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縱觀格非三十余年風雨兼程的文學創作征程，無論其形式探索何等激越或簡樸，內容是晦澀還是澄明，其一以貫之的是對精神世界之復雜幽微的持續叩問。繼“江南三部曲”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演進圖譜的細致鋪衍之后，《登春臺》再次以深廣稠密的神經官能癥式的人物，縹緲迷離的夢架構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與夢的解析的文學大廈，在仿若精神病人夢囈般的自我陳述的話語宣泄與疏導觀療的文本呈示中，表現出濃重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學況味。于幾世幾劫永恒輪回的存在迷思中重返時間的河流，以非連續性重建新的聯系與因果邏輯秩序，返璞歸真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反求諸己的內向超越的。格非為當今愈發普遍且隱秘的精神病癥提示了個人自我救贖之路。

關鍵詞：格非 《登春臺》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

繼“江南三部曲”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演進圖譜進行細致的鋪衍之后，格非再續心力創作的又一長篇新作《登春臺》悄然登場。這本跨越四十多年時間間隙、以蕓蕓眾生中四個微如塵芥的小人物登臨春臺的命運流轉歷程演繹而成的小說，一如既往地裹挾著格非理性深邃的哲學思辨氣息，又隱隱流淌著一股超然絕塵的嶄新氣質。雖然在此前格非一眾作品中，對人物精神世界的深耕細作早已屢見不鮮，稠密的思想含量更是題中見慣不怪的應有之義。然而，此番《登春臺》再次讓我們見識到了一個深諳精神分析學的學者型作家所能開掘的無邊領地。對于格非小說對人的無意識世界的深入勘探與淋漓表現所呈現出的精神分析學傾向，此前已經有學者注意到并做過精致的闡釋。例如張清華2012年發表于《當代作家評論》上的《春夢，革命，以及永恒的失敗與虛無》就從格非作品中人物性格的“泛哈姆萊特性”、夢境敘事的深層構造以及療救的日常病理學方法等層面，詳細分析了格非文學創作所呈現出的精神史向度。2018年張清華再度在《當代文壇》發表《當代小說：從精神病理學的方向看——由格非〈傻瓜的詩篇〉說開去》以《傻瓜的詩篇》對精神病的發病機制與治療手段的弗洛伊德式的文學呈現，鞭辟入里地指出了格非對精神現象學、精神病理學勘探的深度。時至今日，格非早已不滿足于《傻瓜的詩篇》的敘事策略，通過對醫生與精神病患者之間的角色對調游戲來實現對精神病理學的簡單模擬與分析的表達，而是試圖從更為幽微的深淵景致去探尋隱秘的精神世界的玄妙。由此《登春臺》橫空出世。

在現有的研究文章中，基于文體結構、敘事技巧、哲學蘊涵、詩性語言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在為《登春臺》的研究提示研究視角、標明研究向度的同時，也為更為沉潛的精神、心理空間的開掘預留了巨大的空間。

一、“私人劇場”：輻輳云集的精神病患展覽

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精神分析學以其強勁、滾燙的“力比多”裹挾著“性學”與“性解放”的強勢威力轟然炸響了當代作家禁錮已久的心靈世界。它不僅以強烈的生物學進向撕開了為庸俗社會學與狹隘倫理主義所框定的文學、文化疆域，從根本上扭轉了人們固化已久的文化意識、文學觀念，而且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與批評方法，對198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壇的一眾先鋒作家影響尤甚。尤其是對曾經任教、生活于上海的格非來說，不僅從與精神分析學淵源甚深的“新感覺派”的文學遺產中拾得吉光片羽，而且在大學學院生活的內向化的精神取向中獲得任意馳騁精神世界的無限自由。再加上格非作為知識分子型作家的擔當與憂患意識，這些因素共同構筑了格非對精神世界內在奧秘情有獨鐘的美學趣味。事實上，格非也確乎對精神分析學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興趣與熱望。從處女作《追憶烏攸先生》中“像個女人”的烏攸先生到《迷舟》中猶疑不決的蕭，從《褐色鳥群》中記憶錯亂的“我”到《風琴》中靜靜窺視自己妻子被欺侮的馮金山，從《敵人》中惶惶不可終日的趙少忠到《傻瓜的詩篇》中的精神病醫生兼患者的杜預，從《欲望的旗幟》中自殺的哲學泰斗賈蘭坡到“江南三部曲”中懷揣烏托邦幻夢的陸侃、陸秀米、譚功達、譚端午，普遍的神經官能癥式的人物，表現出共同的難以自持的自毀傾向，構成了格非小說漫長人物譜系的鮮明特質。以格非對人物精神氣質的高度敏感與書寫熱情，重新審視《登春臺》后不難發現，《登春臺》赫然歸屬此類。只不過相較于《傻瓜的詩篇》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淺嘗輒止的簡單印證，《登春臺》在精神分析領域所做出的探索更為精深，由此而呈現出的文體更具有鮮明的“精神分析的元小說”特性。所謂“精神分析”主要是以弗洛伊德為代表，即建構在弗洛伊德早年若干精神病的臨床治療的實踐基礎之上的，借助于談話、催眠、藥物等方式，使患者在壓力的緩釋中，講出內心深處壓抑已久的隱秘，使潛意識中積蓄的超量“能量”得以釋放，從而恢復到正常狀態。關于“元小說”在古往今來諸多的文學呈現與研究表述中，都將其看作是“有關小說的小說”，是以小說形式對小說藝術進行自我探索的產物，強調其敘述形式的“反身指涉”和“自我意識”。對于《登春臺》小說結構的機巧，格非曾在一次專訪中毫不避諱地提及其對以往故事講述程式的厭倦，以及有意將一個故事拆解為四個獨立的故事單元的先在意圖。

