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能先談談您的童年閱讀嗎？

黃蓓佳：說到童年的讀書，想起來很多有趣的故事。

60年前的一天，夕陽西下的黃昏，一個長胳膊長腿的瘦高女孩蜷坐在老屋的門檻上，拱起的膝蓋上攤著一本厚厚的小說，是當年風靡全國的長篇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因為夕陽斜照的關系，她的眼睛微微地瞇縫著，皮膚也是微黃的，隱隱地現著一種菜色。毫無疑問，女孩是當年無數營養不良的人群中的一個。

那個黃昏，她的姨娘風塵仆仆從長途汽車站出來，一路打聽找到了她的家門。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線的剎那，女孩迷蒙地抬起頭來，竟沒有絲毫的驚訝和驚喜，把膝蓋上的書頁合上，讓姨娘看清封面，然后問出一句話：“你看過這本書嗎？”

這個蜷坐在門檻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7歲，讀小學二年級。

您的閱讀受到誰的影響比較多？

黃蓓佳：我的父母都是中學老師，工作的學校是一家很不錯的縣中。我家書架上僅有的百十本書，短時間內被我如饑似渴卻又是囫圇吞棗地讀了個遍。記得那書架上最齊全的一套書是初一到高三的語文課本，借助于課文后面的詳細注釋，我似懂非懂地讀完了整個中學時代必須閱讀的古代詩文。有幾冊《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興趣的讀本，因為它們，我清楚地意識到世界不僅僅是我生活的那個小城，它要廣闊得多神奇得多也豐富得多，值得我們窮盡一生的努力去追尋和探索。

我11歲那年，恰逢一場酷烈的運動。運動剝奪了我們那一代人讀書的權利，然而對于文字的渴望卻像野火燒過春風中又生的野草一樣，蓬蓬勃勃不可遏止。運動開始后，縣中圖書館里成千上萬冊的圖書被揪出來示眾，然后拖到操場上一把火燒毀。圖書館主任火中搶栗，偷偷運回家一紙箱書籍，藏在床下。主任的兒子跟我小學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們像老鼠偷雞蛋一樣，把箱子里的小說一本一本地搬運出來，在一雙雙黝黑的小手中輾轉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覺地放回箱子中去。那個圖書館主任可能比較“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說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對于外國文學的興趣，便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您還曾經到農場插隊，那一時期的閱讀是怎樣的？

黃蓓佳：19歲，我在農場插隊。一個飄雪的冬夜，農場宣傳隊集中在場部排練節目時，電忽然停了，禮堂里一片漆黑。一個只讀了三年小學的農場工人對我們說：“我來講個故事吧。”

他講出來的是《茶花女》。時至今日我仍然覺得這是一個奇跡：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鄉村，小學三年級文化程度的農場工人能夠繪聲繪色地講述法國作家的一本小說。那個凄美的冬夜從此深深刻印在我的記憶之中。我記得我落淚了。一生中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悲劇作品的魅力。幾年之后，我買到了《茶花女》的小說，聽過了《茶花女》的歌劇，看過了《茶花女》的電影，不止一次地聆聽各種男高音領唱的華麗異常的《飲酒歌》。我從一切形式的《茶花女》中尋找那個雪夜的感覺，試圖重溫為瑪格麗特命運流淚的幸福。然而再不可能了，人的一生不會兩次蹚過同一條河，所有最好的都是唯一的。

不論什么年代，閱讀一直伴隨著您的成長，這期間也有很多難忘或有趣的故事吧？

黃蓓佳：還是在那個年代，有一段時間我從插隊的農場被借調到南京工作，一位好心的老師知道我喜歡讀書，借給我一本《基督山恩仇記》。不是小說的全部，只是四卷本中的第一卷。老師千叮萬囑，此書切不可讓第二個人看到，否則他會被加上“傳播封資修毒草”的大罪名。我再三再四地向他作了保證。回到宿舍通宵看完了書，天亮之后我的人就傻掉了，我神魂顛倒，走路如同踩著棉花，恍恍惚惚，不知道今夕何夕，此處何處。此后的好幾年中，我的生活目標里增添了很重要的一條：瘋狂尋找《基督山恩仇記》的后面三卷。我詢問過很多的人，得到過無數次否定回答。一直到1979年，我在北大讀書時，外國文學解禁，我和班上同學輪換著在海淀新華書店通宵排隊，才得以和我的夢中情人相遇。那天我抱著新書是一路小跑奔回宿舍的，我曠了一整天課，躲在宿舍里讀這套四卷本的書，從開頭讀起。讀完最后一個字，合上發散著油墨香味的書頁，不知道怎么我有一種隱隱的憂傷和失望：我再找不回從前的迷狂和喜悅了！ 我已經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我讀過了太多的外國名著，我不再單純，有了跟從前不同的閱讀品味，因此我不再可能感受到從前讀這本書的快樂。人的成長過程原來是要用很多消逝的東西來換取的。

您會為讀者推薦書單嗎？

黃蓓佳：有一年，京東圖書商城的運營者們在網上做了一檔欄目，叫做“大咖書單”，我記得是在第四期時，我為這份書單推薦了兩本書，《殺死一只知更鳥》和《奇風歲月》，到第七期又推薦了兩本，《老師，水缸破了》和《天虹戰隊小學》。回過頭一想，赫然驚覺，兩次推薦的四本書，居然都是出自譯林出版社。潛意識里我對這家出版社是有多偏愛啊，我那么自覺自愿地、一往無前地做了譯林社的一名吹鼓手。

