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情懷、道德操守，是中國人精神氣質的重要組成要素。傳承與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延續中華民族精神命脈，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舉措。

我國古代優秀文學作品中蘊藏了大量中華文化的精神品格和價值追求，傳承和發揚傳統文化，還需回歸到傳統文學作品中。傳記文作為一種記載事件和人物以傳后世的文體，其價值在于其精神內蘊與文化魅力，即通過運用各種文學表現技法，在傳主形象的塑造中，表現真善美，傳達積極的思想精神，從而起到傳承和發揚傳統文化的作用。桐城派作為我國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個大的流派，也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流派，其傳記文創作有意識地擺脫應用性，繼承并發揚我國幾千年來的主流價值觀念與民族性格。本文嘗試從愛國情懷、民本思想和謳歌親情三個方面探究桐城派傳記文的精神內核，以展現其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愛國情懷

愛國主義情懷是歷代傳記文的重要主題之一，是支撐中華民族延綿不絕并不斷發展興旺的重要精神力量。通過傳記文記錄和塑造愛國英雄正是將這種精神力量傳承并發揚下來的方式之一，也是桐城派傳記文精神內核的最主要方面。

童慶炳先生在《文體與文體的創造》一書中對“文體”的概念進行界說，“從表層看，文體是作品的語言秩序、語言體式；從里層看，文體負載著社會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評家的個體的人格內涵。”傳記文作為一種文體，本身就需承擔負載社會文化精神和個體人格內涵的作用。桐城三祖之一的方苞在繼承《史記》創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義法”說，作為桐城派古文理論的基石之一，其中“義”就是要“言有物”，即文章要包涵一定的精神內蘊。故而無論是從文體角度還是桐城古文理論角度，桐城派傳記文都需展現出一定的精神內核。桐城派傳記文中體現出的愛國情懷就是“義”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其精神內核的重要體現。這在姚門弟子的傳記文中體現最為明顯。姚門弟子許多都活到了鴉片戰爭前后，經歷時代巨變，所以他們在傳記文中抒發愛國情懷，堅定民族立場成為了一個重要主題。梅曾亮在《王剛節公家傳》中贊揚了殺敵犧牲的英雄王錫朋。在歌頌王公“所親率及身自蕩殺數十百人”的英勇行為后，更是直接披露了清總督和巡撫見死不救的行為，并指出這是導致戰斗失敗、愛國將領犧牲的主要原因，“是役也，賊可三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贊揚與批判兼備，更加警醒人心、發人深思。《陜西巡撫鄧公墓志銘》記載了鄧廷楨的一生，特別突出其任兩廣總督和閩浙總督時幫助林則徐整頓海防、抗擊英軍的事跡，同時也為林、鄧積極禁煙，抗擊侵略而反遭誣陷鳴不平。在《徐柳臣五十壽序》中梅曾亮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我國落后且被動挨打的原因，“中國非兵不多，糧不嬴，患氣不振”。作者的愛國、傷時、憂民情懷躍然紙上。

姚瑩的《陳忠愍小傳》以歌頌陳公抗擊英國入侵者的英勇行為和痛惜他為國捐軀為主要內容，也是一篇弘揚愛國情懷的傳記文。這些文章中宣揚的愛國主義精神是桐城派傳記文的精神內核之一。

無論是梅曾亮還是姚瑩，這類傳記文的精神內核都不僅在于歌頌愛國抗敵英雄，還在于揭露了清廷的腐敗。許多失敗都是緣于自己人的背叛傾軋和懦弱。這樣自我揭發的勇氣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同時這樣的記錄也有一定的補史價值。通過這些傳記文，歷史的真實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還原。

民本思想

桐城派作家的傳記文有相當一部分是為當時的官吏而作，其中有能力、主張經世致用，有仁心、以民為本的官吏占相當大的比例。這些為官吏所作的傳記文反映出的是作者對民本思想的重視和對社會的思考，也是其傳記文重要的精神內核所在。

