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作為新時代文學創作代表性作家的老藤，不僅在主題創作上以精品力作實現了創新性開掘，還以對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深刻理解與把握，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中以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藝術想象，回應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轉向和文明價值創新。在《草木志》的藝術世界建構中，老藤藝術地審美地建構了人與植物之間的內在關聯，以中華文化原初的“天人合一”理念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把中國式現代化訴求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圖景與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相聯結，從而把新時代生態文學創作推到了歷史新階段，全景式地展現了中國生態文學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呼應，形構了有別于西方生態文學的中國生態文學道路。《草木志》以藝術的方式弘揚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理念，在守正創新中走在了當代文學經典化的途中。

關鍵詞：老藤 《草木志》 山鄉巨變 《北愛》 《北地》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文學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和藝術表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1堅持與時代同步伐，是新時代文藝肩負的文化使命。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2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正在召喚著中國生態文學的藝術想象。就此而言，中國生態文學既有世界生態文學伊始對人類現代化片面發展弊端的批判反思，以及對生態環境危機的高度關注，更有著基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審美表達與正向度的藝術同構，從而呈現出一種迥異的文學形態。老藤的《草木志》作為“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重點推進作品，聚焦了新時代波瀾壯闊的山鄉巨變，創造性地打通人與植物的內在關聯，將“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相結合，以文學的方式聯結了生態文明建設與鄉村振興戰略，以豐富動人的生態內蘊與砥礪奮進的時代精神高揚了新時代生態文學的價值追求。作為一部深扎生活的優秀作品，《草木志》為新時代生態文學創作的經典化提供了典范案例，值得認真解讀和重點評述。

一、打通人與植物的內在關聯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新時代，如何創作新時代生態文學，藝術地把握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的時代之變與不變的張力，是對作家洞察力、創作力與審美想象力的考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草木志》作為新時代生態文學的一部精品力作，可圈可點。《草木志》以一座有三百余年歷史的古村——墟里村為敘事場域，通過一位駐村干部“我”的第一視角，創新性地建構了人物與植物的內在關聯，圍繞如何振興古村這一核心問題進行敘述，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下，將生態文明建設與鄉村振興戰略歷史地藝術地審美地關聯起來。

正如“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所描述的那樣，墟里村是一座風景優美、平靜祥和的小山村，《草木志》的整體敘述是質樸、自然的。不同于許多生態文學作品著力描寫生態破壞問題，筆力剛硬、直指沉疴，《草木志》的敘述充滿溫情，宛若和風細雨，正如老藤其名，像一株柔韌的藤蔓，串聯起了人與事、人與草木、人與自然，將矛盾困境化為藝術感知，無疑有著新時代之新的價值意味，也有著新時代生態文學的鮮明特點。小說開篇，主人公“我”行至望江臺上遠眺墟里村，“五色炊煙”在夕陽下送來麥香，人在其中，有如入畫；文至中篇，一紙“封灶、禁火”文件加之辦事人員的層層加碼、大搞形式主義，差點永久性地毀滅了這一美景。盡管作者行筆舒緩如水，但讀來也頗為膽戰心驚。在這場“告別炊煙”運動中，“鬼蠟燭”謝志遠粉墨登場，在其開展的強制性入戶拆灶行動中，施工隊打傷了守村人“鼠李”齊老三的愛犬，干部與村民的矛盾逐漸激化。為了保護環境而決定封灶或許是正確的，但二者并非毫無余地的對立，更不是二者只能選其一的矛盾。正如鎮長老畢所言：“燒柈子取暖做飯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生活方式，這個彎拐得太陡，胳膊肘子彎最容易翻車。”3《草木志》將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矛盾相勾連，提醒人們要以生態整體主義看待生態保護問題，生態保護不是不讓人發展。“事實上，生態整體主義絕非要求人類無度地自我犧牲，而只是要求人類有限度地發展。”4生態整體主義直面人的能動性，承認人的破壞性，因為生態是被人破壞的，也只有人能承擔起重建生態平衡的重任，這種承認包含了批判性和希望性的雙重視角。

在老藤看來，“生態文學應該塑造自然之子的形象長廊，成為文學區塊鏈的一部分”5，他認為自然不僅是人的生存空間與實踐場域，更應是與人類共命運的共同體。“新世紀以來生態寫作的中心是檢討人類中心主義，提倡生態整體主義”6，《草木志》藝術地打通了人與自然的內在關聯。此前，從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的作家或多或少滑入了生態中心主義的誤區，轉而為動植物譜寫贊歌，這種思想和立場是對數千百年來人類主體性的反撥，卻不利于生態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和現代化的正向引導，從而難以平衡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文學有著生態學思想的根荄，“生”是基礎，有了生命體才有所謂“生態”，人類作為地球上體量龐大的生命體自然不能遠離生命基礎。在當下創作生態文學，既不能鼓吹“人類中心主義”，也不應導向“無人的生態文學”，因為人的生命活動是在自然生命間的普遍聯系中展開的，各個物種生命之間、生命與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生態寫作應當關注人與自然的生命關聯與共感，只有達到這種“共感”才能通向“共生”，最終做到海德格爾所言“詩意地棲居”。

