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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城市文學研究的變化始終伴隨著城市史觀與文學史觀的變化。1990年代以來，由于近代史觀的多元性，以及對于現當代文學史觀復雜狀態的影響與形塑的新的認知，城市文學研究也出現了較大變化，主要表現為：在研究視角上，近代史觀與文學史觀的雙向互動，引發了城市文學研究視角的變化，主要呈現為革命敘事、啟蒙敘事和城市日常性敘事三種視角。從研究對象上，晚清文學既改變了1990年代城市文學的基礎觀念，也構成其研究對象。在研究范式方面，1990年代開始逐漸從“城市文學”研究，轉向“文學中的城市”研究。

關鍵詞：城市文學 文學中的城市 范式轉變 晚清

1990年代，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建立，消費時代來臨，經濟關系成為城市日常生活的主導關系，宏大話語日漸失落。1980年代那種頗為濃厚的精英意識在當代文學的創作中開始逐漸消散，也難以再有一種權威性的思想話語可以統一大眾的意識，1980年代文學居于社會話題中心的情況不再。1990年代的文學創作進入了個體化時代，文壇開始回歸個體日常邏輯。同時，文學史研究也開始呈現出職業化特征。1990年代初《學人》雜志的創刊，標志著現當代文學學術研究日趨專業化。對文學現代性的反思和討論，也使文學史敘述與研究趨于多元化發展。

正是在這個年代，城市文學創作開始脫離宏大敘事，呈現出生活日常性邏輯。城市文學研究開始超越1980年代以左翼、啟蒙、鄉土為主的主導敘述，占據顯要位置，同時更加關注城市日常性，并產生了相應的研究成果。同時，晚清文學作為城市文學的研究對象，挖掘其在物質消費、大眾傳媒、民族國家三個方面 “被壓抑的現代性”， 成為1990年代城市文學研究的重要方面。最后，1990年代城市文學研究發生了從“題材論”向“話語論”的轉向，即由1980年代以來對城市題材的關注轉向1990年代以后對城市意識的關注，“文學中的城市”這一研究范式得到強調。

一、城市文學研究和文學史觀的互動

1990年代城市文學研究的變化，其背景，來自于對于中國近代史中的鄉土、啟蒙與城市日常性三者關系的重新認識，以及其導致的文學史觀的改變。

總體而言，城市文學研究主要沿著幾種文學史觀的變化而演進，而這又與1990年代以來近代史觀的多元化趨向相同。首先是革命敘事，在革命邏輯中，城市處于被壓抑的地位，城市文學研究也被文學史研究所排除。1990年代以后出現了以革命視角發現城市文學的另一種現代性——基于公共性和集體性的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城市文學研究，如張鴻聲（《城市現代性的另一種表述：中國當代城市文學研究（1949—1976）》，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其次是啟蒙敘事，其研究路徑是基于啟蒙視角重新發現評價晚清城市文學“被壓抑的現代性”以及對海派文學歷史地位進行重新評價。后者主要見于吳福輝（《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許道明（《海派文學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李今（《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對海派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再次，關于城市日常性的研究。這方面更能體現出新史觀的影響——尤其是以年鑒派為代表的西方新的史學觀念在其中得到了集中體現。諸如，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園開放與公共空間的拓展》，《學術月刊》1998年第8期）論述了晚清一些上海私園的開放使很多大型公共活動得以出現，是上海城市發展和市民社會生活的前提；袁進（《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認為1902年到1905年是上海市民政治熱情的高漲階段，是上海市民在爭取獨立自由，獲得“公共領域”的時候；羅威廉的《晚清帝國的“市民社會”問題》（見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認為晚清各種風格的茶館、酒樓同早期現代歐洲的咖啡屋具有一樣的催化功能，孕育了大眾對公共問題的批評和論爭。而一些相對獨立于國家控制之外的自愿組織——19世紀漢口的商業行會和慈善組織——在改變大眾流行思想上起著重要作用。當然，也有人認識到了將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運用到中國時的困境，因為早期上海的公共空間有著強烈的中國語境，它與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完全獨立在外的。雖然如此，畢竟近代城市的公共性由近代城市生活的變化而衍發，構成了近代城市日常性文化的基礎，同時也是近代城市文學的基礎。

