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江蘇文學陣營中的一員新銳，龐羽的書寫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畢飛宇就曾這樣評價龐羽：“一所好大學完全可以用四年的光陰讓一個孩子脫胎換骨。龐羽脫胎換骨了。我幾乎不認識這孩子的文字了。她的小說很有樣子了。是的，我要祝賀龐羽，同時向龐羽的所有任課老師們致敬。”畢飛宇的這段話，不僅讓我們讀到了一所大學對一位青年人的重塑作用，更讀到了一位文學前輩對一位年輕寫作者的認可與期許。

一直以來，龐羽著力于書寫南京，在她的筆下你會讀到一座流動中的金陵古城。她的作品中那些頻繁閃現的標識性地域名稱，會讓你自然聯想到熟悉的南京味道。比如在《野豬先生：南京故事集》中，龐羽融合自己天馬行空的想象將野豬擬人化，以那段時間在南大仙林校區頻繁出現的野豬群為敘述對象，觸及了青年一代在當下所遭遇的一些問題。又如在《南京花燈》中，穿插了對“南京夫子廟”“新百”“德基”以及“鴨血粉絲”的書寫。《美國熊貓》講述了大學生凌霄和她的導師夏瑾以及好友彭雀的故事，小說中出現的“陵大和園”“杜廈圖書館”“黑匣子劇場”等敘述，無不提醒著讀者故事發生地是南京。除此之外，《黃桃》中出現的“河西萬達”、《宇宙飛船》中的“三山街”、《紅豆加綠豆等于黑豆》中的“棲霞區派出所”、《白貓一閃》中提到的“新街口”“大行宮”“玄武湖”以及“安德門”等地名，更是直接提醒讀者小說的發生地就是南京。這種立足于南京地域基礎上的文化書寫，充分體現了作者對于所居城市日常生活觀察的敏銳與深入。

龐羽在寫作時十分注重敘事視角的多重運用。《金魚幽靈》的開篇采用的是全知敘事視角，寫到日本海岸發現了95艘幽靈船，緊接著又采用第三人稱敘述視角，通過夏偉胡的限制視角，引出他與第三任老婆梅麗關于幽靈船的對話。《佛羅倫薩的狗》采取了對話的形式，第一人稱敘事者“我”在陸醫生的引導下，講述了曾經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小說的開篇，作者就拋出了一個問題：“要怎樣才能去佛羅倫薩？”“佛羅倫薩”這個地名在全文中反復出現，為什么“我”總是提起佛羅倫薩？原來，“我”早先由于很少受到旁人關注而感到自卑，直到有一次，“我”在課堂上讀課文，文中的“佛羅倫薩”一詞對有口音的“我”來說十分拗口，這引起了林老師的關注。而林老師看似無關緊要的關心，對于剛剛來到新學校的“我”而言，自然是一種莫大的鼓勵，以至于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放學都會從天臺底下的路走，只為引起林老師的關注。“我”的講述層層深入，讓讀者很自然地進入到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小說末尾寫道：“世界溫暖得如同一杯白開水。過幾天，過幾天就去佛羅倫薩。”“我”在經過陸醫生的開導和治療之后，不僅能很輕松釋然地談及之前的個人經歷，而且對自己的未來之路似乎也更為清晰。

對于小說人物的出場以及故事情節的安排，龐羽也頗具匠心。她喜歡通過制造矛盾沖突，在故事沖突中去塑造人物，在典型環境中去塑造典型性格。“元嫂把地上的書全扔了。”作者在小說《福祿壽》的開篇便設置了一個矛盾沖突，這種開頭自然會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為什么扔？”讀者會不禁疑惑，可龐羽并不急著告訴讀者原因，而是不慌不忙地介紹起了元嫂：“元嫂原名田恩元，家住馬家溝，配偶馬東強，育有兩兒一女。大兒深圳打工，二子賦閑在家，小女隨她進城。”寥寥數語，便讓讀者對元嫂的家庭背景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原來元嫂是華玉卿教授家的一位保姆，華教授的老伴去世后，兒子在美國指望不上，他自己腿腳不便，幸得保姆元嫂照料。元嫂的丈夫馬東強是一名保安，小女馬蘭怕吃苦。小說中，無論是馬東強還是馬蘭，無不覬覦華教授的家產。如此一來，整部小說的敘事線索和邏輯脈絡得以清晰呈現。在《吾本良善》一文中，作者由醫生拒絕柳素貞的請求開始敘述，寫到了柳素貞對于生兒子的執著，談到柳素貞與岳虹的交往，故事便很自然地展開。

關注日常生活的敘事，是龐羽小說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美學特征。借助小說，她有意識地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出新一代年輕人的精神情感。這種對生活原生態的呈現方式，讓人自然聯想到20世紀80年代的“新寫實”小說，但龐羽小說的不同之處在于，里面融入了她對新時代下個體命運與精神世界的獨特思考。

[作者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準聘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員；此文系江蘇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與媒介傳播的互動關系研究”（24ZWB001）中期成果，南京大學哲學社科青年項目：“新媒介時代當代小說生產傳播與批評機制研究”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