生態整體主義是對整體生態去中心化的理解，旨在強調生態環境內部聯系，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生態整體主義帶有人的色彩、人的愿望、人的價值傾向，受到了人類最基本的普適價值的制約，或者說它絕對反對突破維護人的生存權這一價值底線。生態整體主義的最終理想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平衡、穩定和持久存在，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人類這個物種的長久、安全、健康、物質生活有限度地和精神生活日益豐富地存在。”7在《草木志》的文學書寫之前，人們并未很好地將人與植物內在地關聯起來，普遍認為“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將植物看作沒有意識、不能自主活動的客觀存在物，以至于忽視了內在聯系的普遍性。《草木志》打破了這一思維定式，“當你留心某一植物時，一定能與認識的某個人找到關聯點，這絕非牽強附會，人與物的精神特質是相似的”8。老藤所言不虛。在《草木志》中，不僅存在著諸如拉拉秧、打碗花、楊鐵葉子等幾十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東北特色植物，也能透過這些植物追尋到與其特點相近的人物。這種打通人與植物聯系的生態寫作手法很好地完成了新時代文學守正創新的要求，不僅超越了傳統的小說人物塑造、完善了作家自身獨特的寫作風格，更為新時代生態文學提供了邁向經典化的新范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也是中華文明傳承和發展的根本。《草木志》中，“一金三老”四人是墟里村話語權最高的人物，其中又以齊大牙最為神秘和高深，他的身上仍舊保留著古老薩滿教文化的殘影。齊大牙雖然年事已高，卻思路清晰，能掐會算，語含玄機，寥寥幾句就能為來者答疑解惑。“我”初來乍到，向齊大牙求教如何發展墟里村的經濟，齊大牙給出的對策是“先正名”與“勝災妖”，認為墟里村向外應當重建驛路、向內需要盡早解決方、石兩家矛盾，又用“鹿乳奉親”的典故表達村干部應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種淺顯生動的表達是中華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賡續中形成的思想理念、傳統美德和人文精神的集合，體現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和精神標識。盡管已步入新時代，世界發展日新月異，但是在墟里村這樣的小山村，傳統文化仍舊擁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這提醒我們要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作用，在守正創新中為其賦予新的新使命。

2021年4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指出：“中華文明歷來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9可以說，“天人合一”作為價值元素，已成為中華文化傳承發展創新的基因，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具有高度契合性。中華文化對“天人合一”思想有著高度的關注和論述。莊子言：“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認為人可以通過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達到與天地精神的統一；《周易》認為“生生”是“天地”內在的創生力量，天道、地道、人道既是一個不斷重復創生的系統，也是一個各類物種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從自然規律出發確立了“天人合一”的可靠性。“天人合一”強調萬物之間的相互聯系，以及整個世界的有機關聯，認為人與天地萬物同屬一個生命共同體，人與萬物是共生共存的，從而將人類的生存與宇宙萬物聯系起來，這種樸素的生態思想是《草木志》中著重敘述的。墟里人對自然環境的敬畏之情貫穿始終，他們對各種生物的特點有著精準的把握，還會利用神話傳說告誡后人保護它們。如山林中的“泡子”（池塘）周邊盛開著興安雪絨、大花杓蘭等珍貴花卉，“我”擔心會有人破壞這些植物，隨行的石大奎卻講述了方子玉與白英二人凄美的愛情傳說，認為“泡子”邊的白花是在暴風雪中犧牲的白英的魂魄所變，為了表達敬意，墟里人并不會隨意采摘它們；甚至對“打碗花”這種路邊隨處可見、被認為代表霉運的野生植物，墟里人都能找到相應的傳說故事，為其尋找靈魂棲居之所；在人與人的溝通中，多利用耳熟能詳的生物特點而對人進行規勸、建議，如“哨花吹”為了安撫想要報復方世坤的石鎖，用石鎖養的老頭魚舉例，說老頭魚最擅長的是忍耐，勸說石鎖冷靜下來，為解決方、石兩家矛盾取得了珍貴的先機。對于墟里人而言，自然生物的命運與村民的命運息息相關，善待生物就是善待自己。在《草木志》的生態寫作中，“天人合一”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現，有利于“引導公眾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10同時這種書寫也讓讀者認識到在山鄉內部，神話傳說等中華傳統文化仍然活躍在大眾的日常生活，需要在日常踐履中尋求發展新路徑、新方法。