之所以說《登春臺》呈現為鮮明的精神分析的元小說特性，不僅顯現為格非對敘述與虛構痕跡有意無意的暴露，還更為深刻地指向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表現在其分離交錯的元小說結構。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四個主要人物各自成章、漸次出場，然而每個人物故事最后都隱匿著下一個人物的故事契機，提請下一個人物的粉墨登場。四個人物環環相扣，故事情節也在互相嵌套的邏輯鏈條中形成一個首尾銜接的完整閉環。其次，是對話語觀療的戲仿。格非將早前對發病與治療之間奧秘的破解與記錄的興趣轉向為從神經癥患者的述說開始。這一點可能受拉康的潛在影響。在拉康看來，相較于從夢的內容處著手，心理分析更應該始于被分析者向分析者訴說夢的語言開始。由此，《登春臺》從此前津津樂道的破譯密碼的工作轉向人物滔滔不絕的自我訴說的語言之流。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每一部分都恰似他們各自在治療師的循循誘導下的自我陳述，彌漫于字里行間的是自我意識中那些深入肺腑的切膚之痛。《登春臺》這種自說自話式的自我呈現，帶有說書人說書體例的某些特征，然而其對夢境化的語體風格、非道德化的敘事立場與說書對跌宕起伏的故事的倚重以及潛在的道德說教等倫理道德成分上的差異，從根本上與說書區分開來。由于每個人物內里不同的精神創傷與癥候，使得他們的述說或潛意識的流動潛藏著不易察覺的外在治療師不同談話方式的介入與誘導。而這在作者巧立名目的運作下使得《登春臺》的文體與說書體式呈現出較大的差距，而更傾向于精神分析的層面。例如，開篇周振遐昏迷之前由痙攣而蔓延開來的鈍痛以及昏倒之前出現的幻視、幻聽都在暗示這不是一個垂垂老矣的老者純然的身體疾病的發作。在心腦血管等疾病之外，有更為深層的精神疾病誘發的痕跡，使平靜如常的身體在恍惚的沉思中精力超量，而只能開啟神經系統的部分閘門開閘泄水，以來勢洶洶的痙攣、抽搐加以釋放，外在表現便是疾病的驟然發作。這與弗洛伊德關于癔病的發生機制的表述不謀而合。而后面周振遐孤苦無依的一生、對存在持續不斷的追問以及生死的憂患似乎印證了這種精神創傷與壓抑的來源。以此觀之，周振遐昏迷之際耳邊響起的遙遠而莊重的有如臨終審判的詢問之音，莫不是心理催眠師的身份替代的表征？后面沈辛夷的心理治療師直接現身似乎印證了這種猜想。而對于殺人拋尸又心驚膽戰躲避追捕的竇寶慶，犀利的語言直指其內在本我的兇猛乖戾，“你的身上有個兇猛的活物。它是盤踞在你體內的一條虺。它沒法驅除，也難以馴服。你用自己的血肉飼養它，光是它身上那凌厲的黑色斑紋，就足以叫人望而生畏”1。此后每一章都氤氳著景物、經歷、感覺的復雜構成，它們牢固地框定在個人經驗的范疇而鮮少觸及他人的經驗心理。這一點南帆在論述《登春臺》時提及，“考究的遣詞造句無形設定的語言位置仿佛是局外的、游離的、事后的、高懸的，帶有一定的回憶或者反省成分”2。這些都在格非的夢筆生花下，呈現為沉靜狀態下自我意識畫卷的徐徐展開。沈辛夷幼年的被侵犯以及強勢的母親所造成的童年創傷構成了幼兒情結中難以磨滅的陰影；陳克明長久不得志與一朝得勢所無法彌合的內心分裂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內心；竇寶慶那無法遏制的無意識沖動冥冥之中透示出向死的本能；周振遐對泯然于眾人的完整自主的自我的過分追求，顯示出逃離他者審視與建構的渴求。所有這一切都深刻地指向內在世界的無邊曠野。最后，“精神分析的元小說”特性還表現在每一章節無所不在的夢境敘事。作為精神世界的深度構造，“夢”在文中不是可有可無的描寫性組織，而是人物自我述說進行到一定階段后無意識的自我袒露，是參透人物情感與精神心理、挖掘潛在病因的重要符碼。除此之外，《登春臺》里充斥著種類繁多的神經疾患的人物：時常癲癇發作的沈文鴻，偏執成性的沈母，疑病癥的室友，抑郁自殺的桑欽，重度抑郁的靜熹，患有人格與情感障礙的周南，周振遐患癔病的鄰居等，連同沈辛夷那有心理問題的心理治療師一起構成了神經病豐富的案例庫。格非運用具象化的細膩筆致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各式精神疾病的癥狀表征、夢程序心理等一序列精神分析學的基本問題。所有這些帶有“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與“夢的解析”傾向的分析與闡釋都共同地透示出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進行理論探求的“元小說”訴求。本文無意像保羅·德曼窺視盧梭那般去窺視格非的精神隱秘，也無意對文中各式神經癥患者作何種精神疾病的診斷，只試圖從精神世界的復雜性維度去探尋已然耳順的格非愈發深廣的生命愁思，去揭秘蘊藉在“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的熙熙攘攘向北京春臺路67號輻輳的眾生群像中的存在迷思。