以上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現代文學史研究呈現出不同的敘述范式，我們可將其歸納為三種敘述范式：革命敘述范式、啟蒙敘述范式和城市日常性敘述范式。首先是革命敘述。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是基于1949年后的修史需求以及大學課程體系調整的產物。發端于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伴隨著強烈的民族革命、階級革命色彩。資產階級革命尚在起步階段之時，無產階級革命就已經醞釀、發展，并隨著歷史推進掌握權力話語。可以說，作為新興意識形態的方向，毛澤東1938年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現代文學史書寫規定了性質，劃定了范圍，提供了方向，并由此衍發了文學史研究的“革命敘述”模式。其次是啟蒙敘述范式。伴隨著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落幕，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第四次文代會上鄧小平提出的“不橫加干涉”“不發號施令”以及《人民日報》“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倡導，開啟了全面的思想解凍，文學研究也開始了啟蒙立場的回歸，學術界開始從知識分子立場而非政治意義去評估文學史。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現代文學中的城市文學研究影響最深的當數文學史觀。亦即什么樣的研究范式，便有著什么樣的文學史觀，而文學史觀的變化相應地也會影響著城市文學的研究。“史觀”對“城市文學”的深層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革命史觀對城市文學研究的影響。韋勒克說：“在文學史中，簡直就沒有完全屬于中性事實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顯示出對價值的判斷。”1在這方面，城市文學研究同文學史研究一樣，總是存在“文學標準”與“歷史標準”的權力博弈，并在這種權力博弈中定位自身。城市文學研究體現了這一權力話語運作于學科生產的一個表現。

五四時期的敘述大致可以概括為啟蒙敘述，“知識分子與大眾”是文學中普遍存在的敘述視角。隨著國共斗爭日益白熱化，抗日戰爭危及民族存亡，這條個人主義的發展道路隨之被群體秩序與群體力量的建設所斬斷。新的民族國家想象開始生成，它不再來自精英階層以西方為模板所設計的資產階級道路，而是以鄉村開展的農民革命為想象依據，在這種想象中，并沒有個性和自由的位置（這在當時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思想）。毛澤東為這一轉換指明了方向，即“向工農兵學習”。由此，啟蒙者變成被啟蒙的對象，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想象轉換成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民族國家想象，公共性和集體性得到空前的凸顯。

革命敘述對城市文學的影響，常使人們將1949—1979年這一時期的城市題材創作，視為城市文學的異端。然而，現代工人階級武裝起來的政黨，本身就是城市的產物，他們廣泛活躍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同樣，要實現革命的目標——推動中國社會由前現代形態向現代性過渡——奪取城市也是其必然手段。于是呈現在城市文學，在中共指導下的文學創作，更重視生產性的工業大城市而非消費性的、商業邏輯的都市。國家意義上的公共性、組織社會與大工業邏輯等城市的左翼政治特性得到凸顯。該時期的工業、廠礦、車間諸類題材的小說創作，日常經驗生活被簡化抽走，成為從“左翼”角度觀照城市的重要文本。此時期的城市文學，往往因城市政治和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而受到忽視，它們大多被當作“工業文學”處理。在常見的當代城市文學研究專著中，對該階段的城市題材文學，多見其略而不談。城市文學被分裂為新中國成立前和1980年代以后，由革命敘述范式支配的城市文學將“工業”作為根本，而有關“城市”的創作被完全排除。直到1990年代，西方的梅斯納、德里克，中國的汪暉、劉小楓等學者提出“社會主義現代性”的論斷，肯定了革命年代城市的另一種特殊的現代性，才形成新的“接續”。因此對文學而言，也必然存在著某種社會主義現代性城市敘述。這樣，挖掘社會主義屬性的城市文學現代性的相關研究開始出現并得以深入。如張鴻聲的著作《城市現代性的另一種表述：中國當代城市文學研究（1949—1976）》。

