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從“百花文學”到“重放的鮮花”，從“政治小說”到“官場小說”，從“成長小說”到“青春寫作”，常讀常新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頑強地留駐于當代思想史與批評史的視域，成為我們討論“現代中國”時一再回首、一再光顧的坐標。本文將這部發表于1956年的中國小說視為引發德里達與福山激辯的全球史意義上的“歷史終結”的中國版本，它對1956年這一“歷史轉捩點”的時代癥候的揭示與呈現，尤其是在“政治無意識”中與“馬克思的幽靈”的相遇與對話，不僅再現了“現代中國”與“短二十世紀”的關聯，更有力地展示了“文學”與“政治”之間的精彩互文。

關鍵詞：1956年 王蒙 “歷史的終結”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1989年和1992年，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先后發表文章《歷史終結了嗎？》與專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直指1989年前后發生的東歐巨變，尤其是蘇聯的解體標志著四百年來一直朝著民主方向發展的世界史的落幕。福山指出，在視民主為唯一合法制度的現代社會，我們已經無法想象一種與之根本不同且更優越的制度。這意味著在席卷20世紀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極對立中，資本主義——福山稱之為“自由民主觀念”或“理性”獲得了最終勝利，未來的世界將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以及由之而生的政治體系和文化體系的一統天下。簡言之，“歷史的終結”指的是“共產主義的終結”，或“意識形態的終結”，甚或“左翼思想的終結”。福山抽刀斷水，以這些聽起來有些粗暴簡單——或許更準確地說有些naive的方式為紛紜復雜的“短二十世紀”作結，名動四方，相關論著進入世界各地的暢銷書排行榜，被譯成數十種文字在全球出版，福山本人也三次入選《外交政策》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歷史的終結”無疑是福山理論中的核心關鍵詞。福山將黑格爾視為此概念的創造者。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提出，人類歷史是“自由意識的進步”，最終會達到“絕對精神”——“理性”與“自由”的完全實現，甚至指認他在耶拿大學任教時親歷的1806年的耶拿戰役——黑格爾在戰役期間目睹了拿破侖親率法軍進入耶拿城——是歷史發展的終點。他將拿破侖視為“世界精神騎在馬背上”的象征，顯然，黑格爾所謂的“歷史的終結”是一個哲學概念，指的是“絕對精神”的自我完成，并不是現實中的歷史停止。福山以這一舶來的歷史哲學概念定義1989年的冷戰落幕，更多是因為有“黑格爾二世”之稱的科耶夫的影響。科耶夫以極具時代特色與個人風格的方式對黑格爾進行激情重構，在著名的《黑格爾導讀》中將黑格爾的“歷史終結論”徹底世俗化，指稱“歷史的終結”不是哲學上的“絕對精神”的實現，而是人類通過階級斗爭與勞動，建立起一個“普遍同質的國家”，即所有人在相互承認中實現平等。通過這種方式，科耶夫將黑格爾的形而上學轉化為關于人類行動、斗爭和自由的實踐哲學，使黑格爾成為理解現代性、歷史和政治的重要工具。作為20世紀最具原創性的黑格爾詮釋者之一，科耶夫深刻影響了包括喬治·巴塔耶、梅洛·龐蒂、雷蒙·阿隆、雅克·拉康、米歇爾·福柯、雅克·德里達等一大批享譽世界的法國知識分子以及列奧·斯特勞斯、阿蘭·布魯姆和弗朗西斯·福山這樣的當代政治哲學家，被視為“后現代政治”的開創者。

盡管福山認為自己討論的不是“政治”而是“政治哲學”，他根本無意于做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的分析中，福山視生活在“后歷史”的“最后之人”——“末人”為自由民主的致命內傷，認為這一制度解決了認可問題，但無法讓人有價值地生活，甚至預言人們對庸常生活的厭倦終將再次啟動歷史。由此可見，福山并不是在為“歷史終結”唱頌歌。但身處“政治正確”的時代，福山不得不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價——“歷史的終結”這一言簡意賅的表述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利于一舉成名，也易于成為箭垛。福山在專業領域遭遇的置疑遠遠多于贊揚。在此起彼伏的批評聲浪中，法國解構主義理論家德里達1993年出版的《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與新國際》一書格外引人注目。德里達表達出的對福山歷史觀的不滿與不屑與左翼批評者如出一轍：“難道我們在此所看到的不是一本新的福音書，一部關于作為歷史之終結的馬克思主義的滅亡這一主題最喧鬧、最中立、最‘成功的’著作嗎？”1德里達調侃道：“資本主義社會總是能夠長噓一口氣對自己說：共產主義將由于極權主義在20世紀的崩潰而被終結，不僅終結，而且它根本未曾發生，它僅僅只是一個鬼魂。資本主義所能做的只能是否認這一不可否認的東西本身：一個永遠也不會死亡的鬼魂，一個總是要到來或復活的鬼魂。”2在德里達看來，盡管馬克思——馬克思主義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死亡”，但馬克思從沒有真正離開我們，因為馬克思被幽靈化了。我們這一代人，說到底都是馬克思的幽靈，都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德里達提醒福山及其讀者：“對于我們中的許多人而言，某種（我在此強調的是某種）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終結并不需要等到蘇聯以及全世界依賴于蘇聯的所有一切的最近解體。……今天的許多年輕人（屬于‘福山的讀者消費群’的類型或者說屬于‘福山’本人的類型）可能再也無法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歷史的終結’、‘馬克思主義的終結’、‘哲學的終結’、‘人的終結’、‘最后一個人的終結’等等這樣一些末世學的論題，在50年代，也就是說在40年前，就已經為我們熟知了。”3

德里達對福山的批評之所以出人意表，是這位以“解構三部曲”——《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和《聲音與現象》一舉成為西方當代思想界耀眼的學術明星的后現代主義領軍人物，一生以解構社會歷史理論中的本質主義為志業，視一切本體論為“邏各斯中心主義”與“在場形而上學”，竟然會在自己學術生涯的末期向馬克思主義這種承諾徹底解放的“本體論的形而上學”表達敬意，乃至為馬克思招魂！德里達讓人不可思議的“轉向”——雖然德里達自己并不認可將其稱為“轉向”，很快便成為晦暗的“后歷史”天空中一道引人注目的奇詭而絢麗的思想彩虹。