《登春臺》作為格非沉入無意識世界開掘的產物，在體例上以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四人的“私人劇場”式的個人自傳式展出方式，再現了每個人精神的瘋狂與掙扎。格非如此熱衷于對人物精神、心理的描摹與勾畫，除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顯在影響，內里還隱隱閃動著福柯的身影。眾所周知，在對人類意識的深層結構方面的探索意趣上，福柯表現出與列維斯特勞斯、拉康等人一致的傾向性。福柯在將對此興趣指向語言分析的過程中，深刻地指向了話語無可媲比的特權地位，以及話語方式、語言規則對一眾現代人文科學的囚禁。除此之外，福柯還以《瘋癲與文明》展現了西方16至19世紀末瘋癲與瘋癲者治療的歷史，揭示了西方人普遍的病態與精神焦慮。福柯直言“瘋狂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文明的產物。沒有把這種現象說成瘋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種文化的歷史，就不會有瘋狂的歷史”3。“瘋癲主題取代死亡主題并不標志著一種斷裂，而是標志著憂慮的內在轉向。受到質疑的依然是生存的虛無，但是這種虛無不再被認為是一種外在的終點……而是從內心體驗到的持續不變的永恒的生存方式。”4福柯這種從文明角度、哲學角度理解的瘋狂，百年前魯迅曾以他那患有迫害妄想癥的狂人發出過令人警醒的吶喊，百年后的格非面對當下中國的新現實似乎深有同感而遙相呼應。《登春臺》不僅以飄忽的感覺型話語展現了當代中國人從1980年代社會發展至今神經癥的普遍性與隱蔽性，而且以癔病與夢境的心理呈現，力圖從精神病患者自身的經驗之內去揭示瘋癲的本質，以及“瘋癲與文明”之復雜關系。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式的心理療法正是從主動聆聽的意愿性維度既打通了精神病患者與健全者之間溝通的渠道，又打通了“表面‘調整正常的人格’的‘瘋狂’與‘健全’”5的通道。

