義。那么，對此情境陳忠實是否了解嗎？答案是肯定的。實則在1970年代他即寫過《灞河怒潮》《一筆冤枉債——灞橋區毛西公社陳家坡貧農陳廣運家史斷》等作品，已涉及經實地調查、采訪而來的高利貸、以假文書逼債奪田等真實案例，而在查閱陜西農民運動史料與地方黨史資料，對類似材料也必大量過目。就創作而言，這些情境史料都有可構成《白鹿原》本事依據，但陳忠實顯然對部分史實做了“不可敘述”的設定與“恰當”的區分、篩選與重組處理。

主要有兩層處理。（1）有限呈現農村痛苦，限定在政府苛捐雜稅所致范圍，與地主有關者（如地租、高利盤剝、官紳勾結等）則多被剝離出去。小說從未述及地租、高利貸之類問題，其間農民也很少對生活不滿，農民與地主皆自認為“莊稼人”“民人”，他們之間未因租率剝削、借貸或性占有等事發生矛盾。鹿三一類農民還為“以自己誠實的勞動取得白家兩代主人的信任”而“自尊自信”36，敘述者也屢次將此雇傭關系敘述為充滿“道義經濟”色彩的“主仆關系”。當然，小說并未說農民生活皆如鹿三，但由于小說只重點寫了這么一個農民，其生存感受就很易被體會為所有農民的生存狀況。而農民如果都如鹿三這般，革命即無任何必要。（2）剝離貧窮的結構性困境，將之回收到“個人奮斗”故事之中?！栋茁乖菲鋵嵢杂袃商幪峒柏毟F，一是“村里多半人吃食接不上新麥”，原因是“去年秋里遭了旱”37，二是有兩家女人“一個引著娃娃回娘家去了，一個引著娃娃沿街乞討去了”38，但原因是男人賭博、吸鴉片。其實，農民貧窮固然與個人道德、自然災害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階層固化與制度設計，《白鹿原》堅決排斥后一類史實。如此處理，貧窮就不再是必須通過革命才能解決的結構性問題，而是在既有秩序中即有適宜解決之道——勤勞。小說講了兩個典型案例，一是白家祖上靠給人打土坯和節儉，三年“就買回來一畝一分二厘水地”，又兩年“在祖傳的留給他的那一半莊基地上蓋起了兩間廈屋。又一年，他給自己娶回來一房媳婦”39，二是黑娃靠打土坯和做麥客，一年就“已經積攢下一筆數目可觀的銅子和麻錢”，“一下就置買來九分六厘山坡上的人字號緩坡地”。40而類似《康家小院》中康田生歷經十四五年“在小河兩岸和南塬北嶺的所在村莊里都承攬過打土坯的活計”卻仍只有“兩三畝薄沙地”的故事與史實，在《白鹿原》中皆被封存、埋葬。當然，其間其實也存在破綻：若僅靠“受苦”就可打開階層上升通道，那何以鹿三終其一生仍只是長工？如果說《康家小院》比較寫實，那么《白鹿原》就是轉入詩意想象了。

如此限制、封存處理，必然導致革命情境的消失。不過，棘手問題也由此而至。即，鹿兆鵬、白靈等革命者“沒有一丁點缺點”，但卻有致命的邏輯缺損：他們為何參加革命？小說中，鹿兆鵬、白靈何以參加革命原因不明，黑娃則略有根據，如對小娥不被允許進祠堂的不滿，來自童年的對財東娃可以日日吃冰糖的嫉恨，但究其根本仍不足為據，因為革命高死亡率且會累及家人，非有強烈動機而勢必難為。革命者缺乏可信動機，鄉村自洽而美好，自然導致《白鹿原》中的革命看似轟轟烈烈，實則全無基礎，甚至是對“仁義白鹿村”的不必要的干擾與破壞。如此“重述”，可謂對革命釜底抽薪式的解構，甚至是為“新神”登場清掃道路，所謂“遺忘不僅僅是一種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種再生性的力量，遺忘通過掃除過去的碎片，可以走向凈化和再生之路”41，非常貼合《白鹿原》之于革命情境的“封存”處理。

