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劉星元，1987年生，山東臨沂人，山東省作協(xié)簽約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小城的年輪》《大地契約》《塵與光》，曾獲三毛散文獎、東坡詩文獎、滇池文學獎、山東文學獎

讓每篇作品都呈現(xiàn)出鮮活獨特的面貌

王文鵬：星元好，很高興又能和你聊創(chuàng)作，特別是聊你的散文創(chuàng)作。有件事情我印象很深，2023年夏天，你、我與張立軍在北京的大街上閑逛時，你說你特別關注各地的橋，廊橋、天橋、跨河大橋等，希望以這些橋為鏈接，寫一篇散文。這篇文章目前寫完了嗎？

劉星元：謝謝文鵬。經你提醒，想起那些與朋友們相聚的時日，那時有更多的空閑，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也有諸多思考。你提起的橋，只是當時構思的一本書中的一個部分，當時還想到車站、機場、街巷、博物館這些地方取材。我許久之前就在刻意收集去過的城市的資料，想著寫一寫不同城市的不同物象，對簡短時間內事物呈現(xiàn)的狀態(tài)進行觀察、描摹與書寫，可長可短。作為一名觀察者和緣分淺淡的在場者，我想寫表象、寫細節(jié)，寫微小浮冰之下的巨大冰山，寫即時背景下各色陌生人相似或不同的狀態(tài)，企圖雖然片面但相對真實地刻畫當下。刻畫當下即是刻畫我自己。遺憾的是，這個構想尚不成熟，我的創(chuàng)作節(jié)奏又比較遲緩，還在不斷積累素材。

王文鵬：我曾經也寫過幾年散文，覺得散文創(chuàng)作對個人經驗的消耗十分嚴重，你有沒有類似的問題？你在日常寫作過程中，如何拓展散文素材？

劉星元：如你所說，我能深切地感受到散文對個人經驗的嚴重消耗。事實上，有位老師就曾指出，我在兩篇不同的作品里，曾出現(xiàn)相似的情節(jié)。我們的經驗相互勾連，并不是獨立的，有時候，一些情節(jié)無可替代，你會反復提及。但這件事也給予我告誡：要豐富自己的閱歷，提升自己處理素材的技藝，盡量做到避免重復自己的經驗，讓每一篇作品都呈現(xiàn)出鮮活而獨特的面貌。

說到拓展散文素材，每個寫作者會有相似的路徑，比如生活經驗和閱讀消化。我也一樣，平時利用各種方式收集覺得有價值的素材，期待什么時候用得上。文學作品是作者對自身經驗的提取和揮發(fā)，一個人幾乎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局限，去書寫完全陌生的題材。但人的經驗畢竟有限，況且，全知全能者未必就能成為一名出色的書寫者。有時候，最重要的不是獲取足夠多的經驗素材，而是不斷磨礪自己的技藝，讓相似的素材在不同文本中煥發(fā)出不同質地的光澤。

真實觸摸到當下的縣城悲歡

王文鵬：今年《十月》第1期發(fā)表了你的散文《劇院詞典》，這篇文章被放在“‘縣’在出發(fā)”欄目，讓我聯(lián)想到你的散文集《小城的年輪》。提到縣城，大家聯(lián)想到的或許是“土氣”，縣城在文學場域內的位置就像它在現(xiàn)實中一樣尷尬，是鄉(xiāng)村和城市之間的跳板。但如果真的下沉去了解，縣城則是一個巨大的空間，早已超脫所謂“跳板”的功能性，是真正的生活空間，是城市的另一種呈現(xiàn)。在文學的呈現(xiàn)上，縣城不算醒目，與鄉(xiāng)土和城市都若即若離，你覺得“縣城”與所謂的“城市”是否存在差別？縣城給你的寫作帶來了哪些滋養(yǎng)？

劉星元：在我看來，縣城與鄉(xiāng)村、城市擁有很多共同特征，但差異性也特別明顯。與鄉(xiāng)村相比，縣城是一座臃腫的大村落，也是一座發(fā)育不良的小城市，它的組成結構更加繁雜；而與城市相比，因為地理上的濃縮，縣城人際關系更為集中且復雜，家族、姻親、同學、同僚……盤根錯節(jié)，就算是與大街上任意一人攀談，順著他的關系鏈條往下捋，不出三四個節(jié)點，總會蹦出一個與你產生交集的人。縣城的這些特點讓我著迷，《小城的年輪》為證，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從那些細微之物上觸摸縣城。盡管縣城的某些屬性可以與任何一個地方的屬性一起，被歸納到普遍性之中，但我仍想去窺探那些稍微具備一點特殊性的東西。