德里達念茲在茲的發生在四十年前的“歷史終結”，指的是發生在1956年的震驚西方左翼知識界的兩件大事。1953年斯大林逝世，三年后的1956年2月，在蘇共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發表了以《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為名的全面批判和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批判了斯大林個人專權、個人崇拜以及在處理蘇共和其他兄弟共產黨關系問題上的霸權行為，并將其根源歸因于斯大林的個人品格。此報告引發軒然大波，對共產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造成了極大損害。以6月的波蘭“波茲南事件”與10月的“匈牙利十月事件”為代表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動蕩，相繼引發了左翼知識分子的信仰危機。薩特在《法國觀察家》的抗議書上簽名，又在第二天的《快報》上宣布與法國共產黨決裂，聲稱：“匈牙利人民用鮮血告訴我們，作為蘇聯的舶來品，社會主義徹底崩潰了。”4薩特的反應看似極端，卻是這一代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幻滅感的真實記錄。

20世紀是革命的世紀，“沒有‘革命的穿針引線’，歷史學家再也無法講述本世紀的故事了”5。本文的目標，是將中國作家王蒙創作于1956年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6引入上述思想論爭，將其視為引發德里達與福山激辯的全球史意義上的“歷史終結”的中國版本，再思“現代中國”與“短二十世紀”的互文。兩個1956年，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是如假包換的“現代性的兩副面孔”。王蒙小說對作為1956年這一“歷史轉捩點”的時代癥候的揭示與呈現，尤其是在“政治無意識”中與“馬克思的幽靈”的相遇與對話，使這一作品具備了我們熟悉的文學作品難以抵達的深度和廣度。從“百花文學”到“重放的鮮花”，從“政治小說”到“官場小說”，從“成長小說”到“青春寫作”，常讀常新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頑強地留駐于當代思想史與批評史的視域，成為我們討論“現代中國”時一再回首、一再光顧的坐標。

一

創作《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王蒙22歲，不僅與小說的主人公林震同歲，兩人的經歷與職業也極為近似。在同時代作家中，王蒙之所以得以獨享“少共作家”的稱號，與其獨特的人生經歷有關。1934年出生于北平（北京）的王蒙，14歲讀初中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與并親歷了北京城的解放與新生。1953年，19歲的王蒙中學畢業，成為共青團北京市工委干部，開始創作長篇小說《青春萬歲》，用“用青春的金線”和“幸福的纓珞”編織首都北京一群女中學生在解放初期的幸福生活。創作于1956年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直接受到了蘇聯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說《拖拉機站長和總農藝師》的影響。尼古拉耶娃是曾獲得斯大林文學獎一等獎的蘇聯著名作家，《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首刊于1954年9月號的蘇聯重要文學刊物《旗幟》，講述在一家偏遠的拖拉機站工作的充滿青春熱血的大學畢業生娜斯嘉與官僚主義斗爭的故事。娜斯嘉外表樸素文靜，內心勇敢堅強，她的對立面，包括拖拉機站站長恰里科夫、代理總工程師阿爾卡琪、負責黨的領導工作的費嘉等。由于多次頂撞領導，娜斯嘉先后受到了一次警告和一次記過處分。但她不畏強權，始終沒有停止抗爭，多次幫助拖拉機站避免了官僚主義造成的損失。拖拉機站因為糧食生產的大豐收，成為名揚全國的先進典型。讓人憤憤不平的是，代表拖拉機站去莫斯科參加農業先進生產者會議的不是娜斯嘉，而是三個處處刁難她的領導，但娜斯嘉根本不在乎個人的榮辱，仍然一如既往地一門心思為拖拉機站的發展奔忙……

斯大林去世后，愛倫堡的《解凍》掀起的“解凍文學”浪潮在蘇聯興起，越來越多的作家放棄歌功頌德，諷刺“無沖突論”，強調“寫真實”，暴露“陰暗面”，大膽“干預生活”。《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匯入這一文學潮流，成為“解凍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說的中譯本在《譯文》1955年8—10月號發表后，中國作家協會聯系中國文壇的創作現狀對這部小說進行討論，并由此提出中國作家大膽“干預生活”的要求。1955年11月22日，團中央宣傳部發布《關于推薦蘇聯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的通知》，要求各地共青團向高中以上學生和具有相當水平的機關青年干部、青年職工推薦這部小說。擁有作家與專職團干雙重身份的王蒙響應號召，迅即創作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為中國文壇與中國青年貢獻了林震這樣一位兼具純真、熱情與理想主義的中國版娜斯嘉，算得上是一個極為成功的職務發明。小說發表后迅即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反響。韋君宜主編的《文藝學習》率先開辟討論專欄，發表大量讀者來信，《人民日報》《文藝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文匯報》等最重要的中國官媒相繼加入這篇小說的討論。批評者包括因參與《紅樓夢研究》批判而嶄露頭角的青年批評家李希凡，以及同一時期極為活躍的“部隊文藝工作者”馬寒冰等，更不可思議的是，小說及其爭論竟然引發了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關注。據崔建飛文章《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7提供的資料，在1957年前后，毛澤東先后至少五次在不同場合公開談到了對這篇小說的看法。盡管發表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指引現代中國文藝發展方向的“最高綱領”，但作為日理萬機的政治家，毛澤東一生很少直接對文藝作品——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發言，《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很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一部出自22歲的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能夠引發如此強烈的社會關注，一定是因為這部作品無意中踩中了時代的痛點，或者觸發了這個時代的“情感結構”或“政治無意識”。就像對福山的認知必須回到1989年的歷史語境，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解讀也必須回到1956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對20世紀的中國而言，1956年之所以極為重要，是因為這一年9月在首都北京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八大”的這次會議是已成為中國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首次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其重要性甚至不在1945年在延安召開的“七大”之下。如果說“七大”的劃時代意義在于“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為迎接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8，那么，“八大”的意義則在于宣告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始于1919年“五四運動”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開始。毛澤東宣布，從此以后，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恐怕只有熟悉中國現代史的讀者，才能真切感知毛澤東提到的這個“社會主義時期”的到來意味著什么。在毛澤東一以貫之的論述中，始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指的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所謂“新”，是相對于17—18世紀歐美國家發生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封建專制主義壓迫，確立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在毛澤東規劃的中國革命的路線圖中，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建立具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的新中國，第二步則是建設“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八大”的宣示，對1919年以來一直處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中國人而言，意味著中國人民“徹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意味著一種史無前例的“歷史的終結”。