（二）革命正義的缺席。此亦抽除革命情境的必然結果：革命是為鏟除人間不平而生，但《白鹿原》既無剝削與不平等——恰如鹿三所言“掙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給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42——革命正義也就難以自立。當然，小說亦可正面闡釋革命正義，《白鹿原》恰好有此類機會，此即引人注目的“農民講習班”。然而，小說中長達三月的“講習班”究竟講了什么，敘述者一字未提。黑娃等回到原上以后“把在‘農講所’聽下的革命道理一遍又一遍地講給人家”43，然而到底是怎樣的“革命道理”呢，小說直至終篇都未曾提起。由此，革命正義成為小說中極為突兀的缺席者。

這是因為陳忠實不了解相關史實嗎？當然不是，實則陜西農運史料提供“革命道理”甚多，如“一般農民，因久受封建社會宗法思想的流毒與舊禮教的束縛，不明白了解，而甘愿過奴隸牛馬生活”，“現在還聽到農協會員，或非會員說：‘我們的苦楚，是前世造就的！時也，命也！有什么辦法？’或者說：‘真龍天子，何日出世？孫文完全是搗亂家……’等鬼語夢話，這都是我們農會前途的障礙物，我們要鏟除這些障礙物”44。而怎么鏟除，即“農民講習班”之目的。但遺憾的是，《白鹿原》對“農民講習班”具體內容做了堅決封存處理，但據當年長安縣農協負責人回憶，講習班課程比較豐富：

學員只收農民子弟，所有倉廒各選派人到講習班學習。學習期限為兩個月，課程有農民運動須知、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科學概論以及有關革命的文章和歌曲。講課的有劉伯堅、魏野疇、楊明軒、張會輝等同志。45

其中教員劉伯堅（1895—1935）成都高等師范學堂、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畢業，曾被毛澤東譽為“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魏野疇（1898—1928）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畢業，受陳獨秀、李大釗影響入黨，在長安縣開辦講習班時正在撰寫《中國近世史》。不難想象，黑娃等受訓所聽，必含深刻、系統的“革命道理”。亦因此故，長安“農運講習班”對各倉廒選送學員有“高小畢業”之文化程度要求。但《白鹿原》不但一字不提講習班之“革命道理”，所選學員也盡是鄉人眼中“那些龜王賊六的貨”46，與長安縣農協通告要求完全不合。而且，小說還稱這些學員回村以后發動工作非常困難，“（黑娃）僅僅只發動起來兩個人，一個是開配種場的白興兒，一個是他的女人田小娥”47，史實恰恰相反，僅白鹿原所在長安縣農協會員就“達兩萬多人”，農民運動“在縣農協的領導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東至湯峪、鯨魚溝，南至終南山麓，西至灃河兩岸，北至渭河，革命的烈火到處燃燒起來”48。對這些史料，陳忠實不但熟悉，而且還為白鹿原地區“曾經發生過的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忍不住心跳”49，但撰寫小說時卻將它們悉數刪除。如此處理，導致革命在《白鹿原》中喪失正義位置，淪為無意義的無關于民眾命運的“鬧騰”，并被鹿泰恒目為“羞了先人”“把先人羞得在陰司齜牙哩！”50。不知當年散盡家財、發展農運的澎湃若見此等言語，會對后世不肖子弟發出怎樣的一聲嘆息。

