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文學發展史》，劉大杰 著，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最早知道有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是一九七九年在北京大學上中國文學史課的時候，這是中文系本科生的必修課。當時，還沒有合適的教材，有老師在講臺上，手里拿的是一冊小學生練習簿，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他自己的教案。也有老師參加過游國恩、蕭滌非等領銜的高校版《中國文學史》編寫，并且熟悉余冠英、錢鍾書等領銜編寫的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版《中國文學史》。這兩套俗稱“藍皮本”的文學史大名鼎鼎，可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出版后，許久都沒有重印，很難找齊。于是，就有老師建議我們去看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這部書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六年重版過。這樣，我便去了東安市場的中國書店，在那里找到劉大杰的書，卻沒想到一大摞新書堆在那里，據店員說根本賣不出去。我回來報告老師，老師說：“那你不知道，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是各種文學史里最有個性的，你要去找它最早的版本來看。”

等我畢業多年，讀了先后出版于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九年的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下卷之后，才漸漸明白當年我的老師（他們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進大學的那一批人），為什么說它是最有個性的。

那時，我已經看過自林傳甲、黃人以來的不少中國“文學史”，或稱“文學流變史”“文學沿革”，兩套重印的藍皮本《中國文學史》，更是因為頻繁閱讀，書脊都破裂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書籍出版，包括古代文集的整理、線裝書的影印，都不像現在這樣發達，讀一部好的文學史，仍然不僅能窺見像過去胡適所講的一個系統的文學史觀念，還能認識好些難得一見的作家作品，以廣見聞，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因此，在那個年代，學界都還重視“文學史”這樣一種著述形式，有人在寫更詳盡的“大文學史”，也有人提倡“重寫文學史”。而在我的印象當中，自林傳甲、黃人、謝無量那一代到兩套藍皮本，這一個甲子的文學史寫作，又是從文學觀念和講述形式各異，到逐步形成共識以及固定的敘述脈絡的過程，即由百花齊放收攏定于一。像兩套藍皮本文學史，最后都是用了集體編寫的方式。雖然主其事者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已成名，可是，當他們編寫這兩套文學史時，據說也都收斂了各自的鋒芒，更講究共識、通識，在行文上也力求風格一致，注重敘述的平實與文字的簡潔。如果是放在這樣一個文學史寫作的時間序列當中，那么，應該說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就恰好是在百花齊放的文學史寫作階段將要結束時，所出版的最后一部具有個人性的文學史，它理所當然地保留了那個時代的特點，也就是在我老師那一輩人眼里閃亮的個性。

比如，在短短的《自序》中，劉大杰會說“我在寫這本書時”如何，說這“正是我這工作成績的苦痛的說明”，“我”字不離口。對于“我”之個體的這種張揚，在后來的文學史里，幾乎看不到。我至今記得，在我年輕時受到的學術訓練里面，是很忌諱寫文章反復提到“我”字的，字面上看不到“我”卻又讓人知道處處是“我”的見解，才被視為文章高手。但是，劉大杰不管這些，他的自我很大，絲毫不受壓抑。

又比如，劉大杰在文學史中引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著，他講卜辭，是從甲骨卜辭的發現講起，講卜辭怎樣引起林泰輔等日本、歐美學者的注意，中國學者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又在這方面取得過怎樣優良的成績。他講《詩經》，也是既引述從陳啟源、魏源、胡承珙到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以及傅斯年等人的研究，又引用美國考古學家莫爾干的古代社會分期理論、佛理采的《歐洲文學發展史》《藝術社會學》、羅威的《我們是文明嗎》；講先秦散文，引瓦夫生的《辯證的唯物論》；講屈原，則引梁啟超的《楚辭解題》，還有湯姆生的《科學概論》、托爾斯泰“人生的殉教者、藝術的圣徒”之語。在后來的文學史里，我們也不大看到這樣豐富的征引，因為文學史與研究性的論著不同，它只提供結論、定論，而不必展示研究論證的過程，這已經成了學界默認的規矩。但是，在劉大杰這里，我們不僅能看到結論，還能看見結論之所由，看見他那個時代活潑潑的學術潮流與閱讀風氣。

這些都是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與眾不同的地方。尤其對我們這樣的晚輩來講，因為我們已經先接受了后來文學史的規訓，然后才翻開劉大杰的書，當然，立刻就能感受到他撲面而來的那種個性。

劉大杰最為學界稱道的地方，還在于他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尊奉法國朗松的文學史觀，將“文學發展史”首先視為文化史的一部分，其次是講文學的進化而非退化。劉大杰當然不是將朗松引入中國的第一人。朗松發表于一九一〇年的《文學史方法》一文，一九二四年就有了黃仲蘇的中譯本，而朗松的《法國文學史》，在一九二〇年代也有了中文節譯本，但劉大杰算得上是將朗松的文學史理論及方法運用于中國文學史寫作實踐的第一人。這大概不會有什么疑問。

