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當代”的“行進性”與“在場性”使得當代文學史的編纂除涉及文學與史學，糾纏于當代不同時期的各種思想文化潮流外，其“歷史化”的進程也受到一定的掣肘。從“問題與方法”角度，當代文學史編纂中對諸多問題的處理，不僅與文學史家的文學史觀念及思想立場相關，同時還與當代文學學科自身的際遇、時代潮流乃至整體學術話語的嬗變密不可分。對當代文學史的編纂及其歷史的梳理均為具有高度認識性的“當代事件”。本文討論的若干問題普遍存在于當代文學史的編纂及其歷史梳理中。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處理，是一種探索或嘗試。相比較于中國古代文學，當代文學史編纂的“現實關懷”意識更加鮮明。當代文學史編寫已走過了七十多年，反思其“經驗與問題”，是學科建設的迫切訴求。

關鍵詞：當代文學史 文學史編纂 問題與方法

當代文學史應該有一部“編寫史”，以助于把握這個學科的整體狀況。筆者對當代文學史“編寫史”的設想是，力求系統(tǒng)、全面地梳理七十年（1949—2019）以來的當代文學史編纂實踐，將文學、史學、文化學和政治學等理論融合在一起，將“文學史”本身作為一個問題。當代文學史的編寫實質上是不同文學史觀念的對話，并與該學科建構同步。當代史的復雜性對當代文學史書寫構成了無形的壓力與挑戰(zhàn)。對當代文學史編寫的梳理需要面對和處理的，在某種意義上已不僅僅是文學與史學的問題。它一方面必須考量整個中國當代上層建筑因素，以最大可能地還原七十年來當代文學史編纂的具體語境，但另一方面，又必須保持一種清醒的限度意識，即由于“當代”的“行進性”與“在場性”導致的當代歷史品格的不確定性，時間距離的模混等原因，即便我們無論如何努力“回到歷史情境中去”，也難免掛一漏萬。基于此，本文從“問題與方法”角度對當代文學史編寫及其歷史提出一些思考與困惑：編寫史與學科史的關系，文學史敘述源流，文學史編寫與文學批評的相互作用，“代表性”文學史著作內涵，客觀描述與主觀闡釋的“度”。

一、“編寫史”抑或“學科史”

根據教育部1978年重新調整的高校學科體系，中國當代文學隸屬于二級學科中國現當代文學。從這一意義上說，對共和國七十年當代文學史“編寫史”的梳理，同時也是對七十年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發(fā)展歷史的清理。

一個成熟的學科，必須有一個相對完整的話語體系。1 從學科發(fā)展的角度，七十年當代文學史編纂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當代文學”的觀念及其歷史敘述的建構（1949—1978），“回歸五四”語境中的當代文學史編寫（1979—1989），當代文學史編寫的學科意識與多元格局的確立（1990—2010），當代文學史編寫與史料整理研究（2010—2019）。其中前三個階段與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用“建構—解構—重構”描述七十多年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的情形大致相仿，其中的演化也容易理解。這里有必要進一步辨析的是，如何理解既有文學史編寫功能，又兼有學科話語建構性質的當代文學史料整理。洪子誠認為：在1950年代，是“當代文學”創(chuàng)造了“現代文學”。現代文學在級別上是要次于當代文學的，因為“五四”以來現代文學的許多“缺陷”，只有到1940年代延安文藝整風之后才得到修正。2 但作為一個學科，現代文學的史料整理工作無疑要早于當代文學，且在1980年代即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而當代文學史料的全面、系統(tǒng)搜集、整理，則集中體現在最近十年（2010—2019）。筆者用“新狀態(tài)”來描述這一當代文學史編寫的轉型。史料是奠定一個學科的基石，是作為史學學科的“基礎層次”3 。當代文學學科的史料建設之所以“姍姍來遲”，除與該學科的“現在進行時”有關，更主要還是與當下研究界對該學科強烈的歷史化訴求，尋找當代文學的歷史品格有著深層關系。最近十多年來，關于當代文學史的書寫一直處于沉緩狀態(tài)，而有關這個學科的史料整理卻持續(xù)走高。洪子誠指出史料的整理具有“文學史研究”和“歷史敘事的性質”，是文學史的另一種敘述方式。4 而從學科建構的角度，筆者以為，“當代文學史編寫的‘緩’與史料整理與研究的‘沉’這種看似矛盾的情形，至少隱含了兩方面的啟示：一是喻示了作為學科的當代文學正在走向成熟，意識到作為一個學科的建設與發(fā)展，‘必須建立在當代文學史料的系統(tǒng)性研究和整體性建設的學術基礎之上’。二是告訴我們作為當代史組成部分的當代文學史，反映‘歷史真相’的艱難與復雜”5 。“隨著史料的整理與甄釋的不斷步入‘深水區(qū)’以及由此展現的另一種‘當代’圖景，給‘當代’文學一個學科意義上的‘說法’已是個不容回避的問題。這‘說法’，也就是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當代文學史編寫應當告別在無限延展的‘當代’的潛在訴求。”6 從這一意義上說，筆者以為，僅看到當代文學史料整理與文學史敘述的關系，是不夠的，而不應該忽略其中蘊含的當代文學學科發(fā)展的深層次問題。近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料問題研究》和《當代文學“歷史化”問題研究》7 ，以及程光煒的《問題的提出——當代文學四題》8 均有比較充分和針對性的展開。總體而言，最近十年來當代文學史有關史料整理與研究的轉型，是對1990年代后期以來關于當代文學“歷史化”這一未竟話題的拓展與延伸，涉及文學史編寫、研究與學科建設的問題。對于七十年當代文學編寫史的梳理，亦即是對這一學科歷史的整理。這是我們進入當代文學史編纂學視域的基本前提。

