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十多年后，張楊躺在酒店六層大床房的浴缸里。落地窗外沒有風景，樓下是待拆遷的平房，亂糟糟的一大片，圍著灰白的水泥墻，遠處只有一幢孤零零的高樓。

躺進浴缸前，水龍頭放出渾黃的水，張楊打電話問前臺，浴缸能用嗎？前臺誤會了，一個領班模樣的人給她送來幾個一次性泡澡袋。水色漸漸恢復正常，張楊鋪上泡澡袋，塑料布在她胳膊和腿下窸窣摩擦，好像裹著雨衣躺在雨水里。

張楊想過很多次，要入住這家酒店，裝滿滿一浴缸熱水，像皇帝一樣躺進去，舒展四肢，泡泡和熱水漫出，打濕房間地板。現在，她如愿以償了。不知為何，她反而渾身上下不舒服。可能是她剛才進房時，整個房間籠罩在冬日的陰郁冷清中，好像房間長期無人使用，它等得發霉了，有種瑟縮的委屈感，開燈也不能挽救，任何燈光組合都改變不了它的陰沉、黯淡。也可能是，這雖然是椰子酒店，但不是她上過班的那家。

在椰子酒店上班的最后一天，她像往常一樣累得要死，那天卻比平時更加漫長。她給自己打氣，只要撐到下午五點，就和這個可惡的酒店沒半點兒關系了，哪怕以后再來，也是以客人的身份。

那時，張楊的女兒不到兩歲，她打算找個離家近點兒的工作，這樣可以早點兒回家帶孩子。她不想做文員，她生孩子前就沒上班了，要寫簡歷，得胡編亂造，填補中間長得可怕的空白期。一份報酬五六千元的工作，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女性競爭，被錄用者好像得到了一個天大的飯碗，捧著這個，就得承受每天被呼來喝去和隨時從天而降的工作。在應聘一家軟件公司的辦公室助理時，張楊經歷三輪考驗，打字、筆試、面試，和另兩個女孩兒留了下來。黑西服、黑框眼鏡的HR經理把三人召到會議室說：“你們三個都差不多，沒有哪一個表現更突出，現在你們自己說說，我該選哪一個？”張楊強忍惡心，重復了一遍面試時的自我介紹。當然，她落選了。

張楊去了位于她家附近的椰子酒店。酒店總缺人，他們不停招人，對簡歷要求不高。那是夏季炎熱的一天，張楊在大太陽下走了五分鐘，到了地鐵口。椰子酒店就在地鐵口旁，赭色巖石建成的城堡，鑲嵌著鐵灰色的窗框，大廳高大寬敞，冷氣幽涼，猶如春日。

接待張楊的是一位不到三十歲的女性，皮膚潔白，涂了淺紫偏粉的口紅，那是粉色風信子的顏色。就店長這個職位來說，她似乎年輕了些，她的頭發按服務行業的要求包裹成扁圓丸子，緊貼頭皮，吊在腦后靠脖頸的位置，身穿酒店常見的藏青色西服套裙，黑框眼鏡，顯得嚴肅、老氣，說話時壓低下巴，眼睛從下方打量張楊。那是一種懷疑的眼神，興許在想她能干多久。“我們只缺客房服務，包住，包兩餐。”店長的普通話不太標準，上門牙略微外凸，高張楊半個頭，比張楊還瘦。雖然張楊生了孩子，但沒有長胖，體重始終保持在九十多斤。

店長說，要先試用，問張楊當天有沒有空。張楊說有，店長立馬拿起對講機，問哪

個樓層缺人。張楊去了六層，跟著一個四十多歲的圓臉大姐干活兒。大姐把床單往半空一撒，散發著烘干香味兒的床單不無委屈地滾到床頭，大姐說她也不怎么會鋪床，她才來一個月。大姐走到床頭，讓張楊去另一邊，倆人抬起床墊，把床單壓進去。之后，大姐把被套往空中一扔，被套像朵馬蹄蓮，散在床上，大姐抓起被芯兩角，一邊塞一個，抓起被子上下抖動，等被子完全服帖，再把被子也壓進床墊。大姐套枕套的動作和張楊在自己家干活兒差不多。有一兩次，大姐阻止張楊換床單：“看下臟不臟，不臟就不要換了。”