對歷史終結于何年，“歷史終結論”的兩位發明人黑格爾和科耶夫看法不同。黑格爾將爆發于1806年10月的普法耶拿之戰視為“歷史的終結”，“歷史的終結”的另一位發明人科耶夫則一度將這一歷史的終點安放在斯大林時期，即1928年開始農業集體化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后的蘇聯。在一次著名的訪談中，科耶夫這樣描述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的終結”：

這一切都是關于歷史的終結。這很有趣。黑格爾這樣說過。我解釋說，黑格爾說過，歷史已經終結，但沒人愿意承認，沒有人能接受這一點。……黑格爾算錯了150年。終結歷史的不是拿破侖，而是斯大林，而我將是宣布這一終結的人，不同之處在于，我將沒有機會看到斯大林騎著馬從我家窗戶下面經過。9

科耶夫所稱的黑格爾的“算錯了150年”，指的是黑格爾過早宣布了“歷史的終結”。或者在科耶夫眼中，無論就戰爭的規模還是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尤其是對“普遍同質國家”的完成而言，黑格爾經歷的耶拿之戰根本無法與“十月革命”引爆的20世紀席卷全球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肩，因此，那是一次錯認的“歷史終結”。有“斯大林主義者”之稱（盡管學界對這一稱號不無爭議）的科耶夫將“歷史的終結”推遲到20世紀，試圖使這一理論能夠容納無產階級革命、全球化與技術發展等“未完成的辯證環節”，對身處這一歷史潮流之中的科耶夫而言并非難以理解。但難以解釋的是科耶夫使用的“150年”這一數字的驚人準確性——將黑格爾定義的“歷史終結”的1806年往后推150年，恰恰就是本文聚焦的1956年！這一年，斯大林正在被赫魯曉夫逐出歷史；這一年，毛澤東在中國宣布“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社會主義”制度的完成；這一年，記錄這一“歷史終結”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中國發表并引發軒然大波！到底科耶夫是在德里達的意義上理解1956年的政治意義，還是因為他也“看見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呢？

作為“歷史終結”的后果，“社會主義”的建成帶來的是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變化。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否仍然存在矛盾，這個被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一直回避的問題，成為“八大”前后毛澤東集中思考的命題。繼1955年提出要分清楚“人民的內部和外部兩個不同的范疇”，再到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著名報告《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主要觀點，明確以“人民內部矛盾”來定義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解決方法。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和舊社會如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質和情況。與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不斷得到解決。

福山——科耶夫總結的“歷史終結”與此極為相似。福山指出，當一種普遍的相互的認可終于取代了對不平等的認可，主人和奴隸的道德合而為一，社會進入到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狀態，歷史也就走到了它的盡頭。這是普通性和特殊性根本的和解。福山并不否認處于“后歷史”的現代社會仍然會出現包括不平等在內的諸多“問題”，但這些“問題”并不構成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現代自由民主制作為一個具有內部糾錯功能的機制，能夠在制度內部解決這些“問題”，無須訴諸制度更替本身，即無須通過天翻地覆的“革命”來達成。在歷史的終點，人無保留地互相指認他人，并且不再戰斗。“從政治的角度講，歷史終結于一個普通和同質的國家——普遍意味著它涉及全球，同質意味著它是無階級的社會，或者沒有階級結構，沒有主人或奴隸的社會——在其中，人的‘生命展望’（life prospect）（約翰·羅爾斯的用語）并非由他們的階級所決定。從政治的層面來說，基于沖突的觀念和無法較量高下的目的為基礎的戰爭，讓位于一個聯合所有人的普遍社會的一致、和諧和同質。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家將會消亡。相反，若要完成這些政治目的，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10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無疑是這種“后歷史”的產物。1956年前后，毛澤東在宣告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同時，提出了文化思想領域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名的“雙百方針”，直接催生了包括《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內的“百花文學”的興起。

二

在人物設置、人物關系以及故事情節等多個層面，《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對《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影響顯而易見。但林震并非對娜斯嘉的拙劣模仿。“我無意把他寫成娜斯嘉式的英雄，像一個剛剛走向生活的知識青年能夠像娜斯嘉那樣，那似乎太理想化了，如果生活里一邊是娜斯嘉，正確的同時堅信自己的正確的娜斯嘉，一邊是阿爾卡琪，顯然可鄙的阿爾卡琪，新與舊的斗爭就會簡單和順利得多。”11兩部小說最大的不同，是王蒙并沒有照搬蘇聯小說中“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的二元對立。在王蒙的小說中，發生在兩位主要人物林震與劉世吾之間的沖突，乃至整個“組織部”的政治生態，已經十分接近于毛澤東同時期論述的“人民內部矛盾”。用王蒙的話來說，“文學作品能不能表現人民內部的矛盾呢？我想是可以的。我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就是表現這種矛盾的一個嘗試”12。正是通過王蒙塑造的文學形象，“人民內部”這一“想象的共同體”從一種抽象的理念，得以“道成肉身”。

