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文學世界的第一道關是語言，它是構建文學作品的基本材料。漢字作為持續(xù)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系統(tǒng)，語言創(chuàng)新優(yōu)勢體現(xiàn)在多個維度，既包含結構本身的獨特性，也涉及文化傳承與信息時代的適應性。從發(fā)展史看，歷經(jīng)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的形態(tài)進化，證明漢字本質上是面向未來的活態(tài)文化遺產。視覺思維的編碼系統(tǒng)，意象化語法結構的漢字，以“六書”構字法為基礎，形成視覺符號與概念的直接關聯(lián)。如“休”字通過“人倚樹木”的會意傳遞“休息”概念，這種具象化編碼比拼音文字的線性排列更易觸發(fā)聯(lián)想記憶。新詞生成機制通過已有字素的重新組合，這讓中文創(chuàng)造新詞無需增加新字形。書法藝術將文字轉化為視覺美學載體，形成世界上唯一的文字藝術體系。日本設計師原研哉指出：“漢字LOGO的設計可能性是拉丁字母的17倍。”因其可同時操作字形、字義、筆畫三個維度。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在世界各國的語言中，用漢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先天具有無比強大的優(yōu)勢，即文學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豐沛的詞義，單一的音節(jié)，復雜的組合，漢語的這些自然稟賦，給作家的語言創(chuàng)造提供無限延伸和變幻萬千的可能。海明威樂于“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陳忠實把它作為自己的寫作箴言，且收獲頗豐。“尋找”的過程就是創(chuàng)造的過程，“屬于自己的句子”就是完成語言的個性化，這是區(qū)別于其他作家的鮮明特質。一個成熟作家，每一次寫作，都是一次全新的語言創(chuàng)造。每一次創(chuàng)造，都是一次自我更新、超越和否定。或典雅，或優(yōu)美，或深沉，或質樸，或靈動，或俏皮，或幽默，或哲理，都是用自己的句子表達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語言是創(chuàng)作個性的重要標識。語言有特點的作家，將他們的名字隱去，我們甚至可以用“盲審”的方式，從語言上分辨出作品是誰寫的，因為他們的語言具有極強的辨識度，閱讀量較大的讀者能立即對應上。

從文學史看，從唐詩到宋詞的演變，從格律詩的衰落到長短句的興盛，是語言在創(chuàng)新中的變革引發(fā)了新文體“詞”的誕生。在當代文學史上，無論是先鋒文學還是新寫實主義，本質上都是一種語言實驗。漢語的獨特魅力通過這些實驗文體所形成的文學現(xiàn)象得以集中釋放，致使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試驗田中，生長成蔚為壯觀的語言叢林，光華絢爛而生意盎然。優(yōu)秀的句子源于作家對社會狀況的準確把握和對生活細節(jié)的悉心洞察，并進行高度凝練和形象表達的結果。它從孕育之始，就自覺排斥了假大空和高大上的詞匯，自覺規(guī)避雷同他人和自己已經(jīng)有過的詞匯表達，獨辟蹊徑，抓住生活和事物的本質與細部，著眼于觀察對象的某個側面，用與眾不同的方式進行樸素而洗練、精準而生動的描述。精彩的語言，是沙漠里的綠洲，朽木上的嫩芽，暗夜中的燭光，與文本內容的高度契合和適配，讓人心弦震動、靈魂顫抖和精神愉悅。

法國學者羅蘭·巴特“文本的快樂”理論，主張通過自己的寫作完成表達方式和效果的言語行為。他強調要以自己的深刻感悟，來傳達難以言傳的文本寫作和接受過程的微妙復雜程度，從而使其寫作呈現(xiàn)出不同凡響的創(chuàng)造性。這種愉悅具有一種喜劇性的效果。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強調了語言活動的意義，主張不要把語言看作孤立靜止的描述符號，而要看作體現(xiàn)生活的動態(tài)人類活動。不難看出，優(yōu)秀作家都把文學語言的創(chuàng)造當成了寫作樂趣，滋潤著枯燥的伏案工作。王堯的小說《民謠》開篇就說：“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把太陽想象成了一張紙片，這是作為學者的王堯形象思維的奇妙之處。畢飛宇說他會半天想一句。以我的猜測，他不是思考故事的本身，而是在思考用怎樣的語言去敘事。所以，畢飛宇的小說有著音樂般的敘事節(jié)奏。唐詩人賈島說：“兩年三句得，一吟雙淚流。”這是為自己的好句子而感動。寫作是件熬心血的腦力勞動，作者沉浸在自己的創(chuàng)造中，靜靜地享受老農收割麥田一樣的喜悅與適意，品味和把玩他筆下的句子，并為這些句子默默地獻上慈母般的愛意與祝福。創(chuàng)作者的快樂，其實就是如此玄妙，又如此簡單。這也是一個作家能夠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密鑰。

一個作家豐沛的想象力通常表現(xiàn)在結構故事和創(chuàng)造語言的能力上。創(chuàng)作能力的衰退首先表現(xiàn)為語言表現(xiàn)力的弱化，往往詞不達意或造句平庸。詞不達意使敘事語言的方向跑偏，平庸的表達必然使作品暗淡無光。所以，創(chuàng)造語言是一個作家畢生的追求。追求越執(zhí)著，越會產生語言焦慮和造句困惑。作家在享受自己創(chuàng)造語言的快樂時，通常會把這種快樂通過文本傳遞給讀者，讀者在閱讀中可以感受到語言的快樂，跟隨故事節(jié)奏或講述進程徐徐前行，將語言帶來的愉悅轉化為繼續(xù)閱讀的心理體驗和精神動力，直到讀完全文。難以卒讀的文章基本上都可以歸于敘事語言的問題，要么枯燥無味，要么脫離應有的敘事邏輯。像《紅樓夢》這樣真正的經(jīng)典作品，從故事設計到人物命運，從宏觀構架到微觀字句，都是無可挑剔的。

也有作家認為，小說創(chuàng)作不要用形容詞或盡可能少用形容詞，盡量追求質樸的表達。這種觀點有道理，但又過于隨意，忽視了漢語的修辭之美，失去對創(chuàng)造性的敬畏之心。如果一個作家的語言欠佳，特別是對于小說而言，必須有補救措施，補救的唯一辦法是有一個精彩動人、懸念迭起的故事。一些以故事取勝的小說，往往語言上是粗糙的。從作品終端審美角度看，讀者在閱讀時，面對的是一個完整的文本，而不是單純地糾結于曲折的故事和人物的命運。語言作為基本的建筑材料，貫穿文本的每一個細節(jié)、每一個人物、每一個環(huán)境。如果沒有讓人怦然心動的句子，沒有鮮活靈動的語言，就很難把讀者帶入小說的情境中并產生情感共鳴。

作家的語言創(chuàng)造，是通過語言實踐獲得的深層快樂，這包含個體審美體驗，并將這種體驗傳遞給讀者，共同完成作品的全部使命。作家應當具備敏銳的語言感知力，善于捕捉時代脈搏，將個人的審美追求與社會文化需求相結合。同時，讀者應當保持開放的心態(tài)，接受和欣賞語言的多樣性與創(chuàng)新性。不斷地進行語言創(chuàng)造，增加文化更新和文本創(chuàng)新的動力。算法語言盛行的時代，漢語也在不斷地進行著更新迭代，更應該讓人們觀賞到語言的“奇花異果”。保持對文學語言創(chuàng)造的高昂熱情，是守護人類精神快樂的重要方式，真正能夠讓漢語成為人類文化寶庫中的一朵奇葩。

（作者：李春平，系安康學院教授、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