六層共十二間房，四間榻榻米，八間大床房，其中，四間帶浴缸，一間帶落地窗和陽臺。剛去時，張楊覺得榻榻米最好打掃，因為面積小，后來發現，榻榻米房有兩張床，要換兩次床單被套，花的時間更長。如果房間干凈，張楊半小時能打掃完一間。當然，這只是在她體力足夠的時候。

快到五點時，圓臉大姐說：“最后一間，店長讓你打掃。”她把房間里的垃圾收走后離開了。

那是個帶浴缸的房間。張楊打掃時，店長來了，用手摸浴缸邊緣，穿著高跟鞋與絲襪的腿又蹲下來，在光的折射下從四個方向觀察，又問張楊有沒有刷子，張楊說沒有。店長狹長的眼睛瞄了一下張楊，說：“你的工具箱是不是沒刷子？”她用對講機呼叫，讓其他樓層的人送來一把，拿起刷子刷浴缸。店長說她剛來酒店時也是干的客房。張楊問她學的什么專業，她的聲音細而輕柔：“旅游管理。”張楊在腦中勾勒出一個簡單的職業規劃，干一兩年服務員，升領班，干兩年領班，升主管，再讀個旅游管理專業，很快她也能當上店長。雖然店長很辛苦，一年到頭守在店里，但收入應該不差。

店長又拿起一塊抹布，和張楊一起抹淋浴房的玻璃，兩人肩并肩，像親密的隊友。店長細心地交代：“你明天就可以來上班，早上八點五十到，要在這之前吃完早餐，因為要準時開早會。”

打掃完的房間，玻璃锃亮，被單雪白，就像從未被使用過。真漂亮。這兒沒有職場關系，只有單純的勞動，干好自己的活兒就行了。

早上八點半，老公抱著孩子和張楊一起出門，他把孩子送去父母家，再去音響公司上班。那家音響公司沒什么生意，工資很低，但可以在辦公室里炒股。下班后，他再把孩子接回來。

餐廳在酒店地下停車場的旁邊，供應白粥、饅頭、兩樣小菜。張楊不愛吃饅頭，只打了粥，一個大姐拿了兩個饅頭，自己一邊啃，一邊勸張楊也多吃點兒：“一會兒干活兒，很快就餓了，撐不到中午。”她叫周慧珍，大家叫她小周，小周三十二歲，方臉，個頭兒不高，身體卻敦實，說話和動作都像四川泡菜一樣爽脆。小周說她女兒五歲了，老公也要上班，孩子一個人留在家里。張楊驚訝：“你讓小孩兒一個人在家？”小周說：“沒辦法啊，我讓鄰居幫我看著點兒，有什么事給我打電話。”

開早會時，主管分配了樓層，一人一層，張楊分在七層，她領到一個工號牌，金黃的牌子上印著黑色的英文名字“Madelyn”，張楊查了一下，念瑪德琳，偉大、崇高的意思。什么樣的女人會叫這個名字？從來沒人這么叫她，主管和領班叫她“張楊”，同事叫她“小張”，客人叫她“大姐”“阿姨”或“服務員”。

有時早會還沒開完，耳機里就傳來前臺退房的催促，服務員跑步上樓，上氣不接下氣地查房，檢查客人有無遺留物品，有沒有弄臟或弄壞什么。只有一兩分鐘時間，有時很難發現被子遮蓋住的紅色污漬或弄臟的地巾。主管說：“這次算了，下次再這樣，就要承擔清洗費。”張楊為自己的疏漏羞惱，主管又安慰她：“沒事，洗衣房能洗掉。”“要是洗不掉呢？”主管臉一沉：“洗不掉就報廢了，就賠錢。”

有時張楊剛到樓層，已經有一兩間房在等著她打掃了，如果在下午五點前干完，就能提前下班。最倒霉的是一個上午都沒有客人退房，中午時一口氣連退七八間，那就要干到五點以后了。