以小說中最接近“反面人物”的王清泉為例，這位麻袋廠廠長兼支部書記，一直處于林震的對立面。扳倒王清泉，一直是推進小說敘事的唯一動力。王清泉最終被組織處理，小說也就進入了落幕階段。但如果讀者放棄在敵我矛盾中形成的閱讀習慣，仔細閱讀小說，就不難發現作為基層干部的王清泉其實并沒有多少真正的惡行，無非是工作有些吊兒郎當，上班時間下棋打牌，在大會上批評工人等等，最多只能算是工作作風不夠細膩，或是工作方式有些粗暴。這也就是面對林震不懈的投訴，劉世吾一直認為王清泉沒有達到組織處理的程度的原因。林震一直對王清泉看不慣，覺得王清泉不像一個共產黨的干部，甚至因為自己的看法得不到回應而對整個組織部產生了不滿。這也就是為什么林震的憤世嫉俗在“后革命”的語境中很容易被解讀為一種青年人的偏執或矯情，或被理解為一種年輕人步入成人社會的不適。采用1950年代的政治語匯，就是林震一直堅持以“敵我矛盾”處理王清泉，反對劉世吾等人將其定義為“人民內部矛盾”。雖然小說最后選擇林震主張的方式，對王清泉進行了組織處理，但林震并沒有贏得真正的勝利，反而因此陷入更大的困局。將王清泉這種層級的基層干部冠以“官僚主義”的名號，多少顯得牽強。陷入無物之陣的林震，反而更真實地再現了時代的癥候。

與王清泉含混的政治身份相比，組織部秘書趙慧文的形象更為曖昧不明。作為林震的同事與前輩，趙慧文對林震的政治熱情充滿同情，并因此成為林震精神上的戰友和同志。與此同時，作為一位美麗多情的已婚女性，趙慧文身上交織著的對工作的不滿、對婚姻生活的倦怠以及對林震的關愛，在她與男主人公之間編織出一層撲朔迷離的情愫。她那間彌漫著音樂與美食的私人居室，逐漸變成了青年林震危機四伏的成人生涯中唯一的溫馨港灣。怎樣安置和定義這種感情，年輕的林震與王蒙一樣舉棋不定。盡管1950年代的批評家能夠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養成的“政治直覺”出發，毫不遲疑地批評王蒙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但在1956年的語境中，“小資產階級思想”在“人民內部矛盾”中到底處于何種位置，批評者自己也不一定真正清楚。

如同王蒙自己指出的，在與林震對立的一方中，“劉世吾是主要人物”13，毛澤東多次表揚王蒙“會寫反面人物”14，應該也主要指的是小說對劉世吾這個人物的塑造。小說中曾借趙慧文之口對“劉世吾現象”進行了總結：“劉世吾有一句口頭語，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為一切就那么回事。他懂得‘是’與‘非’，也知道‘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戰勝‘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見過——黨的工作給人的經驗本來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愛也不再恨。……一旦他認為條件成熟需要干一氣，他一把把事情抓在手里，教育這個，處理那個，儼然是一切人的上司。憑他的經驗和智慧，他當然可以作好一些事，于是他更加自信。”在林震與趙慧文眼中，劉世吾固然很有工作能力，卻太冷漠了，無論對群眾還是對工作，都保持適當的距離。但王蒙并無意將劉世吾寫成“反面人物”。林震不能接受劉世吾的冷漠，同時又對劉世吾的工作能力，以及干練和敏銳嘆為觀止。除了是一位稱職的官員，劉世吾同時還是一個可以一星期讀完四大本《靜靜的頓河》的標準的“文學中年”，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對林震近乎幼稚的理想主義，對林震的天真、莽撞與偏執，尤其是林震對自己的頂撞、質疑與僭越，劉世吾不但沒有施以打壓，反而發自內心地表現出體恤，甚至欣賞和認同。劉世吾與林震，如此相像，難怪有研究者將二人視為互為鏡像的同一類人，林震被視為青年劉世吾，劉世吾則是中年林震。

在《關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文中，王蒙記錄和分享了劉世吾給林震帶來的困惑：

至于劉世吾在工作上，不少地方是正確的、可敬的，我一點也不“憎惡”他。可惜，他運用自己對于工作規律的掌握來保護、掩蓋自己的冷漠，他的優點和缺點是聯系著的。林震是不可能了解和分析清楚劉世吾的，林震對劉世吾初而尊敬，繼而惶惑，后來就要籠統反對了，反對當中卻又沒有把握，常常陷于思想混亂之中。像前面提到的，作者既然在某種意義上作了林震的尾巴，作品對于劉世吾的批判既然主要是通過林、趙的嘴巴，這種批判就不能不是有些含混的、說服力不夠的。15

王蒙沒有意識到的是，劉世吾帶來的“思想混亂”，敵我界限的模糊，恰恰是對生成于1957年前后的“人民內部矛盾”的生動再現。在毛澤東發表的關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多次評論中，除了對“反官僚主義”這一主題的認定，毛澤東還多次談及小說的人物塑造，認為王蒙的長處是“會寫反面人物”，缺點是“正面的積極力量寫得不夠”和“有小資產階級傾向”16。面對包括最高領袖在內的眾多批評者的批評，王蒙先后發表了多篇文章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檢討與自我批評，坦承自己的確沒有能力“寫出一個有血有肉而又完美無缺的人物”，面對生活與文學的互文，王蒙感嘆：“多么復雜的生活！多么復雜的各不相同的觀點、思想與‘情緒波流’！作者沒有努力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光輝照亮自己的航路，卻在這觀點、思想、情緒波流組成的大海中淹沒了。在寫到這一切的時候，作者曾經感到頭緒多么紛亂，多么難以駕馭呀！甚至，他無法給自己的小說安排一個結尾呢……”17

林震的形象經常被用來與娜斯嘉作比較。用王蒙自己的話來說：“不論在生活里還是作品里，支持娜斯嘉是較少危險的，林震卻相當使人傷腦筋，這不僅因為林震不是那么有力，也因為林震不是那么正確。”18顯然，林震不是中國版娜斯嘉。同樣是初入社會的年輕人，與娜斯嘉的勇敢堅定相比，林震的惶惑乃至自我懷疑讓人印象深刻。林震不僅沒有取得最后的勝利，更重要的是，林震在這場所謂的“反官僚主義”的斗爭中不僅焦頭爛額，更不知道出路何在！顯而易見，對于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王蒙沒有答案。

