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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大公報》以大公報新記公司的名義重新注資復刊。張季鸞先生從此因主筆《大公報》十五年，迎來他人生的巔峰時光。

“三駕馬車”

《大公報》1902年6月創刊于天津，創始人為英斂之（1899—1926）。英先生信奉天主教，創辦時得到了教會的鼎力贊助。辛亥革命后，英斂之先生積勞成疾，便把《大公報》盤售給王郅隆（1988—1923）經營。王郅隆聘任胡政之（1889—1949）為《大公報》經理兼總編輯。經歷了股權和人事的幾度變化，《大公報》于1926年1月停刊。1926年夏天，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相聚天津，共同商議，決定接辦《大公報》。

復刊后的《大公報》由胡政之的老朋友吳鼎昌（1884—1949）出任社長，負責資金籌措，胡政之任總經理，主導新聞采編和內部運營管理，張季鸞出任總編輯。三人組成社評委員會，共同研究時事問題，商榷編稿意見，文字則分任撰述。張季鸞負責文字統籌，意見不一致時少數服從多數，三人各持不同觀點時，則由張季鸞最后拍板，這幾乎成為創業初期的“憲法”。這個被稱為“三駕馬車”的工作群精誠團結，分工協作，推動《大公報》成為了中國新聞史上的重要媒體，也成為民國時期民間辦報的成功典范。

張季鸞先生紀念碑

胡政之與張季鸞有三十年的文章道義之交。1944年張季鸞去世三周年，《大公報》社出版了《季鸞文存》，于右任題寫書名，總經理胡政之作序：“國人讀季鸞之文，倘能識念其一貫的憂時謀國之深情，進而體會其愛人濟世之用心，則其文不傳而傳，季鸞雖死不死。”他在《追念張季鸞先生》一文中寫道：“季鸞體質素弱，然通宵工作不厭不倦，他最健談，深夜會談，儼成癖好。客去后提筆疾書，工友立前待稿，寫數百字輒付排，續稿待畢，而前文已排竣，于是自校自改，通篇完成，各分段落，一氣呵成，蓋天才也。”中國自古有“文人相輕”說，當時很多朋友認為三人的合作長久不了，豈不知他們不但成為最佳工作拍檔，還建立起深厚的友誼。胡政之曾評價張季鸞：“人生得一知己最不容易，我們做報的認識的人遍海內外，但如張先生交誼者，實在太少，他的道德文章，處世技術，一切都在我之上。”1934年《國聞周報》新年號刊發了吳鼎昌以“前溪”為筆名寫的一首《贈張季鸞》的詩：

久交誰能忘其舊，深交誰能忘其厚。

我何與君兩忘之，日見百回如新覯。

我今露頂君華巔，依然當時兩少年。

君綴文章我敲詩，我把酒盞君操弦。

平生憂患忘何早，亂世功名看亦飽。

七載津沽作汝陽，天下人物厭品藻。

江南江北江湖多，幾時投筆買笠蓑？

嗟予作計止為身，問君上策將如何？

這首詩充分肯定了張季鸞的人格魅力和卓越成就，也反映出“三駕馬車”創辦《大公報》時互敬、互賞、互信的友情，以及他們艱苦創業的心路歷程。

“溫良恭儉讓”

曾經的國民黨權威理論家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黃岡人，曾稱贊張季鸞有《史記》中魯仲連的風貌，為人高風亮節，卓爾不凡。雖然他的行為風度是老式的，他的眼光和思路卻是現代的。他以儒家文化中“溫良恭儉讓”的品格和態度，游走于社會各群體之間，觀察時局，了解政情，練就了敏銳的新聞洞察力。陳紀瀅（1908—1990），江蘇武進人，作家，《大公報》記者，曾被張季鸞戲稱為《大公報》的票友記者。因為他當時端的是郵局工作的鐵飯碗，收入穩定，張季鸞兩次邀請他全職入伙《大公報》而未得，陳紀瀅便成為報社唯一的兼職記者，但他經常被委以重任，張季鸞曾把赴東北和新疆釆訪的任務交給他來完成。當時，除了路途遙遠出行不便，能采訪到“新疆王”盛世才（1892—1970），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張季鸞還派過年輕記者范長江去陜北進行采訪，當時也是偏僻和富有神秘色彩的地方，足見他開放的視野和新聞人應有的擔當。