二、沈辛夷：永遠無法磨滅的童年創傷記憶

弗洛伊德若干臨床診斷結果毫無猶疑地將致病因指向精神壓抑。弗洛伊德說：“壓抑是使得無意識沖動和動力受到禁止而無法接近意識生活的機制。”6“壓制的基礎只能是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也就是說，受到壓抑的單獨觀念，和構成自我的占支配地位的大量觀念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性。然而，被壓抑的觀念卻采取了自己的報復措施，它引發疾病。而這個單獨的念頭一旦被無意識釋放，被帶到意識的強光里，觀念性的東西便會像損害機體、血液的病毒和感染一樣，立刻被有效地消除。”7在弗洛伊德的著述中，癔病的發作是由于受到壓制的記憶的重復出現，這種記憶“必須是由某一件造成最初精神創傷的事件經過在意識中深埋之后，被重新想起的那種記憶”8。具體發生機制為“如果一位癔病患者有意去忘掉某次經歷或是強行驅除、禁止乃至壓制某種意向或者是某種觀念，其結果便是上述所有心理活動自行進入意識的第二狀態；然后從那里施展起永久性作用，一旦有關這些事件的記憶重新回歸，便會以癔病發作的形式出現”9。格非深諳記憶之于精神疾病與文學敘事中難以言明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前的歷史敘事中，格非總是將其與“敘事”一同置于不可靠的地位，甚至任由“敘事”與無意識動機按照利己性原則隨意篡改、破壞著記憶本身的樣貌。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至為晦澀玄奧的《褐色鳥群》正是這種玄思的形象化表達。到《登春臺》，格非似乎不再糾結于記憶與歷史的可靠性與否，而是放任記憶的自在流動，并在暫時性的可靠性之中拼湊起精神世界的全部內容。抑制內心的批判力，使無數意念想法能夠自由浮現于意識層并和盤托出，這本是精神分析法成功與否的關鍵。《登春臺》在試圖喚起創傷記憶之時也遵循這一原理，為被分析者營造舒緩、安逸的環境。提起母親便情緒無法自控的沈辛夷，內心積蓄著超量的精神能量。她與母親之間點點滴滴的回憶的展開便是在傍晚時分，燈光幽暗的寧波菜館里。颯颯的雨聲與晦暗的環境營造了類似入睡前的輕松安全的環境，使沈辛夷日常的批判力稍稍松懈，而為往日所壓抑、廢棄的意念紛紛涌上心頭。回憶的路線由意識層的木箱開始向前彎越，阿寶、布娃娃與美少女戰士卡通貼紙、雪菜肉絲面……引出的是幼時母親偏心的記憶。直到將她打入深淵的那張病弱蒼白的臉龐以及耳邊黏膩的絮聒的出現，被猥褻的記憶、大雨的環境音，作為引發抑郁的深層壓抑，從不愿被提及的意念層面涌現出來，使身體破敗的沈辛夷深陷失眠的煎熬再也擺脫不了各式各樣的聲音摧殘。隨著“自我觀察”的深層推進，未被意識到的意念也逐漸浮現水面。在寂照寺、金檫樹、提婆達多的牽引下，父親隱瞞許久的“先天性心室間隔缺損”的隱疾終于大白天下，而粉紅色草莓奶油蛋糕似的賓館也將母親與賈金強的不正當關系精準地捕捉到。第三人稱“她”的敘事視角的行文內里暗含著心理分析師的潛在身份。格非致力于揭示沈辛夷童年記憶中的遮蔽性記憶和被遮蔽的記憶，并且一開始就以經過作者身份偽飾的心理分析師的口吻評論或記錄道，“也許要等到多年以后，沈辛夷才會明確地意識到，這個關于木箱的溫馨的畫面，或許不是她最早的記憶。這個世界給她留下的初始印象，比這要嚴酷得多，也糟糕得多。但她暫時還在她心底的某個角落里沉睡，等待蘇醒”10。對于瑣碎的遮蔽性記憶及其與心理經驗之間發生的“逆向性”或“退行性”的轉移作用，弗洛伊德在《童年回憶與遮蔽性記憶》一文中有相應的案例論述。格非以沈辛夷的個人生活簡史探尋了童年記憶可以回溯多遠，遮蔽性記憶如何在以后的生活中潛意識地發生作用。