以經典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標準，或與同時期的《青春之歌》為代表的“革命歷史小說”相比，《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結尾，定格于林震在區委書記的辦公室門口敲門的一剎那。所有讀者的視線，都從林震身上收回，一齊跟隨林震的視線，轉向了辦公室的門。這個有著“高大側影”的區委書記，真能夠像林震期待的那樣“英明和強力的了解，幫助，和支持”嗎？對林震發現的問題，區委書記是否真正知曉，或者，更進一步，這位小說中黨的最高領導人，能否提出徹底解決“官僚主義”問題的方案呢？盡管王蒙相信“他（指林震，引者注）的敲叩領導同志的房門，也標志著孤軍作戰階段的結束”19。但王蒙并非信心十足：“當娜斯嘉與阿爾卡琪一同走進我們的辦公室，又有尼古拉耶娃同志引見他們，那么大多數人是會支持娜斯嘉的。當林震敲響了我們的門的時候，怎么辦呢？”20

在“革命政治”的照妖鏡中，林震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昭然若揭。只是為什么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青春之歌》中就不會受到批評，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就會成為眾矢之的呢？因為在《青春之歌》這樣的“主人公成長小說”中，“小資產階級思想”只是主人公成長的起點，小說的主人公最終將戰勝和克服所有與生俱來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而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直到小說的終點，林震仍然是一位等待救援的個體，——林震始終沒能成為真正的歷史主體，始終未能完成“此岸”向“彼岸”的跨越。

“此岸”與“彼岸”，“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者”，這些被德里達稱為“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二元對立，是現代性的基本邏輯。所有現代性的主體認同都是依靠這種完全是人為的兩分法，即通過建構一個本質化的“他者”來完成本質化的主體的自我認同。德里達倡導的方法就是以“解構”來拆解這種人為的對立。“所謂辯證的對立在于，事物恰恰是被其對立面、被不同于它本身的他者賦予生機與活力。”21如“左派”與“右派”、“革命”與“反革命”、“進步”與“反動”、“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現代”與“傳統”、“外部”與“內部”、“主人”與“奴隸”、“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等等，莫不如此。按照德里達的理解，“解構”就是通過闡明看似不共戴天的“主體”與“他者”之間的相互塑造，相互依存來瓦解“主體”的這種自足性。如“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存在的前提，一旦“資產階級”被消滅，“無產階級”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沒有“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殘酷博弈，歷史的發展也就失去了動力。劉世吾之所以讓王蒙進退失據，就因為劉世吾無法“成長”為“反面人物”，與此相應，林震也不可能“成長”為真正的“正面人物”。由此，《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再現的與其說是“正面人物”的困境，不如說是“反面人物”的危機。主人公在小說中對“那神秘的、誘惑的、愛欲的、渴望的、地獄般的、痛苦的他者”22的不懈追尋，演繹的其實是一個“主體”尋找“他者”的故事。主人公通過頑強地尋找“他者”而確認“自我”，其實是一次關于“我是誰”的終極追問。換言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給讀者和批評家帶來的陌生感，是因為這部小說為我們記錄了一場因為“他者之死”導致的主體認同危機。小說對一個轉瞬即逝的歷史時刻的銘寫，讓我們見識了“文學”的功能。在這一歷史的瞬間，“時間”與“歷史”都處于“時間開始”以來從未有過的停滯狀態。“我只考慮到反映生活，沒有更多地想到評價生活。”23在《關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王蒙繼續指出：“作者根本沒有想一想寫出積極因素的問題，他覺得小說篇幅有限，各有分工，這一篇就專寫缺點吧，寫令作者感到頭痛的糾葛吧！”24

三

在許多年后出版的《王蒙自傳》中，王蒙曾這樣描述當年他曾在小說中借林震表達的不滿和憤怒：“區里有許多做行政事務工作的同事，管伙食、管財務、管物資、管文印、管房產等工作的人員，我為他們感到極大的悲哀，身在革命隊伍，不能也不必天天分析斗爭形勢，不直接關系到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學說，不面向群眾也未必面向階級敵人，不講話不鼓動不批判錯誤也不鼓吹正確……這能叫什么革命、這能有什么偉大與豪邁？能有什么發展？”25

王蒙再現的組織部諸眾，就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中描寫的與“歷史的終結”并列的另一個關鍵詞——last man(中譯為“最后之人”或“末人”)。福山將“末人”視為“歷史終結”的直接后果。福山認為，當人類的思想探索定于一尊，活在“歷史終結”之后的廢墟之上的現代人，失去了精神、目的、道德、勇氣等一切可貴的美德，只剩下欲望和理性，為獲得認可而斗爭的巨大能量只能被導向日常活動，輔之以體育比賽、茶道、插花之類瑣碎的釋放形式，不再有更高目標或理想去為之奮斗犧牲。福山認為這就是現代人的致命創傷。現代人變成了“不完整的人”“超人”淪為“末人”——既沒有追求也沒有理想的“最后之人”。

福山的“末人”及其與之相對的“他者”——“超人”來自哲學家尼采。“超人的對立面是末人：我在創造了前者的同時也創造了后者。”26尼采以這一對概念來描述不同的生命狀態。“超人”具有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精神，敢于不斷超越自己本性中的恐懼，兼具生命力與智慧。他們以高昂的激情、堅強的意志和絕對的自主性、無窮的創造性朝向最高的希望進發，沖破一切傳統道德的束縛，逾越一切、重估一切。如扎拉圖斯特拉所稱：“（他是）為未來辯護并救贖逝者的人：因為他決意為今人而毀滅。”27“超人”是自然和社會的立法者，是道德和真理的裁判，是“偉大的欽慕者”。28在尼采眼中，“超人”并非一個理想化的既定形象，而是專指主動的生命和生生不息的“權力意志”的實踐過程。與之相對的“末人”，雖然“走過了由蠕蟲變人的道路”，其本質仍同蠕蟲一般，其“自我保存”的意識根深蒂固。他們沒有夢想、希望或渴求，不求自我毀滅、自我否定，不敢犧牲冒險，不去克服規則約束，更不敢去創造，庸庸碌碌、默默無聞，人云亦云，亦步亦趨。扎拉圖斯特拉曾這樣向聽眾展示“末人”的形象：“大地在他的眼里變小了，最后的人使一切都變小了，他在大地上蹦蹦跳跳。……他們視疾病和不信任為罪過：人們小心翼翼地行走。被石頭和人絆得跌跌撞撞，真是個傻子！間或吃一點毒藥，這制造了安逸的夢。但毒藥過多又造成安逸的死。”29在尼采看來，“末人”是西方世界衰落的象征。尼采不相信“末人”是最終的話語。扎拉圖斯特拉重新出山，就是要把世界從“末人”中拯救出來，并且以“超人”取而代之。