（三）革命信仰的缺席。但凡革命，都不止于權力更替，“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革命不但意味著以暴力改變現狀”，“它是一個使人類更接近于完成其使命的過程”51。而革命使命正在于創造新的相對平等的經濟政治秩序，并為民眾提供對公正社會與美好生活的承諾。從史料看，陜西農運也非常重視革命的未來承諾，如五樓廒農運講習班“主要是徐漢儒、龔自強、張俊卿（張凡）等負責并講課”“講的內容，是蘇聯人的路；社會主義遠景，抗糧抗款，打倒土豪劣紳等”52。其中“社會主義遠景”即涉及未來構想，即“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實現共同富裕，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53，但小說未給任何一位革命者以袒露自己信仰的機會。于是，在小說中，農民運動就主要表現為殺人與亂殺人，而非特定信仰引領下的革命行為。同樣，因為小說未闡明共同富裕、平等主義等革命信仰，小說人物常將國共兩黨混為一談，如朱先生認為“‘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大同小異，一家主張‘天下為公’，一家昌揚‘天下為共’”54。當然，也簡單提及兩次。一是第16章鹿兆海與白靈發生爭論，白靈提及“共產黨就要發動被壓迫者推翻壓迫者，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自由平等的世界”，但鹿兆海強烈反對，“列寧就是把窮人煽動起來，打倒富人消滅富人，結果是富人被消滅了窮人仍然受窮”55。二是第24章朱先生質疑鹿兆鵬：“你要消滅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這話聽來是很中聽的，可有的人甘愿叫人壓迫、叫人剝削咋辦？”56不過兩次皆是質疑者抓住革命“軟肋”革命者卻拙于回應。其實，兩種批評皆不難回應。在鹿兆海批評蘇聯“富人被消滅了窮人仍然受窮”時，蘇聯“五年計劃”即將啟動，并在此后五十年內創造了工業化崛起的人類奇跡，也解決了“窮人仍然受窮”的問題。至于后來解體，只能說任何制度如果缺乏自我革命能力終究會被取代。鹿兆海的批評并不切題。至于朱先生所言“有人甘愿受壓迫”，則未必因為壓迫合理，而可能是缺乏生存空間，即如孫圩地主孫大琨強奸佃戶姑娘而佃戶不敢反抗，與“甘愿”有何關系？但面對如此質疑，小說讓白靈、鹿兆鵬詞窮理屈，進一步“抹除”了革命信仰?！栋茁乖愤€多次借朱先生解構革命，如“鰲子說”，如“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之墓磚讖言。前者完全虛構，后者略有痕跡，據說“文革”之初，原型牛兆濂所在生產隊想用其墓磚砌井，但打開以后“發現墓道暗室用未經燒制的泥磚箍砌”，“（傳聞）說他死前就料定會被人掘墓，故意不用成磚而用未燒制的磚坯箍了墓室”57。不過，挖墓之事與墓磚讖言皆系虛構。如此虛構，目的在于繼續強化解構力度。

由此，所謂“全部歷史都像一張不斷刮干凈重寫的羊皮紙”58的情形在《白鹿原》中再度發生，革命信仰、革命正義、革命情境在其中依次缺席。于是，《白鹿原》呈現出奇特景觀：盡管白靈、鹿兆鵬“沒有一丁點缺點”，革命卻在其中喪失其與中國鄉村現實的深刻關系，轟然倒塌，淪為鄉村并不需要的“折騰”，甚至是破壞其美好秩序的外來因素。小說中人也多對革命不以為然，白嘉軒說“農協”“跟咱屁不相干嘛！”59認為革命只是“亂”而已，“哪怕世事亂得翻了八個過兒，吃飯穿衣過日子還得靠這個”60，朱先生亦表示“我不沾這黨那黨”61。可以說，這是改革開放時代文學給予革命的最致命一擊。

三、作為認識裝置的“改革開放”

