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家與舊出版:1949年后的世界書局
目前,學界關于1949年后私營出版業的探討,多從宏觀視野出發,闡述行業巨變。如朱晉平的博士學位論文《1949—1956年中國共產黨對私營出版業的改造》,開創性地在國家對資本主義改造的時代語境中,以新中國成立后出版業政策演變為主線,完整敘述私營出版業所經歷的扶植發展、整頓和大規模公私合營的歷史進程。此路徑啟發了一系列后繼研究,價值不容否認。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導向因果敘事,容易忽略內中的人事張力,導致結論略顯直接、生硬。同時,在已有的個案考察中,研究者則往往聚焦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得以存續的出版社,對消失于書林的出版社缺少關注,歷史的復義因而未獲充分呈現?;谏鲜鲅芯楷F狀,本文聚焦1949年后的世界書局,依托國家行政機關的政策命令與地方管理部門的公函條文,結合出版社內部檔案與當事人回憶,深描出版社從“仍準繼續營業”,到“軍管”,以至“接管”,最終“清理結束”的歷史軌跡,立體化從政府部門領導,到出版社管理層,直至普通員工各種力量的對話與博弈,辨析世界書局在私營出版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經驗回響,希望以此豐富新中國成立后出版史的研究,為深入討論敞開新的可能。
一 從“繼續營業”到“實行軍事管理”
1948年12月29日,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形勢下,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新解放區出版事業的暫行規定。在這份指導性文件中,世界書局被歸為“民營及非全部官僚資本所經營的書店”,可正常營業,書籍發售不受影響。早在規定頒布之前,山東濟南、河南鄭州兩地的世界書局分店就已復業。
1949年2月22日,臨時性的全國出版管理機構——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成立(下簡稱“出委會”)。4月25日,出委會調派徐伯昕、祝志澄、盧鳴谷、萬啟盈等20余人南下參加出版接管工作,南京解放后盧、萬等人留南京開展工作,徐、祝率隊繼續前進。一行人至丹陽待命,與由王益帶領的山東新華書店南下成員會合。出版工作隊進駐上海西郊的交通大學后,上海地下黨組織又準備了包括諸度凝、吉少甫、范用在內的20余人名單,三路人馬共同組成上海市出版業接管隊伍。
5月27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成立,主任陳毅,副主任粟裕,其中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下簡稱“文管會”)由陳毅兼主任,夏衍、錢俊瑞、范長江、戴白韜為副主任,新聞出版處是文管會下轄四部之一,周新武任處長,徐伯昕、祝志澄任副處長。新聞出版處設有出版室,由祝志澄和王益負責。9月,華東出版委員會成立,作為地區出版事業的行政管理部門,它與新聞出版處一道成為上海出版業接管的領導機關。
世界書局的歷史可追溯至1917年沈知方在上海創辦的廣文書局,他當時另用世界書局或中國第一書局的名義出版投機書籍。后因世界書局的圖書銷路最好,沈知方停用廣文書局和中國第一書局的名義。1921年世界書局由私人獨資改為股份制。1933年出版社遭遇經濟危機,翌年李石曾以世界社預備投資團名義簽訂50萬元投資合同(實際投資5萬元)??箲鹌陂g,出版社在陸高誼的主持下勉力維系??箲饎倮?,李石曾通過增資手段排擠舊有力量,控制了出版社。在書局60億元(金圓券)資本中,李石曾派系占一半,余下則是銀行界與一般商股散戶。最后一屆董監事28人名單中,李石曾及其成員占三分之二,出版社由商業性書局轉變為官僚資本出版社。
