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jīng)》出現(xiàn)以后，無論是在正式外交場合，還是在文人的日常交往、雅集中，詩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孔子對詩的功能有較為詳細的概括，他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他的言說對象雖然指向《詩經(jīng)》，但對于后世的詩歌創(chuàng)作同樣具有指導(dǎo)意義。“可以興”是詩歌觸動人心、感發(fā)人情的作用；“可以觀”，是詩歌反映民風(fēng)民俗，有益政教的價值；而“可以群”“可以怨”，則指向以詩歌進行情感交流和抒發(fā)心中抑郁的功能。特別是詩歌的群聚效應(yīng)，促進了詩人之間的交往交流與交融。

翰苑，即古代行政機構(gòu)翰林院的別稱。在元代，翰林院與國史院合而為一，稱翰林國史院，主要負責(zé)起草詔令、纂修國史及給皇帝提供國是建議等事務(wù)。翰苑文臣都是學(xué)富五車的士大夫，受最高禮遇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風(fēng)雅趣尚往往是一個時代審美思潮的風(fēng)向標(biāo)。

元代翰苑的文臣，較少有繁重的政務(wù)，往往有余裕通過吟詩消遣與社交。曾跟隨元帝巡幸上都的翰苑文臣馬祖常說，在上都，最忙的要數(shù)中書省的官員及宿衛(wèi)們，他們除了要處理繁雜的政務(wù)，還要時刻關(guān)心皇帝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障，不敢有一絲的大意和怠慢。唯獨翰苑文臣是比較清閑的，他們出門有馬車，停駐有供給，半個月也簽署不了一份文書。所以詩歌唱和、琴棋書畫成為翰苑文臣消遣時光、彰顯風(fēng)雅的方式。

在上都翰苑中，袁桷與王士熙詩歌唱和，作《次韻繼學(xué)》道：“客至設(shè)棋局，言忘遺世情。盡日無王事，白云與檐平。”馬祖常作《閑題》詩云：“平生情思苦愛詩，更喜坐嘯銷永日。”黃溍作《上都分院》詩云：“琴冊森在側(cè)，談笑來清觴。列坐無所為，陳詩詠黃唐。”從“盡日無王事”“坐嘯銷永日”“列坐無所為”等表述可以看出他們頗為閑適的生活狀態(tài)。

元代文臣以詩為媒，贈答酬唱、品評書畫、題壁詠物，充分發(fā)揮出“詩可以群”的價值，在增進情感交流的同時，他們成為一個以文學(xué)連接的共同體。

按照元朝的巡幸制度，皇帝每年二月從大都出發(fā)，巡幸上都，并在駐蹕之地停留半年之久。那些扈從文臣便利用路上和在上都處理政務(wù)的空閑，相互唱和，題贈答謝，表達身在他鄉(xiāng)的感慨。

至治元年，翰苑文臣王士熙扈從元英宗巡幸上都期間，創(chuàng)作了元代文學(xué)史上有名的《竹枝詞十首》，他將這十首詩歌題寫在翰林國史院上都分院的墻壁之上，一時間成為文臣們追和的對象。同僚袁桷、馬祖常、許有壬分別追和十首竹枝詞。王士熙在詩中所倡導(dǎo)的“要使竹枝傳上國，正是皇家四海同”，既符合儒家的治道理想，也呈現(xiàn)了大一統(tǒng)時代的風(fēng)貌，同僚們紛紛給予回應(yīng)。袁桷說：“侍臣一曲無懷操,能使八方歌會同。”（《次韻繼學(xué)途中竹枝詞》）許有壬說：“閣中敢進竹枝曲，萬歲千秋文軌同。”（《竹枝十首和繼學(xué)韻》）后來吳當(dāng)在扈從元順帝巡幸上都期間，目睹了王士熙的題壁詩，并進行追和。他在詩中寫道：“元臣補袞應(yīng)無闕，新賜宮衣自上方。”（《竹枝詞和歌韻，自扈蹕上都自沙嶺至灤京所作》）補袞，即補缺，意思是臣子補救規(guī)勸帝王言行，以防其過失。這里體現(xiàn)出王士熙詩對吳當(dāng)創(chuàng)作的深遠影響，可以說是跨時空的情感共鳴。

品評書畫也是翰苑風(fēng)雅的重要形式，尤其是那些詩書畫兼善的文臣，更愿意在多元的藝術(shù)形式中彰顯文人風(fēng)雅。元代翰林國史院的上都分院中掛有兩幅繪畫作品，一個是《秋谷耕云圖》，一個是《寒江釣雪圖》，均為趙孟頫所作。

