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大眾文藝”這一提法甫一問世就獲得學界的廣泛關注。馬克思曾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因此，“新大眾文藝”內生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實踐，有著鮮明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內涵。一方面，“新大眾文藝”之“新”承繼“五四”以來文學現代化所標榜的文藝大眾化訴求，以全民性的文藝參與和文藝創新真正使文藝全面走進人民大眾之間，形塑出具有全民性的大眾文藝形態；另一方面，“新大眾文藝”之“新”借助數字媒介催生出新的文學表達、文學形式與文學空間，全面重構了文藝的生產機制與接受模式，表現出對傳統文藝秩序進行結構性調整的話語勢能。作為一個新的時代命題，對“新大眾文藝”現象的厘清、辨析與確認仍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基于此，回到“新大眾文藝”的實踐場域，圍繞這一新的文藝形態發生的結構性調整所衍生的全民性、建構性與公共性問題，能夠更為清晰地辨認和錨定這一時代命題的對象、內容與價值訴求。

文藝的全民性與主體意識的增強

從詞源的考證來看，“新大眾文藝”來自2024年7月號《延河》雜志刊發的《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文中這樣提到：“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各種新技術的興起，人民大眾可以更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文藝創作與活動之中，人民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這就是新大眾文藝。”可以說，在新大眾文藝的浪潮中，人民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體，全面參與到文藝的生產、傳播、接受與批評的過程。因此，打破固有的文藝壁壘成為新大眾文藝的典型特征。在過去，文藝創作實踐總體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而龐大的文藝受眾只能被動地接受文藝“自上而下”的濡化和涵養。盡管在左翼文學時期，鄭伯奇就在《關于文學大眾化的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大眾文學應該是大眾能享受的文學，同時也應該是大眾能創造的文學。所以大眾化的問題的核心是怎樣使大眾能整個地獲得他們自己的文學。”但囿于當時人民大眾的受教育水平，只能采取“化大眾”和“大眾化”的手段不斷地努力走進人民大眾。創作的立足點依然在于成為人民大眾的“代言人”而非人民大眾為自己“代言”。而在當下，借助互聯網平臺，帶著煙火氣和生命力的“人間故事”頻頻出圈，并獲得嚴肅文學圈的認可。來自各行各業的作者如外賣詩人王計兵、菜場作家陳慧、煤礦詩人陳年喜等，用文字記錄生活的疼痛與無常，也書寫個體生活的尊嚴與堅韌。作為個體經驗的表達者，他們的個人話語與社會的公共話語交匯、耦合、共鳴，獲得了廣泛的集體認同。與此同時，專業作家們的紛紛破圈，也直接參與到大眾的日常生活當中。如作家梁曉聲、余華、蔡崇達、李娟等參加董宇輝的直播間，他們之間因文學話題的互動與交流多次形成現象級的熱度話題，推動了嚴肅文學走進大眾視野的效力與可能。如是，在新大眾文藝的空間場域中，素人作者的出圈和專業作家的破圈所顯現的文藝全民性，體現了作為主體的個人在文化表達上的平等權益。人人皆可成為作家的現實勢能，必然推動既定文化權力的結構性調整。

客觀而言，歷史上從沒有超歷史、超文化的抽象概念。“新大眾文藝”所指涉的大眾主體并不等同于法蘭克福學派論及大眾文化時所指向的被動的受眾主體，而是指主動參與到文藝生產、傳播、接受及批評的新大眾主體。鮮明的主體自覺性構成其現代身份的重要標識，同樣也是彰顯新時代文藝人民性的重要表征。借助技術賦能與基礎教育普及的現實前提，正在生成的新大眾文藝群體，正以強大的創作能力重構新時代的文藝版圖。不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實踐，還是全民性的文藝實踐，以人民性為內核的新大眾文藝都與其有著天然的、親密的血緣關系。

媒介新變帶來的創造力與建構性

“新大眾文藝”現象得以引起學界的不斷關注，不只是因為它對于社會主義文藝傳統的召喚能力，還在于它對于社會主義文藝的現實與未來的闡釋、塑造作用。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的開頭段，文章通過“世界巨變中。時代巨變中。生活巨變中”等話語來描述了一個正在發生巨變的時代。在這樣的巨變中，新時代文藝需要有迎浪而上的魄力與勁頭。客觀而言，伴隨互聯網、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的全面發展，人類文明的發展形態呈現出一種眾聲喧嘩又撲朔迷離的朦朧感、機遇感與危機感。從2022年11月ChatGPT橫空出世到2025年1月DeepSeek的問世，借助大數據語言模型，AI軟件所表現的強大知識整合能力和數據處理能力一時引起各個行業的恐慌與焦慮。但在深度地運用和了解之后，很多人覺得，AI軟件還無法涉足人類的原創性領域和意義生產。它的出現一方面輔助人類能夠更為全面地獲得既有的知識從而為創新做好準備，另一方面因其強大的數據整合能力可以淘汰掉那些模仿的和自我重復的平庸之作。從這個層面考量，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媒介會進一步推動人類文化的發展。