在某種意義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場發生在“超人”與“末人”之間的對抗。——如果說“末人”是組織部諸眾，與之相對的林震，則是這個世界唯一的“超人”，或是未能放棄“超人”理想的“末人”。

林震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青春激情。對什么都看不慣，對什么都不滿，還總是夸大自己的生活感受。在“去政治”的當代，“激情”很容易被理解為一個“超歷史”的概念，被當成一種“青春病”，通常被視為力比多的產物。因此，林震對劉世吾的拒絕，很容易被解讀為青年人對成人世界的不適，準確地說是對老氣橫秋的油膩中年的本能抗拒。

這一看法并不被福山認可。按照福山的理解，類似林震這樣的人物的“激情”作為尋求“承認”的心理需求，與“自我”觀念的興起相關，是現代性的產物。福山指出：“激情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的方面，亙古有之，但是，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應該被尊重的內在自我，認為周圍社會不承認人的內在自我可能是錯的，這是更晚近的現象。所以說，身份概念雖然植根于激情，但只有到了現代，當身份與內在自我和外在自我的觀念相結合，與內在自我價值高于外在自我的激進觀點相結合時，身份方才出現。”30

福山的觀點是有道理的。現代的激情體驗，常常與“革命”相關，甚至直接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在著名的福柯傳記《福柯的生死愛欲》中，詹姆斯·米勒曾記錄了福柯與馬克思主義的最初相遇：1966年12月，正在突尼斯大學擔任外籍教師的福柯遭遇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學生大示威。一開始，福柯對學生言論中的馬克思主義教條以及反猶觀念有一種本能的反感，但在近距離反復觀察了“突尼斯學潮”之后，福柯的思想開始產生了變化：

他（指福柯，引者注）越看越覺得，突尼斯學運的意義非同小可，它體現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存在行為”。因為他終于看出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情況下產生某種神話的作用。這個“神話”是喬治·索雷爾意義上的，指的是這一群意象，它們能激發“一種道義的力量”，激起“狂暴的行為、強烈的情緒和非同尋常的激情”，使學生能夠承擔起“可怕的風險，去發表和散發宣言，去號召罷課，哪怕會因此而坐牢。這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

“這個經歷對我影響甚大。”福柯后來回憶說。

事實上，這是他第一次暗示人們：政治，像藝術和性活動一樣，也可以引起一種“極限體驗”。31

打動福柯與林震乃至王蒙的，其實是同一種“激情”，甚至連場景都極為近似。王蒙曾以不同的方式回憶自己生命中的一段刻骨銘心的過往：1949年1月，解放北京城的戰斗結束后第三天，他接到通知去參加位于順城街宣武門附近的北大四院禮堂舉行的北平市地下黨員大會。王蒙以其兼具莊嚴與反諷的“王氏”語言風格，再現了一位中學生黨員首次參加黨的會議的烏托邦——狂歡節場景：

會場上響徹著《國際歌》的嘹亮歌聲，主席臺上懸掛著讓人熱血沸騰的鐮刀斧頭紅旗。彭真、林彪、聶榮臻、葉劍英、趙振聲（李葆華，李大釗的兒子，時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副職）等一個又一個登上主席臺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會議從下午兩點開到午夜，中間由會議組織者出去采購燒餅、火燒、大餅、醬肉、窩頭、面包……把各小餐館“包了圓”。滿場飛著熟食快餐，一幅共產共享的圖景。“小子何能？與聞其盛，恭逢其盛，直如上了天一般。世上沒有比革命成功更愜意更提氣的事了。”32

其實早在1979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布禮》中，王蒙就曾以主人公鐘亦成的視角講述過這個故事。同樣是豪邁激越的《國際歌》歌聲，鮮紅巨大的黨旗，領導人清楚明白、熱情澎湃又科學精明的講話，黨員會餐共享“像戰士一樣匆忙、粗獷，像兒童一樣赤誠、純真，像一家人一樣和睦、相親相愛”的場景。置身于這個溫暖而幸福的集體中的主人公情不自禁地暢想未來：“共產主義是一定要實現的，共產主義是一定能實現的。”33

與第一人稱的回憶錄不同，小說《布禮》不僅再現了大歷史的恢宏與壯闊，更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呈現了主人公與大時代的互動。17歲的少年鐘亦成接到通知去S大學禮堂參加全市的黨員大會的日子，是解放P城的戰斗結束后的第三天。嚴寒的天氣，鐘亦成上身穿的是四年以前他十三歲時母親給他縫的棉襖，已經太小了……他的形象并不比沿街行乞或者爬在垃圾堆上拾煤核的窮孩子們強多少。但是我們的主人公臉上洋溢著由衷的喜悅和驕傲，他的動作匆忙而又自信：我們勝利了，我們已經是這個城市的和全中國的主人。熱血沸騰的年輕人走在順城街上，看到沿街頹敗的斷垣和舊屋，他想：我們要把這一切翻個個兒。他還看到一輛又一輛的軍車在搶運垃圾。戰斗一停止，軍車就晝夜二十四小時不停地投入了這場清除垃圾的戰斗，眼看就要把穢物全部、徹底、干凈地消滅了……這是我們把它消滅的，鐘亦成想。他又看見了幾個瘦骨伶仃的孩子在寒風中瑟瑟地發抖。別忙，我們會使你們成為文明的、富裕的、健康的有用人才……