其次，啟蒙敘述范式對城市文學研究影響。1980年代以前，按照革命敘事的評價標準，城市文學并未受到重視。1980年代到199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新文學研究整體觀”和“20世紀中國文學命題”的提出，文學史研究開始不滿足于政治框架內的敘述模式，對五四初期文學、魯迅小說與散文、鄉土文學、民主主義文學、“1980年代文學”的研究成為重點，文學史觀研究發生了從“革命敘述”到“啟蒙敘述”的轉變，知識分子視角的文學史闡釋一度成為主流。然而，這一時期城市文學研究成果依舊稀缺。城市與鄉土在相當程度上，屬于知識分子思想文化的對立物。1990年代以后，基于啟蒙視角重新發現評價晚清城市小說“被壓抑的現代性”以及海派文學歷史地位成為城市文學研究的重要面向。諸如范伯群對通俗小說的研究，他在1989年出版的《禮拜六的蝴蝶夢》，以及隨后的《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叢書》《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全面系統地研究了晚清通俗文學的發生發展過程，糾正了過往對通俗文學的偏見。海派文學的重要研究成果見于吳福輝、許道明、李今、李歐梵、楊劍龍等人的著作。

由于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史觀開始向城市日常性轉換，一方面造成了城市文學的研究日益興盛，另一方面，城市文學被看作與鄉土文學截然不同的文學形態，其闡釋力度被空前強化。對城市文學的研究，也開始改變文學史的敘述格局。

陳平原在其《想象都市》一書中，提出了要借助“文學的都市和都市的文學”這一有待彰顯的面相來重構中國文學史的圖景。2這一視角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過去我們的文學和文學史，無論是古代還是現當代的，總是過多地關注鄉村，鄉村總是被賦予一種精神家園和心靈故鄉的意涵，是一種信仰般的審美理想。與之相對的是，對都市的沉迷留戀總是被視為腐朽的、墮落的表現。因此，揚鄉村而抑都市成為一種書寫慣性。然而，人類文明自誕生以來就和城市發展緊密相關。城市是人類文明演進的產物，城市發展所帶來的新的社會體驗完全不同于鄉村。在這方面，城市文學為我們提供了現代社會另一種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況，城市文學研究也為中國文學史的寫作找尋到了新的闡釋空間。

最后，不同于革命敘述和啟蒙立場的城市文學研究，1990年代的城市文學研究開始凸顯城市現代性角度的觀察，呈現出注重城市日常性的特征。這種情況的出現，來自對近代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城市史觀的變化推動了對城市文學的理解，由此也使得文學史觀發生了變化。從現實層面來看，1990年代大規模城市化進程，以及其所導致的城市社會現象使得城市地位越發重要。而在理論上，1990年代后引入國內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民族國家等概念，也將城市化作為近代社會變革的動因。基于公共領域理論，特別是基于其半資本主義社會公共性而建立的認知成為城市文化研究中的新路徑。

1990年代城市化的迅猛推進與各種城市現代性事物的出現，都與近現代時期的城市現象有著巨大的相似性。包括1990年代以來的文學創作，如新寫實小說等，也都源于現代城市的日常性基礎。鑒于此，城市日常性成為1990年代建立現代史觀、重新認識文學史的一個向度。隨著城市文學及其研究的興起，現代文學史的總體格局發生了變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形成的以啟蒙文學、工農兵文學、鄉土文學為主要形態的文學史格局，逐漸轉變為啟蒙文學、鄉土文學、城市文學鼎足而立的局面”3。此外，西方新的史學觀念，以法國年鑒派為代表，對民間社會形態、“公共領域”、行會、商會、社團等的重視，使得我們在進行城市文學研究時有了新的參照，開始把目光投向和城市發展密切相關的媒體輿論、大眾傳播、經濟制度、學校教育、出版機構、流行生活等公共社會領域，并由此就城市文學的發生與發展進行討論。

二、晚清文學作為城市文學的研究對象

在1990年代后的城市文學研究中，晚清文學既構成了城市文學研究的淵源與基礎，同時也是研究的對象。晚清以前的中國城市大都以政治軍事功能為主，城墻建筑起了城市的意識形態性和防御功能。近代上海打破了傳統的城市形態，它聽從于商業的、欲望的、時尚的消費意識形態，是相對意義上的現代城市。晚清上海的城市自治、商業發展是其出現公共領域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現代性的國家、社會與文化想象。一批公共知識分子如王韜、馮桂芬等開始出現，社團、報刊等媒介在上海蓬勃發展。與此同時，具備社會活動需要或政治觀念表達的公共性空間也在上海出現。近代城市的公共性由近代城市生活的興起變化而衍發，構成了近代城市文化的基礎，同時也是近代城市文學的基礎。