“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與西方近代以來人類中心主義的自然觀截然不同，它蘊含著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建立在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共生的思考上，“天人合一”思想倡導將天地萬物視作同自己命運相連的存在，從而把自然生態同人類文明從矛盾對立中解放出來，形成命運與共的關聯，為構建中國生態文學話語體系提供了重要經驗參考。同時，“天人合一”生態智慧還明確了人作為擁有極強能動性的物種對于世間萬物的責任和義務，認為人類應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順應自然，主動自覺維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不過分攫取自然資源，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旨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而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尋求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

中國古代歷來有敬天、崇天的信仰。中國人積極向上的生命觀與文明的開放性、包容性源于此，老藤在《草木志》中開創性地將“天人合一”生態思想與習近平新時代生態思想相結合，把個性迥異的人物與植物相連，從而使得讀者對新時代生態文學有了深刻印象。“拉拉秧”渾身長滿倒刺，不留神就會給人身上劃出血痕，牽絆著人的前進，與之相連的是會計石小東，不多言語，但很有主意，若是他認為一件事不妥當，那必定想盡辦法使其寸步難行；“狼毒草”無形中掠奪其他植物的水分，常常導致生態環境中“我活你死，絕不共生”的現象，相應的，方世坤性格冷淡，利益至上，在與石鎖的矛盾中不動聲色地步步緊逼，差點釀成大禍。然而，老藤時刻以“天人合一”生態思想為旨歸，始終保留著有節制的溫情敘事，從不將善惡簡單地對立起來，而是將矛盾轉為聯系，從而共同指向可持續發展道路：方世坤雖然心機頗深，但為了村子的發展可以放下芥蒂、出錢出力，與石鎖最終一笑泯恩仇，一起成為帶領村子走向小康的領頭人。老藤認為，“這些人物都像他們所對應的草木一樣，有自己的生活邏輯，有自己的命運軌跡，也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們各自不同的存在，構成了驛路都柿灘的風景”11。《草木志》的生態寫作不以人的喜惡為中心，而是尊重每個物種的存在和消亡，書中的“我”就像驛路上的一棵牛筋草，以匍匐的姿態看著墟里發生的一切，以“見證者”的身份踐行自己的任務，“我”的存在就是對“天人合一”思想的實踐。老藤將人物與植物的命運緊密相連，重申生態保護的重要性和合理性，為新時代生態文學實踐做出了示范，彰顯了“天人合一”生態思想的新時代價值。

同時，《草木志》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對老藤“東北三部曲”系列作品生態思想的進一步完善，尤其在思考方式上有了更深刻的創新。如《北地》以退休干部回憶錄的形式指出東北經濟建設中產生的嚴重生態問題，《草木志》則以在職青年干部的自述思考如何能既保證都柿灘的自然生態又確保墟里村的經濟發展；《北障》突出人與動物、捕獵者與禁獵者之間從沖突到和解，《草木志》則深入關注人與萬物的內在相似與精神共振；《北愛》描繪東北城市前沿新發展，《草木志》則聚焦東北鄉村新建設。梳理老藤的寫作脈絡，不難看出，他對東北鄉村生態環境的喜愛與關懷貫穿始終，并且逐漸形成了對新時代東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刻思考。長久以來，如何協調經濟建設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是中國現代化的難題，歷經坎坷和曲折，我們深知環境對于生存其中的人類的重要性，《草木志》中墟里村最終的成功為走出“發展——保護”困境提供了路徑啟示。書中，“我”、寒寒、鄭高等人經過商議，決定在重建驛路的同時開展“驛路·遇見”項目，將驛路和都柿灘大橋作為項目重點，利用自然景觀，發展旅游產業。同時為了保護生態環境，“我”還向組織申請建立小龍山紅松天然林自然保護區，真正做到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成功化解了墟里村即將被鄰村吞并的危機，最終兩村一起走上了小康之路。《草木志》以優美的筆觸和“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描繪了美麗中國新畫卷，充分挖掘和弘揚中華文化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思想內涵，為新時代生態文學創作的經典化提供了啟示。

法國學者加塔利曾經指出：“我們最終只能通過以下表述來規避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危機：新興的主體性；不斷變異的社會場域；處于再造進程中的自然環境。”12他認為時代生態危機是一種“機緣”，我們應該合理利用這種危機，直面現代全新的、復雜的人與自然的關系。過去田園牧歌式的鄉村已經成為絕唱，如今的鄉村依靠科技力量的發展，呈現出了全新面貌，也出現了全新問題，亟待重新審視已有的生態觀，用新的生態意識指導新實踐。生態保護不是紙上談兵，它要求我們放下書本，走近田野，時刻關注社會現實，尋求人與生態的和諧共生。