以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等為代表的唐宋古文運動大家高舉“文以載道”的大旗，注重文章的補益于世之效和“載道”之用。受到古文運動的影響，桐城派作文以“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為目標。桐城派在傳記文創作中，注重反映民本思想成為其“載道”的重要一面。如方苞的《少京兆余公墓志銘》，傳主余公作為一方縣令卻敢于為人民的利益不理權臣年羹堯額外加賦征稅的無理要求。“年羹堯巡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君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君不出。使者嘩乃開門坐正堂，命反接。眾相視不敢動。君馮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簽，丞、簿皆曲跽為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百千人。”余公不畏年氏的強權，無視其無理要求，剛正不阿，以法度和百姓的利益為準。從丞、簿以及數百千的百姓為他求情的行為中可見其深得民心。

再如姚鼐《順天府南路同知張君墓志銘》中的張同知，“君以淀水漲，親往護文安隄，自夏迄秋，晝夜勞憊，隄得固而君得疾，次年疾進，以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卒于官，年四十五。”《蔣君墓碣》的蔣同知，“值水澇，君行視救溺者，中濕，未幾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他們深入調查水患，身先士卒的救人護堤，也因此而得病，均四十歲左右就為百姓獻出了生命。姚鼐《兵部侍郎巡撫貴州陳公墓志銘》中的傳主陳公也是一位為百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好官員，“乾隆五十年，江淮大饑，米升至錢五六十，暴民脅眾為攘。公遍至所部，頒布上恩，督吏賑恤，防捕盜賊，全護疲困，自夏迄秋，安徽得寧，而公勞瘁成疾。其后擢貴州巡撫，抵治所，舊疾大作，遂薨，為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某日，年六十”。饑民暴亂，身為兵部侍郎的傳主并沒有采取常用的武力鎮壓的方式，而是體恤民情，賑災、捕盜，盡量減少對平民的傷害，最終“安徽得寧”，而陳公卻積勞成疾，為一方百姓而犧牲。

民本思想還體現在官員的遠見卓識方面，方苞在《廣東副都統陳公墓志銘》中記載了一位臨終不忘留下遺言為沿海人民請求開海禁的官員。陳公體察民情，至死都在為一方百姓考慮。從現代的角度看，陳公反對海禁也是十分有見識的觀點。這些傳記文所傳達出的為民請命，為民謀福祉的思想，正是桐城派傳記文的精神內核的體現。

親情謳歌

親情是人類最重要的一種情感，每個人的成長都離不開親情的滋養。對親情的贊美是傳記文的重要題旨，也是展現真善美、體現傳記文精神內核的重要方面。

桐城派作家在內容和藝術表現上均學習歸有光散文表現人間真情的寫作方法，方苞專門將這一類文章命名為“事關天屬”類。這類文章往往通過記錄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于生活細微處表現人間真情。如劉大櫆的《章大家行略》通過一個細節描寫表現了老人對孫子的關心，“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奴皆睡去，獨大家煨火以待。聞扣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啟門，且執手問曰：‘若書塾否？ 先生曾撲責否？’”一位失明老人于雪夜艱難地為孫子開門并關切地詢問其一天的讀書情況，老人的一片關愛之情流露在字里行間。這篇傳文的筆法與歸有光的《項脊軒志》酷肖，都選擇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通過親人細微處的言行來表現長輩對晚輩的關心與期許，其細膩而真摯的細節描寫，藏情于微處，取得了動人的藝術效果。