三、陳克明：性本能與無意識自毀動機

與沈辛夷以故鄉記憶展開回憶和行文方式一致，陳克明人生記憶的展開也是從對出生地小羊坊村的歷史沿革與日常點滴講起。顯著的第一人稱“我”的敘事視角串聯起的是外部世界生存壓力與生活暴力，內里則是無意識與命運無常的玄機流轉。格非將心理分析師的職能加諸于周振遐身上，以他對陳克明記憶中細枝末節的提請，幫助陳克明厘清混沌不明的混亂思維。“我講完了這個故事之后，他又讓我再仔細回憶一下，到了那年4月底，我發現無論如何也無法按期完工，將十三層至二十四層的作業轉給別人時，究竟是誰提出了這個建議。是我，還是我的岳父？”11在陳克明茫然不知所以時，周振遐簡明扼要地提醒，“這么說吧，現在讓你重新回憶一下這件事的整個過程，你能不能告訴我，這個項目失敗的關鍵在什么地方？”12在陳克明顧左右而言他時，周振遐一針見血、直擊要害，“你難道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的岳父嗎？”13在陳克明幡然醒悟，即將沉入人心不古的悲哀與凄涼之時，周振遐又適時跳出來給予及時的撫慰“事情既然已經結束了，一切也就過去了。我們可以做任何事，唯一不該做的，就是怨天尤人……”14在深夜狹小密閉的車廂，兩人在簡短的對話之間完成的是一次有如在診療室里展開的“談話法”的診治。事后陳克明回憶起當時醍醐灌頂之感，“正如你在一個黑漆漆的屋子里待久了，有人捅破了窗戶紙，讓外面的光透進來了一樣”15。光透進黑屋，這本是一種文學性的修辭表達，然而聯系到弗洛伊德“冰山”理論，那沉潛在水平面及之下的巨大的前意識、無意識以及向意識轉化的過程，那透示的光正是從水下躍出水面后的光芒乍現。此前，陳克明并非沒有對岳父做局的懷疑，只是被有意識地壓制了。而周振遐的一番話無疑將這些念頭從無意識中釋放出來，重新帶到意識的強光里，陳克明由此對招致自己跌落谷底的坎坷命運慢慢釋懷，并能安然投入到神州科技公司的新工作中。將壓抑到無意識的意念帶到意識層面，從而達到療愈的目的，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核心。陳克明的一生看似是時運不濟、命運多蹇的捉弄，實則是自毀的無意識動機的推動。在接到裝修工程之后，妻子言猶在耳的反復提醒依然阻擋不了陳克明內心的自毀沖動，“我一時心下得意，便壓低了聲音，將剛剛接到的新業務，對岳父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16。在與靜熹的婚姻上，陳克明僅憑“靜熹”的名字，就將其想象成溫柔賢淑的人并與之成婚。在婚姻情感方面，質檢員朱云倩的輕佻之舉看似沒有使陳克明做出出軌的舉動。但朱云倩的熱情開朗、白白凈凈，說話老往跟前湊的身體動作以及一口整齊白凈的牙齒，卻使陳克明有瞬間的晃神，那些為道德所不容的欲念悄然壓抑到無意識領域。以至于在聽鸝館遇到神似朱云倩的莎莎，這些潛藏的欲念被瞬間喚醒，“她那攝人心魄的笑容，讓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似乎有什么事情，正在暗中發生。正是在那一剎那，我猛然記起來，她的眉眼，與順義服裝廠的質檢員朱云倩有幾分神似。我甚至還能真切地回想起，朱云倩將我按在墻上時，她脖子里那令人窒息的微微汗味”17。性本能的沖動誘使著陳克明放下“超我”的高度自律性，遵循“本我”的快樂原則與莎莎在湖邊路燈下瘋狂擁吻。此刻在陳克明意識中，“只有在黑暗中發生的事，才是那么地激動人心”18。即便遵循道德訓誡的“自我”跳將出來使陳克明一度左右搖擺、深感自責，但仍沒壓抑住內心深處對“本我”欲望的滿足的沖動與渴求。

與對沈辛夷童年創傷的揭示不同，格非在對陳克明的部分敘寫中，對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進行了新的勘探。陳克明那可通過數字聯想與賈元春出生時辰對接的“正月初一”的奇特巧合，在陳克明母親“正月初一子時降生、雙旋兒，必有貴人扶持”的反復宣揚下籠罩著一種“迷信”的神秘氣息。這一看似與陳克明實際遭遇毫無關聯的細節所內含的命運暗示，在陳克明決策失利與接連出軌的一次次偶發行為和倒錯行為中，越來越內在地指向自毀的無意識動機。弗洛伊德在《決定論、偶然與迷信之信仰——一些觀點》中對數字聯想的“無意識情結”進行了案例分析，指出迷信“源于被壓抑的不友善的殘忍的沖動”19。迷信的人“他對偶發行為和倒錯行為的動機一無所知，相信這僅是心理上的偶發事件；另一方面，他傾向于將真實事件中很簡單明了的意義歸結為外在偶然的發生，并把這種偶然發生看做是他所不知的外部世界某種天機的表達途徑”20。在弗洛伊德看來，“總是把別人瑣碎細微的動作看成巨大意義”21的妄想病患者對動機的移置與迷信者并無太大差異。在生怕被別人看輕的陳克明身上奇異地交織著對偶然行為的忽略與別人瑣碎動作的特別在意的雙重矛盾。“我無意為自己的行為辯護。但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這件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22。正如迷信者無從解釋偶然，并把它看作某種天機的表達一樣，在陳克明的感覺世界中，充斥著“預示”“預感”“預兆”之類的宿命色彩的命運暗示與知覺表述：“說實話，我在飛往金邊的飛機上與昆吾悠閑地喝著香檳時，那縷光似是不祥之兆，仍然會從我的腦海里一閃而過”23，“唐紀禮或許沒有想到，他在飯桌上隨口說出的這番話，卻在無意中為我今后的人生道路，指出了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24，“我當時就預感到大事不妙”25。陳克明無法抑制潛在的精神力量的悄然流動，“想著想著，一種陌生的、完全不同的恐懼和傷痛，漸漸地在我心底升起并迅速蔓延開來”26，“要是昨晚的事根本沒有發生，那該多好啊！”27陳克明內心深處不知緣由、無法解釋的“暗恐”指向的“壓抑的復現”，不僅是無意識的證明，而且表征了無意識的始終活躍。“我身上還有一種難以馴服的力量，躲在暗處，在處心積慮地破壞著這個計劃的實施”28，“人有時真的會故意跟自己過不去”29。如此異常活躍的精神活動，格非似乎有意放縱陳克明內在噴薄欲出的那些受潛抑的精神力量與心理歷程。尤其是在展現倒錯行為的精神活動時表現出與弗洛伊德對過失發生機制的高度一致性，“在人心深處，有一股隱流存在，從前我們追究夢中隱藏的意義時，見到了它驚人的勢力”30。在日常生活中，正常人與非正常人，偶發行為、錯失行為與神經癥之間的界限并非純然分明，“瘋狂”的發作頻率、強度也不盡然，然而其共同點都可追溯到“可厭的被潛抑了的精神素材，這些精神素材雖遠離意識，卻永遠在伺機而動，尋找一切可以表現出來的機會”31。