解放前夕,掌權世界書局的李石曾及其派系成員紛紛離開大陸或自行辭職,領導層潰散。1949年6月,留滬董事授權組織成立由董事2人、總管理處各部5人、發行所1人、印刷廠1人以及工會2人共11人組成的局務處理委員會,暫時處理出版社事務。出版社方面擬具《世界書局簡述》向上級部門匯報。報告分6點,第一部分“世界社與世界書局”,自述“世界書局創立于民國十年,由沈知方先生創辦”。在出版社陷入經濟困難后,“李石曾代表世界社投入巨資。從此世界社完全控制世界書局,無異為其出版宣傳之機構矣”。第二至第四點的“組織概況”“股東股權之分配狀況”“負責人之分析”著重談及李石曾及其派系成員。第五點“出版反動書籍之實況”概括在李氏掌控下世界書局“數年來新書出版者為數至寡”的窘境。第六點“最近狀況”,認為出版社“雖生產能力無恙,然再生產之資金、原料,均付闕如,至今無法印刷出版”,“唯坐以待斃耳”。
6月5日,北京的出委會發布《全國出版事業概況》,稱譽世界書局“福州路中有八開間四樓大廈,為上海原有書店中門面最堂皇者”,初步判定資本“除一般商股外,有李石曾等官僚資本,李之資本又系從世界社轉來,世界社經濟為中法庚款”。因此,世界書局不再被歸類為“私營大書店”,而是被劃為“半官僚資本及部分官僚資本出版機關”。同日,上海市出版業的接管工作開始,其中國民黨的出版機構被一律沒收,民營出版機關則在清查官僚資本的基礎上區別處置,一般是沒收官僚資本改作公股繼續營業,情況復雜者向中央匯報申請實施軍管。
7月13日,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匯報對世界書局的調查結果,“資本中李石曾占一半以上。董監事大半為著名反動分子(如張靜江、吳稚暉等)”,建議“暫時實行軍事管理,以便清查其中的官僚資本,保護其中的私人資本,并作妥善處理”。10日后,中共中央回電,同意上海市委的軍管請求,并要求“官僚資本的范圍必須作具體研究,并將材料選送中央審核”。
8月15日,上海市軍管會主任陳毅、副主任粟裕聯合簽發世界書局軍管令,全文如下:
查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為該局有反動官僚資本,茲任命祝志澄為本會軍事代表。在軍事管制時期,代表本會在該局執行軍事監督及辦理軍事管理事宜。仰該局所有人員,照舊供職,安心工作,切實服從領導,遵守革命法紀,保護資財,機器,圖書,儀器,賬冊,檔案,車輛,用具及其他各項設備等,并應由該局負責人員造具詳細清冊,確實報告。
凡保護有功者獎,怠工破壞陰謀搗亂者依法懲辦,仰即切實遵照為要。
此令
主任 陳毅
副主任 粟裕
一九四九年捌月拾五日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軍管目的是清查官僚資本股份,將其沒收改作公股,而出版社可照常營業,北京的出委會對世界書局等舊出版機關也特別作出“組織他們參加印行教科書,引導他們開始做些為人民服務的工作”的說明。因此,在即將建政的中共眼中,世界書局還是可以存續的。
對于勉力維系的出版社,新政權給予相當程度的支持。時代鼎革之際,教科書是不多的能有銷售保障的出版物,為配合發售,1949年7月,出委會成立公私合營性質的華北聯合出版社,負責華北地區中小學教科書及教學參考書的出版發行工作,上海市軍管會新聞出版處參照此法成立面向華東地區的上海聯合出版社。因為有政權的強力保障,華聯和上聯業務開展順利,世界書局以私營身份成為兩家機構的創始股東,獲得可觀收益。8月,世界書局又與安徽宿縣專員公署訂立承印小學課本54萬冊的合同,擔負皖北各縣秋季開學所需新編課本的任務。業務之外,世界書局積極加強與新政權的各種聯系。10月,出委會組織召開茶話會討論行業發展,世界書局代表針對各項政策法規的印刷品需求量大的現狀,提出可否由出委會編排制型,民營書店租型印造的建議。同月,出版社還向楊尚昆贈送《莎士比亞戲劇全集》和《左拉小說選集》,向馮雪峰贈送《莎士比亞戲劇全集》。11月,上海出版工作者協會組織北上考察團參觀學習老解放區出版業,世界書局派出俞鼎梅參加。上述諸種行動表明,世界書局積極作出融入新國家的努力,以至于出版部主任朱聯保在軍管后相信:“世界書局為出版界一分子,當遵從政府政策,追隨同業之后,努力工作,為實現文化建設高潮而服務?!辈贿^,軍管徹查出版社資本情況后,世界書局的命運被改寫。