無論是敘事還是抒情，這個時候的王蒙都像極了在同一時空中高呼《時間開始了》的胡風。20世紀的革命者，其實都是同一代人！

林震在組織部的際遇，亦可視為鐘亦成故事的續編。林震內心的那種不息與不屈的激情，是一次“布禮”——向布爾什維克的致敬禮。讓青年林震坐臥不寧的，其實就是“馬克思的幽靈”，——那個同時糾纏著德里達、福柯乃至整個20世紀的“馬克思的幽靈”。可惜林震是一個遲到者。當他滿懷激情投身“偉大與豪邁”之時，“革命”卻已經偃旗息鼓。林震完全沒有想到的是，在北大四院遭遇的激動人心的場景，與其說是一場開幕禮，不如說是一場閉幕式。他以為遇見了“時間的開始”，沒想到遇見的其實是“歷史的黃昏”。相比前輩們極其充實的生活，林震覺得自己的生活無意義，而且枯燥。在一個沒有什么事情可干，沒有什么需要為之戰斗或努力和沒有什么人值得去愛的世界，林震——王蒙的失落不難想見。“歷史”意味著方向，方向承諾了意義。歷史的矛盾能夠激發人的權力意志，成長為“超人”，而“歷史的終結”則只能在前人創造的機器中，做一顆規規矩矩的螺絲釘，成為福山所稱的“布爾喬亞式”的“末人”。 “他們擁有的是一個完全祛魅化的世界—— 一個被剝奪了一切輝煌和崇高的世界。他們沒有什么可以祈禱，也沒有什么需要他們為之戰斗和趕赴死亡。他們的世界既沒有神也沒有戰斗。”34

雷蒙·阿隆就認為，無產階級必須具有革命性，否則它就沒有理由存在。“正是通過拒絕讓自己被異化，無產階級才成其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統一性，完全取決于它與社會上的其他階級的關系，簡而言之，完全取決于它的斗爭。”35林震面對的，正是這種“無產階級統一性”的分崩離析。這種過剩的政治激情使他本能地抗拒官僚體制的收編。但林震并不是組織部唯一的“零余者”。換言之，林震并不是“歷史終結”的唯一受害者。事實上，在組織部工作的所有的人，此刻都在面對同一種時代癥候的困擾。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別處”，無法在現實中立命安身。

開完處理王清泉的大會后，林震與劉世吾去一家公私合營的小店吃餛飩，劉世吾動情地向林震講起了自己的過往。摘下了“官僚主義”假面的革命者劉世吾讓林震怦然心動：

劉世吾忽然問：“今天是幾號？”

“五月二十。”林震告訴他。

“五月二十，對了。九年前的今天，青年軍二〇八師打壞了我的腿。”

“打壞了腿？”林震對劉世吾的過去歷史還不了解。

……

“一九四七年，我在北大作自治會主席。參加五·二〇游行的時候，二〇八師的流氓打壞了我的腿。”他挽起袖子，可以看到一道弧形的疤痕，然后他站起來，“看，我的左腿是不是比右腿短一點？”

林震第一次以深深的尊敬和愛戴的眼光看著他。

喝了幾口酒，劉世吾的臉微微發紅，他坐下，把肉片夾給林震，然后斜著頭說：“那時候……我是多么熱情，多么年青啊！我真恨不得……”

林震的戰友，與林震同樣不滿現實的趙慧文，同樣有著“過去的好時光”。趙慧文對往昔歲月的追憶，其感召力不在劉世吾之下：

趙慧文背著手靠在墻上，不顧衣服蹭上了石灰粉，等這段樂曲過去，她用和音樂一樣的聲音說：“這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隨想曲，讓人想到南國，想到海，……我在文工團的時候常聽它，慢慢覺得，這調子不是別人演奏出的，而是從我心里鉆出來的……”

“在文工團？”

“參加軍事干部學校以后被分配去的，在朝鮮，我用我的憋腳的嗓子給戰士唱過歌，我是個啞嗓子的歌手。”

林震像第一次見面似的又重新打量趙慧文。

“怎么？不像了吧？……我覺得我老得很快，參加軍干校時候那種熱情和幻想，不知道哪里去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革命過往，連被林震視為“敵人”的王清泉竟然也不例外。面對林震對王清泉的指控，劉世吾講述了王清泉的歷史，為其辯解：

王清泉也是個特殊人物，不太簡單。抗日勝利以后，王清泉被派到國民黨軍隊里工作，他作過國民黨軍的副團長，是個呱呱叫的情報人員。一九四七年以后他與我們的聯系中斷，直到解放以后才接上線。他是去瓦解敵人的，但是他自己也染上國民黨軍官的一些習氣，改不過來，其實是個英勇的老同志。

為什么這些過去的革命者都失去了熱情？甚至蛻變成“官僚主義者”，甚至有可能變成真正的“反面人物”呢？劉世吾為什么看不出或不愿看出王清泉身上的問題？是否因為他在潛意識中從這個昔日的“革命臥底”變成“何以解憂，唯有下棋”的混混身上看到了自己呢？