在社會發展中，媒介技術始終在賦能人類的社會實踐。從口頭媒介、印刷媒介到電子媒介、數字媒介，每一次的媒介革命都推動了人類認知方式、社會結構以及文化形態的大發展。與此同時，每個階段媒介技術的發展不是線性的更迭、替代關系，而是多重技術的疊加與整合。在數字信息時代，文化傳播的脫域化、交互性和互滲性已然形成一個新的文化空間與場域，不僅建構了文化傳播的新樣態和新路徑，而且借助技術賦能使傳統文化與時代話語碰撞出新的文化產能。很多出圈的新大眾文藝作品，充分激活可見、可觀、可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人文景觀，彰顯了自覺的文化主體意識，繼而激發、延伸出強大的文化勢能與產能。

借助數字媒介的技術賦能，人類實踐必然釋放出強大的文化創造力。但文化創造力并不是一維的，而是具有多路并進且伴隨泥沙俱下的復雜性。由此，它必然包含著眾多的、繁雜的、相互齟齬又共謀的話語潛能，并蘊含著不同的文化訴求和文化想象方式。這也正是我們在數字媒介時代所見證著、經歷著的大眾文化現狀。針對這一數字時代的文藝現狀，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明確指出：“今天，各種藝術門類互融互通，各種表現形式交叉融合，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藝形式創新，拓寬了文藝空間。我們必須明白一個道理，一切創作技巧和手段都是為內容服務的。科技發展、技術革新可以帶來新的藝術表達和渲染方式，但藝術的豐盈始終有賴于生活。要正確運用新的技術、新的手段，激發創意靈感、豐富文化內涵、表達思想情感，使文藝創作呈現更有內涵、更有潛力的新境界。”因此，“新大眾文藝”作為一個時代命題，它恰逢其時的出現，就在于彰顯與確認一種新的文藝勢能，進而確認其文藝實踐的人民性內核，廓清其文藝實踐的價值取向邊界，有意識地將其發展理路和實踐進路嵌入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宏大圖景和前景當中。

拓展新的文學公共空間

作為一個時代命題，“新大眾文藝”能夠釋放源源不斷的話語動能，構建起文學的公共空間。這讓我想起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它是關注現實的文學現場，也是滌蕩靈魂的精神廣場，能夠推動文學最大限度獲得人民大眾。其實，在100余年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過程中，建構文學的公共空間一直是“五四”以來新文學“走向民間”歷史命題的核心。從“五四”新文學時期的白話報刊，左翼文藝時期的街頭詩，抗戰文藝時期的槍桿詩、墻頭報、新秧歌運動，無一不體現文學走向廣場并形塑國民精神的現實訴求。媒介的迭代催生了不同時代的公共載體，也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文學公共性的限度和力度。在當下，由數字媒介提供的公共空間，使來自不同階層、不同文化群體的數字原住民及數字移民自覺地進入群體性的文藝現場，以“創作”“點贊”“轉發”“留言”等多種方式有意識地參與文學的互動與對話，進而在普遍性的社會情緒基礎上獲得一定的經驗性共識。正是通過這樣的情感性驅動與在場性參與，人們的文學實踐彰顯了前所未有的具身體驗和主體自覺。

數字媒介拓寬了人類個體與世界社會連接的可能性。不論是數字原住民還是數字移民都不得不承認，依托數字技術而形構的虛擬空間和現實世界正在走向深度融合，并共同構成完整的人類世界。數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變了社會的運行結構和運行邏輯，進而也重構了新的文藝時空。技術賦權所開創的文學公共空間極大地增強了文學主體的開放性與互動性，并為接受主體提供了更為多元、個性化的文學接受體驗。因此，很多的作品，從文藝生產的維度看，不是普通大眾生產的，嚴格來講，不屬于新大眾文藝的范疇。但是，從文學接受的維度看，依托新媒介，人民大眾廣泛地參與熱門作品的“二創”、傳播，形成了嶄新的文化空間，形成了強烈的情緒共鳴與精神共振。在這個意義上，它與大眾創作的新大眾文藝作品沒有根本的區別。

文學的公共性本質上是一種雙向的互動與觀照，強調文學的主客體都應具備介入現實的清醒意識和扎根生活的人文關懷。整體而言，“新大眾文藝”的文學公共性最大限度地彰顯了社會主義文藝實踐的人民性內涵，為人民主體意識的覺醒和社會參與意識的自覺提供了現實土壤。需要警惕的是，數媒時代的文學實踐呈現出個體實踐的雙重性：雖然技術賦權為大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學實踐自由，但算法推薦模式所形成的認知惰性則加劇了個體認知結構的偏頗。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學公共性的介入力。

總之，“新大眾文藝”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命題，它承繼歷史，立足當下，面向未來。作為一個未完成的文藝概念，全民性、建構性與公共性正是新大眾文藝在發展過程中所顯露的三重面向。當然，在概念行進與生成的過程中，以人民性為內核的新大眾文藝的多重面向必然會越發清晰、明確。隨著數字媒介的持續進步以及相關文藝機制的規范，新大眾文藝必然在新時代的文藝土壤上根深葉茂、碩果累累。

（作者系河南大學文學院師資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