客房恢復如新，張楊用對講機通知領班或主管，檢查合格，店長讓房間重新上架，變成可預訂狀態。忙的時候，主管、領班一直在三層到十二層的樓道間，陀螺般地上上下下。一般酒店，一個主管手下配兩個領班，椰子酒店為了省錢，把主管當領班用，店長也要幫著檢查或打掃。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固定的活兒，比如每季翻床墊、擦每間房的燈罩或其他死角、技能培訓等。

剛開始，張楊撿到任何東西，都會詢問前臺，客人往往說不要了。一次，張楊發現房間抽屜里扔著一個話筒模樣的東西，通知前臺，說客人的話筒丟了。店長說：“客人已經離店。”耳機里傳來店長的急呼和行李員追客人的聲音。不久，對講機里傳來行李員的回復：“七層，七層，客人說不要了，送給你。”口氣有點兒不高興，好像怪張楊害他白跑一趟。

好好的話筒怎么就不要了？張楊拿著鐵灰色的話筒進了工作間，那里堆滿了換下來的布草。話筒的材質像是合金的，拿在手里很沉。小周來了，看著話筒哈哈大笑：“那不是話筒。”張楊醒悟過來。這件事讓她出了名，前臺和行李都認識她了。

小周教她，除非是手機、現金這類比較值錢的東西，其他都不用管，一般是客人不要的，實在拿不準，就先放在工作間，等兩天，客人沒找，那就肯定不要了。服務員撿到過各種各樣的東西，內衣褲、鞋、襪子、香煙、化妝品、食物，最常見的是洗發水、護發素。客房部默認這樣一條規則：如果確定客人不要，物品由撿到的人處理。

尖下巴領班在幫張楊查退房時，拿走了客人不要的東西，一個全新的毛絨玩偶。張楊記不清那是什么玩偶了，女兒不缺毛絨玩偶，自己家買的，別人送的，她曾清理了幾大袋扔掉，家里還有一箱。但當領班拿走毛絨玩具時，張楊卻不太舒服，好像領班占了她的便宜。不久，張楊也學會了撿東西。開始，撿客人沒用過的一次性香皂、牙膏、拖鞋，后來，用過的她也撿，攢一大包帶回家。老公說，撿這些回來做什么？張楊自己也覺得奇怪，把那包東西往廚房水槽下方一塞，就忘了。很多年后，大掃除時，張楊從水槽下方翻出那包殘缺的香皂和擠過的牙膏，香皂脆了，牙膏干了，張楊把它們扔進垃圾桶，好像那部分糟糕的記憶也跟著走了。

小周的活兒干完了，或她那層暫時沒有退房，她就來幫張楊。小周問：“你家有沒有抗生素？有的話給我一點兒。”張楊滿口答應，但一回家就忙著做飯、帶孩子，把這事兒忘得干干凈凈，過了一段時間想起，打開家中的藥品收納盒，沒找到抗生素，就沒跟小周說。漸漸地，倆人的關系沒那么親近了。但也許是那個男服務員來了以后，小周才和張楊疏遠的。

張楊在椰子酒店待到第三個月時，酒店來了個男客房服務員，趙宏宇，二十多歲，平頭，頭上有星星點點的白發，頭圓圓的，鏡框圓圓的，圓肩圓背沒脖子，也許小時長得很可愛，干起活兒來笨手笨腳，常被主管和領班罵。在這群三四十歲的阿姨中，小趙是唯一的年輕男性。修理工、行李員也是男的，但他們不和客房阿姨來往。

下班時，張楊在樓道遇見了小周和趙宏宇，小周干活兒干得熱了，滿臉通紅，大汗從額頭冒出來。趙宏宇拎著兩個樓層的垃圾袋，他的和小周的，他倆互相幫助，可能因為她是他師傅。張楊的師傅，那個做事敷衍的大姐，在和另一個短發大姐聊胸衣，短發大姐露出神秘的笑，說，胸衣要買好點兒的，推薦的是一個小有名氣的國產牌子。