無意識作為精神分析學的基本對象，無論是拓撲學、動力學還是經濟學觀點的表述，都旗幟鮮明地標示了弗洛伊德對無意識矢志不移的迷戀和倚重。格非對陳克明的敘寫隱隱呼應了弗洛伊德對無意識奧秘探索的執著。無論人格、欲望、本能抑或偶發行為、錯失行為……格非都以持續的被壓抑向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核心——個人無意識挺進。弗洛伊德畢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探索精神病患者的痛苦之源，嘗試包括按摩、電療、催眠等在內的諸多治療方法，試圖找到在無意識某一特定區域的病因，然而其單純局限于醫學實踐的無意識研究妨礙了對無意識本質的深入探求。格非不僅將精神分析的理論觀點引入形象的演繹，也有意通過對不同人物的設置和差異性鏈接將理論學派求索的過程納入其中，顯示出一個學者型作家的深厚美學底蘊。

四、竇寶慶：被他者建構的自我與死本能

第三個敘述主體竇寶慶的故事以陳克明從記者小羅對竇寶慶兩次采訪寫就的文章的閱讀起始。在敘事手法上，格非再次轉換敘事視角，以偏為罕見的第二人稱“你”展開敘述。“你”表面上以第二人稱規避了第一人稱“我”的直接當下性，使竇寶慶的一切行蹤無處遁形，內里實則是對同一、自主的自我的深刻懷疑與顛覆。如果說陳克明自我的沖突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基礎上的唯樂沖動與現實之間的矛盾，那么在竇寶慶的故事上，格非則是在死本能的基礎上沿著主體的顛覆——自我的他者性維度及語言學的進向將精神分析學從經典精神分析學引向了拉康精神分析學。

弗洛伊德以本我、自我、超我為內容的第二個自我拓撲結構試圖完善第一個心理拓撲結構的意識、前意識、無意識的界限模糊問題。即便如此，兩個結構的三個層次之間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一對應關系。“無論如何，我們都應該注意一個不協調的見解：就是自我（包括超我）不完全與意識相一致，而被壓抑的材料也不完全與潛意識同范圍。”32“自我及超我的本身也許就是潛意識的。”33

弗洛伊德發現了無意識，奠定了所有精神分析學派的基礎，但仍未能真正揭示無意識的本質；自我、本我、超我三者雖互相滲透，然而畢竟仍舊統屬于“我”的同一性；而無意識也在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那里本質化為一種自主的自我。拉康在鏡子階段理論的研究中自覺摒棄了弗洛伊德建構于生物學進化上的自我的完滿、自主，拆穿了自我的同一性和自主性，以象征界、想象界、實在界新的三層構造張揚自我本質上的內在分裂，即自我是他者的，因而也是被建構的。他突出了外在世界對自我存在、影響的優先性，在自我的建構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精神發展邏輯：“理解力、知覺和記憶首先是從外部世界構成然后再回到人們以資談論自己的生活的言詞（象征）之中，再回到人們認同的形象（想象）之中，再回到將現實建構成一種創傷秩序的失落（loss）的效果之中，而這種失落是永遠不可彌補的。”34形象、言辭、力比多之間奇異的排列組合，最終既使自我始終處于不斷的建構之中，也更為突出地指向了自我統一體的虛假性與分裂性。從生物學到與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聯姻，作為一種語言結構、秩序的無意識不再是無法捉摸的神話，而成為可通過隱喻、換喻機制加以把握的能指鏈。由此，自我的他者屬性在無意識作為他者的話語的本質中顯現。“主體最終只得承認，他的存在絕非別的什么，而只是他自己在想象中的構造（oeuvre）；而且這個虛構削弱了他所有的確定性，因為在為另一個人（for another）而重建其存在的工作中，他再次遭遇了根本性的異化，這異化使他像另一個人（like another）那樣建造其存在，而且這異化總是注定了其存在要被另一個人（by another）奪走。”