二、文學史敘述起點析疑

當代文學史的敘述起點始于何時？——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謂的“敘述起點”，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文學歷史敘述的起點和文學史編寫的起點。對這兩個問題的沿溯，不僅與文學史家們的立場相關聯(lián)，同時還涉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先來看看第一個層次的內容。“當代文學”始于何時？周揚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的報告，直接指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對話》）“規(guī)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9 。《講話》對后來文學史的編寫產生了深遠影響。洪子誠認為在1940年代后期1950年代初，在談到建立怎樣的當代文學規(guī)范時，左翼文藝界和權威作家都離不開兩個時間（事件），即已經被寓言化的“五四”和正在寓言化的延安文藝整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0 《中國當代文學史》在第一章“文學的轉折”中即對1940年代特別是延安文藝整風運動以后的文藝文學形勢進行歷史分析，指出第一次文代會后來被作為“‘當代文學’的起點”“把延安文藝所代表的方向，確定為當代文學的方向”11的歷史必然性。與洪子誠側重于理論溯源不同，錢理群的《1948：天地玄黃》側重從創(chuàng)作實踐來描述一種迥異于“五四”文學的“新小說”/“新文學”的誕生。他以1948年出版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為例指出：1940年以后，“新小說”的實質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新模式”。錢理群從文學的“外部”（文學性質、作家身份以及文藝的生產與傳播等）與“內部”（人物形象、情節(jié)結構、語言運用等）角度分析了這種“新小說”/“新文學”的特征，認為作為“延安文學”的實踐，文學創(chuàng)作應該以“黨的政策”去提煉生活素材，文學研究應該成為“黨的事業(yè)”主要組成。12近年來一些學者如斯炎偉、王秀濤等關于當代文學會議、1950年代初期國家大文藝政策的制訂實施等，角度不同，其實都在思考當代文學“從何說起”。把“當代文學”敘述的歷史緣起（有些學者把它稱為“前史”）追溯到1942年的《講話》，在近二十年來的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其中考量的已不僅僅是“時間”與“文學”的問題，同時還涉及歷史的連貫性與整體性等問題。“重新在文學史內部來清理中國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的起源、重合、斷裂與轉折，可以敞開兩者關聯(lián)的歷史語境，使更多的論題涌現出來”13。

但文學史敘述的起點和作為文學史敘述形態(tài)即編寫始于何時并非完全同一回事。同時，“資源”（“傳統(tǒng)”）比“起點”（“起源”）范疇要大得多，它貫穿于當代文學史編纂的始終，直至今天我們的主流文化仍在強調。關于“資源”的政治文化學層面的內涵，目前學界已經形成相對穩(wěn)定的敘述。從編纂史角度，可看出1950—1960年代和1980—1990年代對當代文學史編寫“資源”與“起點”的爭辯尤其突出，但其中原因不盡相同。1950年代作為當代文學史編寫的濫觴期，文學史家們偏重于觀念的建構，尋找這個學科的歷史必然性與合法性。洪子誠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周揚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魯藝的《新文學史運動講義提綱》雖然至1980年代才發(fā)表，對1950—1970年代的文學史寫作未產生影響，卻是“最早以《新民主主義論》作為新文學史論述基準的嘗試”14。在1990年代，關于當代文學史編寫的歷史必然性與合法性，已不再是問題。文學史家考慮比較多的，是“當代文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基本元素。這些歷史“碎片”，都應該是我們思考當代文學史編寫形態(tài)的必要背景。