不過，《白鹿原》對革命的解構與《古船》《舊址》《花腔》《生死疲勞》等存在明顯差異。其最明顯者，是小說內外存在作者自己也能意識到的裂縫。在小說之內，陳忠實無聲地、系統地解構革命，革命情境、革命正義、革命信仰悉被封存，但在小說之外，他對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實踐并不失樸素的情感。這緣于他的少年經歷。1956年，正上初一的陳忠實因家貧失學，但碰巧讓鄉政府書記了解到，“書記立即發了火：新社會怎能讓貧農的孩子失學？一定得上學。書記后來跟學校聯系，讓這個少年復學，學校每個月給他六元錢的助學金”62。對此，陳忠實后來表示：“我是依靠著每月八元的助學金在讀書，成為我一生銘記國家恩情的事?！?3這構成了陳忠實與張煒、李銳等望族/豪族出身的作家的深刻區別。陳忠實也很認可自己的共產黨員的身份。1966年2月，他在被接收入黨時，“心情激動難捺”“他幾乎流下淚來”64。而在晚年，他仍明確表示“十分熱愛共產黨”65，自稱“是個‘老布爾什維克’”66，并充滿感情地回憶自己當年“獨立搞過兩次農田基本建設大會戰”，一是為家鄉溺河修筑數華里“可以對開汽車的河堤”，“30多年來再未發生過浦河漲水沖毀農田的災害”，二將800畝跑水跑肥的山坡地改造為平整梯田，“至今也是一勞永逸地發揮著效益”，而這些“現在在個體生產的鄉村，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67。這一裂縫的存在引人思考：既然陳忠實對革命持有如此樸素的感情，為什么《白鹿原》還會如此系統、徹底地解構革命呢？細究起來，當與改革開放時代的認識裝置有關。

（一）作為“大勢”的認識裝置。改革開放時代有怎樣的思想面向呢？它表現為“革命世紀的終結”之后“一個持續性的和全面的‘去革命’過程”68，“（這）是一個‘告別革命’的年代。動亂年代的記憶讓人們對‘革命’這個詞疑慮重重?！洕l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的漸進改良代替了階級斗爭，在學院知識和公眾輿論的拱衛中成為順昌逆亡的歷史大勢”69。所謂“順昌逆亡”并非夸張之語，實則在改革開放初期，以革命為內容的“政治神話的宏大敘事”已然“潰敗”70，而在海外學者提出相關命題之前，新自由主義之“告別革命”思想其實已構成知識界基本的“政治正確”。其時作家言不及革命或無妨，但若繼續明確堅持革命，則必然令萬人側目、“舉世而非之”，甚至目為可恥的背叛。最典型者莫若丁玲。丁玲成就卓著、受難累累，但就因一篇記述真人真事、逆“勢”而為的《杜晚香》而陷入是非旋渦，甚至被指責為“認賊作父、認賊作娘”71。聲譽鼎盛如丁玲者尚且“觸礁沉沒”，撰寫《白鹿原》時尚不太知名的“地方作家”陳忠實又怎能不謹慎行事？

當然，陳忠實對此領悟是比較晚的。1983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康家小院》仍處于左翼-社會主義文藝延長線上，很自然地稱贊新社會“把婦女往高看”“政府愛護老實莊稼人”“村村蓋房的人多了”72，1984年發表的《初夏》的主人公實為“八十年代的梁生寶”，所思所慮仍是“共同富?！眴栴}。這些寫作與時代“大勢”完全不能吻合，盡管也曾獲獎（《康家小院》獲《小說界》第一屆文學獎），但都未能產生全國性影響。等到1988年正式撰寫《白鹿原》時，改弦易轍、順“勢”而為，就成了陳忠實審慎、成熟的選擇。《白鹿原》可以說是“內”與“外”相互作用、個人對“大勢”斟酌考量的結果。

（二）陳忠實之于“大勢”的契合。在“告別革命”認識裝置中，“只有革命者”“掌握著歷史性的未來（l’avenir historique）的超驗性與意義”73的說法不再被承認，20世紀中國革命及社會主義實踐被認為所成無幾，代價巨大。陳忠實歷史認識與此的確有契合處。可以他體會最深的農村變遷為例。此前，他受李凖、柳青小說及毛澤東批示的影響，以為“農業集體化是農民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唯一選擇”74，但到1982年他卻親自負責“把生產隊集體的大片耕地，按照地質的優劣劃分等級，再按人頭分給一家一戶。我看著那些剛剛分得或寬或窄或大或小一綹一塊土地的農民，當即動手在地頭栽上界石，再用鐵耙刨成隔梁”75。此番情景，令他不能不感到巨大的歷史斷裂感：