竇寶慶原本只是甘肅云峰鎮再平凡不過的普通人。每日崖畔放羊，在鼓噪的風聲與云峰小學上午九點半的高音喇叭的喧嚷中重復日復一日的生活。然而自他的姐姐被侵犯而上吊自殺后，他內里自主自足的自我就被迫卷入他者的異化構造中，接連不斷地為另一個人所奪走。竇寶慶深陷一系列不完整的他者之中，欲望他者所欲望的，其命運也在這一個個他者的欲望構成的欲望轉喻鏈條中彌足深陷。正如弗洛伊德在《自我與本我》中所描述的那樣，自我是“被拋棄的客體投注的猝成”。回溯替姐姐報仇的親緣起點，竇寶慶曾“忍不住這樣想，一個人要是沒有父母該多好！要是那樣的話，不管遇到什么樣的命運，你都能坦然接受。你想活就活著，想死就去死。你在世上活著，無非是對自身的損耗或揮霍，等到哪一天，身體里的能量被揮霍光了，隨便在路邊一歪就完事”36。竇寶慶幻想以父母的缺失——愛的缺失，以“不擁有”作為對自我的擁有的條件，以不在作為在場的卑微渴求，雖然建構起的是一個欠缺的主體，然而，他者的欠缺仍舊毫不留情地將這個欠缺的主體引向了更為匱乏的欠缺。竇寶慶由殺人的動機而至最后鋃鐺入獄的整個過程，外在客體世界的引誘是致命的導火索，刺激著內在的死的本能蠢蠢欲動。在個人始終依賴他人以形成自我確認方面，格非從拉康所謂言語是他人的話語這一層面出發，在竇寶慶的自我講述以及無意識口誤中牽引出他無處可逃的命運。在此之前的竇寶慶一直是緘默不語的。初到拉面館時，以無聲的咧嘴笑阻拒老板娘的引誘，預防了語言、言語在陳述主體和說話主體上的分裂可能造成的泄密。直至抑郁癥患者鄭元春的出現，其歇斯底里的瘋狂勁兒使竇寶慶習慣性緊繃的緘默撕開一道裂隙。“你吃驚地發現，你嘴里的俏皮話，根本不受控制，一句接著一句地往外冒”37。從講述沈辛夷被侵犯的故事起，過往受壓抑的記憶重新回到言辭之中，無意識便在病態的他者的話語引誘下，一步步趨近隱秘。格非清晰地認識到了自我話語的他者性，“你把這個故事跟鄭元春講了七八遍之后，吃驚地發現，盡管你沒怎么花心思去瞎編，但每講一遍，故事的內容都會自然而然地有所不同，鄭元春也從未感到厭倦”38。“把這個故事在心里默想無數遍是一回事，而要將它從嘴里一個字一個字地講出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39。與此同時，語言對主體的分裂也以口誤的形式表現出來，“你抱歉似的對鄭元春笑了笑，說出了一句讓自己魂飛魄散的話：‘講得有點亂。因為事情是真實的。那個女孩就是我姐姐’”40。在弗洛伊德那里還僅作為一種特殊話語現象的口誤，發展到拉康這里已然成為人類一切話語的本質。至此，竇寶慶終于在他者的異化建構中完成了主體成長進程中的兩次異化：鏡子階段將他者認作自己的異化及俄狄浦斯階段對父法、秩序的象征界的認同與讓渡。面對審訊，竇寶慶重歸傻笑、含笑不語的自我表達最終抵擋不住一支煙的誘惑。在與羅記者長達一個小時的對話中再次開啟了說話的欲望。竇寶慶的故事似乎完美呈現了拉康關于實在、象征、想象的精神秩序，在將永遠無法彌補的缺失與分裂暴露之時，也將拉康精神分析學對語言的極端重視展露無遺。