晚清文學作為城市文學的研究對象，對其研究主要突出在以下幾個面向：

首先，從物質消費層面研究晚清城市文學現代性。一方面，興起的城市消費性，特別是關于報刊文學創作、閱讀、發行的平臺，構成了城市文化的基礎，另一方面，城市新興的消費性生活也構成了文學的敘述對象。晚清時期的上海構成了一個耀眼的流動都市空間。在這里，文本和城市相互作用，城市既為文學提供新的素材，也是文學想象性的產物。其中，新的城市空間造成了新的人群的組成和流動，造成了消費意識形態的興起和市民審美的變化，同時視覺文化對文本的沖擊、對女性身體的觀看等方面，造就了晚清上海書寫的摩登氣質。1990年代后，對都市（主要是上海）消費生活進行研究的著述成為晚清文學研究的重要一面。如熊月之的《異質文化交織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版）、姜進主編《上海：都市想象與日常生活的更張》（上海辭書出版社2021年版）也都揭示了上海這個新興移民城市最初的城市生活狀態。

其次，對晚清城市文學與大眾傳播關系之間的研究。晚清時期出現的新興傳播媒介是城市的新生事物。新興媒體的出現造成了民族國家意識的傳播。安德森曾提出報紙和小說作為技術媒介為民族國家這種想象的共同體提供了技術手段。同樣，哈貝馬斯在其公共領域理論中，也指出了英、法的期刊和沙龍與其公共領域形成之間的緊密聯系。這些理論激發了1990年代以后從媒介角度來研究晚清文學現代轉型的興趣。袁進《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廣西師范大學2006年版）討論了晚清傳播的市場化及其影響下的文人身份的轉變、市民讀者群的形成和通俗小說興起。張天星《報刊與晚清文學現代化的發生》（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分析了晚清報刊業的發展與文學制度、文學創作、文學批判的關系及其影響。海外學者如美國芮哲非的《谷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1876—1937）》（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分析了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出版業在西方市場性因素影響下的現代化技術變革，以及印刷資本主義對于文化和觀念的推動。

某種程度上來說，一個能夠有效傳遞信息的社會機制很大程度決定了一個國家是否產生“共同體”，而信息傳播的速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種“共同體”的范圍。傳播是要在人與人之間實現一種信息的共享，信息必須要被它的受眾接受才能達到普及和連接的效果。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現代傳播就沒有現代文學審美或審美的現代性”4。而晚清印刷技術的提高，以及報刊等新興媒體的出現，使得晚清知識分子思想的大規模傳播成為可能。在傳播領域的改革中，印刷技術的提高（如使用機制白紙印刷、煤氣印刷機等技巧）使得改良派利用小說啟發民眾的愿望得以實現。

在上海租界的印刷行業尤其繁榮。上海因其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和發達的經濟條件，促成了作家的聚集，也為作家們提供了工作職位以及豐富多彩的文學創作題材。晚清小說大部分都在上海出版，這些小說以報刊為載體，表現了新的印刷技術下小說內容和形式的現代轉型（主要是向通俗化的轉型）。與此同時，知識分子身份也在發生轉型，李仁淵在其《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鳳凰出版社2019年版）最后一部分以江南為中心，論證了新式傳播媒體在知識分子轉型中所起的作用，知識分子為報刊注入的政治功能以及官方對新傳媒由封禁轉為對抗和規范。與之相伴的是，具有政治、社會和思想基礎的士人，開始了趨近西方的、現代的知識系統的身份轉變。

最后，由于晚清以來文學的民族國家使命，中國城市也被賦予了與此相應的形象，上海成為民族國家現代性建構的典范。作為中國的首座城市，對上海的理解被附著了一層國家邏輯。這表現在“一是上海體現出的在殖民體系中的邊緣、破產、畸形、墮落以及擺脫殖民統治獲得解放的國家元敘事；二是上海體現出的國家現代化中心地位與大工業、物質繁榮乃至全球化圖景”5。

在近代以來對上海的城市書寫中，多表現出對上海城市道德的厭惡。這源于作家面對西方物質文化的沖擊，那些所謂“奇事”往往不合乎東方人的認知和審美，他們對傳統道德的摧毀感到一種深刻的恐懼。上海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一塊中國的“飛地”，彌漫著崇洋、奢靡、淺薄之風。這些對上海腐敗和墮落的種種指摘，為上海增添了非中國性的、殖民化的色彩，從而與內地鄉土中國形成了分離。