作為文學史編寫的形態(tài)，筆者考慮更多的還是作為第一部新文學史著作的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15。1949年之后，文學納入體制管理。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簡稱《史稿》）出版后，雖然被認為對《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貫徹仍不夠“徹底”，在作家作品的選取與評價上也有許多矛盾，但筆者認為我們在討論“當代文學”的觀念及其歷史敘述的建構時，仍不妨把它作為代表性個案予以考察。這主要基于如下兩方面的考量：一是作為完整的文學史敘述機制。當代文學從現代文學發(fā)展而來。王瑤的《史稿》后來盡管有爭議甚至受到批判，但它的寫作規(guī)制，對后來的文學史編寫具有導向性。“無論是作為學科的‘當代文學’的誕生，還是作為事件的當代文學史編寫的緣起，對它們的考察都離不開1950年代初的中國新文學（現代文學）狀況。”16作為1949年以后最早的一部新文學史著作，《史稿》的“文學史觀念、寫作立場、內容結構、文學史敘述方式等等，不僅對以后中國新文學史著作的寫作與出版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也對隨之起步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與出版具有‘以此為鏡’的重要意義”17。翻開1950—1960年代的編寫、出版的當代文學史，不難發(fā)現其中敘述成規(guī)的“《史稿》痕跡”。二是關于《史稿》的“附錄”。1953年初版時《史稿》下冊“附錄”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但1982年《史稿》重版時，王瑤刪去了這“附錄”，“以保持它屬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史的比較完整的體系”18。其實無論是“附錄”還是“刪除”，均體現出了王瑤時隔三十年，對1949年以后一種不同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的“中國新文藝”的關注。這種“中國新文藝”后來被命名為“當代文學”，即“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目前學界一般認為，1959年是“當代文學”命名的重要契機，1960年代初才出版的幾部較具代表性的當代文學史，包括中國科學院集體編寫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其撰寫時間，均始于這一年。19可以說，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方面，王瑤的《史稿》對中國新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均具有重要意義。《史稿》對三年新中國文學的敘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雖然是“附錄”，卻是我們目前能夠看到的最初文學史敘述。關于當代文學史的敘述起點的思考與處理，既是“問題”，同時也是“方法”。

三、關于文學史編寫與文學批評

當代文學的“當代”與“當下”性，導致其文學史編寫與文學批評的關系顯得曖昧。在很多情況下，由于“方法”“策略”，文學史編寫容易滑向文學批評。“嚴格意義上的‘當代文學史’寫作尚未成熟。”20

這當然不是要割裂文學史編寫與文學批評的關系。實際上，不少文學史家都注意到了在“當代”，文學批評對文學史編寫介入的不可避免。這應該也是當代文學史編纂的一個基本共識。韋勒克借用N﹒福斯特的話強調“文學史家必須是個批評家，縱使他只想研究歷史”21。陳曉明的態(tài)度更為干脆：“文學批評全部化解到文學史、文學理論的研究中，它們本質上還是文學批評。”22世紀之交編纂的當代文學史，如《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史》（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董健、丁帆、王彬彬）等，都明顯地烙印著1980—1990年代文學批評的痕跡，表現出文學史家們試圖“重構”歷史的強烈愿景。回溯70年的編纂歷史，可見當代文學史的編纂與文學批評一直處于不離不棄的狀態(tài)：在1950—1960年代當代文學的觀念及其歷史敘述的建構時期，筆者用“影子文學史”形容文學批評與當代文學歷史敘述的關系：文學批評有時直接承擔了文學史書寫的功能。在“回歸‘五四’”“當代”被理解為“當下”的1980年代，陳思和、王曉明倡導的“重寫文學史”及其相關的系列評論，已成為當代文學歷史敘述的重要組成。進入1990年代以后，文學史寫作在消化1980年代文學批評成果、重建當代文學史敘述話語方式的同時，“學院批評”逐漸向文學史研究與寫作靠攏，并參與到學科史料的整理與建設、學科史的初步研究工作中來，并“與文學史寫作形成一種相得益彰、互相促進的關系”23。當然，這與1950—1970年代文學批評因政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擔文學史寫作功能的情形已有本質性的不同。