每年跟隨元帝巡幸上都的文臣都會在翰苑欣賞這兩幅名畫，進行題詠。繪畫的緣起與南方布衣文人黃一清有關(guān)。黃一清，安徽休寧縣人，以仁孝知名于鄉(xiāng)里。在母親的叮囑下，黃一清北上京師，拜謁名公李孟。李孟一見如故，引為上賓，并作詩以贈，詩云：“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云。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老我素多病，壯君高出群。何時各歸去，云月總平分。”（《贈黃秋江處士》）黃一清自號“秋江”，李孟自號“秋谷”，詩歌暗示二人雅趣相投，心志相和，只是在出處進退上表現(xiàn)不同。李孟身在廟堂，對黃一清的高逸姿態(tài)表現(xiàn)出艷羨之情。李孟禮賢下士，也讓黃一清名動京師，翰苑名臣趙孟頫為此創(chuàng)作詩意圖，并與李孟一起向朝廷推薦黃一清為杭州教授。然而，黃一清無意出仕，他知足于結(jié)交名公所帶來的榮耀，以照料母親為由，辭歸鄉(xiāng)里。待母親去世后，又有人推薦黃一清為儒學(xué)提舉，他亦婉拒，歸隱山中。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胡助在《題黃清夫耕云釣月圖》中指出，黃一清不慕功名富貴，甘愿貧賤，以仁孝為己任；李孟身為天子宰相，勤勞忠君，又交好、引薦山林之士。二人雖然貴賤不同，但在實踐忠孝之道上是一樣的。可以說，胡助的點題之筆揭示了在翰苑懸掛這兩幅繪畫作品的特殊價值。無獨有偶，袁桷與馬祖常的題詠，同樣彰顯了畫作在政治與道德上的隱喻。袁桷先后題寫四首詩作，最終表達的是“要使風(fēng)俗淳，斯民樂仁壽”（《次韻玉堂畫壁》）的政治抱負；馬祖常的兩首題詩，卻顯示著“欲賣韓家舊石淙，釣魚竿底是寒江”（《上都翰苑兩壁圖》）的歸隱心態(tài)。

在上都翰苑中，還有一塊奇石屹立在庭院中，名曰“鰲峰”。翰苑文臣虞集說，這是一塊太湖石，不知何人何年移置過來，前輩遺老對此賦詩達上百首。由此看來，鰲峰寄托著大批翰苑文臣的美好記憶。在離開上都之際，虞集對這塊鰲峰石表現(xiàn)出戀戀不舍的心情，其詩寫道：“殷勤為謝堂前石，何處來秋共月圓。”（《別國史院鰲峰石》）作為同僚的袁桷與馬祖常專門針對鰲峰進行唱和，先有馬祖常作《鰲峰歌》，后有袁桷作《玉署鰲峰歌，答伯庸》。馬祖常開篇便賦予山石以靈性，說它是星辰靈氣的化身，紋理自然天成，鬼斧神工。又謂神鰲讓赑屃背負著三座山石而來，一座放在軒轅臺，一座沉于昆侖河，最后一座則坐落在上都的翰苑中。赑屃，傳為龍子之一，龍首龜身，能負重、載重，具有鎮(zhèn)煞祈福的寓意。因此，馬祖常用“赑屃”意象神化鰲峰，彰顯出光怪陸離的浪漫主義色彩。當(dāng)然，他并沒有忘記這塊石頭放置在翰林國史院中的價值意義，它警示著修史者要心志堅定，秉筆直書，不能像山石那樣隨便轉(zhuǎn)移。在袁桷的想象中，鰲峰即赑屃的化身，幫助翰苑鎮(zhèn)邪驅(qū)鬼。不僅如此，它獨特的形貌和光澤，更令人心曠神怡。作為上都翰苑的重要景觀，鰲峰受到眾多文臣的關(guān)注和題詠，如胡助作《鰲峰》、吳當(dāng)作《鰲峰石》，對這塊奇石進行了詳細的描述。鰲峰一度成為翰苑風(fēng)雅的象征。

由于特定的政治環(huán)境，元代翰苑文臣并沒有為政務(wù)忙得不可開交，而是常以詩文雅集來消遣時光。編修官宋褧說：“玉署蕭然一事無，漫陪鑾馭到行都。白癡只對鰲峰石，清供唯觀海月圖。”（《喜歸大都玉署》）詩中的“白癡”與“清供”相對，表達著詩人面對鰲峰時的閑散心態(tài)。

當(dāng)然，元代翰苑文臣的雅集娛樂還有很多，如游山玩水、慶賀生辰及在重大節(jié)日中宴飲等。無論哪種方式，詩歌從來都不會缺席，尤其是詩書畫融合在一起時，多元的藝術(shù)語言，既昭示著相似的審美傾向，更將不同地域、民族的詩人凝聚在一起，形成情感共鳴、趣味相投、和諧穩(wěn)定的文化共同體。

（作者：陳博涵，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民族文學(xué)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