我在渭河邊的村子里，接觸那些自合作化伊始就當干部而依舊是掙工分的農民身份的男人和女人，不由得想到柳青筆下的梁生寶生活原型王家斌，他們無非是沒有遇到某個作家才默默無聞，他們和我熟悉后，總是隨口發出慨嘆，30年前咱動員人家把牛合槽飼養，30年后咱又把牛分給人家給拉回家去，你說咱30年倒是干了一場啥事嘛！76

當然，陳忠實是理解并支持改革的，因為1970年代農村仍然普遍貧困，“即如我工作的公社里的條件甚好的一些村子，也發生農民口糧欠缺吃不到新麥上場的窮困地步”77。而分田到戶次年“一料麥子的收成，抵得上生產隊三年或四年分配的夏季口糧”78的事實，也讓陳忠實相信前30年“干了一場啥事嘛”，以之為“折騰”之意呼之欲出。鹿兆海對蘇聯“富人被消滅了窮人仍然受窮”的批評，似乎更多是對中國土地改革與農業集體化而發。

不過，其間也折射出陳忠實的某種局限，即，思想能力的不足。這樣說廣受尊敬的陳忠實，并非有意“輕薄為文”，而是陳忠實對事關集體化的幾個重要問題的確缺乏考量：（1）農業集體化并非令人喪氣的“干了一場啥事”，“其實質=集體化+機械化，目的是以鄉為單位建立高級社，實行土地規模經營，以承載城市資本品下鄉、完成‘工農兩大部類交換’提取農業剩余用于內向性原始積累’”79。沒有農業剩余提供的天量資金，我國今天引以為傲的完整工業體系、世界最大工業國根本無從談起，而“農民口糧欠缺”問題也與國家“勒緊褲腰帶”、不得不過度提取農業剩余的工業化戰略有關；（2）聯產承包責任制（單干）的確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但其改革效應數年內即釋放殆盡，人均僅1—2畝的小農經濟的局限性很快暴露無遺，“三農”問題長期困擾國家決策部門，而近年學界提倡以“村莊的新集體化”“解決鄉村的組織化和內生性問題”80，證明“集體”并不宜于輕率告別；（3）1982年后農村集體所有制也未如陳忠實所以為的“徹底瓦解”81，瓦解的是其集體經營方式，土地集體所有制度則一直延續至今，并在改革開放時代發揮了吸納“回鄉勞動力”“紓解了城市就業壓力和治安壓力”82的重要功能；（4）包含集體化/工業化在內的社會主義實踐也未在《白鹿原》創作之時戛然而止，其實中國共產黨“‘徹底否定’了‘文革’”，但“并沒有‘徹底否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價值”83，改革開放40余年來，社會主義實踐一直在曲折前行，“共同富裕”也于新時代重新成為國家戰略方向。

以上種種，陳忠實皆缺乏深入思考。譬如，他“后半生的一個愿望，就是為楊偉名寫一本書”，認為“他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靈魂”，并“為楊偉名的事情來過戶縣十幾次”，楊偉名是戶縣農民，“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以《當前形勢懷感》（又名《一葉知秋》）上書省市以至中央，引起了強烈反響”84，其主要思想即是提出單干。可見，直到新世紀，陳忠實都未能認識到單干并非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長遠之策，也未對“三農”等問題有深入思考。而在創作《白鹿原》時，他更無力辨識自己所置身時代的認識裝置的急躁。于是，《白鹿原》為朱先生墓內添加了墓磚刻文“折騰到何日為止”85（牛兆濂墓無刻文）。這已不止于對紅衛兵的諷刺，也隱含著作家對整個中國革命的“蓋棺論定”。亦因此，《白鹿原》遮蔽革命與民眾之關聯，封存革命情境、革命信仰與革命正義。實則陳忠實對劉志丹作為共產主義信徒與“現代俠盜羅賓漢”“在窮人中間，他的名字帶來了希望”86等信息比較了解，但《白鹿原》不讓讀者“看見”廖軍長等的信仰。而且，陳忠實曾在車丈溝實地調查民國鄉村史實（撰成村史《灞河怒潮》），對白鹿原地區民眾遭受“地租的剝削”“高利盤剝”“超經濟的掠奪”乃至農家女性“有的且被迫陪著地主睡覺”等87不堪生存真相也有所了解，但《白鹿原》亦拒絕了這些真相呈現。可以說，所謂“過去的事實”“沒有全部被歷史學家當作歷史事實來處理”88的現象，在《白鹿原》中相當突出。于是，《白鹿原》中的革命看起來形跡豐富，實則缺乏根基與“靈魂”。

