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光年（右）和本文作者束沛德的合影

悠悠人生路上，喜怒哀樂或酸甜苦辣，往往不期而遇。我不是一帆風順的幸運兒，人生中遇到過這樣那樣的麻煩、挫折，但由于緣分和機遇，我又有機會挑擔子、負責任，發揮自己的優勢，做了一些自己喜歡且有益于當代文學發展的實事，就這一點來說，我還是相當幸運的。

在這里，我要記幾件自己經歷的稀罕而難忘的事情。

“資深”的科級干部

1952年大學畢業后，我在中宣部干訓班進修兩個月，隨即被提前分配到全國文協（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協的前身）工作。1954年，我被定職為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秘書室秘書，是副科級；與我一同進入中國作協工作的幾個大學生，都被定職為創作委員會秘書室干事。我之所以“高人一等”，可能是因為在大學時代就做過幾年學生會、團委會的工作，學習成績優異，組織能力和文字能力也比較強。那時，我確實是被領導信用的，不時負責起草創作情況匯報、參與編選創作年度選集、組織作家深入生活、編輯中國作協內部刊物《作家通訊》等。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反胡風斗爭的風暴襲來，我不幸卷入其中。本來我與胡風集團沒有任何聯系，但創作委員會秘書室有人上綱上線，批判我泄露了反胡風斗爭的部署，經過長達一年四個月的審查，上級才做出我“與胡風反革命集團沒有組織上的聯系”“所犯泄密錯誤屬于嚴重的自由主義”的結論，并在1956年給予我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伴隨胡風集團一案的平反，才撤銷了我所受的處分。

當時，我還是接受這個處分的，沒什么抱怨，抱著一種“將功補過”的心態，更加積極地投入工作，力求完成好領導交辦的任務。多年來，組織上也看到我思想、工作表現好，業務能力強，但礙于之前的處分，不能也不便提拔我。這樣一來，除了1958年下放期間擔任《懷來報》副總編輯，“文革”后重新分配工作，到河北機電學院擔任宣傳教育科科長，我在職務上沒有其他變動。中國作協恢復工作后，我從河北調回北京，1979年初被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辦公室副主任，升為副處級。從1954年到1979年，我當了二十五年的副科長、科長，算是“資深”的科級干部了。

二十五年來，我在大風大浪中學游泳，“喝了五口水”，嘗到的酸甜苦辣，是一時半會兒傾訴不盡的。我深刻地領悟到，面對困境、逆境，不能逆來順受，要沉著冷靜，勇敢面對，不泄氣、不抱怨、不計較、不攀比，永遠向前看，一步一個腳印地繼續前行。

迎來一次“三級跳”

真沒想到，只當了三年副處長的我，竟迎來一次連升三級的破格提拔。

1982年，中央提出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方針，要求把符合條件的中青年干部推上領導崗位。在此之前，中國作協歷屆領導班子——黨組成員，都是二三十年代出生的老同志、老作家，多半來自延安，要不就是“三八式干部”（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2月31日參加革命工作并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了貫徹中央的方針，黨組立即把物色、選拔接班人提到日程上來。那年，我五十一歲，年富力強；在一些老同志的心目中，我考慮問題全面周密，辦事嚴謹細致，是擔任秘書長的合適人選。經過中宣部、中組部的考察，廣泛征求黨內外的意見，1982年10月，我和另外兩位五十歲左右、具有大學本科學歷的同志被任命為新一屆中國作協黨組成員，這在中國作協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作協的黨組成員是中管干部。我被任命為黨組成員后不久，擔任了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主任，定為正局級。也就是說，我沒當過正處級和副局級干部，一下子成為正局級干部了。這樣的“三級跳”，可以說是罕見的，正因為貫徹中央干部隊伍“四化”的方針和中國作協領導班子新陳代謝的實際需要，我才有這樣的機會。

在我走上黨組成員的崗位前，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詩人、評論家的張光年，和我有過一次情真意切的談話。他說：“作協黨組應成為文學戰線的神經中樞，責任重大，現在遠沒有起到這樣的作用。”“作為黨組成員，既要高瞻遠矚，又要從實際出發。眼睛不能光看到作協的小天地，要注視全國文學戰線，意識到自己對文學事業的興衰成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張光年振聾發聵的囑托，使我意識到自己將要挑起的那副擔子的分量，我反復提醒自己，無論如何都不能辜負黨的期望，工作時要更加用心用情、不辭辛勞，力求有新的開拓、新的收獲。

從會員到書記處書記

近年來，我在《作家通訊》上讀到一些會員的《我的入會故事》，頗覺新鮮生動，而我的入會，可稱得上“沒有故事的故事”。我是1963年5月在河北工作期間，加入中國作協天津分會的，當時，河北省的省會為天津；加入中國作協，則是1978年回到中國作協工作之后。記得時任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主任的葛洛對我說，你從事文學工作多年，從五十年代就寫評論文章，在《文藝報》上發的一些文章很有影響，應當加入作協，這樣工作起來方便一些。雖然我也有加入中國作協的愿望，但因為自己在負責發展會員的部門工作，應盡量避免“近水樓臺先得月”，故遲遲沒有行動。如今，既然葛洛主動提出，我也就同意了。