一開始，店長和服務員都住在酒店里，沒過多久，他們搬出了酒店，房間打掃出來出售給客人。集團在酒店外搭建了一個簡易洗澡棚供服務員洗澡。洗澡棚就搭在酒店對面，垃圾房旁邊，線和管子從墻上伸出來，歪歪扭扭地上了屋頂，玻璃窗上涂了一層不均勻的黃漆，窗戶空隙處安上了藍色排風扇。員工柜也裝在洗澡間里。

酒店又推出了鐘點房以及延至下午一點的退房政策。倒霉的話，早上退的房，中午售出，下午又退，一間房一天要打掃兩次，幾乎沒人能提前下班了。一天下午，張楊干到六點，主管和領班都下班了，店長來查房，她問張楊：“這浴缸你用刷子刷過嗎？”還是細柔的聲音，音調往下沉，好像要斷了，但又頑強地接續上。張楊看著店長單薄的小臉，老實回答：“用刷子刷不干凈。”店長不看張楊，拉長了臉說：“用力刷！”張楊開始討厭店長，討厭椰子酒店。

更讓張楊生氣的是，管理者好像嫌客房服務還不夠忙，為了給服務員找事做，酒店花樣百出，先是給客房配斗魚，服務員打掃房間時得注意魚是不是還活著，要是死了，就去領一條新的來換，死去的色彩斑斕的“尼莫”被倒進馬桶。這兒的馬桶通向下水道，而不是大海。又給客房配魔方，能把魔方還原成六面的員工也有獎勵。客房部沒有一個人能做到。張楊在最后一關前停了下來。那段時間，女兒常在半夜一兩點鐘驚醒，哭個不停，張楊抱著兩歲大的女兒，在陽臺上走來走去，直到孩子再次入睡。月光刺眼，張楊筋疲力盡到第二天難以應付繁忙的工作，主管或領班用對講機呼叫張楊，說她沒弄干凈，叫她返工的次數變多了。就算忙成這樣，客房部還是抽空舉行了鋪床比賽。一個三十歲，患有肩周炎的年輕“阿姨”贏了，獎品是一千毫升洗衣液。其他服務員不服氣，短發大姐質疑比賽的公正性。主管拿出打分表，表上分了若干項，三十歲的年輕“阿姨”各項得分平均，以微弱的優勢險勝。服務員們散去，張楊的師傅還在和短發大姐嘀咕。比賽讓張楊意識到，她手腳不靈巧，不是干這行的料。她已經因勞累失去了剛來時的熱情。

大堂保潔阿姨說，她原先也是客房服務員，后來腰肌勞損，沒法做了，現在雖然工資低點兒，但也有醫保：“每年打到卡上，就可以去看病了。”

她們是沒辦法，可我不是。張楊開始在家備考會計從業資格證。每天回家先做飯，等老公孩子回來，吃完飯陪女兒玩兒，給女兒講睡前故事，等女兒睡了再學習。沒有退房時，張楊在工作間看書、刷題。

對講機響了，前臺呼叫，709客人出門了，請服務員打掃一下房間。張楊起身，去敲709的門，沒人答應。張楊刷卡進入，發現房內開著燈，燈光昏暗，一個男人躺在床上，白被單遮住了他大半張臉。從張楊進去到離開，他沒看張楊一眼，也沒動彈一下，不知是害羞，還是沉浸在自己的夢境中。房間很臟，到處是煙灰和外賣盒，張楊收垃圾、擦桌子，把桌面、床頭柜上的空煙盒統統掃進垃圾袋，束好袋子，扔進停在門外的小車里。不久，主管來了工作間，說709客人投訴，說他房間里的香煙不見了，煙很貴，問她有沒有拿客人的煙。張楊說，沒有，我怎么會拿客人的東西？主管想了想，讓她把垃圾袋打開，找出那幾個空煙盒，一一打開看，里面真的有煙。

有些客人剛住進去就讓換床單，馬桶堵了、下水道堵了的事也經常發生，難打掃的還有住了三天以上的房間，以及開過生日派對的房間，到處都是奶油和雪花噴霧，凝結在地上、墻上，像一坨坨干結了的灰色鳥糞，要用刮刀刮，花很長時間，房間才能恢復原狀。