（三）陳忠實與“大勢”的迎合。何出此言？因為“告別革命”之認識裝置有一誤區，即認為左翼-社會主義文藝中的民眾苦難乃話語虛構之物，故在與“政治神話的宏大敘事”作別時，往往也將“沉默的大多數”的生存真相一并拋棄。但出身底層的陳忠實必然深知二者區別：的確，左翼-社會主義文藝召喚了農民身受的物質的與精神的苦痛，但在此種話語誕生之前，“鐵爐王”“河東王”“河西王”“五霸七雄”一類土豪劣紳已在白鹿原地區普遍存在，二者究其根本實為兩事。如果陳忠實與“告別革命”認識裝置僅是契合的話，那他大可選擇告別前者，但對于后者（民眾所經受的痛苦）仍可如實敘來。在這方面當代文學多有成功案例，如《一九四二》記述1942—1943年河南饑荒，近年“新東北作家”講述九十年代東北下崗，皆未援用左翼-社會主義之壓迫/反抗機制，但都深入民眾的真實生存，顯示了文學動人的思想品質。《白鹿原》看似與它們相似，即“從多重角度探索他們豐富的真實的心靈歷程。避免重蹈單一的‘剝削壓迫，反抗斗爭’的老路”89，但其實大異其趣，在“避免”“老路”的同時連民眾生存現實也“避免”掉了：在白鹿村中“看不到剝削壓迫”，而有著“像白氏族長白嘉軒那樣奉行仁義和秉承族規，對待長工親如兄弟、情同手足的地主富農，有像鹿三那樣對主人忠心耿耿、死而后已的長工”90。當然，這類仁義佳話在廣袤鄉村不難找出若干實例，但它無疑不符合白鹿原地區大概率的生存真相。陳忠實如此選擇，明顯是在迎合“告別革命”論，因為僅如《一九四二》《平原上的摩西》那樣呈現民眾生存真實，是無法有力解構革命的，甚至可能讓人對逝去的革命生成某種共情，然而隱藏民眾大概率的生存苦難，構制“仁義白鹿村”，則可從根底上抽掉革命在中國大地上的情境根基，使之淪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坊間對《白鹿原》“挖祖墳”之評議，即大略基于此。以此而論，在《白鹿原》選擇“可以敘述之事”的考量中，歷史上白鹿原地區農民（亦即陳忠實之父祖鄉鄰）的真實生存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能造成“順昌逆亡的歷史大勢”的“告別革命”之認識裝置。