二、以內外合力邁進鄉村振興新階段

2022年3月，中國作協發布“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號召作家扎根山鄉，以文學力量為新時代山鄉鑄魂。“‘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以原創長篇小說形式聚焦新時代中國山鄉天翻地覆的史詩性變革，多角度展現鄉村時代變遷，生動講述感天動地的山鄉故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民典型，為人民捧出帶著晶瑩露珠、散發泥土芳香的新時代文學精品。”13這一計劃為新時代作家關注鄉村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以清晰的創作目標指明新時代文藝發展方向：到人民中去，下得去、蹲得住、“打深井”，創作反映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精品力作。基于此，以《草木志》為代表的新時代生態文學主要從自然生態危機與人的精神危機兩個維度展開生態寫作，同時以生態視角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外推力和內驅力相結合，為鄉村振興提出了新思路。

一方面，自然生態危機是生態文學要直面的問題。步入工業化時代，鄉村生態環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鄉村不再是男耕女織、遠離塵囂的世外桃源，鄉民逐漸流向城市，成為一座座“空心村”。當作家回望自己的家鄉，一邊追憶過往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態環境，一邊清晰地看到當下千瘡百孔的土地，“鄉愁”自然生發出來。在接受《青年報》采訪時，老藤說：“故鄉是一個人的根系所在，無論你走多遠的路，登多高的山，兒時的記憶永遠是無法改變的底色。”14老藤在鄉村中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期，因此對他來說，關注鄉村正是一種近乎“鄉愁”的心理活動，在他的作品中，東北鄉村是永恒的主題。在“東北三部曲”中，老藤已經展現出獨特的地域生態視角：《北地》關注東北經濟建設中的生態問題，《北障》關注東北大地上人與動物的互生關系，《北愛》關注東北新青年與未來的東北建設方向，以多種敘述視角圍繞東北的人、生態、經濟建設進行思考，試圖尋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之路。在這種考量中，《草木志》誕生了。書中的墟里村因方、石兩家矛盾導致經濟停滯，遲遲不能發展，而不遠處的新生村依靠油脂廠迅速發展起來，幾乎有吞并墟里村的態勢。然而“我”經過實地調研，發現新生村地處山谷，一旦遇到洪澇災害將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村子整體經濟體系不完善，污染嚴重，不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此外，村外人盜伐黃波欏事件也給村民敲響了警鐘，如果不主動保護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那么當自然家園被破壞殆盡，人類將再無安居之地。如果對自然生態危機不加關注，仍舊放任人類無休止地攫取自然資源，當人類賴以維生的地球家園遭到毀滅時，人類也必然走向自我毀滅。

另一方面，生態文學在揭示現實生態危機現狀，探尋生態危機解決方法時，無疑會受到越發嚴重的現代性問題影響，必然也蘊含著對人類精神危機的思考。人類精神危機也自然成為生態文學關注的重點，“人同自然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而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關系”15。人與自然的關系映射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中，人又與自然產生聯系，所以，要解決自然生態危機，必須關注人類精神危機。在長久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占據中心地位的社會實踐中，人類肆意放縱自己的欲望，追逐金錢和權力，卻往往陷入精神空虛中。《草木志》中，縣建筑質監站站長馬桑“吃拿卡要”，擅自給新建的倉庫貼封條，試圖攫取非法錢財，這是為財；“鬼蠟燭”謝志遠本身只是縣局的一個秘書科長，平時唯唯諾諾，卻在成為封灶督查組組長之后變得頤指氣使，派遣施工隊強制進入村民家中封灶，打傷了守村人齊老三的愛犬，差點鬧出人命，最后哨花吹機智化解了層層加碼的封灶難題，謝志遠也被誡勉，躲在家里不敢向墟里村村民誠心道歉，這是為權；方世坤、石鎖兩人間的新仇舊怨使得雙方想盡辦法阻礙對方正常生活，間接導致了兩家人彼此精神隔絕、整個村子籠罩在緊張的氣氛中，石鎖甚至對一只白鵝懷恨在心，殘忍地結束了它的生命，只因白鵝對他的仇家方世坤表現出了親近，這是被仇恨蒙蔽雙眼，寧愿自己蒙受損失也要壓對方一頭。《草木志》通過種種書寫指出人類精神危機對自身發展的嚴重負作用，但老藤并非希冀社會現實向原始狀態復歸。誠然，生態危機的發生與現代價值觀念帶來的人類中心主義、理性至上觀念、實用主義、工業化和科技化等現代性價值密切相關，但歷史的車輪只能向前，現代性是無法全然拒斥的，我們需要審慎對待保護與發展的平衡問題。新時代提倡一種“生態現代性”觀念，建設以生態為導向的現代化，立足于國內歷史現實語境，對西方諸多現代性話語與生態話語進行有選擇地吸收而非全盤接受，尋找到“金山銀山”與“綠水青山”之間的平衡點。16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時代生態文學為如何建構本土生態話語提供了新思路。

