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蘸火記》是山東作家牛余和最新創作的長篇抗戰歷史小說，講述了魯中地區章丘長嶺山南麓尚邨英、梁鐵峰、盧毓奎率領的三支抗日隊伍浴血奮戰的革命故事。小說的名字呼應抗日戰爭民族敘事的宏大主題，與“戰火”諧音，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抗日英雄群像，同時也引出章丘鐵匠淬火鑄槍、殊死抗戰的故事主線，保留章丘鐵匠“蘸火”的方言特色，彰顯山東鄉村景觀敘事的地域風格。

小說共計二十四章，開篇引用何葦杭的日記為序言，結尾也巧妙地借助她的日記收鞘，這就使得何葦杭具有貫穿全文的角色功能。作為形象立體、性格鮮明的女性人物形象，何葦杭在小說中的主要身份是八路軍政委。她在云南加入中國共產黨，一路輾轉回到家鄉濟南進行抗戰工作，領導女兵小隊完成出色的軍事訓練，并且在抗日作戰中英勇殺敵。她身上具有的陽剛氣質，暗合了被戰爭洪濤裹挾下中華民族不屈抗戰的集體姿態，這是抗戰大背景下個體投身戰爭的必然選擇。不管是“儒匪”梁鐵峰和獨立旅盧毓奎選擇與八路軍大隊長尚邨英團結合作，還是宋子輝被日軍燃燒彈燒焦犧牲，以及何一鉗明知有埋伏還堅持套取機密被槍殺，他們都是抗日戰爭背景下為國捐軀、舍生取義的英雄形象，也是抗戰小說革命宏大敘事的基本英雄類型。

作為小說自始至終出現的核心人物，何葦杭身上還寄托了作家對戰爭中大寫的“人”的價值追問。作者并沒有將她部隊政委這個角色設定進行扁平化和符號化處理，而是追加了她作為女師大學生、女兒、妹妹、妻子和母親等多重身份。小說深入挖掘戰爭背景下她的情感世界，不管是上學時與尚邨英隱匿的師生情，還是與何一鉗的事實婚姻，抑或面對弟弟輩宋子輝熱烈追求時的內心選擇，都具有革命女性身份之外的思想價值。當何一鉗犧牲后，她要獨自承受喪夫之痛，還要隱忍悲愴勸說夏侯雪為了孩子好好活下去，這種沉潛的內心煎熬在她被日軍槍彈打中住院治療時再次被放大。她所代表的是作者對抗日戰爭宏大敘事視野下個體情感體驗與個人革命記憶的“微觀史”書寫。這種微觀聚焦還體現在何如山、胖廚子、胖夫人和茜茹等人物身上。借助這些角色，作家嘗試展現市井百姓在戰火硝煙中的個體選擇。

小說中多次出現何葦杭站在長嶺山上看“金針花”的情節，其中第十二章中她試圖勸說祁英與牛子分手時，曾經意味深長地說：“你們不是都喜愛長嶺山巖石縫里的金針花嗎？我也喜歡，它們跟冷硬的玄武巖搭配得多么完美。可在當初巖漿奔涌的時候，別說嬌嫩的花花草草，就是參天的喬木，也無可選擇地為造山運動作出了犧牲，把自己的心愿許給了冷凝后的巖石。”何葦杭用金針花當例子，給女兵講“既然在戰爭中選擇了做一名戰士，你就必須作出犧牲，包括自由戀愛的權利”的道理，其實同時也在訴說她為了革命而舍棄愛人和孩子的個體犧牲。何葦杭在民族危難之際拋小家顧大家的價值選擇，映射了社會各階層平凡個體在戰爭中舍小利顧大義的心理變化過程，同時也是戰火中平凡人逐漸成長為革命英雄的新生過程，正如何葦杭在日記中所寫：“在天下之至陰至柔與至陽至剛的纏斗中，鍛件浴火重生，剛強與柔韌融為一體，生命鑄入魂魄——我們的長嶺山抗戰就是這樣一場以鮮血為介質的青春淬火。”