為什么這么喜歡譯林出版社？

黃蓓佳：其實是因為我喜歡外國文學作品。

高二那年，妹妹的同學借了我一套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在我的生命中，那是一次飛躍，此后的年月里我以文學為生，應該與那一次的閱讀震撼有關。書中的那個哥薩克人格利高里，很長時間中成為我欣賞男性的標準。書中描寫的頓河風光，至今都在我的腦子里鮮活和閃亮。

1978年考入北大，那時候讀書氛圍濃厚。

黃蓓佳：那一年外國文學還沒有開禁，北大圖書館里辟出很小的一個房間作為“外國文學閱覽室”，每星期三的下午，允許中文系文學專業的學生，憑學生證進入閱讀。我的印象中，那間閱覽室只能容納十幾二十幾個學生，每次開放，排在前面的同學才有機會被老師放進門去。于是那一年的“星期三”成了我們的排隊日，匆忙吃過午飯，碗都來不及洗，拔腳往圖書館飛奔，一行人安靜地在閱覽室門外排隊，等待兩點鐘開門放人。除卻寒暑假，節日，有課的日子，有重要活動的日子，剩下的“星期三”并不是很多，所以每一次的閱讀時間彌足珍貴。一書在手，全身心地撲上去吞食，每每到五點鐘閉館交書，站起身來，頭暈目眩，虛脫的感覺。那種閱讀，耗出去的不僅僅是腦力，還有巨大的體力。

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重印外國文學名著。剛開始的時候人多書少，全班同學輪流著到海淀新華書店通宵排隊購書。那時年輕，通宵不眠為了買一本書，絲毫不覺辛苦。慢慢地書越出越多，時常到書店轉悠，冷不丁地就碰上新書上架。排長隊是不必了，痛切的感覺是口袋里錢太少。那時發下的心愿是哪一天發了財，可以把書店里的新書都擄回來。轉眼五十年過去，談不上發大財，買書是可以不計價錢了，可是看著書店里鋪天蓋地的圖書，想到書架上還有很多書不及閱讀，解囊的興致少了許多，挑挑揀揀，帶個一兩本回家，心中并沒有太多欣喜。人生的悲哀真正是無處不在。

剛才談的多是書籍，刊物在您的閱讀中也占有不小的比重吧？

黃蓓佳：年輕的時候，因為寫作，本土的文學雜志大都是編輯部贈送給我的，我自己訂閱過的基本上都是外國文學方面的刊物：《世界文學》《外國文藝》《譯林》《譯文》《世界電影》……這些刊物以國外的當代中短篇小說和電影劇本為主，對于習慣了閱讀古典長篇的我們，眼前似乎又打開了另外一個世界。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同班同學陳建功有一次讀到格雷厄姆·格林的短篇《永遠占有》，佩服得五體投地，雙眼發光地跑來跟我們說：“我真想跪在格林面前向他致敬！”

年輕時候的閱讀實在重要，它奠定了一個人終生的閱讀口味。幾十年中，每一個燈光漫溢的夜晚，閱讀這些繽紛華彩的文字，感覺世界離我很近。文字中寫到的每一個角落，都是我心靈去過的地方。我占有了這些作品，我就占有了這個世界。

再談談枕邊書吧——您有枕邊書嗎？

黃蓓佳：說到枕邊書，我已經沒有了，因為燈光下看書太吃力。我現在喜歡坐在床上看電影電視劇，用手機投屏到大電視上看。我經常會在朋友圈里分享我看到的好作品。

讀書人最大的苦惱就是有書讀了，視力卻跟不上了。

黃蓓佳：退休之后，我的文字閱讀量急劇減少，因為眼睛不給力，心有余力不足。遠視近視加上散光，看書必須在陽光充足的時間，必須坐在窗口附近，看個十來頁，目光便開始模糊，要使勁眨眼，對焦，才能繼續閱讀，很累。又因為我現在時不時還寫點兒童小說，有限的視力得留著在電腦上打字（我現在打字幾乎都帶點兒盲打），閱讀又一次成為奢侈的事情。

不過我用大量的時間在手機上閱讀和查資料。很奇怪，手機光線調亮一點，字體放大一點，對我的眼睛就比較友好，讀起來要省勁很多。都說手機閱讀碎片化，但是朋友圈里經常有人推送很多有趣的文章，國際國內各種大事，政治的，經濟的，科技的，文化的，戰爭的……信息量極大，豐富而且及時，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

暑期到了，您愿意給孩子們推薦些閱讀書目嗎？

黃蓓佳：因為這些年寫兒童小說，總會有家長和媒體追著要我推薦書目。實話實說，這事總讓我為難至死。人各有所愛，學歷不同，成長環境和背景不同，知識結構不同，審美不同，我喜歡的，未必是別人喜歡的，推薦得不好，反惹罵聲。再說，我是從成人文學轉到兒童文學上來的，我喜歡的兒童文學就比較偏社會性，偏人性，偏成長性，也就是說，介于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之間的那一類。我前面已經提過四本，再提的話，還有《布魯克林有棵樹》《在我的墳上起舞》《奇風歲月》……包括《追風箏的人》。就我個人來說，成人文學和兒童文學之間界限不大。作為作家，閱讀對象是少年兒童的話，我在寫作時筆下自然會有收斂，該寫的不該寫的要考慮周全。作為讀者，我是從小沒有讀過地道的兒童文學，開初第一本就讀了那本《野火春風斗古城》，所以，潛意識里，我不認為對兒童閱讀要有限制，孩子愿意讀的書，讓他盡情去讀就好，人不可能讀一兩本書就把思想讀壞。

如果邀請作家也來談談枕邊書，您最想請誰來談？

黃蓓佳：我希望任意邀請一位30歲以下或者更年輕一些的青年作家來談這件事。我比較好奇年輕人現在感興趣的書是哪種類型的？他（她）們都讀過了哪些書？ 我也可以照葫蘆畫瓢地跟著學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