在關注生態文學本身思考維度的同時，《草木志》以雙線結構突出了對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視與展望。書中以“我”和哨花吹為代表，分出兩條故事發展脈絡，“我”作為外來者，向墟里村提供先進發展思想與宏觀層面的指導，通過實地考察、走訪群眾、總結經驗的方式為村子制定了一套量身打造的可持續發展策略，此為明線；同時，哨花吹作為村民，對內部事務更為熟悉，他以農民的機智幽默化解了村民之間一個又一個瑣細繁雜的矛盾，春風化雨般慢慢融化堅冰，他的付出與“我”相比或許并不亮眼，但哨花吹的功勞正如他所說“想做事，先遣蛇”17，他于暗處發力，努力化解村民心中的怨憤和不安，最終“人心齊，泰山移”，為“我”大刀闊斧地實行改革奠定了最為重要的群眾基礎。這種雙線的復式敘事結構清晰地說明了故事發展邏輯，在敘述雙重生態危機中自然圓融地將鄉村振興戰略納入了寫作范疇。

在當今工業化、城市化背景下，鄉村人口不斷流向城市，城市人口密度越來越大，而鄉村則越來越變成一座座“空心村”，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越發嚴重。鄉村衰敗，是一個世界性現象和治理難題。沒有人口就沒有勞動力，也就阻止了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正如《草木志》中齊大牙所說：“墟里還有一個難題是聚攏人氣，去數數村里有多少大門上鎖就知道了，人都走光了，墟里還怎么發展？”18僅僅依靠外部資源的注入，注定無法盤活一潭死水。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首先關注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調動包括農民、村集體等多層級的主體力量，激活發展的自主性。“鄉村的生機不在外部，而在于內心不死，就像其貌不揚的洋蔥頭，明明已經爛了幾層，只要接觸了濕土，仍然會長出綠色的蔥葉來。”19鄉村振興，關鍵在人——有主體性意識的人。對于許多貧困地區來說，人才“引不進、留不住”是地區發展最嚴重的問題。《草木志》中知青金子的女兒寒寒是從山窩窩里飛出的金鳳凰，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事業也始終不忘家鄉發展問題，與“我”合作建立了特色旅游項目，同時四處奔走，聯系村里成功人士，為項目吸引資金和社會關注，最終成功修復驛路，將墟里村與塔溪鎮再度相連，保證了村里的經濟發展。相較于外部輸送的人才，鄉村內部培養起來的人才有更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建設家鄉的激情，并且接受了較高水平的文化教育，對于農村發展有更加全面和具體可行的思考，是鄉村振興不可缺少的主體力量。