縣城在大多數(shù)人的印象里的確很“土”，這兩年，用短視頻、圖像、音樂作為表達手法的“縣城文學”在社交媒體上爆火，它們聚焦的人和物，斑駁、昏暗、破舊、窘迫……渲染出時光的粗糲感。這些所謂的“縣城文學”，實際上大部分是縣城藝術，或者說是冠以縣城之名的流量藝術。我在《小城的年輪》里寫道：“作為百里空間里一處聚集人與物的核心區(qū)域，縣域如一片小小的海洋，縣城就是于波濤洶涌的海面形成的不斷轉動的漩渦。漩渦以發(fā)展的名義，在旋轉中吸附著各個鄉(xiāng)鎮(zhèn)以及鄉(xiāng)鎮(zhèn)所轄的眾多村莊的事物和資源，將他們招引或驅趕到自己懷中……作為一名從偏遠小村莊闖入進來的無知者，我也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個。”因此，作為自愿的“投誠者”，我從不覺得它是“土”的。從整體上看，縣城似乎總是那么舊；但從不同的個體構件上瞧，縣城卻一直都在更新。那些如拆遷等相對零散的小規(guī)模的更新，尚不能明顯地改變縣城的整體面貌，它于相對的不變中不斷變化，就是這么一具常舊與常新持續(xù)并存的容器。

縣域給予我的滋養(yǎng)太多了，一言以蔽之，縣城是我非常重要的寫作經驗聚集地。縣城生活是我無法作偽的當下狀態(tài)，我盡量避開回憶、懷舊式的書寫，將關注點更多聚焦當下，希望以自己為觸角，真實觸摸到當下的縣城悲歡。我告誡自己要目光平視，內心悲憫，不避疼痛，寫出當下縣城的部分影像、問題、矛盾，寫出一些看似可有可無，但對我而言非常重要的東西。

王文鵬：在《小城的年輪》之前，你還有一本散文集《塵與光》，這本書聚焦鄉(xiāng)土，觀照了很多鄉(xiāng)村風物。很長一段時間，我將寫作的目光遠離鄉(xiāng)土，無論河南還是山東，鄉(xiāng)土文學留給我們這代人的園地已經極為有限。你怎樣理解“鄉(xiāng)土文學”？

劉星元：有一段時間，我很排斥“鄉(xiāng)土文學”“鄉(xiāng)土作家”這樣的標簽，迫切想要逃離。后來慢慢領悟，一部作品不是看你寫了什么，而是思考了什么，表達了什么，并以怎樣的文本呈現(xiàn)出來。那些我喜歡的作家作品，蘇童的香椿樹街系列、莫言的高密東北鄉(xiāng)系列、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算不算是鄉(xiāng)土文學呢？如果是，那我覺得鄉(xiāng)土文學挺高級的；如果不是，那么那種看似命中注定的陰影本就不該存在。

我注意到，許多寫作者寫到鄉(xiāng)村時，仍舊停留在鄉(xiāng)村牧歌式的詠嘆里，似乎外面的風永遠吹不到鄉(xiāng)野。于是，我堅持在作品里用大篇幅書寫當下，寫鄉(xiāng)村正在發(fā)生變化的事物及人物。比如，我寫到了智能手機掃碼支付功能：農村老人喜歡將自己種的瓜果蔬菜帶到集市售賣，以此補貼家用，但他們用的都是老年機，沒法開通收款碼，就算是開通了，那些虛擬錢幣，進入的可能也只是兒女的賬戶。我以自己的手機為證，五角、一元、三元、五元……我手機上每日收到的二三十塊錢，正是父母擺攤所得，并被我冒領。便捷的支付方式，固然是時代進步的表現(xiàn)，但“進步”這個詞并不具備全民性，它以自行的推廣標準，禮貌地拒絕了小部分人的參與，而這些被限制入場的人，往往滯留于舊的生活方式里，是時代的脫節(jié)者。我更希望自己能將這些當下的變化寫下來，寫下彷徨無措，寫下對未來的期許與希望。我個人偏執(zhí)地認為，這才是“鄉(xiāng)土文學”的價值所在。

不同寫作技法的融合會相得益彰

王文鵬：《清明》2024年第5期發(fā)了你的一篇小說《騎士地圖》，但我了解到，這篇作品你是以散文文體投稿的。散文被以小說發(fā)表，這個事情很有意思。你這篇文章以“我”和邱永杰雙線敘事，圍繞理想和現(xiàn)實兩個維度延展，開放式的結尾頗為點睛。你怎么區(qū)分散文和小說？小說技法對散文創(chuàng)作是否具備侵略性？