自1934年1月起，《大公報》開辟了《星期論文》專欄，每周由社外的專家、學者、教授執筆，評論世事時局，開創了民間報紙與學界結合論政的新形式。《星期論文》欄目首發的文章是胡適先生的《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專欄作者包括梁漱溟、翁文灝、傅斯年、蔣廷黻、陶希圣等，名家云集，影響甚廣。當時大學教授的薪水很高，他們寫稿并不在乎有無報酬，但辦報人深知，稿酬表達的是對知識分子勞動的尊重，報社堅持給每篇文章支付稿費40塊銀元。陶希圣曾把一篇自認為是最好的文章交給張季鸞，正要見報的前一天發生了“西安事變”，不得已臨時撤了稿。張季鸞把打好的校樣寄給陶希圣，雖然文章未發表，但稿費依然如期到位，幾十年后陶希圣說起此事依然津津樂道。

張季鸞和陶希圣雖然關系甚好，但不妨礙他們各自堅持自己的觀點立場。他們曾有兩次公開的論爭：一次是討論抗戰口號時，張季鸞提出“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政治休戰，黨派休戰”，陶希圣等人則提出“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還有一次兩人發生了較大沖突，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事由《大公報》提出“改善人民生活”的口號，另一家報紙對此提出批評，認為該口號不適應戰爭時局，應改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集中力量抗戰”。最終還是蔣介石出面打了圓場，笑著說：好了，不必爭了，我們還是集中力量抗戰。

張季鸞（第二排左五）與《大公報》同仁合影

20世紀30年代日本新聞界曾邀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日本，報界同仁一致推舉張季鸞先生擔任團長，但他堅辭不就。理由是中日關系緊張，日本受軍人控制，已到無可挽回的地步，他在日本朝野朋友太多，用日語交流更不合時宜。于是他力推程滄波（1903—1990）先生擔任團長。程滄波是江蘇武進人，《中央日報》社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季鸞對陳布雷說，程某擔任團長，對日本人講講英文是目前最好的應對方法。隨后代表團人員從外交部領取2000元的制裝費，購買了禮物，正要啟程時，因“七七事變”發生，中止了該次行程。

張季鸞為人處世既有原則又善于變通，性格屬外圓內方一類。彼時北方有一位“顯要”對張季鸞先生崇拜有加，見面時畢恭畢敬甚至到了巴結的程度。但張季鸞因他“政聲”不好，內心厭惡此人，始終避之若浼。1938年3月張季鸞在武漢報館慶生，又恰逢夫人剛剛逃出上海來武漢團聚，興頭上聽聞此“要人”前來拜壽，臉上頓時露出不悅，但又不得不應付一下。他這邊交待過報館同事不要向此人介紹夫人，而自己則去樓梯口躬身相迎，并讓座共餐，餐間也一直笑臉道謝。報社同僚們看在眼里，對張季鸞先生的城府、涵養極為欽佩。

對普通職員和平民百姓，張季鸞表現出的則是發自內心的憐惜關愛。抗戰時期，《大公報》社內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骨干職員可以從報社賒錢。每過一段時間，財務就會把賬目交張季鸞先生過目，他經常將金額小的一筆勾銷，數目大的則免去部分，以減輕職員們的生活負擔。記者曹谷冰（1895—1977），上海人，曾任《大公報》總經理，一個時期借款較多，入不敷出，便悄悄跑回鄉下賣地還賬，張季鸞知道此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專門請曹谷冰餐敘，席間調侃說天下還有賣地替《大公報》做事的，《大公報》太沒顏面了。事后他派人去鄉下贖回了曹家祖上留下來的土地。

這個曹谷冰是與張季鸞有生死之交的朋友曹成甫的遺孤。1913年他與曹成甫結伴北上，創辦北京版《民立報》。期間他為“宋教仁案”慷慨執言，在《民立報》上披露了袁世凱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團借款的詳細“草約”，引起全國震驚。軍警當即包圍了北京《民立報》館，將張季鸞與曹成甫逮捕入獄。軍政執法處特設的監獄號稱“死獄”，入獄者十之八九難以生還。張季鸞經摯友康心孚（1884—1917）等人的多方營救，三個多月后獲釋，即刻被驅逐出京，而曹成甫則瘐死獄中。出獄后張季鸞在好友康心孚主編的《雅言》月刊上發表了《鐵窗百日記》一文，以志此事。而康心孚的胞弟康心之（1894—1967），陜西城固人，《國民公報》會長，曾在《張季鸞先生哀辭》一文中寫到：“先兄心孚北上營救，幸得于是年雙十節之翌日（1913年10月11日）恢復自由，相偕南歸。及抵余家，握手欷歔不已。”記述的就是張康兩家的深厚情誼。