方苞的《弟椒涂墓志銘》，選取自己與小弟一起玩耍和弟弟生前獨自承擔家務重擔、侍候父母的生活片段描寫來表達對亡弟的思念和歉意，從而體現兄弟之間的感情：“時家無僮仆，特室在竹圃西偏，遠于內，余與弟讀書其中。每薄暮，風聲肅然，則顧影自恐，按時弟必來視余。或弟坐此，余治他事，間忘之矣。”“弟性警敏，雞鳴入市購米薪，日中治家事。”簡單的讀書場景中兄弟之間的默契與感情便躍然紙上，無需再過多渲染。傳文對弟弟每日勞作的描寫雖未曾作濃墨重彩的記錄，但字里行間流露出作為兄長的歉意。正是因為行文中的感情鋪墊，結尾的銘文中爆發出的悲痛尤為真摯自然：“天下之于吾弟酷矣！使弟與兄死而余獨生，于余更酷矣！ 死而無知則已，其有知，弟與兄痛余之無依，母視余之自痛而更酷邪！”這類傳記文通過具體日常生活場景來寫親人，其中沒有說教，少有功利性目的，以抒發感情為主。

還有表達忠孝難以兩全的遺憾之情的，如曾國藩的《曹西垣同年之父母壽序》：“夫親之所賴于子者，定省甘旨，疾痛苛癢，請席請衽，亦不必名位而后能給也。求而不得，遠游遲滯，而父母之年加老焉。至于衰髦，而心思一見其子而口不言者，往往然也，人坐不察耳。國藩竊祿冒利，去家十年。西垣羈留京輦，亦越七載于茲。此又吾兩人所每懷內疚，而未敢須臾忘者也。”曾國藩和友人曹西垣有著相似的經歷，不能盡孝于父母之側，忠孝難以兩全，愧疚之情貫穿于字里行間，這既是寫傳主，也是作者自己的切身感受。

在謳歌親情的傳記文中，以塑造母親形象為最多，如梅曾亮的《周石生授經圖記》，梅曾亮回憶母親教他讀書時的情形，“曾亮年十三四，家大人方試禮部，留京師，每從塾歸，則吾母課誦，必問所習者師講解否？能記憶否？背師作游弄否？自塾歸適他所否？”母親關切地詢問孩子讀書的情況，幾句簡單的日常話語中，可見慈母愛子之心，語淺情深。此文寫法同樣與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和劉大櫆的《章大家行略》相似，通過普通的日常話語，通過細致入微的白描描寫，不動聲色地用日常生活中的細節打動人心，引發共鳴。

更難得可貴的是在這些謳歌母親的傳記文中，桐城派作家沒有僅僅著眼于母親們的辛勞和艱苦，也沒有僅僅將她們放于家庭之中，而是通過母親形象的塑造展現了她們不輸男兒的胸襟和魄力，如姚鼐的《章母黃太恭人墓志銘》，章母面對洶洶而來的災情，迅速盡自己所能調配物資以幫助災民，“江淮大旱，民死亡相濟。太恭人適在里，睹大哀之，盡分藏廩與族戚故舊，以書速于子于浙江購山芋、玉米數千石，雜錢米濟賑，所費萬金”。對章母勇氣和能力的記述深化了傳文的思想內涵。更有傳記文在表現親情的同時展現出當時女性普遍生活處境的艱難，方苞在《謝季方傳》中記載了妹妹在夫家飽受家暴的虐待，“妹始嫁，家中落而未盡，妹夫尚多紈绔之好。妹性簡默貞靜，不相中，時被陵暴，戒女從者勿聞于二親”。妹妹甚至不敢把自己的遭遇告訴娘家人。而作為兄長，面對妹妹受欺辱卻什么也做不了，“余聞訊之，含淚終不言”。封建社會婦女地位的低下，生活環境的險惡也于細節處被充分揭露出來。這些謳歌親情的傳記文并沒有停留在只贊頌親情的表面，而是有更深刻的精神內核。

桐城派傳記文中包含的愛國情懷、民本思想和對親情、對真善美的贊頌等都是對歷代傳記文所蘊含的文化傳統的傳承，也是其精神內核的體現。優秀的傳統文化屬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我們民族發展延續的精神命脈。傳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不僅可以增強民族歸屬感和凝聚力，更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