作為一名干部，雖然“我”從小在農村長大，有過一定鄉村生活經驗，但成年后久居城市，長期與農村脫離使得“我”缺少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刻認識，入村以后帶著干部老雷“多做無形之事”的告誡，只是想滿足自己對“天然植物王國”的好奇心。但在進一步摸清村里情況后，“我”意識到墟里村正在面對存亡危機：如果無法達到發展要求，墟里村將被吞并，連帶著古驛路的悠久歷史一并被塵土埋沒。為了挽救墟里村這座百年古村，“我”及時調整心態、虛心學習，借助“哨花吹”“一金三老”等人的幫助，合理利用自身的干部權力，最終解決了墟里村發展的兩難問題：驛路的重建難題，方、石兩家世仇的歷史性難題，使墟里村重新煥發活力。在到墟里村之前，老雷給“我”的建議是多做“無形之事”，言下之意就是少做事、少犯錯，履歷好看就行。但面對墟里村的存亡危機，“我”卻挑起重擔，做了許多“有形之事”。作為駐村干部的“我”不僅是見證者，還是參與者。有賴村主任“哨花吹”的奔走忙碌，以及“一金三老”的經驗指導，“我”做成了不少“有形之事”，但“我”并沒有將這些成就當作自己一個人的成績，而是時刻提醒自己要正確認識到當下的村民早已不是被牽著走的跟隨者，而是有能力、有愿望決定自己未來發展方向的踐行者，想要村里真正得到發展，最終還得依靠村民自己從內發力，勁往一處使。墟里村因為方、石兩家的世仇久久得不到解決，所以兩股力擰不成一股繩，無法齊心協力建設自己的家鄉。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怎樣的“外推力”都無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就像“哨花吹”解釋“遣蛇”與“趕蛇”的區別：“自己處理就是遣，交給派出所就是趕。趕，又會多系一個死結。”20在經濟建設中急于求成行不通，只有狠挖問題根源所在，激發主體內驅力，才能得到可持續發展。在解決墟里村面臨的問題時，“我”與“哨花吹”兵分兩路，哨花吹作為村民去處理村子內部矛盾，盡心盡力，以自己的機智聰明解決了各種微小卻纏人的問題，甚至為了遵守一個承諾東奔西跑，四處求教，最終利用現代科學知識成功解決了方、石兩家前兩代人的矛盾。從此，墟里人很快以高昂的熱情投入到發展墟里村經濟的實踐中去，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主動配合“我”的工作，各主體齊心合力，最終引領村子走向了光明的未來。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同時也注意到，內驅力離不開外推力，強調內生發展，不能一味拒絕外部資源的介入。鄉村振興最大的特點是鄉村自身不經歷工業化、城鎮化過程，而是在整個區域工業化、城鎮化后期，由于外部市場的拉動和技術的加持，在較低發展水平上實現本地優勢資源與城市知識、資本、技術要素的結合，實現一種全新的產業“躍升”，從而帶動鄉村全面發展，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旨在實現區域協調發展。《草木志》中，“我”作為村外人，并沒有因自己無法參與到村民內部事件而灰心喪氣或者疑慮重重，而是積極主動利用自身技術、想法優勢，溝通各路能人巧匠，推動村里鼓樂隊和驛路重建項目落地以及紅松保護區的建立，多管齊下拉動了墟里村的經濟發展。墟里村如果沒有“我”這樣一個真心想要為村民做實事的駐村干部，“哨花吹”也不會從自由自在的喇叭匠成為束手束腳的村干部，知青金子無處吐露自己對驛路的深厚感情，也就無法引出女兒寒寒這一有想法、有激情、有執行力的發展帶頭人，更無法化解方、石兩家的世仇，墟里村最終無法實現發展，只能被新生村吞并，村民會失去自己的故鄉。即使村民們能自行解決矛盾，走上同樣的發展之路，那么，在缺少“我”這樣一位擁有生態保護意識的干部的情況下，也許生態保護又要為經濟建設讓位，山上的天然紅松林可能會被用作建筑材料大肆砍伐，《北地》中玉帶般的伊林密河被污染成了泥漿河的悲劇又將重演。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如何將城市輸送的資源轉化為能真正讓農民受益的能量，“外源內生”的人才戰略是以農民主體性為依托的內生機制和以城鄉融合發展為載體的外源機制的有機融合21，既能規避外部人才“留不住”的困境，又能減少內部人才培訓的長線投入，高效對接外部資源和內部經驗，建成人才助力鄉村振興的良性發展格局。因此，內驅力與外推力兩股力量分別指導不同的實踐，內生動力與外來助力相得益彰，激活了鄉村振興的一池春水，最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結局是這兩種力量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草木志》以其明白曉暢的東北鄉村方言、思路清晰的寫作邏輯及明確的現實主義關懷，塑造了一批鮮明可愛的新時代小說典型人物。同時，其雙線并行的文本結構也向讀者展開了一幅鄉村振興戰略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全景式畫卷。

時代在發展，人的思想也應及時跟進，尤其是黨員干部更要主動更新自己的認知，投身于新時代的社會實踐中去，時刻重塑自己的思想，成為一名能夠正確引導人民群眾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優秀干部。《草木志》中的老雷是一位高瞻遠矚、工作水平很高的老干部，他能最高效利用各種材料向上級提交文采斐然、邏輯清晰的總結報告，在單位里威望很高，然而他對鄉村的看法還停留在農民“喜歡跟著走”的時代，認為干部能直接替村民做決定，為他們指導發展方向，卻沒想過村里接上互聯網后，普通的老農也能對國際大事侃侃而談。這種認知的錯位使得他多次勸阻“我”少做“有形之事”，只想著如何保住自己的官帽。但隨著“我”對村里情況逐漸有了深刻認識，老雷也充分發揮了自己吸收知識的優點，讓自己的“筆桿子”濺上“泥點子”，主動為都柿橋旁新立的紀念石碑撰寫碑文，幫“我”落實了不少“有形之事”。鄉村振興是一項大工程，如老雷擬碑文上所寫“功在當代，澤被后人”，只有激發村民主體性、關注生態保護與精神危機問題、合理運用外部資源、提醒干部及時自省，才能走出一條利在千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鄉村是大有希望的、大有可為的，鄉村現代化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托舉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力量。”22推行鄉村振興戰略不僅能讓村民從物質上脫貧，還能更好地解決鄉村貧困人口的精神貧困問題，助推村民樹立積極奮斗的目標及追求幸福的意志，將農民的精神貧困問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濃彩重墨的一筆。正因如此，《草木志》通過對新時代山鄉巨變的人物群像刻畫，尤其是對哨花吹、齊大牙、知青金子等村民精神生活領頭人的形象設置，體現了鄉村振興中精神文化力量的重要性以及傳統思想體系與新時代思想體系的碰撞。此外，《草木志》還為鄉村振興提供了一條新途徑：大力推進鄉村生態文明建設，以鄉村本身自然生態資源發展綠色農業、吸引資本、促進消費、刺激鄉村經濟發展。老藤創造性地將生態文學與鄉村振興戰略鏈接起來，不僅為鄉村振興構建了新思路，還把新時代生態文學創作推到了歷史新階段，全景式地展現了新時代文藝對生態文學的新要求、生態文學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回應，從而形構了一條有別于西方生態文學的中國生態文學發展道路。為新時代生態文學審美話語建構提供了經驗。