然而，也正是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民族國家意義上主權的喪失與恢復、對世界主義全球化的思考實現國家現代化的追求等諸多問題在這里的集中呈現。而從民族國家理論出發挖掘晚清文學的現代性，在1990年代以后的晚清研究中蔚為大觀。單正平《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梳理了晚清民族主義的興起及其在文學中的表現。顏健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就晚清的世界想象、空間觀念、民族建構以及革命思想等方面，分析晚清士人如何看待世界和定位自身。

綜上，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理論，以及法國年鑒學派尤其是布羅代爾的經濟史觀注重對長時段的考察，關注物質生活，包括中層領域中的集市、商業的經濟活動以及文化游娛場所，引發了對于晚清社會出現的行會、商會、紳商、社團、輿論場的關注。對晚清文學的研究，也漸漸切近對城市的關注，并走向多元。如李歐梵所言，我們應該把對20世紀的追悼融入21世紀，而不是近代和現代一分為二地去理解6。整個晚清，充斥著復雜的中西新舊的社會文化現象，其在主題、形式、文學審美和接受等多層面都產生了區別于傳統中國文學的異質性。

三、“城市文學”與“文學中的城市”的范式轉變

就研究范式而言，1990年代城市文學研究最大的變化，就是從“城市文學”研究轉向“文學中的城市”研究，帶有從“題材論”到“話語論”的鮮明的轉變特征。1990年代初，這種范式的變化端倪，在于對城市文學創作和研究中“城市意識”的強調。而在新世紀之后，“文學中的城市”范式越來越得到響應。

城市文學的書寫受城市現代化進程的影響。中國的城市文學研究在1980年代開始出現。此時，大規模的城市化浪潮尚未出現，城市文學創作也并不繁榮，城市文學研究也相對薄弱。而1990年代，伴隨著迅猛的城市化進程，城市文學研究呈現出強勁態勢。比如，1990年代以后，開始出現城市文學作品集的編選，如徐劍藝主編的《新都市小說選》、陳曉明編選的《中國城市小說精選》等。新世紀以后，有上海作協和上海文學發展基金會發起并組織的《海上文學百家文庫》編選、何銳主編的《感覺城市：中國城市小說年選》等，都帶有擴大研究視野的展拓性質，說明了學術界已經將城市文學作為現當代文學史認知的一個重要參照。

與此同時，城市文學研究究竟遵從何種范式，也作為研究現象開始出現。1983年在北戴河召開了首屆城市文學理論筆會，參會者將城市文學定義為“凡以寫城市人、城市生活為主，傳出城市風味、城市之意識的作品”7。這表明了將“題材”作為衡量作品是否屬于城市文學時的標準。與之對應，此時的城市文學的研究多采用“反映論”的研究范式。即以題材為限定，以堅定的社會學、歷史學理論為基礎，認為城市文學作品來自城市經驗，是客觀的城市生活的再現，強調城市之于作家的經驗性。而到了1990年代初，對于1980年代以“城市題材”來限定城市文學的概念有了反思，城市文學研究中的“城市意識”概念被提出。有學者對是否存在完全符合“題材論”要求的城市文學研究提出疑問，比如王干在1990年代認為如同當代文學研究存在命名的困難一樣，作為一個正在發展的新的文學形態，城市文學存在其不確定性，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對其進行定義是有局限的。8正如汪民安在其編選的《城市文化讀本》前言中所說“沒有哪個領域像城市研究這樣沒有統一的見解了”，因為“每個人的位置不同，立場不同，時代不同，注定了他感知城市的方式不同，他看到的只是城市的偏僻一隅。就此而言，城市，只是構成一個松散的問題場域，它既不可能有一套完善而固定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有一套完善而固定的成見”9。事實上，早在1980年代末，就曾有一批理論家對定義城市文學時的題材決定論傾向提出批評。如徐劍藝提出城市文學不僅應該是題材上的城市生活，也應“以城市意識來藝術地觀照城市、表現城市”。這一說法在1990年代得到了陳遼等一些學者的回應。10李潔非、葛紅兵認為，中國到了1990年代之后才有真正的城市文學。11因此，研究中的“城市意識”而非“城市題材”，成為學術界進行研究的共識。城市瞬息萬變，城市所呈現的面貌也因作為創作主體的作家的想象方式、身份地位、性別年齡、文化水準的不同而各有差異。城市文學研究亦是如此。