我們知道朗松的主張，是要將文學研究與歷史學、社會學相結合。在他影響下，劉大杰也指出，寫中國文學史，必須要將文學與社會、宗教聯系起來，所以，既不能像五四前的文學史研究那樣，“死守經學范圍”，也不能像五四后的文學史研究，“死守純文學范圍”，在講述一個時代富有特點的文學時，還是要說明這一文學是在什么樣的政治狀態、社會生活、學術思想下所產生的。

比如，在分析雜劇何以興盛于元代的時候，劉大杰就特別重視戲劇與個人性的詩詞寫作不同，它必須依靠商業資本、依靠“繁榮的社會經濟與富饒的大都市”這一點。在他看來，正是由于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把歐亞打成一片，國際交通四通八達，造成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空前的發展”，使“當日的北平”仿佛“今日之上海”，成為“全世界最富最繁榮的國際都市”，在“人口多經濟發達”的這樣一個都市里，“經營戲場的人可以得利，對于演員與劇本的報酬也可以增加”，隨后還有“舞臺設備的改進與劇本的精求”，這才吸引文人學士參與其中，帶來一場空前的“戲劇運動”。

《中國文學發展史》從殷商到清末，都是這么寫下來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我要說，從文學史寫作的時間序列來看，劉大杰仍然可以說是接續了以胡適《白話文學史》為代表的文學觀念與文學史敘述風格，但是，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到底走出了一條不一樣的道路，別開生面。

經過晚清民初的提倡，五四前后文學史教學及出版風起云涌，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學史已經成了體制化文學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九三八年，當時的教育部便規定中國文學史為大學必修課程，也就是說當劉大杰寫《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時候，實際上“前人栽樹”已經綠樹成蔭，他當然能在大樹底下好乘涼，其實要走出這片綠蔭，倒并不容易。可是，他貫徹朗松的理論，并總結文學史編寫二十多年的經驗教訓，同時吸取文學史及歷史、宗教等相關學科的研究進展，還是將中國文學史帶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使其成為胡適以來文學史寫作最完美的收官作品。到今天我們來讀他的書，依然不得不為他思想的敏銳、眼界的開闊和文筆的生動，再三感嘆。

但盡管我們說《中國文學發展史》是五四以來那種文學史敘述模式的收官之作，不過，看劉大杰本人，他那時才四十多歲，似乎并沒有收官的意識。

《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下兩卷出齊不久，轉眼就迎來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的課程改革，文學史教學的改革也在其中，各大學都忙著編寫新的文學史教材，直到一九五七年教育部頒布《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一錘定音。劉大杰是這份部頒《大綱》的起草人之一，而就在《大綱》發布的這一年，他又急急忙忙拋出了《中國文學發展史》的修訂本。

顯然，這回是踩著了鑼鼓點兒。因此，在一九五九年的《文學評論》雜志上，就有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胡念貽、喬象鐘、劉世德、徐子余幾位當時算是年輕學者聯名寫下的文章《評〈中國文學發展史〉》。在評論中，胡念貽他們也承認《中國文學發展史》“曾經是一部影響較大的書”，卻又毫不客氣地指出，新的修訂本依舊保存著“舊的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觀點”、“五四以來許多資產階級學者中間流行的論調”以及“庸俗社會學的觀點”，據此，他們要求劉大杰應該“來一個徹底的改變”。我之所以留心這篇評論，是因為我自己在文學所讀過研究生，又工作過十來年，還見過其中兩位作者喬象鐘、劉世德先生。我也注意到，劉大杰在回應中雖然說自己的書是有缺點，可更多表達的是他內心并不服氣。所以，到了一九六二年，當兩部藍皮本文學史出版，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再出一版，遙相呼應。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學術出版幾乎成了沙漠，唯獨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還能再出新版，也就是幾年后我在書店里面看到過無人問津的那一版。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在劉大杰去世后三十年，我來到他教過文學史的復旦大學，也教一點文學史。距離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最初出版，已超過八十年，而中國文學史，如今仍然是中文系本科生的一門必修課程。我在四十年前開始寫《文學史的權力》的時候，曾計劃過，要將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不同時期版本放到一起做比較，看他是如何在三十年里一再修正自己的思想及文學史敘述，那既是一個人的學案，也是文學史寫作在這三十年間尋尋覓覓、曲折轉圜的一個剖面。可惜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現代學術資料的收集是個大問題，而資料不足，問題便很難講透。近年來，碰到一些年輕人，對我講“文學史”作為一種古典文學的教育、傳播形式在現代中國的起源及發展而使用“權力”這個詞頗不理解。他們已經不像我這一代人，對于在大學里要不要講文學史、怎么講文學史，事實上是由權力所支配，還有所敏感。我想他們大概也不知道這里有過劉大杰。劉大杰曾經是那么執著于《中國文學發展史》的一版再版，按照后來一段時間人們的說法，是不惜迎合時勢卻又最后失勢，也未見得不是為了在大學的講臺上，始終占據一席之地，擁有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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