為了更好地理解當代文學史寫作與文學批評的復雜關系，這里不妨梳理一下1980年代華中師院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24關于“新時期文學”概念的生成和應用的期許的演繹。首先要說明的是，最近十多年，隨著“重返八十年代”、當代文學“歷史化”及其史料整理研究的不斷推進，無論是從學術史還是學科史，有關“新時期文學”的研究均已大量的成果。現在回頭看，《中國當代文學》關于“新時期文學”概念的生成和應用的梳理是非常初步的。史著三卷完整地出版于1989年。從文學史角度，作為一個時期概念，“新時期文學”從提出到應用，都不免顯得有些匆忙，或者史著說基本上認為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沒有過多地予以追究。比如關于時間的界定，史著設定在“1976—1986”，這與后來的多種設定（1979—1989）、“后新時期文學”概念的提出等，都顯得有些“粗線條”。史著對新時期文學的姿態(tài)，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即參編者很可能就是這一段歷史的當事人。在1980年代，對新時期文學的當下批評與歷史敘述兩者之間的界線很難截然剝離。從現有資料看，史著的“新時期文學”的概念顯然受當時的文學批評啟引。其中征用的最直接資源，應該是1986年文藝界有關“新時期文學十年”研討會成果及相關批評文本。當然，“新時期文學”歷史敘述的建構，特別是一些新時期文學作品、現象等“迅速被經典化”，并對后來“新時期文學”歷史敘述達成基本共識產生重要影響的原因，如前所說，并不僅僅來自那些相關的研討會，同時也來自這一時期新銳、新潮的評論、研究文本，如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文藝探索書系”、《新時期文藝論文選集》，作家出版社的《當代作家論》（第一輯），特別是當時發(fā)表在《文學評論》《文藝報》《文學報》《當代文藝思潮》《評論選刊》等一些重要文學批評刊物上的文章。可以說，史著關于“新時期文學”文學史概念的建構，從理論層面的闡釋到創(chuàng)作現象的評述，都充分表現出對同時期文學批評資源的內化和征用。這也是當代文學史作為歷史書寫的特殊性，即與當下的文學批評有潛在的關系。不過也正由于缺乏對這一特定政治文化語境中所使用概念進行“歷史”與“文學”的處理（其實也不可能），最終導致了史著對“新時期文學”一些文學現象敘述的“不盡如人意”。而另一方面，同樣由于“時間”問題，史著對這十年文學歷史的敘述，未能夠全面深入地消化、吸收1980年代的一些前沿的文學批評與理論成果，而給人“滯后感”25，正如史著顧問馮牧在1982年7月的審稿會上談到對已編內容的存在問題時所說：“沒有很好地把史和論有機地結合起來”，對作家作品的討論與相關的“某個時期重要的文學現象的關系”26解釋不夠。當然，更顯倉促的，還是史著對“新時期文學”這個概念內涵的闡釋與敘述。其中，最被關注的是1950年代后期構建的當代文學敘范式面對一些“新時期文學”現象的失效。但史著仍將這些文學現象納入1950年代后期構建起來的文學史敘述范式，堅持用社會主義文學/“新的人民文學”來概括、描述，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復興”是“新時期文學”的標志，同時將“文學是人學”命題的重新確立、“朦朧詩”的爭議、西方“現代派”藝術手法的借鑒等問題歸攏于社會主義文學觀念在新時期變革的范疇，把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探索性作品、“尋根文學”、通俗文學的勃興看作是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繁榮的表現，認為內地文學界與港澳臺文學界的交流及其對后者的研究與引介，是新時期“文學界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進一步發(fā)展的結果。史著認為：“當代文學近四十年的社會主義文學/‘新的人民文學’道路，‘千回百轉，萬水歸一，文學的河道最終還是通向了人民生活的海洋’。”27所有這些，都暴露出史著對“新時期文學”歷史敘述“無能為力”的一面。

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是最近十年來“呼聲”較高的一個關鍵詞。在時間向度上，“歷史化”指向過去，這與面向“當下”的文學批評可謂是“南轅北轍”。如何把握好“度”，是當代文學史的編寫無法回避的問題。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高難度”，即在于將這看似不相容的兩者完美地縫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作為學科的“當代文學”的研究范式，表達自己的敘述立場與價值判斷。目前有關《中國當代文學史》對“注釋”的關注等，實際上已包含了對“文學評論”的問題。當然論家們闡述的問題范疇要廣泛得多。《中國當代文學史》有關當代文學的“前史”、1950—1970年代文學在如何處理當代文學的歷史敘述方面極具典范性，富有歷史感，也給了當代文學史編寫豐富的啟示。