1990年代城市文學由現代城市物質與消費角度，即人與物的關系，進行對于城市的理解，就是1980年代缺失的。城市乃是一個國家物質文明進步的集中表現，1990年代提到的“城市意識”和城市的現代化發展密切相關，物質性也是城市社會的重要內容。都市的物質消費與欲望是卡林內斯庫所言的“世俗現代性”的一部分內容。人和物的現實聯結以及人對物的追求以至人最終被物化，是現代城市生活沖擊鄉土式重義輕利價值觀的典型表現。在西美爾看來，這最終會導致人在都市中“暗含厭惡情緒的自我隱退”。西美爾認為大都市是厭世態度的真正場所。“它使得金錢變成了平等化的中介，經由這一中介，多層面的事物以同一的方式置于相等的維度，它使人們分辨力鈍化，知覺不到對象的意義和不同價值。”12這種對物的崇拜表現在城市文學中，在于出現了新的城市意象、城市生活經驗和時空體驗。李潔非認為研究城市不得不引入物和商品的概念，“現代城市，卻地地道道乃是資本的產兒，自由經濟的空間，商品符號的載體，物之力量的淵藪”13。我們對城市的解讀，不能無視消費與物質的城市基礎，否則便會失去討論城市文學的意義。

除了研究城市人與物的關系所體現的世俗現代性，1990年代以后的城市文學研究還有多種觀察城市現代性的角度與對象。比如，有從城與人的關系著手的城市研究，如曹丙燕的博士論文《消費時代的“人”與“城”——1990年代以來的城市文學研究》（吉林大學，2018年）以1990年代以來的城市文學為對象，以“人性”這一視角出發解讀城市文學，分析社會轉型時期城市人的“在”與“如何在”問題。張鴻聲《城市現代性的另一種表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中認為，在“十七年”城市題材的文學中并不缺乏現代性表達，而是出現了與此前不同的另一種現代性，即排除了消費性和日常性的對國家工業化和社會公共性的表現。也有從審美現代性的角度出發分析城市文學，如巫曉燕的《中國當代都市小說的現代審美闡釋》（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分析了當代都市小說的現代審美的興起與形成，并將當代都市小說的現代審美形態概括為“反實驗與欲望化敘事”“反都市敘事”“都市女性敘事”“青春書寫與網絡敘事”，等等。

“文學中的城市”這一概念，首先由美國學者理查德·利罕在其The city in the literature（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提出，該書在1990年代后被譯介到國內學界。之后，陳平原先生在“北京：都市記憶與文化想象”國際會議上作了倡導，并得到了廣泛的響應（陳平原、王德威主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海外學者張英進等的一些研究中，也顯示了“文學中的城市”范式的實踐意義（《都市的線條——三十年代中國現代派筆下的上海》，《聯合文學》1997年5月號）。趙錫方的《小說香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其對于香港文學“英國敘述”“大陸敘述”“本地敘述”的分析也使人耳目一新。這種研究大體遵從“文學如何想象和虛構城市”這一視角出發，并從“賦予城市什么意義”“為什么賦予這些意義”“是怎么賦予城市意義的”三個邏輯展開。

由此，1980年代的城市文學研究模式被打破。比如，1980年代的城市文學研究慣常使用的“地域”視角，容易忽略城市之間的差異，將城市看作一體性的存在。即使存有差異，也往往是地域性的。1990年代，由于“文學中的城市”范式的出現，這種“地域”研究開始被“如何敘述城市”的范式取代，并具體表現為文學對于特定城市的敘述觀察之中。施戰軍在《論中國式城市的生成》提出城市文學研究要“置身中國式的當代境遇，萃取中國文學的認知傳統，以更新的藝術手法整合生成今日中國式的城市文學之大觀”14。吳福輝也認為“都市文化的豐富多樣、都市文化的個性，第一位可以分析的，便是這個都市的地域意識，它的或長或短的鄉土文化記憶”15。每個城市的發展情況各有不同，因此有中心城市和地方性城市，超大城市和中小型城市、新城市和老城市、歷史名城和現代化大都市之別。地理環境、民情風俗、現代化程度等的不同，更造成了作家感受的不同，進而導致對于城市的文學敘述的差異。