三、以藝術卓越性追求行進在當代文學經典化途中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文學經典是不同時代文學的標高。文學經典不是單一機制自動生成的，而是在文學普遍規則和現實語境等多方力量合力作用的結果。“經典”這一概念充滿了開放性、復雜性和歷史性，既有客觀性、絕對性的向度，也有主觀性、相對性的維度。事實上，確定一部作品是否成為經典的標準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歷史、藝術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種歷史條件下成為命名經典所遵循的依據。基于此，書寫當代社會問題的當代創作要強化經典化意識，鼓勵當代文學藝術訴求經典化。

“中國當代小說既承載著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的前世遺韻，又具有新中國文學的社會主義文化屬性，還兼備并未終結的新時代文學史發展的延展性。”23關涉“歷時性”和“共時性”二重維度，當代文學成為了解當下中國現實的一條捷徑。在生態危機嚴重、國內外生態批評蔚為大觀的今天，生態文學要訴求經典化，既要在思想內容上著力表現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尋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方法，更要在藝術卓越性追求上有所創新和貢獻新的審美經驗。在1980年代文學“向內轉”的背景下，文學作品越來越注重個體日常生活感受，缺乏與社會現實的交涉。尤其是隨著社會經濟的急速發展，現代性問題更加突出，自然生態危機與人類精神危機越發嚴重，只關注個人內心精神世界的文學漸漸遭到批評家的詬病與質疑。同一時期，生態文學作為一股直面“現代性”的潮流，重視社會問題、關注現實生態，為當代文學的現實主義發展注入了活力。

21世紀以來，中國現代化發展日益深入，生態問題逐漸凸顯，生態文學以獨特的“現實性”成為中國文學新的生長點，它的出現及成長是傳統鄉土題材小說的新發展，極大地擴展了題材范疇和理論場域，以一種全新的生態視角重新審視21世紀以來的哲學、美學、文學等視域，呼喚鄉土文學的復歸，以更為廣闊的敘事空間豐富了文學的敘事理論，在反思人類中心主義中訴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為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啟示。生態文學甫一出現就帶有強烈的政治屬性，關注社會現實和發展，蘊含巨大的社會能量。因此，關注生態文學創作、積極推進生態文學經典化是時代使然。

所謂“經典化”是指向著心目中文學藝術經典的目標努力，而經典則是一個時代文學藝術創作和學術研究所達到的至善程度和哲學高度的標識。具體而言，文藝經典通常是指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并在漫長的歷史中經受考驗，在人類文明史上獲得公認地位，以其獨創性、社會歷史意義和思想啟示而凝結為一種文明尺度，從而葆有長久生命力和超越時空的典范作品。經典固然是人類文明所達到的一種哲學歷史高度，但也并不神秘和高不可攀。可以說，任何時代的文學藝術創作都有其經典之作，并因著對時代聲音的傾聽和回應而有著對經典的價值祈向。“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24新時代文藝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倡導以“新時代山鄉巨變計劃”書寫鄉村振興的當代生態文學，要在肩負新的文化使命中自覺追求文藝經典化，為新時代貢獻新的人物形象、典型環境和經典情節，要展現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歷史圖景，既要展形象又要育新人。只有創作出經典形象，文藝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也才能向著時代藝術高峰攀登。對新時代的作家藝術家而言，這既需要藝術勇氣，更需要文化自信，同時也要增強藝術表達能力及其對藝術卓越性的追求。就文學藝術本體而言，“典型人物所達到的高度，就是文藝作品的高度，也是時代的藝術高度”25。新時代十四億中國人民的偉大實踐，特別是在生態文明建設和鄉村振興中，涌現出一系列有著中國特色的經典案例和實踐經驗，這些都會對形成和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特別是生態書寫提供豐富的文化支撐，為建構中國生態文學經典提供了諸多可能性。新時代文藝創作既要在扎根中華文化沃土中，為人民大眾提供多樣化的精神食糧，更要以其對真善美的價值追求有效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其中必然含有雋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蕩的氣。經典通過主題內蘊、人物塑造、情感建構、意境營造、語言修辭等，容納了深刻流動的心靈世界和鮮活豐滿的本真生命，包含了歷史、文化、人性的內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創造力，因此才能成為不會過時的作品。”26可以說，新時代以來的生態文學創作，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創作實踐和審美經驗，已經向著時代的高度前傾，亟須在堅定文化自信中創造中國生態文學的經典，并有勇氣和實力與西方生態文學展開對話和交流，在文明互鑒中不斷提升中國生態文學的話語權。中國生態文學經典及其經典化，既要強化中國價值和精神的獨立自主，特別是中國生態文學的話語體系建構，更要增強世界眼光和文明互鑒意識，訴求在生態領域的一種普遍性文明共識，在價值共享中形成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有力支撐。