劉星元：散文當作小說發(fā)表這事，我感覺挺有意思。這篇作品算是我的短篇小說處女作。我自己的作品，若非必要，絕不再去讀，畢竟挺難為情的。這篇作品發(fā)表之后，因為背后有段這樣的趣事，我又讀了一篇，的確，我不經意間運用了過多的小說技法，說是散文可以，說是小說也沒錯。正如沈從文、汪曾祺、史鐵生的諸多作品，文體界限其實是很模糊的，將它劃為什么，它就是什么。我記得咱們閑聊時曾短暫說起這個話題：說到底，并沒有嚴格的文體之分，要說區(qū)分，不如去區(qū)分好文章或壞文章更有價值。有時候，我們很難去區(qū)分散文和小說。我私下揣測，文體概念，可能更多的是批評家、編撰者為了方便自己的梳理和研究而弄出的分類，就像親情、友情、愛情文章那樣的分類。作為寫作者，不應被這種分類所拘束，不能躺在籠子里面雕琢事物。但這并非說散文與詩歌、小說、劇本沒有任何區(qū)別。相比其他文體，散文的文風更傾向直接和生活化。

我不覺得小說技法對散文創(chuàng)作具備侵略性，相反，兩者融合會相得益彰。我寫過許多年的詩，盡管技藝不佳，但不影響我對詩歌的基礎審美。也讀過一些小說，它們教會我如何處理散文文本里的寫作難點。甚至，電影技法對我的散文寫作助力也很大。在散文寫作中，我不可避免地蒙上了詩歌與小說的影子，嘗試在敘事中交互運用虛構和非虛構手法，嘗試用詩性元素建立起不同文體的互援關系，以期使語言更具彈性和美感。雖然這些嘗試尚未抵達我想要的效果，但我心向往之，并且堅信，已經有更優(yōu)秀的寫作者到達。

王文鵬：提起生活，很多細節(jié)都呈現(xiàn)出來。我記得你有一個小愛好，聽懸疑故事，還因為耳機壞了而著急。聽懸疑故事對你的寫作有幫助嗎？你在不寫作的時候，會時常將生活與寫作鏈接嗎？

劉星元：這點兒小癖好被你揭開，還挺難為情的。聽懸疑故事對我來說純粹就是消遣，對寫作也沒有什么助益，為此還消磨了大把時間，與大家刷短視頻上癮類似——懊悔浪費時間，事后依舊不改。盡管會在作品中無數(shù)次提及生活，但我從不愿將生活過成創(chuàng)作素材。實際上，我始終不愿將生活圈與寫作圈混為一談，不愿生活圈里的朋友知曉和關注我的創(chuàng)作與作品。說個經常遭遇的事：有幾個熟人，電梯里遇見，時常會聊起我的作品、獲獎消息，或者詢問寫作計劃。他們并不一定是對寫作這個話題感興趣，或許只是找個話題，避免相顧無言的尷尬。這樣一來，他們不尷尬了，我卻待不住了——電梯里還有數(shù)位認識或不認識的旁觀者，尷尬至極的我只能打哈哈搪塞過去，期待電梯迅速到達指定樓層，我和話題操控者中有一人抬腳離開。固然，寫作是正大光明的事，但在那一刻，我只感到羞恥和難堪——似乎自己一直在做丟人現(xiàn)眼的事，而有人恰好在此時揭開了真相。

王文鵬：我一直信奉一點：一個作者的寫作才華幾乎等同于他的閱讀才華，所以與朋友在一塊兒時，我總喜歡探聽他們的閱讀視野，讓他們吐露一些閱讀感受。最近你在讀什么書，又從這些書里得到了什么？

劉星元：我在《蒙塵的故人》這篇短文里寫到與你的交往，并提起你推薦給我的經典作家：阿利斯泰爾·麥克勞德、安東尼奧·塔布齊、薩曼塔·施維伯林、費利斯貝托·埃爾南德斯、理查德·布勞提根、若澤·愛德華多·阿瓜盧薩……我試著讀了一部分，有些的確對我頗有裨益。

之前讀書廣撒網(wǎng)，摸到什么就讀什么，這兩年更希望對某幾個作家進行較為深入的閱讀。目前手頭在讀的其中一本書是杜拉斯的《情人》。二十多歲初次閱讀它時，并未感到如何驚艷，甚至覺得乏味。看了同名電影后，找出來重讀，那種叛逆又節(jié)制的感受，以及更多難以言說的情愫，讓我著迷。畢竟啊，時境不同了。

（王文鵬系《大觀》編輯部主任、開封市作協(xié)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