年底，為犒勞辛苦了一年的員工，酒店請客房服務員去卡拉OK唱歌，可以帶家屬。張楊坐了一會兒，老公帶著孩子來接她。趙宏宇正在嘶吼一首西北民歌，張楊老公夸他唱得好，有真正的勞動人民本色，趙宏宇的鼻子冷哼一聲，拿著話筒換了個位置。張楊心想，也許，她老公是上海人、她家住在市中心，這些事兒讓趙宏宇不舒服。一閃一閃的燈光下，周圍一團和氣，張楊的師傅嘴里鼓鼓囊囊地塞滿了零食，端著啤酒和短發大姐碰杯，泡沫溢了出來。小周拍著塑料拍手器，她洗過澡來的，額頭和鼻尖油光光地發亮，眼睛笑得瞇成一條縫，眼周多出好些皺紋。這點兒小恩小惠就把她們收買了？她們忘了酒店平時怎么對她們的了？

又熬了兩個多月，張楊通過了四門考試，拿到了會計從業資格證，應聘到一份財務工作。她向酒店辭職，店長說，要提前一個月。張楊說她也沒辦法，那邊要人要得很急。店長說，那再干半個月，等我們招到人。那正是酒店最繁忙的旺季。張楊說，不行，我只能再干一周。仁至義盡了。燈光下，店長抿了抿嘴，臉色似乎更蒼白、嚴肅了。

在崗最后一天，張楊在樓梯間碰到了尖下巴的領班。領班坐到臺階上，脫下布鞋，磕出里面的小石子，說：“聽說你要去坐辦公室了？”張楊點頭。領班捶腰，說：“好，厲害，哪怕我干不了別的，聽說有姐妹不干這行了，也高興！”張楊說：“當領班挺好的呀。”領班搖頭說：“一樣辛苦，天天跑樓層，一分鐘都歇不下來，連上個廁所的時間都沒有，我這個石子硌腳半天了，現在才拿出來。服務員沒打掃干凈的，都是我擦屁股，腿每天疼得不行。”

張楊笑了，原來如此。她們一直跟在客房服務員屁股后頭，也不容易。她都要原諒領班以往的各種吹毛求疵了，腦海里又閃現出她待她的苛刻，她在對講機里粗暴地呼她，讓所有人都知道她沒打掃干凈；她為一些小問題，就讓她重新返工；她問都不問一聲，就拿走了退房里本該屬于她的東西；還有，她幫別的客房服務員打掃，卻從不幫她。

這時，耳機里傳來“718退房”的呼叫。張楊跑進718房，火氣騰騰往上冒。地上扔滿各種垃圾，好像剛有人從這里搬走，他們到底是怎么把房間弄得這么惡心的？他們這樣做，讓她的勞動變得廉價，變得毫無意義。一片狼藉中有個鞋盒，出于習慣，張楊打開看了一眼，里面裝著一雙當時流行的松糕鞋。鞋底很厚很高，幾乎是全新的，還是她的碼。好好的鞋就不要了，太浪費了。

房間臟亂成這樣，客人肯定不要了，張楊沒向前臺報告失物。她明天就不來了，不可能等兩三天確認。她從鞋盒里取出鞋，放進清潔車，拿回了工作間。

那是那天的最后一間退房，下午五點，張楊打掃完所有房間，把鞋裝進手提袋，拎著七層的垃圾下樓，把大垃圾袋扔進垃圾房，里面有幾袋垃圾，已經有人下班了。張楊拎著裝鞋的手提袋，進了簡易洗澡棚，打開員工柜，換好衣服，把手提袋放在靠墻的地上，去還工裝。

前臺，店長一直在忙，張楊等得不耐煩了，她才接過工裝，慢吞吞地簽字，問：“去什么地方上班啊？”張楊說，是家外企，做財務。

簽完字，張楊走出酒店，沒等她走到洗澡棚，電話響了，店長急切地問：“718的客人打電話，說她落了一雙鞋，領班剛去718找過，沒找到，你看見了嗎？”