四、“代表性”文學史著述內涵

對代表性文學史著的評介是編纂學的主體內容。當代文學史編寫七十年，僅通史即近210部。面面俱到地評述不可能，也沒必要。只能評介一些代表性的著述。28筆者這里所謂的“代表性”，并不僅僅考慮著撰質量等因素，同時還考慮其問題意識，即是否能與書中的其他史著形成“問題鏈”：選擇一些不同時期的代表性文學史，以結串七十年來的當代文學史編寫史脈絡，即從五六十年代單一的政治化編寫模式，過渡到1980年代編寫者既有文學史觀念在啟蒙思想文化潮流與藝術審美取向語境的合力作用下的矛盾與裂變；進入1990年代以后編寫者逐漸形成比較成熟而又不失個性的文學史寫作理念，并開展多元化寫作實踐的過程，直至近十年來試圖通過對文學史料的整理、甄釋達到推進文學史編寫的目的。如1950—1960年代中科院文學所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是我們從學理角度提出并初步梳理當代教科書的“集體編寫”現象的重要個案。史著預示著“文學教育”不再是純粹的知識傳授，同時還被納入塑造現代國家民族文化形象的系統(tǒng)工程，承擔著培養(yǎng)新中國接班人的歷史使命。集體編寫過程中的討論目的不是推進研究，而是“最大程度地達成共識以規(guī)范教學”29。陳平原認為在20世紀，“文學史”作為一種想象，其確立與變形，始終與大學教育密切關聯(lián)，因此，要了解這一百年中國的“文學史”建設，便不能簡單地將其作為“文學觀念”與“知識體系”來描述，而應該作為一種“教育體制”予以把握。30“這種集體行動背后代表的是一種‘我們’與‘時代’的聲音，承擔著與其他國家機器共同建構新中國現代歷史文化形象，塑造受教育者集體記憶的重任。可以不夸張地說，甚至到1980年代中期之前，文學史寫作仍在很大程度上受1950年代蘇聯(lián)模式的影響，強調文學的階級性與黨性，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屬性，是國家文化建設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編寫者關注的是‘文學史’（歷史的文學）而不是‘文學史’（文學的歷史），文學運動與文藝論爭的內容在文學史中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31又如王慶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三卷本）。這是我們了解當代文學史“持續(xù)修訂”現象的過渡性文本。從1950年代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到1980年代的《中國當代文學》、新世紀初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讓我們了解當代文學史編寫與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思潮、文學環(huán)境、學科自身因素等的復雜關系。再如，世紀之交的四部當代文學通史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有助于我們了解當代文學史編寫是如何對“重寫文學史”進行“再重寫”的。從1990年代到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當代文學史編寫的學科意識與多元格局具體在文學史寫作實踐中是如何體現的？現在看來，我們對這一時期文學史編寫的平面化描述，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實際的復雜情形。同是“再重寫”，但文學史家的姿態(tài)與立場卻不盡相同：作為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北大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洪子誠），批判性地吸取了1990年代學界對“1980年代”的反思成果，包括對1980年代新啟蒙觀念與方式的質疑和調整，標榜“文學性”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處理“十七年”/“社會主義文學”經驗等；對文學史觀念的制度層面闡釋；拓展“新的歷史敘述”空間以賦予“當代”歷史品格，乃至當代人如何寫當代史等方面，均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基于此，有學者稱“當代文學終于有了一部堪稱‘史書’的著作了”32。復旦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陳思和），則將主編自己當年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落實到文學史編寫中，但在借助包括“潛在寫作”等在內的“民間”理論體系打開當代文學敘述空間、追求“片面的深刻”的同時，卻又關閉了“當代”的另一扇門。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董健、丁帆、王彬彬）的編寫與出版雖然已經進入新世紀，但主編卻依然停留在1980年代“文學現代化”的啟蒙主義立場，對“1980年代”缺乏應有的省思。四部“20世紀中國文學史”（顧彬的除外），基本上是在演繹1980年代的“20世紀中國文學”理念。主編對當代文學（1949—1979）的處理方式雖然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是一種五四新文學視角，同時也表現出現代文學學科優(yōu)勢的“壓迫感”與“擠逼感”：與“現代文學”比較，編者對“當代文學”持有一種不言自明的等級差序。

另外，筆者這里所謂的“代表性”，同時還指能夠形成一種“對話”的互文關系，即書稿內容的內在關聯(lián)性和邏輯性。具體包含如下兩個層面：一是大陸七十年不同時期之間的，二是七十年來大陸與海外之間的。對于第一個層面，筆者認為重點關注兩點，一是“重寫文學史”倡導與實踐，二是近十年來關于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與甄釋。“重寫文學史”的潛在對話對象是1950—1970年代，“長期以來支配我們文學史研究的一種流行觀點，即那種僅僅以庸俗社會學和狹隘而非廣義的政治標準來衡量一切文學現象，并以此來代替或排斥藝術審美評論的史論觀”；“它絕非僅僅是單純編年式的史的材料羅列，也包含了審美層面上的對文學作品的闡發(fā)批評”33。最近十年的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與甄釋，其潛在的對話對象，無論內涵還是范疇上都要大得多，即它面對的是整個當代文學學科。這里且不論洪子誠先生所說的史料整理本身便具有“文學史研究”和“歷史敘事的性質”，僅就其學理意義，對“當代”的告別訴求，不論是作為“時間”還是作為一個“學科”，最近十年的史料整理與甄釋，都是必然。已經延續(xù)了七十多年（1949—）的“當代”，已遠超了只有三十年的“現代”（1919—1949）。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借此“挽留”一個概念，完成“當代”的“歷史化”進程，是其進入“現代”乃至更遼遠的學科行列的必要前提。“當代文學應暫緩寫史”34并非簡單的“舊事重提”。“含藏的其實是孕育于近十年來當代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過程中一種思考，即應沉潛于時間深處，用事實與材料去支撐，而不是簡單地用某種‘主義’觀念理論去演繹當代文學的歷史敘述，以改變既有的當代文學史面貌與格局，賦予其一種歷史品格。”35第二個層面，即關于七十年來大陸與海外之間的互動與“對話”，筆者認為是梳理當代文學史編寫過程中值得關注的又一問題。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史研究似乎更關注“海外”對大陸的影響。其實所謂的“對話”應該是雙向的。比如夏志清、司馬長風，筆者以為值得考量的主要還是“海外”的文學史的編纂如何回應當時大陸的文學史編寫。遺憾的是這個問題被遮蔽了。王德威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36前言中把海外近十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看作是一種“重寫”，或者說是對1980年代內地“重寫文學史”的回應。這里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就文學史寫作實踐而言，這一滯后內地“重寫”實踐十多年的時間差，意味著什么？因為這延滯的十多年，恰恰是內地當代文學史寫作進入史料的整理與研究時期。二是如何看待《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提出的文學史知識譜系及其可能對我們的文學史寫作產生的影響。海外現代中國文學史編寫的“問題導向”，即基于另一種罩著偏見的意識形態(tài)動機與立場，試圖通過文學史的編寫認識了解“現代中國”。實際上，無論是“冷戰(zhàn)”還是所謂的“后冷戰(zhàn)”時期，海外漢學界的文學史編寫都是在回應大陸，“修復”他們認為應該如此的文學史編寫理念：對五四時期“學院傳統(tǒng)”的繼承，對文學/審美性文學史研究/敘述傳統(tǒng)的接續(xù)。洪子誠認為，“由于社會環(huán)境、文化傳統(tǒng)學術背景的不同，與國內的論著相比，它們會有視野、觀點、路數方式上的差異，這種差異能夠成了有益的參照”37。而落實到具體的文學史編寫實踐中，是這些海外的“重寫”，淡化文藝運動、文藝思潮、文藝論爭，試圖走出作家作品評價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模式，重申文學/審美性評價標準，并強調作家作品的“世界性”。也正因此，筆者這里所謂的“‘代表性’文學史”，更接近通常所說的“問題文學史”。