觀察文學中的“北京寫作”“上海寫作”“深圳寫作”，城市文學研究也呈現出特定的“文學中的城市”研究特征。在城市的地域性分析中，對于文學中的上海、北京、香港研究成果最為顯著。關于上海城市文學的研究成果，有吳福輝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汪暉等主編的《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張鴻聲的《文學中的上海想象》（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關于香港城市文學研究成果有何慧的《香港當代小說概述》（廣東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也斯的《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年版）、李歐梵的《尋回香港文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等。關于北京城市文學的研究成果有陳平原、王德威主編的《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鄒仲之《撫摸北京：當代作家筆下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劉勇、許江《20世紀中國文學進程中的“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等。另外，還有從比較學視野出發進行“雙城記”甚至“三城記”的比較研究，有陳曉蘭的《文學中的巴黎與上海：以左拉和茅盾為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呂超的《比較文學新視域：城市異托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章妮的《三城文學都市鄉土的空間想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等。這種比較性的研究，更加可以看出作家觀念與敘述需要的不同。

中國城市文學作為城市文化的文學呈現，展現了百年以來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和審美變遷。隨著1990年代以來學界方法論的多元化，對城市文學的研究也趨于多元。在研究視角上，革命敘事、啟蒙敘事、城市日常性敘事三種視角顯示了近代史觀與文學史觀的互動，并因此對城市文學研究產生廣泛影響。在研究對象上，有晚清文學加入并豐富1990年代城市文學研究，李歐梵、王德威將“現代性”引入晚清文學的研究中，其論述表明中國國家現代性建立與發展的種種情況，在晚清的城市文學中已經有所體現。晚清城市文學中中國現代性的建立主要見于物質消費景觀、大眾傳媒發展與民族國家觀念三方面，并產生了相應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范式上，1990年代更加關注城市文學創作和研究中“城市意識”，轉向“文學中的城市”研究，這一研究注重發現“文學如何想象和虛構城市”，如文學如何表現城市世俗現代性、社會主義現代性、審美現代性等，以及文學對于特定城市——如北京、上海、香港等——的敘述觀察如何進行，除此之外，還有基于比較視野的城市文學研究出現……

總括來說，由于近現代史觀的變化、“文學中的城市”范式的出現，1990年代以來的城市文學研究出現了較大的改觀。鑒于當下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以及史學理論方面的進展，特別是中國在21世紀之后的崛起，對于中國城市“東方性”的考量，城市文學研究可能會不斷創新。城市文學研究范式，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從“城市文學”到“文學中的城市”，這種轉變仍在持續之中。

[本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項目“新時代中國文藝形態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0LLWXB02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美]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頁。

2 陳平原：《想象都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7頁。

3 張鴻聲:《城市文學研究走向新范式》，《社會科學報》2020年第5版。

4 王一川:《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發生》，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頁。

5 張鴻聲:《城市現代性的另一種表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6 參見張春田《“晚清文學”研究讀本》中李歐梵、陳建華代導言《帝制·共和·復古——晚清文學及其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頁。

7 幽淵：《城市文學理論筆談會在北戴河舉行》，《光明日報》1983年9月15日。

8 王干：《老游女金：90年代城市文學的四種敘述形態》，《廣州文藝》1998年第9期。

9 汪民安：《城市文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10 參見徐劍藝《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學——當代城市小說的文化特征及其形成》，《文藝評論》1987年第5期；陳遼《城市文學的可能與選擇》，《唯實》1994年第8期。

11如葛紅兵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歷史上是沒有真正的城市文學的，有的只是反城市文學和擬城市文學。”參見葛紅兵《建構都市精神與發展城市文學》，《文藝報》2001年8月14日。李潔非認為真正的城市文學要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城市文學要在商品交換的法則下表現社會關系。參見李潔非《城市文學之崛起：社會和文學背景》，《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3期。

12[德]西美爾：《大都市與精神生活》，《城市文化讀本》，汪民安等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頁。

13李潔非：《城市文學之崛起：社會和文學背景》，《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3期。

14施戰軍：《論中國式的城市文學的生成》，《文藝研究》2006年第1期。

15吳福輝：《關于都市、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學》，《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