二 “由軍管到接管”
在宣布世界書局軍管后,據1949年8月底的詳盡調查統計,世界書局總值人民幣15.5億元(舊幣,其中書店部分占3.5億元,印廠部分占12億元),官僚資本占53.6%。數月后,華東局宣傳部將世界書局及大東書局情況一并匯報中宣部。11月8日,中宣部做出三點指示,其中至關重要的是第一點,即“如其可沒收之官僚資本,確各在50%以上,即將兩局私人資本完全轉作印廠股份,僅留印廠以公私合營形式,繼續經營,兩書局書店部份即行取消”。換言之如若官僚資本過半,世界書局將取消出版與發行兩部分,僅留印廠。
同時,世界書局內部狀況日益慘淡。出版方面,時代風氣和讀者趣味的轉變,導致舊有出版物被淘汰,世界書局共出版過圖書5 580余種,經審查尚可銷售者僅1 000余種,合格編輯的欠缺更致使出版業務完全中止。經濟方面,書局日拆借款高利貸部分達人民幣5 000萬元,每月利息支出2 500萬—3 000萬元,實物借款未歸還金額將近1億元,職工薪金欠發兩個月。雖然有主管部門指派的印刷業務,但難以支撐運轉整個出版社日常開支,世界書局只能依靠變賣機器和材料維持。在此境況下,出版社職工紛紛要求接管以解決生存困境。
1949年11月16日,華東出版委員會根據中宣部指示出臺關于世界書局接管的初步處理方案:
(一)舉行商股登記(附通告內容及表格式樣),召開股東大會。
(二)按照最近物價情形全部資產予以重估。
(三)貸款5 000萬元,以阻止該局出售機器原料及安定工人生活。
(四)租用該局發行所全部房屋供新華總店應用,以減輕該局清理期間之開支。
(五)各地分局(即分發行所)由各地軍管會按照統一的清理辦法派員清理接收,并將清理結果造表通知上海軍管會。
(六)速令世界電促外埠各分局,將其財產限于七日內列表寄來。
同日,華東出版委員會副主任王益與盧鳴谷聯合致信由出版委員會改組成立的中央政府出版總署,提出接管后的結束步驟:“世界商務股登記后,如我們股額超過70%以上時,即在股東大會中宣布書店部分資產全部歸我們,工廠部分資產為公私合營。以后世界書局名義取消,印刷廠改為世界印鑄廠股份有限公司,總管理處結束。人員部分轉業或遣散。”12月19日,出版總署回電同意。20日,出版總署致電各地軍管會及人民政府,要求各地派出專員接管世界書局分店,做好人員的安排工作,以與上??偩值慕庸芄ぷ飨嗯浜稀?/p>
接管工作即將全面展開之際,卻因1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指導接收工作委員會華東工作團的到來而暫停。董必武在聽取匯報之后,認為除世界書局外,世界社資產還涉及療養院、銀行、學校等,而相關產權材料并不完整,決定暫不接管世界書局。董必武返京聽取胡繩的匯報后,改變初衷同意世界書局接管與否交由上海軍管會作最終決定。1950年1月12日,華東出版委員會就此與負責世界社相應資產的高教處、衛生處、金融處等單位交換意見,相關單位均表示不反對出版社單獨接管,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1950年2月1日,《請求接管世界書局的報告》呈遞至上海軍管會新聞出版處出版室。2日,世界書局實際行政負責人副經理沈思期、襄理沈季湘“亦因無法維持局務,于一九五〇年二月二日來函請求接管”。2月3日,夏衍在《請求接管世界書局的報告》上簽署“同意照辦”。同日,上海文管會擬具《統一接管世界書局各地分支機構辦法》,呈報出版總署。2月4日,陳毅與粟裕簽發“接文字第一號”令,盧鳴谷被任命為軍事代表,執行軍事監督及辦理接管事宜。2月11日,世界書局上海總局收到“接文字第一號”令。2月18日,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副署長葉圣陶、周建人聯合簽發《出版總署為統一接管世界書局總局及各地分支機構的指示》,委托各地軍管會或人民政府代為接管所在地區出版社分支機構,整個世界書局正式由軍管轉為接管。