“沒看見。”張楊有點兒幸災樂禍，活該。興許還有一絲報復的快感。可報復誰呢？客人只是不懂事，他（她）從來沒有做過客房服務，這個世界離他（她）很遠。店長或主管？這些制度又不是她們制定的，她們只是執行者。更上面的人？他們也只是這個不停旋轉的大機器的一部分。她的憤怒變得盲目。說完她就后悔了。店長又說：“你再回憶一下，有沒有可能扔了？”

太晚了，如果店長早點兒說，她還在樓層，她會從工作間找出鞋來還她，現在鞋盒已經扔了，她看了一眼不遠處的垃圾房，紅漆鐵門上有一根鐵門閂。她們通常打開門，把垃圾扔進去，一袋壓著一袋，她得打開門閂，翻開垃圾，分辨哪一袋是她扔的，從中找出鞋盒，把鞋裝回鞋盒，再把鞋盒放回樓層。更重要的是，她已經說謊了。那時候，她就不僅是占小便宜的人，還是說謊的人。她說：“我不知道。我沒看見。”

店長連著追問了幾遍，她堅持說沒有。店長深吸一口氣，口氣緩和下來：“那我再問下客人，看她是不是記錯了。”

張楊進了簡易洗澡房，水打在身上，沖淡了一部分焦慮，但她無法像平常那樣享受熱水澡，享受熱水澆在身上按摩肌肉、緩解疲勞的快樂了。隨時有人進來，檢查她的手提袋，到時她只能咬死說那個袋子不是她的。他們也許會調監控，會看到她拎著袋子走在過道上。

她洗完澡，穿好衣服，猶豫要不要拿走手提袋，但也不可能把手提袋直接留在洗澡間，那等于把證據留給酒店。她拎起袋子，麻木地往家走，步履沉重。此時正是春天，她最喜歡的季節，春風輕柔，手上的紙袋卻無比沉重，她渴望附近有一個垃圾桶，讓她扔掉這團火一樣燙手的東西。

走到十字路口，她再次接到店長的電話：“客人說她沒記錯，我讓領班再找找，要是找不到，可能會調監控。”張楊不知該說什么，她加快了步子，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

回到家，張楊抖動紙袋，鞋掉出來，翻了個身，一只朝左，一只朝右。張楊想，都結束了，明天就是新的一天。鞋扔在地上，可張楊沒了試鞋的心情。老公回來，看到地上的鞋，問她，她說是撿的。老公不解，別人穿過的，撿回來干嗎？等張楊給孩子念完故事，孩子睡了，張楊從洗手間出來，踢到了鞋，鞋突然站了起來，在張楊面前排好，等張楊試穿。張楊不知不覺地把雙腳插進了鞋里，和她想的一樣，皮質柔軟，大小合適，但鞋跟太高了，像她為此付出的代價。張楊試著走了兩步，腳崴了一下，差點兒摔倒。穿著這雙鞋根本就沒法走路。如果現在店長打來電話，她愿意承認她拿了鞋。她脫下鞋，倒在床上，像一個等待判刑的囚犯。孩子沒哭，電話也沒再響起。都過去了，她閉上雙眼，陷入沉睡。

第二天早上，張楊出門比平時早，到新公司要坐四十多分鐘的公交車。張楊拿上鞋，把鞋扔進了樓下的垃圾桶，她松了口氣。

走出小區，電話又響了，還是店長：“客人堅持說她把鞋落在酒店了，你再回憶一下，是不是記錯了。要是你拿了，就還回來，我們不追究。”

他們調監控了？看到她拿鞋了？張楊的大腦緊張地轉動。不，不可能，她在房間內把鞋放進小車，再推著車進了工作間，客房和工作間里都沒有監控。再說，她已經把證據扔了，就在剛才，就在她身后的垃圾箱里。

張楊的心劇烈地跳動，口氣依然強硬：“我沒拿。”說完掛斷了電話。這次真的結束了。

很長一段時間，張楊都不愿從那家酒店經過。不是因為她撒了謊，而是店長看透了她，一條變色龍，被環境同化，失去了本來的尊嚴。她從來都不想給她留下那樣的印象。

張楊從浴缸起身，窗外，樓下的廢墟漸漸被夜色吞沒，遠處的高樓孤獨地閃爍著。她從桌上拿起手機，找到那個號碼，撥了出去。

“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