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的短篇小說《到祁連山去》延續了他那種“六經注我”“萬物格我”式的詩性風格，有著強大的主體性，對普通人的命運表達關切，也強化了敘事的密度和故事的實感，通過講述、停頓、插敘與閃回等方式，時空交錯、虛實相生，勾勒出一代人曲折復雜的經驗記憶與心路歷程，并以一種對文學傳統與青春理想進行接續的姿態尋求出口，在豐富的自我體認與對他者命運的感同身受中獲取內心的安寧。

這是關于一個“詩人消失之后”的故事。20世紀80年代中期，作為大學詩社成員的王忍冬和沈東生要跟著詩人海子一起前往西藏，快到祁連山的時候被學校召回。此后兩人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沈東生在商海打拼，幾乎趕上每一個時代的風口，成為叱咤風云的商界知名人士。王忍冬卻落下漫長的心結，認為自己一生的郁郁不得志都與此行的中斷有關。在技校擔任語文老師的他還經歷了喪子之痛，一直感覺知音難覓。他骨子里遺存著詩人的品性，當歷史微光、昔日遺憾與現實創傷疊加在一起，凝結成他“到祁連山去”的執念與追求。“祁連山”在小說里擁有多重意蘊：接續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緬懷一代人的青春與夢想，是掙脫現實束縛的詩與遠方，又是個體的自我療愈之地。對于沈東生而言，當年的折返可以視作他人生的分水嶺，從此投身商海，不像王忍冬那樣把“祁連山”當成一種精神寄托，甚至可以若無其事地在祁連山長跑賽事中弄虛作假。

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在真誠與謊言、生存與尊嚴之間進行選擇，最終還是對王忍冬有了某種理解和親近，并彰顯出勇于掌握自我命運的主體性。正因為人之為人的主體存在與生命尊嚴，一切萬事萬物才有意義，把握此時此刻的自我確認，積極面對人生路上的各種變數，每個人心目中的“祁連山”終將抵達。

（作者：吳佳燕，系《長江文藝》雜志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