當然，或有人質疑，陳忠實如此杰出，怎會有意識地迎合某種認識裝置？其實不然。陳忠實之被認為“杰出”，是《白鹿原》出版以后。而在此前，他雖得過全國短篇小說獎，但并非“全國性作家”，在與路遙、賈平凹等后起同輩人的競爭中也相形見絀。“沒世無聞，古人惟恥”，古代士人的這種執拗，在他身上體現得無以復加。傾盡心力的《白鹿原》其實是創作黃金期即將逝去的陳忠實的最后“決戰”（弄不成就養雞）。所謂“決戰”，不是要“藏之名山，傳之后世”，而是必須一炮打響、撼動文壇。這意味著，欲獲當下承認的《白鹿原》絕不可以挑戰評論界與讀書人的“共識”，哪怕這種“共識”違反諸多客觀存在的事實。此亦時勢力壓個人的必然結果。據友人回憶，“忠實在文學創作中始終堅持他的‘合拍論’的創作模式。忠實所謂的‘合拍論’，指任何形式的文學作品中，包括主題思想，情節內容，都要同時代、社會合拍”，“沒有任何文藝作品，能夠超越出時代的軌道”91?！栋茁乖妨钊苏饎拥男悦鑼懠闯鲇凇昂吓摹薄坝写挝覇栔覍?，你在《白鹿原》里寫那么多性行為做啥？忠實說，‘性’這個東西很討嫌，但沒有外國人就不看”92。別人可能“不看”，其實是懸在陳忠實頭上的一把利劍。因此，即便明知“告別革命”論存在誤區，他也不敢違逆。試想，如果《白鹿原》以同樣的語言、細節如實講述地租、高利貸、攤糧、派款，它還能迎來潮水般的贊譽嗎？答案不言而喻。在此意義上，所謂“（文本）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源于一個復雜的生產過程，受到多種不同層面社會結構力量的制約”93的說法，實在是通透之見。于是，作家與時勢由此呈現雙贏狀態：“告別革命”論在此收獲了最好的文學佐證，《白鹿原》也通過迎合讀書界的“去革命”共識而迅速被接受并完成自身經典化。當然，質樸的陳忠實在隱蔽地抽空革命的同時，卻并未如《古船》《從兩個蛋開始》《銀城故事》《老生》等小說一樣將革命徹底歸為粗鄙欲望?！栋茁乖啡越o了革命形式上的尊敬：鹿兆鵬、白靈皆無道德缺點，朱先生也稱“天下注定是朱毛的”“毛的書我看過，書是寫得好，人也有才?！?4

由以上改革開放之認識裝置的介入及其對《白鹿原》中“可以敘述之事”與須被封存之事的選擇，可見“革命重述”話語實踐牽涉頗廣。（1）“革命重述”作為改革開放時代的特定話語實踐，系由作家體驗、歷史事實與時代認識裝置等多種力量互動生成。新自由主義作為改革開放時代知識界的支配性話語，在其中起了決定性作用。（2）“革命重述”所呈現的革命，與革命的過去存在巨大裂隙，所謂“過去不是被保留下來的，而是在現在的基礎上被重新建構的”95，在此得到活生生的例證?！栋茁乖方嬃俗约和暾乃囆g世界，但卻不可以直接目為“民族的秘史”。（3）“革命重述”之重述歷史，其目的與其說是復活歷史，不如說是通過復活歷史、制作歷史以參與當下現實的思想斗爭，即所謂“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96。于今觀之，新自由主義設想的未來是“在沒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進自發私有化進程，并通過立法程序將這一人為制造的階級和利益分化過程合法化”97，對此陳忠實未必意料得到，也未必贊成，但《白鹿原》卻在利用“告別革命”之認識裝置的同時為新自由主義所用。由此，其巨大文學聲譽也成為后者“去革命”斗爭中的一柄利刃，并將持久地介入當代中國的現實，形塑眾多年輕讀者的歷史認知與現實選擇。這也是文學與歷史之間耐人尋味的關系。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點項目“改革開放40年小說本事資料的發掘、整理與綜合研究”（項目編號：21AZW02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張旭東：《全球化與文化政治：90年代中國與20世紀的終結》，朱羽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

2 3 6 8 10 17 26 27 74 75 76 77 78 81 89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184、184、180、185、181、178、184、145、143、151、147、153、143、171頁。

4 陳忠實：《內容說明》，《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

5 88[英]E.H.卡爾：《歷史是什么？》，陳恒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230、91頁。