五、客觀描述與主觀闡釋的“度”

這一問題屬于文學史編纂學的語言表述范疇。不過對標題中所言“度”的把握，卻很難超越所處時代之“勢”的裹挾。

從方法論角度，黃修己把中國新文學史的編纂分為描述型和闡釋型兩種：前者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對史實評論較少，以實證為主；后者關注作者對史實的“評判、解釋、分析、論斷”，其價值標準主要是看作者提出了怎樣的新觀。38以1949年為界，中國新文學史編纂方法從描述型逐漸向闡釋型轉變。這種史學上的轉變，黃修己認為“與西方文學上現實主義的衰落和現代主義的流行似乎具有同步性”，同時也與其時借修史以證明新政權建立的“必然性和正義性”、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已發(fā)表多年、史學研究的“以論帶史”等情形有關。39“現代文學史面目的改變大多并非由于新史實的發(fā)現，而是緣于人們用于闡釋歷史的觀念的改變”，如進化論、階級論、啟蒙論等。40在缺乏史料時常借助邏輯推理，史學主體被夸大，“甚至成為對人們政治立場的一種檢驗”41。作為當代文學史編寫形態(tài)“資源”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黃修己認為還是帶有些“描述型著作的客觀性”，但隨即便被作為“客觀主義”受到批判。42

這是1949年后堅持描述型史學——哪怕是一點點——的“歷史教訓”。這也是當代文學史編纂草創(chuàng)時期的大環(huán)境。20世紀中葉史學界闡釋型史學的轉型，“當代”常常被理解為“同時代”/“當下”，作為時間的“當代”下界的無限，當代文學批評對文學史編寫的強勢介入，——所有這些，都使得當代文學史編寫“客觀描述”品格的確立困難重重。當代相當一個時期里的中國文學史編寫，誠如R. S.克蘭所言：“沒有什么文學史，只有人們的寫作史。”43發(fā)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重寫文學史”，本質是“將當代文學不斷歷史化的過程化”44。當代文學史編寫的不確定性和史家們追求文學史編寫范式的渴望可見一斑。但由于諸多原因，這種“渴望”的落地并不容易。即便是在學科意識走向自覺、當代文學史編寫繁榮的世紀之交，比較有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大多數史著都難免烙上“主觀闡釋”的痕跡。

