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學（1631—1694），字原一，號健庵、玉峰先生，江蘇昆山人。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之甥，與弟弟徐元文、徐秉義皆官貴文名，“三徐”之名艷稱一時，朱彝尊曾言“三徐進而海內之士靡不登進，非三徐無以博攬海內之才”（《徐母顧太君壽序》），而徐乾學“尤能交通聲氣，士趨之如水之赴壑”（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故其以門第極隆，賓客極盛為士林所宗。康熙九年（1670），徐乾學以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日講起居注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書等職，入值南書房，“凡朝章國故之巨，郊廟禮樂制度之沿革，廷議紛挐，必折衷于公”（宋犖《憺園文集序》）。作為重要的文學詞臣，徐乾學先后受命主持編撰《明史》《大清一統志》《讀禮通考》等官修典籍，其幕府一時有“龍門”之目，著名學者如萬斯同、毛奇齡、閻若璩、胡渭、顧祖禹、黃百家等俱入其幕襄助修書，徐世昌曾言：“康熙朝文治昌明，儒臣承流宣化……健庵博識，多通史學、輿地、禮制、掌故，延納眾長，規模宏大，乾嘉學派之先聲于此肇焉。”（《清儒學案》）其幕府遂成為“清代第一個重要學人幕府”（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同時，徐乾學幕府文人圈也促進了清初詩學風氣的嬗變，檢視其幕府交游網絡，朱彝尊、陳維崧、王士禎、納蘭性德、汪懋麟、查慎行、邵長蘅、姜宸英、洪昇、湯右曾、吳綺、裘璉、李良年等詩壇名家亦在列，實際上徐乾學利用自己主持風會的地位，借助其幕府的詩學活動，對詩學風氣由“宗宋”轉為“宗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首先，徐乾學在京師的“碧山堂”，昆山的“遂園”“憺園”，私家圖書館“傳是樓”以及設在洞庭東山的史局等，不唯是幕賓修書、研史的學術中心，也是重要的“文學場”。隨著清王朝平定三藩，召開博學鴻詞科、設《明史》館，“文治”亦隨“武功”而強化，黃宗羲曾致書徐乾學云：“方今殺運既退，薄海內外，懷音革狀。皇上仁風篤烈，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學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講堂之上，此時之最難得也。”（吳光《黃宗羲南雷雜著真跡》）故徐氏幕府可說是應時而生，其以文學受知，登高而呼，“為眾所奉，號為黨魁”（《清詩紀事初編》），又能獎拔寒畯，加之與顧炎武的甥舅關系，使其在士林中“有人倫水鏡之目”（鄭方坤《國朝名家詩鈔小傳》），一時庶幾之流，“山林遺逸之老，不遠千里樂從公，后生之才進者，延譽薦引無虛日”，其府邸“客至恒滿不能容，移就另院以居之”（韓菼《徐公乾學行狀》），查慎行“書局頻開邸第中，桓廚鄴架許誰同”（《呈玉峰少宗伯徐公》）之句正是寫照，洪昇詩云“二十余年朝寧上，九州誰不仰龍門？三千賓客皆推食，八百孤寒盡感恩”（《上徐健庵先生》），也頗能反映士林對徐乾學庇佑遺逸、宏獎寒畯的感懷。其幕府文人圈也得以溝通朝野、聯絡遺民，既能涵養人才助他邀得清譽，又能起到羈縻人心的作用，也使其通過幕府文人網絡對詩學風氣嬗變施加影響成為可能。