三 接管工作與清理結束
1950年2月開始的接管,在安置人員、印廠改組、書籍處理、商股登記等四個方面逐次展開。
出版社編輯、發行、印刷三部門的人員安置是接管后的重中之重。按照計劃,自2月11日起編譯、發行停業,印刷繼續運轉。上??偩指鞑块T人員的反應迥異:“同人方面反映,印廠工友情緒甚為熱烈,總各處室及發行部同人對‘世界書局’名義之取消,表示傷感及幻想恢復外,尚無其他不安情緒。”總務及發行有員工超130人,接管后自愿退職60人,每人發放2—3個月退職金,其余人員全部轉至新華書店工作。嗣后,世界書局印刷廠原計劃公私合營,但對外承接業務無法持續,為避免機器閑置損耗,經軍管會介紹,新華印刷廠與世界書局印刷廠于6月簽訂租廠合約,所有工作人員一律留用。至于各地分支機構,則依照《統一接管世界書局各地分支機構辦法》,物資房屋地產等項撥交當地新華書店;自愿退職者給予最高3個月退職補助金,愿留職者則予以適當安排;債務往來由各地軍管會或人民政府自行決定或償付、或拒付、或收受。
對接管人員來說,最難處理的是存書及書稿問題。清點總局存書共計基價1 050 5000余元,其中淘汰者約230余萬元,抵扣版稅存賬26萬余元,剩余圖書一度托大東書局、兒童書局代售,但銷量不佳。此后接管人員制定《世界書局簡明書目》,按照甲類四折、乙類二折、丙類一折交予新華書店設立的實用書店代售,丁戊己類則照廢紙作價。各地分店存書按三折計算亦高達3億元,在出版總署的指示下,各地軍管會參照上海辦法予以處理。同時,對保留著作權的書稿,則通知著作人辦理清轉手續。據朱聯?;貞?,其中可為代表者,芳信所譯《俄國名劇叢刊》移交海燕書店;朱生豪《莎士比亞戲劇全集》本與開明書店達成初步意向,后依軍代表意見交國營出版社為宜,最后轉交人民文學出版社;馬敘倫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則交還作者。1951年2月10日,出版總署一并出臺《世界書局、正中書局書稿修訂補充暫行辦法》《世界書局、正中書局著作權及紙型轉移租賃暫行辦法》,對書稿的修訂、著作權歸屬、稿酬、紙型租賃等問題做出細致規定。依照兩辦法,《英漢四用辭典》《諸子集成》移轉中華書局,《元曲選》移轉文學古籍刊行社,《中國藥學大辭典》《皇漢醫學叢書》移轉人民衛生出版社等繼續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以書面定價4%的價格租用《范氏大代數》、《葛氏平面三角學》、《高中新物理學》(上下)四書紙型。至此,書稿問題得以最終解決。
商股方面,1950年8月5日起,新聞出版處在上海各報刊總共刊登6次商股申請登記公告,要求自即日起商股股東在一月內“攜帶原股票(或收據)印鑒及其他有關證件至本市福州路第三九〇號該公司軍事代表室辦理申請登記(九月五日截止,但外埠股東如因交通不便不能依限辦理者得視其具體情況延長之)。若逾限不來登記作放棄論”。登記工作一直持續到1951年。截至該年10月16日,登記股份約56%,未登記股份約44%。在總共6億股中,依照股份不同性質區別處理,其中沒收轉為公股25.52%,代管凍結股10.63%,未登記代管股7.71%,私股56.14%。在此之前的1951年3月,世界書局曾召開主要私股座談會,多數股東提出發放歷年積欠股息的要求。即使不考慮1950年接管后暫停營業的年份,如每股發1元人民幣,仍需6億元,接管人員不敢貿然決定。1951年12月,世界書局陸紹宗通過陳叔通致函胡愈之詢問結賬進展,胡愈之于次年回函告知:“擬截至11月15日止,將該局全部財務狀況做出結算,再召開股東會,討論處理辦法?!?/p>