近年來，隨著文化“兩創”實踐的深入展開，特別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系的健全，中華文明底蘊的和合文化和“天人合一”哲學思想，正在與時代文化條件相結合，不斷豐富著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從文化資源形態轉化為思想價值，甚至被提升到國家治國理政的戰略高度。唯此，一些對時代敏感的作家藝術家，正在以其文學藝術的經典化訴求為時代定格，實現了思想內容與藝術表達的有機統一。無疑，老藤的《草木志》、鄒瑾的《地坤》等都是其中的優秀之作。這些訴求經典化的文藝創作，都蘊含著哲思的內核、美的韻味和藝術表達方式的創新，究其根本，這些精品時代力作把中國生態文學推到了歷史新高度，使其蕩漾著美的價值。具體言之，《草木志》以植根鄉村社會現實，開創性地聯結人與植物，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視域中弘揚了“天人合一”的東方智慧，描繪了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圖景，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必然有其地位。

究其意味，“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27。中國生態文學要立足新時代，深刻領會和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文學的如椽之筆描繪時代巨變，塑造出有血有肉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為建構有時代特點的中國生態審美話語貢獻經驗。在此意義上，《草木志》的出版是中國生態文學的一個標志性作品，以“天人合一”思想浸潤文本，以鄉村振興夯實創作地基以新的文學經驗、生態文明理念、新人形象和典型環境塑造，行進在當代文學經典化的途中。“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作家的筆大有用武之地，這支筆是鼠標，是犁鏵，是號角，是刀劍，更是棱鏡，作家對時代現場的缺席，將是歷史無法彌補的遺憾；作家對善惡美丑的麻木，將是整個藝術界的半身不遂。”28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文學藝術強大的托舉力量，需要文學藝術美的價值的引導，需要以文藝經典化筑牢文化自信的價值根基，尤其需要一顆悲天憫人的心、浩然正氣的擔當和美的價值的融入。“只有把美的價值注入美的藝術之中，作品才有靈魂，思想和藝術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傳之久遠。”29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習近平文化思想與新時代藝術研究”（項目編號：25ZD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2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9—50頁。

3 17 18 20老藤：《草木志》，百花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第179、18、68、99頁。

4 7 王諾：《“生態的”還是“環境的”？——生態文化研究的邏輯起點》，《鄱陽湖學刊》2009年第1期。

5 滕貞甫：《生態文學的責任維度》，《綠葉》2022年第6期。

6 馬兵：《自然的返魅之后——論新世紀生態寫作的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6期。

8 11何晶、老藤：《老藤：關注鄉村，就是關注中國的未來》，《文學報》2024年4月4日。

9 丁曉原：《非虛構文學的邏輯與倫理》，《當代文壇》2019年第5期。

10 生態環境部、中國作家協會：《關于促進新時代生態文學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文藝報》2023年5月31日。

Felix Guattari.The Three Ecologies.47.轉引自張惠青：《論生態美學的三個維度——兼論加塔利的“三重生態學”思想》，《文藝理論研究》2019年第1卷第39期。

13楊雅蓮：《“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用文學的方式回應時代》，《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3年3月24日。

14 28老藤、陳倉、李清川：《老藤：傳統底色》，《青年報》2023年7月2日。

15[德]卡爾·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頁。

16李雪：《現代性反思視域下的新世紀中國生態小說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22年碩士學位論文。

19老藤：《草木有道亦有情——〈草木志〉創作談》，《文藝報》2024年4月10日。

21李海金：《“外源內生”：鄉村人才振興的實現路徑》，《人民論壇》2023年第17期。

22范玉剛：《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群像刻畫與文學敘事——王松〈熱雪〉讀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5期。

23吳義勤：《當代文學“經典化”：文藝批評的一個重要面向》，《光明日報》2015年2月12日。

24 25 26 29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12、18、10頁。

27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7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