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者的角度看，青年作家黃守曇的新書《走仔》無疑是一部比較討喜的作品：凝練簡約的敘事語言構成了10則短小精悍的故事，閱讀起來一氣呵成，毫無艱難阻滯之感。在當今眾多的青年作家當中，黃守曇的敘事語言或許不比其他人的復雜瑰麗，但卻有著扎根于嶺南之隅的獨特質感。《走仔》所構建的文學世界，既有著扎根傳統南方的共性，又折射著歷史變遷下積累的新變，就像一塊棱角分明的透鏡，給窺探其中的讀者呈現的是一個形變過的、熟悉又陌生的南方空間。

“走仔”在潮汕話中是“女兒”的意思，從《走仔》一篇到書中其他潮汕方言的化用足見小說是在潮汕文化滋養上結出的新碩果，這也很好地對應了作者出身潮汕的經歷。但之所以說《走仔》的世界屬于南方而非潮汕，是因為它雖從潮汕那片夾著海風潮熱的土地中來，卻沒有止步于此。遍覽全書，其實并沒有一處明確提及潮州或汕頭、汕尾之名，讀者唯有從人物對話中似是有意無意脫口而出的“走仔”“仔婿”等潮汕方言詞匯，才能一點點捕捉與拼湊出潮汕“小城”的蹤跡。與之相反的是，廣州、香港、澳門等南方重鎮卻是以開門見山的形式出現的，粵語方言的運用在全書占比中也毫不含糊，這些鋪排表明了作者對立足粵港澳的城市舞臺之上發生與延展故事的明確決心。南方的大城市不僅具有地理上的意義，多元的社會結構也為形色各異的人與故事提供了棲息的空間。

生于斯而不囿于斯，正是《走仔》在故事與題旨上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讀畢后都深有共鳴的基礎。在《烏雄與阿霞》《走仔》《七星女》等篇目中，我們看到女性主人公背井離鄉到大城市打工，在生活與情感壓力的一地雞毛中拼命尋找自己喘息的空間。一方面，潮汕文化對女性際遇的影響顯而易見，但同時，這種小人物悲喜交織的現實又肯定不會獨屬于潮汕或是具體的一處地方。從宏觀的視角說，她們是屬于這個時代本身的，每一個人都無可避免地鐫刻著時代的共性特征。就如《手套之家》中鋪陳的對象又轉換到澳門人家與越南女傭一樣，特定的地域只是加強了人物的真實感與差異化，并沒有成為限制小說題旨表達的框架。尤其是對于當代青年而言，當讀至書中那些關于婚戀生育、男女關系的情節時，不管經歷背景如何，都難免會有“對號入座”之感，這正是得益于作者對一代人在新的歷史背景中所面對的生活困境與糾結的深刻省思與誠懇表達。

此外，雖說《走仔》一書有較大比重都著墨于女性群體的生命史，但它又沒有連篇累牘地從頭寫到尾。譬如《爸爸從羅布泊回來》一篇就是從男性視角寫了一個離別與歸來的父子故事；為本書收尾的《天鵝》則更是一反常規，以黑色幽默的風格洋洋灑灑想象了一個擁有“生殖協助隊”“生殖寶AI”等新鮮玩意兒的未來世界，一下子便從接地氣的現實主義小說轉入天馬行空的反烏托邦科幻。當然，即便是余下幾篇風格看似迥異的故事，實際上也仍然一脈相承了本書的新南方敘事基調：細膩獨特的刻畫服務于對人的生命歷程，特別是南方生命體驗的追問與剖析。

整體而言，能打在作者自身及《走仔》一書上的標簽有很多，如女性敘事、打工文學等，但歸根結底，他依然更像是“新南方文學”主干上結出的又一碩果。無論是表現在方言還是題材的陌生化、異域化上，“新南方”的生命力都正日漸蓬勃，《走仔》無疑是這股新興源流中的鮮明分支。閱畢《走仔》，更值得讀者期待的，其實是黃守曇這樣的青年作家在往后如何進一步調動筆尖，為“新南方”的波瀾壯闊的歷史與當下書寫與記錄更廣闊更深邃的生命歷程與時代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