1952年11月15日,軍管會如期完成總結報告。據統計,包括總局、分店(除香港、臺灣兩地)、印刷廠在內各類資產共計總值115.14億元,減去負債準備金9.44億元,計全部凈值為105.70億元。報告還宣布由公股、私股雙方代表合組委員會負責接管結束之后的工作:
世界書局原董事會及監察人,在接管時即已解散,現仍在滬者,只有董事三人,監察人二人(董、監原有廿八人),故私股董、監實已無法召集開會?!鯏M依照政務院發布的《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第十六條之規定,由公私兩方協商組織臨時管理委員會,并擬定:公股委員六人(華東新聞出版局二人,上海市新聞出版處二人,交通銀行華東區行一人,上海市工商局一人)、私股委員五人(即現有的私股董監任之),主任委員由公股委員中選任之。臨時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后,軍管會接管工作即告結束,其后一切清理、改組以及其他業務,統由臨時管理委員會負責處理之。
1953年7月23日,世界書局臨時管理委員會(下簡稱“臨管會”)成立,處理私股及資產,成為工作重心。
世界書局私方股東亦多次召開座談會,就出版社未來前途進行討論。1953年7月12日的私股代表擴大座談會中,與會股東就復業、投資副業、解散三種方案達成初步意見,希望清理解散出版社,發還股金。1954年2月7日,時隔5年后召開的股東臨時會正式通過結束出版社決議:
本會對于本公司今后處理辦法,一致同意清理解散,收回股金。并授權臨時管理委員會處理一切,并變售所有資產,按資負情況,照六億股分期攤還,以資結束。并由臨時管理委員會在結束后,作出書面報告,通知各股東。
有意思的是,此前1954年1月24日的第四次私股代表擴大座談會已預先對各股東的股金用處提出富有時代特色的建議:“各位將來領到股金后,在自覺自愿的基礎上,請酌量購買國家建設公債,幫助國家經濟建設,表示各位的愛國精神。又絕對不可利用余資,作屯貨、搶購等破壞國家經濟建設的行動。如股東中竟有作此非法行為,應請隨時檢舉?!?954年3月,出版社以每萬股人民幣5元的價格發放第一次股金,共計發放30萬元。
此次股金發放還引發一段插曲。1934年,杜月笙因李石曾關系,向出版社投資5萬元,1947年又辦理增資擴股,合計持有42 071 700股,他本人還于1948年當選為世界書局最后一任董事長。杜月笙名下的股份因無人前往登記,以“懷疑股份”名義由交通銀行代為托管。1954年6月,杜月笙之子杜維翰、杜維寧聯合致函申請1947年股份權益:
關于一九四七年前后之增資部分,其手續經過,股票憑證明確具備,自應提出主張由繼承人予以應得之權益。同時附帶說明,先嚴尚有欠國家應還債款部分,由翰、寧等負責辦理,此項股款將轉作還債款之一部分,為幫助解決先嚴未了問題,決非為個人利益著想。此點立場,請你局于處理上根據實際情況,與〔于〕規定手續外加以照顧者也。
考慮到申請補辦登記的情況存在,1955年第五次臨管會上通過決議“今后如有未登記股份的股東要求補辦登記,檢明有關證件無誤后,可允予補辦。所有經過補辦登記手續及經審查通過的股份,其應發還之股金向交通銀行領回轉發給股東”。杜月笙情況的復雜之處在于他本人被視作“世界社份子者”,杜維翰、杜維寧的主張是否得到支持,還在于能否通過審查。因相關史料缺乏,此事后續目前難以推斷。