前些日子，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會員處的同事告訴我，我的入會申請表是1980年8月填寫的，“審批意見”一欄中寫有“1980年6月5日經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批準為會員”。隨后，我從手邊保存的材料中找到一份1980年6月7日創作聯絡部給我的通知，說中國作協主席團已批準我入會，讓我填寫入會申請表和會員作品調查表，再寫一篇著重談文學活動的小傳，連同兩張照片一并寄去，以便辦理入會手續。時隔二十五年，我弄清了自己入會的來龍去脈。原來葛洛是我未具名的入會介紹人，是他在主席團會上介紹了我的情況，主席團成員大多對我比較熟悉，也就順利通過了。先批準入會，再填寫入會申請表，這也算一個相對特殊的入會故事吧。

入會后沒多久，我成為中國作協黨組成員。那時，作協書記處的四位常務書記馮牧、朱子奇、孔羅蓀、葛洛都已年逾花甲甚至年屆古稀，盡管我也五十歲出頭，但還算個“年輕人”，所以不斷地往我身上壓擔子，讓我抓書記處的運轉，協助常務書記檢查、落實議定的日常業務工作，實際上充當了“候補書記”的角色。

1983年下半年，作協“四大”（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啟動，黨組讓我擔負組織設計的任務，包括推動各地選舉大會代表，討論商定特邀代表名單，提名新一屆理事會、主席團和顧問人選。代表大會召開前夜，張光年又建議由我擔任大會副秘書長，并向三屆理事會匯報作協“四大”籌備經過，在大會上作關于修改《中國作家協會章程》的說明。這一切，都是為了給我提供出頭露面的機會，好讓出席大會的代表和文學界的朋友更多地了解我、熟悉我。在選舉新一屆理事會理事時，共選出220位，票數最高的634票，我得了302票，位居中游；在四屆主席團第一次會議上，我被推舉為作協書記處的九位書記之一。從1980年6月5日成為中國作協會員，到1985年1月7日被推舉為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前后不到五年，這對作為文學組織工作者的我來說，既是鼓勵，又是鞭策。我心里很清楚，若不是中央一再強調大膽使用中青年干部，怎么會輪上我呢？！我要充分挖掘自身潛能，加倍努力工作，只有這樣，才對得起組織和人民。

六十歲時首度出書

中學時代，我就為報紙寫“學府風光”“校園花絮”之類的消息，小小說《最沉痛的日子》獲《中學月刊》征文榮譽獎時，我才十七歲。此后，我不斷在報刊上發表散文隨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文匯報·社會大學》的編者約我開辟“思想改造學習隨筆”專欄，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我連續寫了三十多篇思想雜談。新中國成立后，我開始涉足文學評論領域，1956年和1957年，先后發表了兩篇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兒童文學評論：《幻想也要以真實為基礎——評歐陽山的童話〈慧眼〉》《情趣從何而來？——談談柯巖的兒童詩》。前一篇文章引發了一場持續兩年之久的有關童話體裁中幻想與現實關系的討論, 被認為“開創了新中國成立后童話討論的前聲”；后一篇文章至今被文友視為我兒童文學評論的代表作，對兒童情趣的贊美與呼喚，“深深影響了一代兒童文苑”。

我從少年時代就開始與文字打交道，“寫齡”不算短，為何出書那么晚，到六十歲才出第一本書呢？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部分文友、同事不止一次建議我把自己的文章編選一下，出個集子。可我總覺得雖然自己投身文學工作三十多年，在創作上、理論上沒什么建樹，拿不出多少有分量和特色的研究成果；我希望自己的第一本書最好不是“大雜燴”“大拼盤”，而是一個研究、評論專集，可當時并沒有寫出多少像《情趣從何而來？——談談柯巖的兒童詩》那樣的文章，不夠編成一個集子。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遭遇癌癥襲擊、又接近退休年齡時，我才有出書的緊迫感，在好友劉海棲支持下，倉促編了一本依然是“大雜燴”的《束沛德文學評論集》（明天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年滿花甲的我，與文學新人的“嶄露頭角”可說有天壤之別。

此后，我一直在文學園地耕耘，至今已出版二十二本書，包括三卷本的《束沛德自選集》。第一本兒童文學評論集《兒童文苑漫步》出版時，我六十四歲；第一本散文集《龍套情緣》出版時，我七十歲。針對我的作品，舉辦過兩次開誠布公、風清氣正的研討會，一次是散文集《歲月風鈴》的研討會，另一次是評論集《束沛德談兒童文學》的座談會，這兩次研討會，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和啟發。此外，評論集《守望與期待——束沛德兒童文學論集》，散文集《我的舞臺我的家——我與中國作家協會》《我這九十年——文學戰線“普通一兵”自述》等也受到好評。2022年出版的《平實是風格更是品格——評說束沛德》（柳涓、林蔚編，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是一本關于我為人為文的研究資料專集。

伴隨歲月的流逝，年屆九四的我日益衰老，這不可避免。但既然選擇了以文學作為職業，只要腦子還清晰，精氣神還可以，我就不會輕易放下手中的筆。

隨手記下我人生經歷中這些色彩獨特的往事，不是炫耀什么，也不是埋怨什么，只是為了讓讀者從一個側面了解特殊年代、特殊情況下一名普通知識分子的遭際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