1938年10月，于右任先生在武漢置酒，紀念張季鸞出獄二十五周年，并寫下了膾炙人口的《雙調桂·折令》：“危哉季子當年！灑淚桃園，不避艱難，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心肝。吊民立余香馥郁，說袁家黑獄辛酸。到于今大戰方酣，大筆增援。二十五周同君在此，紀念今天，慶祝明天。”可見張季鸞的這次牢獄之災，牽動了多少朋友的心，其中也有設宴紀念和以詩寄情的老友于右任先生。

“我們在割稻子”

1939年夏，張季鸞肺疾加重，他住進好友康心之位于重慶南郊的汪山寓所，那里滿目青山，景色宜人，是療愈肺病最好的地方。1941年5月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將1940年度全球報紙榮譽獎章授予《大公報》。《大公報》發表社評《本社同仁的聲明》言：今天國際報學界對我們有了新的認識，這全是國家抗戰四年之賜，因為抗戰，國家受到了重視，連帶的中國報也得到了國際的注意。延安《新華日報》贈聯祝賀：“養天地之正氣，法古今之完人。”1941年5月15日，在重慶中央大禮堂舉行的慶祝會上，張季鸞望著站在身旁的于右任對大家說：“我的新聞學都是從于先生學的，今天大家認為我若有絲毫成就，應對于先生致謝。”臺下掌聲不絕于耳，他的這番話正是他一生秉持的報恩主義思想的最好詮釋。

1941年8月，日本對重慶發起“疲勞式”無差別轟炸，王蕓生（1901—1980），天津人，資深媒體人，《大公報》總編輯，去重慶南岸汪山看望已經病重的張季鸞。張季鸞看到他因報館幾次被炸而情緒低落，就鼓勵他以筆為槍投入戰斗，這就有了著名的社評《我們在割稻子》，文中寫到：“在最近的十天晴朗而敵機連連來襲之際，我們的農人，在萬里田疇間，割下了黃金之稻，讓敵機盡管來吧，讓他來看我們割稻子。抗戰到今天，割稻子是我們第一等大事。有了糧食，就能戰斗。”“割稻子”象征著中國人民的堅毅精神，也是張季鸞堅韌抗戰決心的表達。

1941年9月6日，張季鸞在重慶病逝，享年54歲。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張熾章學識淵通，志行高遠，從事新聞事業，孜孜矻矻，歷三十年。以南董之直筆，作社之導師，凡所論列，洞中窾要。抗戰以來，尤能淬厲奮發，宣揚正誼，增進世界同情，博得國際稱譽。比年連任參政員，對國計民生，并多貢獻。茲聞積勞病逝，軫悼殊深，應于明令褒揚，用昭懋績。此令。”

《大公報》的后任總編王蕓生和著名記者范長江，都曾得到張季鸞先生的親炙。從分析時局背景、選定題目到文章構架和內容，乃至校訂潤色等等，無不傾心教授。他交給王蕓生寫文章的錦囊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張季鸞病重時曾說：“能寫我的傳記者，惟王蕓生一人耳。”張季鸞兩周年忌日，王蕓生撰文《季鸞先生的風格與文境》，文中寫道：“我與季鸞先生相識十四年，同事十二年，高攀些說，可算得‘平生風義兼師友’。”

張季鸞先生為人外和易而內剛正，與人交往總是肺腑相示，對新朋舊友皆能言無不盡。他松柏為心，淡泊為懷，平日里經常身著一襲灰色布衣長褂，腳穿一雙圓口布鞋，體格瘦弱，待人和顏悅色，放在今天，就是那種再普通不過的“鄰家老頭”的模樣。

作為一位政論大家，他的文章一經發表，朋友圈就會熱鬧起來，紛紛點贊，而他卻常常自謙，說自己對很多事也只是一知半解，說自己的文章上午有人看，下午就包花生米了，而他胸中的大氣象，做人的大格局，最終成就了他短暫而輝煌的一生。

20世紀60年代初，王蕓生和曹谷冰曾合著長文《1926至1949的舊大公報》。作為《大公報》第二代掌門人，在政治風暴的裹挾中，他們對《大公報》和張季鸞進行了顛覆性評價。此舉帶給王蕓生晚年揮之不去的愧悔之情，他說：“對季鸞，于師于兄于友，我愧對他了。”1980年彌留之際，他手里拿著一張白紙，喃喃自語：“寄給他，寄給他，我的白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