隨著國家經濟建設形勢的發展,發放股金已顯得不合時宜。1956年1月,負責清理工作的出版社職員主動致信方學武、諸度凝,希望停止發放第二次股金,而將其用于國家投資:“世界書局現存資產,據估計約尚值人民幣六七十萬元。我們認為,發還股金,已不適合目前情況,應該隨著形勢的發展,妥善地安排這筆資金。為此,謹以我們的立場,建議將這筆資金合并于其他公私合營企業,使之既能為國家增加生產,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也照顧到私股的利益?!本痛藛栴},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出版事業管理處也有討論。1956年3月29日,該處擬定以每萬股1元最后發放一次股金,剩余資產改做投資。在與私股代表交換意見后,出于照顧,每萬股股額增加為2元,其余細則不變。12月4日,上海市人民委員會批復同意。12月29日,臨管會召開第六次會議,討論通過發放總計12萬元的第二期股金和剩余資產“投資國家企業,用定息方式處理以資結束”的處理方案。
在多次商討和協調后,各方決定將世界書局剩余資產投資于承租出版社印刷部門的上海新華印刷廠。1957年9月27日,臨管會召開最后會議,通過結束方案。10月25日,臨管委通告各股東:“本公司經清產核資后,將全部資產除去負債后的余額,計人民幣77萬余元,投資于上海新華印刷廠,每萬股凈值12.86元,自1957年起,由該廠按定息政策,發給定息。”自此,世界書局徹底結束。
結 語
1962年,朱聯保完成《關于世界書局的回憶》一稿,作為供職近30年的老員工,其文對舊東家頗多肯定。但此態度無法獲得認可,周予同在審查文稿時就對朱聯保贊許創辦人沈知方表達了不滿:“朱文對沈知方不免有點涂脂抹粉之嫌,因在出版界,沈以滑頭書起家,目的不在文化,和商務、中華不能并談?!痹u語“目的不在文化”如實反映世界書局股東投資的趨利面較重,因此才在1953年集體議決解散,而不是謀求出版社復業。同時,“和商務、中華不能并談”一定程度上也透露新政權對世界書局的評價并不高,所以不會如對待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那般需要充分考慮外界影響,能予以各種實際扶助,以保留出版社招牌。因此,20世紀30年代與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鼎足而立的世界書局,在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勢下,私股股東解散變現的聲音占據內部主流,最終決定了出版社徹底退出舞臺,成為歷史名詞。
1949年后,上海私營出版業需要因應來自行業和地方的雙重體制化變革。一方面,新政府通過“利用、限制、改造”漸進整合私營出版業,最終目標是實現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另一方面,為配合以北京為中心、各省市為支撐的出版格局,上海私營出版業經歷了從“全國性”到“地方化”的變遷。世界書局自然內在于此,更值得討論的是,它對此歷史進程的正反饋效應。早在1949年底,出版總署在批準華東出版委員會接管世界書局的方案之際,就特別指出“吸收經驗,作接管大東之準備”。大東書局此后從軍管到公私合營,直至撤銷,其步驟與世界書局大體一致,可見上海出版管理部門積極總結世界書局改造經驗并將其體現在對大東書局的妥善安排中。1954年,私營出版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蓬勃展開,各大小私營出版社所經歷的從人員安置、資產處理、股東領導層區分核定、基層職工組織動員等等諸番規定動作,均可從中辨析出世界書局接管的先行經驗。世界書局的接管拉開了私營出版業社會主義成功改造的大幕,為社會主義出版體制的全面建立做了準備工作。
[本文獲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280-63253003)。并承世界書局副經理沈思期哲嗣張平先生提供家藏出版社方面檔案,特此說明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