7 據卞壽堂考證，張景文實為“張靜雯”，其人物背景事跡是《白鹿原》中白嘉軒接到革命烈士碑【注：是‘革命烈士’牌子】后才知道女兒白靈下落的一段史實原貌”。參見卞壽堂《〈白鹿原〉文學原型考釋》，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186頁。

9 13 14 15 16 19卞壽堂：《〈白鹿原〉文學原型考釋》，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184、180、161、161、163、77頁。

11 12 18 20 36 37 38 39 40 42 43 46 47 50 54 55 56 59 60 61 85 94陳忠實：《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37、542、390、446、79、99、111、355—356、170、79、210、200、210、239、329、285、433、202、203、559、642、626頁。

21 49 57 65陳忠實：《陳忠實文學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148、148、144、11頁。

22趙伯平：《大革命時期陜西農民運動的一點回憶》，《大革命時期的陜西地區農民運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頁。

23 24《長安縣農協籌備處通告各倉廒》，《大革命時期的陜西地區農民運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頁。

25《長安農民協會成立到會者五區四百余村共三萬余武裝農民》，《大革命時期的陜西地區農民運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頁。

28 62 64邢小利：《陳忠實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19、52頁。

29[英]湯因比：《歷史研究》（上冊），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頁。

30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37頁。

31《田賦租稅決議案》，《大革命時期的陜西地區農民運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頁。

322024年7月21日筆者采訪鄭征先生記錄。

33《高利借債決議案》，《大革命時期的陜西地區農民運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223頁。

34《懲辦貪官污吏及土豪劣紳決議案》，《大革命時期的陜西地區農民運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頁。

35洪崖：《孫二太爺的后代》，《淮海報》1946年7月15日。

41[美]大衛·格羅斯：《逝去的時間：論晚期現代文化中的記憶與遺忘》，《文化研究》第1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頁。

44《農村教育決議案》，《大革命時期的陜西農民運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226頁。

45 48郗曉峰：《大革命時期的長安農民運動》，《大革命時期的陜西農民運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308—309頁。

51[奧]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社會主義：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分析》，王建民等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268頁。

52楊敬之：《五樓廒農協活動情況回憶》，《大革命時期的陜西地區農民運動》，第320頁。

53嚴海蓉等：《社會主義實踐的現代性》，《開放時代》2012年第11期。

58 96[英]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董樂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2頁。

63陳忠實：《父親的樹》，《吟誦關中》，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頁。

66 92陳鑫玉：《陳忠實是“咋就把個事弄成”的》，《鄉黨陳忠實》（續），《灞橋文史資料》2020年第25輯，第173、167頁。

67陳忠實、馮希哲、張瓊編選《陳忠實訪談錄》，陜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4頁。

68 83 97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56、111頁。

69張之揚：《告別革命與繼續革命——〈讓子彈飛〉與“后革命”時代的革命想象》，《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1期。

70南帆：《八十年代：話語場域與敘事的轉換》，《文學評論》2011年第2期。

71袁良駿：《丁玲和女權主義漫議》，《中國現當代文學一顆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學創作國際研討會文集》，湖南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頁。

72陳忠實：《康家小院》，《小說界》1983年第2期。

73[法]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呂一民、顧杭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頁。

79 82溫鐵軍等：《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5、211頁。

80嚴海蓉、高明、丁玲：《鄉村紀事》，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版，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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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美國]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82頁。

87劉不同：《我在土地改革中的幾點收獲和幾點體會》，《陜西省土地改革資料匯編》（第1集），陜西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員會編，1951年，第292頁。

90梁勝明：《“告別革命論”的圖解和演義——論陳忠實〈白鹿原〉兼及雷達、陳曉明等同志的評論》，《甘肅高師學報》2010年第3期。

91張君祥：《我和忠實五十年》，《鄉黨陳忠實》，《灞橋文史資料》2019年第24輯，第18頁。

93[美]大衛·克羅圖、威廉·霍伊尼斯：《媒介·社會：產業、形象與受眾》，邱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頁。

9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頁。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