但“客觀描述”并非不可能。有學者這樣評述北大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洪子誠文學史論述的最大特點，便是努力克服主觀視野的遮蔽性，以幾乎不可能抵達的語言，盡可能逼近‘歷史’中的‘情境’。……史家的訴求和價值評析自然不可避免，但個人觀點和處理方式的彰顯卻通向了個人價值尺度的隱藏，個人的敘述出現了非個人化的歷史圖景。個中牽涉的理論問題自然是千頭萬緒，但洪子誠將個人的時代訴求向內收斂，轉化為學術研究求是求真的動力，卻也指示了幾條幫助抵達的道路：一是與‘潮流’保持適當距離的學術姿態(tài)；二是在‘意識’與‘事實’的互動中生成具體歷史見解的追求；三是‘矛盾性’歷史敘述的嘗試。”45日本學者坂田洋史認為洪著文學史敘述的最大特征在于“詳細的注釋”46。其實這種對歷史的態(tài)度，早在1998年的《1956：百花時代》中，洪子誠即有過表達：“能整理、保留更多一點的材料，供讀者了解當時的情況，能稍稍接近‘歷史’。”47作為一個文學史編寫者，“不是將作品和文學問題從特定歷史情境中抽取出來，按照編寫者所信奉的價值尺度（政治的、倫理的、審美的）作出臧否，而是首先設法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審察”48。這種后來被一些學者認為兼有韋伯“價值中立”的立場和福柯“知識學”的敘述方法，對當代文學史編纂“客觀描述”史學品格的確立無疑具有啟發(fā)意義。

黃修己在談到文學史的史學品格時強調：“歷史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把歷史事實弄清楚，史實是歷史研究的第一要素，所以，翔實是評價歷史著作的第一條標準”。否則，“盡管有新觀點、新見解”，但要寫出有自己特色的文學史并不現實。49當代文學史的編纂，在如何處理好客觀描述與主觀闡釋的關系方面，洪子誠也認為“最主要還是‘事實’，在這個基礎上再歸納一些重要問題。……如各種文學史的寫作背景與時代思潮的關系，編纂的組織方式、過程，書的結構、敘述方式等”，洪子誠強調“理論要從‘事實’中提出、生發(fā)”，但不是簡單地羅列事實，作者仍應該有自己“內在理路和評價”50。但從效果上看，現有的當代文學史編纂研究的著述，風格上基本仍以闡釋為主，包括筆者新近出版的著述。可見，編纂史如何把握好客觀描述與主觀闡釋的“度”，是個值得省思的問題。在此，筆者相信黃修己先生三十年前的兩段文字，仍有“提醒”作用。

現在又有一種誤解，以為只有在新文學史著中加強理論分析，才是創(chuàng)新之途，才能提高其學術品位。于是某些新出的書，多帶史論的色彩。各章節(jié)的名稱，越來越像論文的題目，為的是便于把作者的觀點，像極明亮的大紅燈籠一般，高高地掛在門口，引人注目。51

唐代史論家劉知幾提出“史才三長”說，至今仍有參考的意義。“三長”指才、學、識，是一切治學者所必須具備的；狹義的，則專指史學家的素質，亦可稱為史才、史學、史識。這三方面都有具體內容，如史才指治史的能力；史學指關于歷史的知識、學問；史識指對歷史的見識、見解，從理論上解析、概括歷史所能達到的高度。這三方面的總和，代表著一個史學家的學術水平。因為新文學史研究既是一門專史，但又與文學及其他學科有關，所以用廣義的“三長”來衡量、要求研究家們，可能更好些。52

其實，當代文學史的敘述并非無緣于歷史的真相。敘述立場的設定，詳盡的材料，“詳細的注釋”，包括對面向“當下”但相對客觀的文學批評成果的檢閱、征引，借此遏制主觀的判斷與評價，均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管控文學史敘述與文學批評模糊不清的途徑。

1990年代，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走過七十多個年頭之際，《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橫空出世。歷史進入1949年之后，從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附錄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算起，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編寫迄今亦已走過了七十多個年頭。從“問題與方法”角度，七十多年當代文學史的編寫需要面對和涉及的問題，當然遠不止以上這些。一些問題，如如何使當代文學史編寫與同時期現代文學史或20世紀中國文學的編寫構成有機關聯(lián)；地域/區(qū)域（特別是臺港澳）、文類（詩歌、小說、散文、戲劇）、時期（“十七年”、1980年代）的文學史編纂情況如何在資料和評述上得到適當反映，等等，作為完整的當代文學史編纂學，無疑應該涵納。與此同時，筆者對以上問題及其解決的可能性的思考，仍在探詢之中。但本文試圖表達的思想卻是清晰的：當代文學史編寫已走過了七十多年，是反思其“經驗與問題”的時候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百年中國文學史編撰研究”（項目編號：23AZW00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黃修己在一篇文章中從學科的內部結構和成果水平兩方面考察中國新文學學科的話語體系，指出合理、均衡的學科內部結構是促使學科向前發(fā)展的推動力；成果水平具體表現在三個層面，包括史料建設；各類、傳、論及學科理論。黃修己：《告別史前史，走出卅二年》，《黃修己自選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244頁。

2 這種“倒置”描述，洪子誠在《問題與方法》（第一講）、《關于50至70年代的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當代文學”的概念》（《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等著述中均有提及。

3 黃修己：《導言》，《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4 洪子誠、王賀：《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研究及其問題——北京大學洪子誠教授訪談》，《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2期。