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中，福山曾談到：“歷史終結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精神的前途問題。”36劉瑜據此認為：“福山的論證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而是心理學意義上的。”37劉世吾這一代人，比林震幸運，因為出生于20世紀初期，恰巧趕上了這趟名為“現代中國”的列車，以“革命”為志業，改天換地，救國救民。這一代中國人都很難擺脫歷史的進程，——與其說是這一代人自覺地轉向歷史，不如說是歷史之手抓住了他們。他們是在一個戰亂頻仍的環境中完成對政治的最初認知的。年輕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大學生階層被吸引走向共產主義，革命拉開了攝人心魂的“現代”的帷幕，讓人如癡如醉，脫胎換骨，讓人相信一種深入而持久的吸引力。——革命打開的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的烏托邦，而且是一種具有無限潛能的情感與想象力的烏托邦。不幸的是，這場革命之夢過于短暫，隨著革命的勝利，時代很快變了。從1949年開始，不到十年的時間，被革命點燃的中國火山逐漸熄滅，戰爭的熔巖也在次第冷卻，在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不僅失去了革命精神，同時失去了對現實的敏感。在阿倫特看來，“理解現代革命最難以捉摸而又最令人刻骨銘心的方面，那就是革命精神”38。現代革命與傳統革命最大的不同，是能夠讓參與者產生一種“創造歷史”的激情，這種抽象的情感激發人的力量、英勇和意志，成為一個創造者、一個英雄、一座“歷史的豐碑”——這是一種終極意義上的“個人主義”！因為“革命精神，是一種新精神，是開創新事物的精神，當革命精神無法找到與之適應的制度時，這一切都失落殆盡了。除了記憶和緬懷，沒有什么能夠彌補這種失敗或阻止其走向終結”39。作為這種“革命后的思想對革命精神的失憶”40的直接后果，人們不得不返回日常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多愁善感中去，返回到得過且過的趣味乃至“頹廢”中去——劉世吾選擇了文學，王清泉選擇了下棋，趙慧文選擇了音樂，組織部諸眾都在選擇逃避現實的方式。

批評家經常以丹尼爾·貝爾的“革命的第二天”來解釋這種“后革命時期”的精神狀態：“革命的設想依然使某些人為之迷醉，但真正的問題都出現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時，世俗世界將重新侵犯人的意識。人們將發現道德理想無法革除倔強的物質欲望和特權的遺傳。人們將發現革命的社會本身日趨官僚化，或被不斷革命的動亂攪得一塌糊涂。”41丹尼爾·貝爾的觀點讓人過目不忘，但仍比不上雷蒙·阿隆的直截了當：“左派的神話，革命的神話和無產階級的神話被人擯棄，并不是由于它們的失敗，而是由于它們的成功。”42

與“青春”及“成長”類似，以“革命的第二天”這種“社會心理學”解讀《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雖然有效，但卻不夠。無論哪個年代，剛剛走進社會的青年人都會產生一種類似“斷奶”的不適，每一個時代的革命者，在革命成功之后，都會經歷激情的衰落導致的感傷，但王蒙筆下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講述的卻是1956年這一特殊年份的精神癥候與歷史記憶。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與同一時期發表的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等通常被視為“百花文學”的代表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百花文學”指的是1956年至1957年興起的一大批干預社會現實、描寫人情人性的作品，通常被視為蘇聯“解凍文學”的中國版，其蘇聯血統被反復提及，比如王蒙與尼古拉耶娃的小說，劉賓雁與奧維奇金的“特寫”等等。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史通常以“人道主義”定義“百花文學”的精神旨歸，強調其對“啟蒙”的回歸與對“革命”的置疑，并進而將其視為19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的先聲。但像所有“倒放歷史”的文學史概念一樣，作為總體性范疇的“百花文學”同樣經不起推敲。即使是在半個世紀之后的今天重讀《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我們仍然很難以抽象的“人道主義”來概括這部作品。王蒙顯然無意“告別革命”，相反，在一個“歷史終結”的時代，王蒙通過對革命歲月的深情緬懷，倡導“繼續革命”，渴求政治，相信只有政治才能賦予生命以意義。這種創造歷史的英雄情結，或許真能終結“歷史的終結”，使其“從頭再來”？！

“后革命”年代發明了一個專屬名詞——political junkies來形容林震——王蒙這一類“對政治上癮的人”，他們從來不將政治當成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是將政治視為目的本身。與王蒙同齡的林震，無疑是王蒙的化身。——其思想與行為，無不彰顯出王蒙堅不可摧的“少共”立場及其已成為其“政治無意識”的“馬克思的幽靈”。在阿爾都塞將馬克思主義定義為“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的意義上，“人道主義”框架肯定裝不下王蒙，——至少裝不下1950年代的王蒙，甚至裝不下寫《布禮》時的王蒙。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文化政治視域中的延安文藝研究”（項目編號：18AZW02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2 3 [法]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與新國際》，何一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1、141、22—23頁。

4 [法]讓-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紀的兩位知識分子：薩特與阿隆》，陳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頁。

5 38 39 40[美]漢娜·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34、262、217頁。

6 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人民文學》1956年第9期。小說原名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發表時，原稿由主持《人民文學》編務的副主編秦兆陽作了多處修改，篇名也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小說修改的具體情況，參見《關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文革”后出版的王蒙選集與文集中，小說均恢復原稿及原篇名。

7 14 16崔建飛：《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長城》2006年第2期。

8 張啟華主編《中國共產黨歷史重要會議辭典》，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69頁。

9 Alexandre Kojève, Entretien avec Gilles Lapouge, Les philosophes ne m’intéressent pas, je cherche des sages,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n° 53, 1-15 juillet, 1968, p.19.

10 34[加]莎蒂亞·德魯里：《亞歷山大·科耶夫：后現代政治的根源》，趙琦譯，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63—64、138頁。

11 18 19 20王蒙：《林震及其他》，《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4頁。

12 23王蒙：《給〈北京日報〉編輯的復信》，《北京日報》1957年4月16日。

13 15 17 24王蒙：《關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人民日報》1957年5月8日。

21 22[德]韓炳哲：《他者的消失》，吳瓊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9、1頁。

25 32王蒙：《王蒙自傳》（第1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94、68頁。

Friedrich Nietzsche. Unpublished Fragments from the Period of Thus Spoke Zarathustra (Summer 1882 - Winter 1883/84), trans. by Paul. S Loeb and David F. Tinsle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142.

27 28 29[德]尼采：《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黃明嘉、婁林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8、43頁。

30[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劉芳譯，中譯出版社2021年版，第27頁。

31[美]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愛欲》，高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頁。

33王蒙：《布禮》，《當代》1979年第3期。

35 42[法]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呂一民、顧杭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64、93頁。

36[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之人》，黃勝強、許銘然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頁。

37劉瑜：《歷史漫長的終結——重讀福山（上）》，《澎湃新聞·思想市場》2014年7月16日，轉引自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4266。

41[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75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