其次，徐乾學論詩力主唐音，鄧漢儀曾指出其“詩以漢、魏、四唐為主，不雜宋人一筆。是能主持風氣，不為他說所移者”（《詩觀二集》），加之他門生故吏遍天下，故“言論所及，為藝林所宗”（王晫《今世說》）。蔣寅指出“當時支配詩壇、發揮決定性影響的應該說是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施閏章、馮溥、曹溶、徐乾學等由明入清的達官”《清代詩學史（第一卷）》，時人方象瑛也論及：“若夫名卿巨公，其人既系天下之重輕，其詩亦遂移易天下之風氣”。（《大司農梁先生詩集序》）其實，徐乾學論詩雖然尊唐卻不黜宋，他認為宋詩也不能一概否定，其在《宋金元詩選序》中說：“唐以后無詩之說，予心疑之久矣。文章之道以變化為能，以日新為貴”“不可以格調拘，不可以時代限也”，可見他的詩學觀還是比較通達的，他認為宋元人之詩“風調氣韻誠不及唐，而功深力厚多所自得”，但他始終認為唐詩才是正則，尤其是面對清初宗宋詩風時，他態度鮮明地申明了自己的主張：“近之說詩者，厭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為歸，孰知宋以詩名者，不過學唐人而得焉者也。”（《漁洋山人詩集序》）究其原因，“宗唐”“宗宋”所關乎的不僅是個人的審美趣味，更是安危治亂之理的體現，所謂“無論詩格有升降，即國運盛殺，于此系之，不可不飭也”（毛奇齡《西河詩話》），即詩風與世風相聯系，這正是徐乾學等人在翰林院學習的結果。正如《御制全唐詩序》中明白指示的“詩至唐而眾體悉備，亦諸法畢該。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為標準，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規矩焉”，其根本還是強調“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而憂思感憤的宋詩“非盛世清明廣大之音也”（施閏章《佳山堂詩序》），所以徐乾學強調詩歌用以“鳴國家之盛，宣忠孝之懷，此其本也（《隨輦集序》）”，也是在為官方“宗唐祧宋”之旨做注解。

再次，徐乾學聲望既隆，“賓客之盛，一時無兩”（《國朝名家詩鈔小傳》），通過其幕府文人圈，他將翰苑宗唐詩風廣泛傳播開來。康熙二十年（1681）冬，幕客吳喬寓徐乾學宅邸，其所撰《圍爐詩話》《答萬季野詩問》即針對當時宗宋詩風提出了尖銳批評，據吳喬自序云：“辛酉冬，萍梗都門，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暖……其有及與吟詠之道者，小史錄之，時日既積，遂得六卷，命之曰《圍爐詩話》。”（《圍爐詩話序》）序中“東海”即徐乾學，“諸英俊”當指徐氏三兄弟及徐乾學幕中賓客，此詩話正是諸人煮茶論詩的筆錄，其主旨即是宗唐抑宋。在《答萬季野詩問》中吳喬更是說出了“唐詩如父母然，豈有能識父母更認他人乎”的極端話語，徐乾學門生納蘭性德也認為“唐人詩宗風騷，多比興，宋人比興已少”（《淥水亭雜識》），亦將宋詩置于乙等。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徐乾學與王士禛交往密切，他對于王漁洋“神韻說”的最終確立，起到了關鍵的導向作用。王士禛晚年曾對自己平生論詩做了回顧，其自言“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俞兆晟《漁洋詩話序》）的時期，是康熙四年（1665）入京到康熙二十年（1681）任國子祭酒前后，而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科后，宮廷中的唱和活動明白指示了朝廷對宋詩的排斥，故毛奇齡《西河詩話》中有“予入館后，上特御試保和殿，嚴加甄別。時同館錢編修以宋詩體十二韻抑置乙卷，則已顯有成效矣”的載述。所以徐乾學、毛奇齡、施閏章等在康熙十八年（1679）后多次抨擊宋詩風，王士禛任國子祭酒后，聽從徐乾學的勸告，適時調整了自己的詩學立場，標志性的事件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徐乾學與王士禛、陳廷敬、王又旦、汪懋麟在京師城南祝氏園亭的雅集。席間徐乾學等人稱王士禛詩為“國朝正宗，度越有唐”，而王士禛門人汪懋麟卻說“詩不必學唐，吾師之論詩未嘗不采取宋、元”，徐乾學馬上反駁其升堂而未入室，指出王士禛“惟七言古頗類韓蘇”“而體制風格未嘗廢唐人之繩尺”，并勸王士禛“仿鐘嶸《詩品》、杼山《詩式》之意，論定唐人之詩，以啟示學者”（徐乾學《十種唐詩選跋》）。王士禛接受了徐乾學的建議，先后編選了《十種唐詩選》《唐賢三昧集》《萬首唐人絕句選》等選本以示尊唐，“力挽尊宋祧唐之習”（宋犖《漫堂說詩》），并最終形成了“神韻說”。

綜上所述，徐乾學好交樂善，推獎士類，“以文章聲氣籠蓋一世，海內名士奉為宗”（《碑傳集》），入其幕府或與其交游者“如百川之赴巨海”（《今世說》），使得其府邸成為清初重要的思潮生產與傳播中心。作為清初最耀眼的文學侍從之臣，徐乾學敏銳把握住了官方所期待的時代藝術理想，并借助其幕府文人圈將其播衍開來，為主流詩學“尊唐祧宋”的轉向助力，這是應當予以關注的。

（作者：侯冬，系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