5 6 16 17 23 31 35 曾令存：《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史（1949—2019）》，北京出版社2023年版，第256、257、28、28、152、59、256—257頁。

7 這兩種書均由吳秀明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先后于2016年、2021年出版。

8 程光煒：《問題的提出——當代文學四題》，《文藝理論與批評》2023年第5期。

9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大會紀念文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編，新華書店1950年版。

10 洪子誠：《關于50—70年代文學》，《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

11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頁。

12 更詳細的分析可參考曾令存：《學科視野中的40—70年代文學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5頁。

13 陳曉明：《緒論》，《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第3版），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14 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

15 《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1951年9月由開明書店出版，下冊1953年8月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完整的上下兩冊《史稿》1954年3月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18 王瑤：《后記》，《中國新文學史稿》，山西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19 可參見這幾部史著的“前言”或“后記”：山東大學中文系編寫組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華中師院中文系編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科學出版社1962年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編寫說明”（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20 楊匡漢、孟繁華主編《共和國文學5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頁。

21 [美]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第38頁。

22 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頁。

24 《中國當代文學》（三卷）先后由上海文藝出版社于1983年、1984年、1989年。

25 其中最能夠說明問題的是文學理論批評領域“‘1985’現象”在“新時期文學”敘述中的缺席。有論者用“文學史觀的搏斗”來形容這一年（1985）的文學史觀念的交鋒。可以說，對后來現當代文學史寫作產生重要影響的觀念理論都在這一年提出，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當代文學宜不宜寫史的問題，還包括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的《論“20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85年第5期），陳思和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復旦學報》1985年第3期）等。但我們在《中國當代文學》對“新時期文學”的敘述中幾乎看不到這些觀念理論的影響。

26 馮牧：《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教材的編寫問題》，轉引自孟繁華《當代文學史研究評述（1985—1988）》，《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

27 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第3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597—598頁。

28 洪子誠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史（1949—2019）》對“代表性”的考慮，主要有如下幾方面：學術水準，顯示某一時期的文學史觀念，類型、樣式的多樣性，包括作者的身份等。洪子誠：《經驗與問題——讀〈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史（1949—2019）〉》，《南方文壇》2024年第3期。

29 孟繁華：《中國當代文藝學學術史》（1949—1976），《孟繁華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頁。

30 陳平原：《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32 趙祖謨：《洪子誠文學史研究的格局及其形成》，《南方文壇》2010年第3期。

33 陳思和、王曉明：《關于“重寫文學史”專欄的對話》，《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

34 張均在《當代文學應暫緩寫史》（《當代文壇》201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隨著當代文學史料整理耙梳的深入等原因，無論是作為時間的“當代文學”（“當代”包不包括“目前這個時代”？），還是觀念的“當代文學”（是“啟蒙文學”還是“人民文學”？），或者“經典”的“當代文學”，都再次成為制約當代文學史編寫的因素，只有處理好這些問題，“當代文學史”才能編寫好。

36 王德威：《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37 洪子誠、曾令存：《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史（1949—2019）〉的通信》，《中華讀書報》2021年9月15日。李靜延伸了對洪子誠這一問題的思考：至關重要的是能夠講述出中國當代文學自身的經驗，并找到合適的自己的語言，亦即建立表述自身經驗的主體性。”參見李靜《內部反思與世界之網——論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的主體性問題》，《南方文壇》2024年第3期。

38 39 黃修己：《回歸與拓展——對新文學史研究歷史的思考》，《文學評論》1993年第1期。

40 黃修己：《學人自傳》，《黃修己自選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頁。

41 42 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史理論與實踐的回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1期。

43 [美]R.S.克蘭：《大學文學研究中的歷史對批評》，《文學理論》，〔美〕雷·韋勒克、奧·沃倫著，劉象愚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第293頁。

44 孟繁華：《建構當代中國的文學經驗和學術話語——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70年》，《文學評論》2019年第5期。

45 王光明：《文學史：切入歷史的具體形態(tài)——以洪子誠的研究為例》，《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46 [日]坂田洋史：《將“同時代”加以歷史化的敘述策略》，《東方》第403號。轉引自《中國當代文學史》（精裝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515頁。關于這些“注釋”的作用，洪子誠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不僅僅是注明引文出處，還承擔了其他功能，比如提供背景知識，提供研究的擴展性線索，也參與對問題討論，如提供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包括的范圍太大，任務太繁重”。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的回顧》，《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47 洪子誠：《后記：續(xù)“簡短的前言”》，《1956：百花時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頁。

48 洪子誠：《前言》，《中國當代文學史》（精裝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

49 黃修己：《文學史的史學品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1年第3期。

50 洪子誠、曾令存：《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史編寫史（1949—2019）〉的通信》，《中華讀書報》2021年9月15日。

51 52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0、538—539頁。

[作者單位：華南農業(yè)大學珠江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