五、周振遐：對自我的完整性渴求與強迫性焦慮

周振遐的故事以敘述人“他”的視角展開。作為神州聯合科技公司的董事長，周振遐的“私人劇場”摒棄了對戎馬一生的豐功偉績的細致描寫，轉而以晚年退休后的生活細節與精神情態為重點表述對象。表面上周振遐的世界被物聯網的各種關系高度關聯在一起。然而從一開始，他就或主動或被動地切斷與外在、他人可能的聯系。個性之中與世間一切隔膜，也許是自幼年為改嫁的母親所遺棄起，在從溫潤舒適的江南小村姜堰淪落到干燥的北方天津城，在冷淡的夫妻關系中一點點自我封閉。在精力過于旺盛的師兄兼好友蔣承澤的帶領下，周振遐也曾踏足令人眼花繚亂的現實消遣中。然而，快樂原則并沒有使本我在主動的追求中因欲望得到滿足而發揮彌合內在分裂的作用。在周振遐清冷孤僻的背后潛藏的是對完滿、自足的自我占有的渴望。格非以周振遐為人生晚郁期的代表，以毫不留情的筆墨披露了生命的荒誕本性，即經歷一生掙扎的自我最終仍不無悲催地淪為外在世界、本我與超我的仆從。周振遐這樣一個坐擁春臺路67號龐大物聯網公司的上位者，有著看透一切的超然，卻依然無法抵擋脆弱神經的內在折磨以及英雄暮年與死亡的隱隱威脅，昭示了生命個體無處可藏的可憐可悲。沉默寡言、獨居西山云錦的退休生活是每日重復不變的刻板日常：上午蒔花弄草——中午寧波菜館就餐、午睡——下午書房消閑——烹調晚餐——睡前散步——凌晨蘇醒。看似閑云野鶴般閑適，卻消受不了雞犬之聲相聞的“聲音”侵擾；看似世事洞明般放達，卻輕易就為人波動心弦。周振遐開解了陳克明，給竇寶慶以未來的希冀，然而卻唯獨解救不了自己。婚后第二天便與妻子分房睡，天生的性冷淡招致妻子離婚時惡毒的詛咒。再加上觀念之中的對柏拉圖式的愛情的推崇招致的性的剝奪，使其力比多長期得不到滿足，只能另尋他路和對象予以替代性滿足。這在弗洛伊德看來，這種自我內部的剝奪正是構成神經病的起源。周振遐傾注大量心力用以花木培育與病蟲害防治，整個退休生活細致得有如歐洲月季的養護大全。除二十種名目繁多的花草樹木映射的是內心諸種欲望的蕪雜與左奔右突。周振遐試圖以機械、重復的忙碌確認自己的在場，這種無處安放的焦慮似乎印證了弗洛伊德對強迫性神經癥的描述，“病人內心充滿著實在沒有趣味的思想……然而無論如何病人總不免以這些觀念為損耗精神的強迫思想的起點，他雖極不愿意，卻也無法抵制。他好像面對著生死存亡的問題，勞心苦思，不能自已。他真正干的都是些絕對無害的瑣事——即我們所稱的強迫性動作——都是日常動作的重復和加工的排演，致使那些普通必要的動作——如上床、漱洗、穿衣、散步等——都變為異常艱難繁重的工作了”41。強迫性神經癥患者通常擁有超常的智力和精力，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處境和行為意愿，然而對自身發出的強迫性動作卻總是情不自禁。周振遐便是如此，他只能以交換替代的方式緩和背后那股不可違抗的非常態的精神力量的吸附。蒔花弄草也僅是周振遐性滿足的替代物。然而，幼時輾轉流落的成長經歷中造成軟弱無助的意識，成年后性的節制和焦慮，晚年對死亡的憂慮與恐懼，所有一切交織成密不透風的壓抑之網。誠如周振遐自己所言，“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囚徒”42。周振遐內在的生命熱力似乎永遠被囚禁在幼時那個雨天于廢窯之中所做的幻夢里無法掙脫。

周振遐的一生既是其探索個人與世界關系的精神探求之旅，也是以格非為代表的當代知識分子上下求索的隱喻。從沉潛西方哲學，在主客體分離下的精神瘋狂到回歸中國傳統、在天人合一中的雍容平和，被各種身體的、精神的病痛折磨的周振遐最終打開了自我的孤絕，主動與鄰居攀談，以融于周圍天地間的姿態走出了個人的孤島。就像周振遐種遍歐洲月季最后還是不可自抑地喜歡上了中國月季；就像竇寶慶在父親的期盼中等待出獄的日子；就像陳克明終于放下對靜熹的執念，平靜地走出靜熹的院門；亦像沈辛夷從個體生命的立場上與妨礙她一生的母親做出的和解。從個體心靈深入歷史深處，在時間的謎語中重新咀嚼、領悟中華傳統文化的微言大義，以反求諸己的存心養性方式澆筑自我的內在根基，也許正是格非在精神普遍病態化的時代隱痛下，留給未來的無限希望的密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小說對傳統道德化敘事的重構研究”（項目編號：24BZW12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6 37 38 39 40 42格非：《登春臺》，譯林出版社2024年版，第239、28、148、148、149、150、150、135、168、169、170、129、132、136、172、174、172、173、212、238—239、249、252、253、331頁。

2南帆：《共時展示：交匯、錯雜與震蕩——讀格非長篇小說〈登春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4年第4期。

3 4 福柯：《瘋癲與文明》，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版，第18頁、“封底”。

5 張京媛：《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26—127、130頁。

6 張清華：《當代小說：從精神病理學的方向看——由格非〈傻瓜的詩篇〉說開去》，《當代文壇》2018年第4期。

7 8 9 [美]歐文·斯通：《弗洛伊德傳》，劉白嵐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493、493頁。

19 20 21 30 31[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彭麗新、李想、王威威、李紅俠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50、248、245、266、267頁。

32 33[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編》，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54頁。

34 35馬元龍：《主體的顛覆：拉康精神分析學中的“自我”》，《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

41[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第204—205頁。

[作者單位：燕山大學文法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