《蘸火記》的敘事主線是章丘鐵匠何一鉗、任先生、張先生等人配合長嶺山抗日武裝鑄槍抗戰的熱血故事。小說離不開鐵匠淬火的打造技藝，而書名之所以用“蘸火”而不是“淬火”，作者開篇就借助《何葦杭日記》交代了緣由：“章丘是鐵匠的發源地，隊伍里那些亦兵亦匠的軍械師都把淬火叫作‘蘸火’，我覺得用這個章丘方言詞描摹這一鍛造工藝，實在更能傳其精神。”作為一部抗戰歷史小說，《蘸火記》的一個鮮明特色是運用大量具有標識性的山東地域文化符碼，構建具有強烈辨識度的山東地域文化景觀。

作為山東籍本土作家，作者選取他熟悉的魯中地區濟南市章丘區作為《蘸火記》中抗戰故事的主要地理空間，嘗試借助地方敘事重寫山東抗日革命根據地的抗戰歷史。為了強化這種地方性視野，他批量使用了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方言俚語與節慶風俗，盡可能全面地還原山東抗日根據地和“沂蒙精神”的歷史生成場域。小說中大量使用山東方言俗語，比如“黑狗子”“方杌子”“高粱煎餅”“嫩棒槌子”“麻桿子雨”等稱謂，還有“掛耷”“呲噠”“窩憋”“合該”“膩歪”“嚼咕”“撅搭撅搭”“心里熨帖”等動詞，以及“狗皮襪子沒有個反正”“蘿卜不長在背（輩）上”“鹵水點了豆腐”等歇后語，生動再現了山東人民淳樸實誠又略帶憨厚的品行特征。小說還出現了具有指涉性質的文化地標與場景描繪，比如“鵓鴿崖”“石峪寺”“明水城”“芙蓉街”等具有濟南公共文化空間性質的街道社區名稱，同時出現“曲星河抖一抖，長嶺山就動一動”的鄉村故事傳說，這些都是尚邨英口中的“民間倫理、世道人心”，指向一種集體記憶或民間傳說。

集體記憶或者民間傳說是“沉在民眾潛意識深處的一種日常性和世俗性的人生態度”的具象呈現，是一種民族身份認同的文化符號和記憶載體，能在言語中傳遞并鞏固中華民族的公共記憶和民族情感。作者嘗試破解鄉村景觀敘事對革命敘事的視野限制，所以有意深化“曲星河”民間傳說故事的時間向度。小說第三章寫宋子輝“仰臉看著頭頂上彎彎曲曲的曲星河”，引發尚邨英和何葦杭對“曲星河”民間說法的討論，由此引出何葦杭和夏侯雪對長嶺村關于“所謂地上的文曲星、武曲星死后，都升上曲星河變成白星星、紅星星”傳說的質疑。但是當第十八章鼓手老張頭在何一鉗和梁鐵峰的葬禮上說：“死去的兩位都是打鬼子的英雄，是要上曲星河的星宿。”此時的曲星河成為何葦杭與夏侯雪思念亡夫的寄托，也承載何一鉗、梁鐵峰等人的抗日“英雄夢”。直到1962年，作者在《何葦杭日記》里寫何葦杭帶著革命后代重回故地為何一鉗上墳時，不由自主地重新講起長嶺村關于曲星河的傳說。冥冥之中，曲星河作為長嶺山鐵匠和革命先烈英勇抗日的見證者，它的傳說也將借助何葦杭這個革命親歷者的“中介”作用，在年輕的革命后輩中獲得歷史傳承和代際傳遞。

總的來說，作者對戰爭背景下大寫的“人”的終極關懷與價值追尋，以及對宏大革命敘事的地方性視野的有益嘗試，是山東作家對當代抗戰歷史小說的積極貢獻，也是當代作家對中國敘事邏輯路徑的有效實踐。

（作者：逯艷，系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