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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代化由近代歐洲開啟，自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中國一改過去“被動防御回應”為“積極主動應對”，取得了總體性重大成果，即開創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現代化道路提供新的選擇。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都是從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進程中生成與建構起來的，從理論上確立并鞏固著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基于中國式現代化、“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形成的習近平文化思想，其最直接最集中最鮮明的目標指向，就是從根底上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第二個結合 新的文化生命體 習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主體性

中國式現代化在思想和文化建設上的一個最大成果，就是確立并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習近平文化思想的一個重要目標指向，就是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本文運用大歷史觀和生成邏輯分析框架，力求從實踐、理論和根底三個維度對上述基礎性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學理探究，認為在實踐上，從走自己的路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再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理論上，從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到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再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根底上，基于“第二個結合”所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及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形成的習近平文化思想，這三個方面，構成中國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確立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進而“走入”世界的創新邏輯。從中國式現代化視角理解和把握上述問題，尤其從“走出—走入”的大思路理解確立并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問題，具有本體論和發生學意義。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成與創新邏輯

世界現代化由歐洲開啟，隨之產生了歐洲中心主義。西方現代化及歐洲中心主義對世界現代化產生了廣泛的歷史影響，以至于形成馬克思恩格斯所講的“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從西方現代化和“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談起，是為了從實踐上更加深入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成與創新邏輯，及其對確立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重大意義。

（一）從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到中國式現代化

西方建構起的“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框架不僅用于解釋世界，而且企圖改造世界，它把世界各國都卷入現代化運動之中，把地域歷史、民族歷史轉變為它們所謂的世界歷史，現代化成為世界各國共同的命運。

以“東方從屬于西方”為框架的西方現代化對中國的影響是從1840年開始的。從1840年到中國共產黨誕生這一歷史區間，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中國對西方現代化沖擊掀起一次次被動防御性回應，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等，就分別是沿著從“器物”經“制度”再到“文化”的歷史邏輯進行的，這些回應具有被動性、依附性和不徹底性，存在著“主體性空場”。

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歷史區間，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中國一改過去的被動回應為積極主動應對，也一改過去外逼式現代化為內生式現代化，所取得的總體性、根本性重大成果，是在實踐上開創并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確立并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其中值得深入思考的一個根本問題是：為什么自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中國能一改過去被動防御的外逼式現代化為積極主動應對的內生式現代化？

第一，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指導思想，使我們擁有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當時中國各種“主義”紛紛登場，它們都不能引領中國朝著具有光明前景的方向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經傳入中國，就立刻被當時的先進仁人志士接受并得以快速傳播。習近平指出：“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是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始終與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進程相關，本質上是在批判和超越資本主導的現代化道路中創立發展起來的。

第二，中國共產黨是團結凝聚各種積極力量的領導核心。20世紀初，中國軍閥混戰，各種“組織”和“力量”都難以整合當時的社會力量，也難以把中國人民團結和組織起來。自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后，中國工人階級和先進知識分子就有了自己的領導主體、領導組織和領導力量，從而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把中國社會各種積極力量團結起來。黨和人民事業是人類進步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也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在性質和方向上，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中國共產黨是致力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政黨，是中國人民的主心骨。

第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與科學社會主義契合的元素不僅提供了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基礎，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夯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也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還使現代化成為中國的，對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發揮著古為今用的時代性作用，從而使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中華文明底蘊，賦予現代化建設鮮明的中國特色。

第四，人民是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主體與價值指歸。中國人民有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中國式現代化本質上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因而在價值觀上區別于西方資本至上的現代化。

第五，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路徑，在“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有了實踐力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的主題。正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開辟了解決中國問題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道路創造性探索之最大成果，就是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它在本質上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內在需要我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民族要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就必須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黨提出的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都是從中國本土的“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中內生與創造出來的。

第六，把平等、包容、普惠、和平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根基，有了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真理力量。中國哲學具有注重平等（共生共進）、包容（和而不同、溫良恭讓）、普惠（天下為公、美美與共）、和平（倡導保和太和、協和萬邦、兼濟天下、世界大同、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基因和傳統；中華文明具有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兩個結合”內在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注重“主主平等”“包容普惠”“和平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持“主主平等普惠”的哲學理念；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西方現代化，根本在于反對西方那種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倡導“主主平等普惠”。

上述六大因素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內生與創新邏輯。生成過程即是創新過程。正是基于這些因素，在中國實踐進程中內在自主生成了中國式現代化。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展現

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成與創新，主要是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和新時代以來的實踐中產生的。

首先是提出“走自己的路”。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格局并確立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之歷史展現的第一步，是提出“走自己的路”，這是邏輯起點。

在邏輯上，“走自己的路”具有“破”“立”兩個層面的內涵。“破”就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立”就是在各方面堅守獨立自主，中國的問題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中國自己走出來的，既沒有既定模式可以照搬，也沒有現成公式可以遵循，只有在實踐和理論上不斷地進行探索、開創和開拓。

在實踐上，雖然“走自己的路”是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來的，然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就在實踐中探索“走自己的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現代化（工業化）作出了具有自主性的戰略思考和初步探索。現代化與工業化直接相關，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建設“國家大工業”對中華民族的命運至關緊要，當時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提出發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戰略主張。這是基于當時中國具體實際做出的現代化道路選擇。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走自己的路，體現為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上，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以蘇為鑒，獨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當時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暴露出一些嚴重的矛盾和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決心走自己的路，從中國實際出發，積極探索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以蘇為鑒，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國工業化、工業建設，完全應該比蘇聯少走彎路。要探索一條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嶄新道路，就必須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一個全盤了解，這就需要進行周密細致地調查研究。在這一歷史時期，走自己的路，還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后，致力于在農民人口占大多數的中國推進和實現“四個現代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且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四個現代化”，是基于中國實現現代化發展目標的內在要求提出的，既推進和拓展了工業化建設的目標，也鮮明體現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內在要求。這是基于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現代化努力。

面對近代以來劇烈的社會變遷，中華民族沒有放棄自己的文化主體性，在艱辛守護和不懈探索中賡續中華文脈，鞏固我們的文化主體性。從上述邏輯和實踐來看，走自己的路意味著道路問題上的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道路上的“自主性成長”，是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在道路問題上的重要體現，是中國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進而確立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起步之旅。

其次是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并確立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之歷史展現的第二步，是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從理論邏輯來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根據時代發展、現實邏輯和實踐要求，與時俱進地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這就賦予“自己的”以新的時代內涵，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為具有豐富內涵的道路。

從理論實踐來看，1978年以后，中國共產黨從黨的十二大到二十大的大會報告，其主題都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核心概念，都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作出理論上的提升概括和實踐上的戰略謀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核心概念，表達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致力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承接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實踐邏輯，就是直接且鮮明地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線而命名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定不移地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證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正確的歷史選擇，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概言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注重走自己的路，堅持改革開放，在實踐上積極追趕世界現代化潮流，自主開創出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這就使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生性、自主性、創造性更加鮮明。

從上述邏輯和實踐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獨立的、自主的、獨創的主體，具有“主體性”“創新性”；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在道路問題上具有主體性，是在道路問題上的“內涵式”成長，也是中國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格局進而確立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開創之旅。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并確立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之歷史展現的第三步，就是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從邏輯上，中國共產黨人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進程中，取得了一系列創新成果，創造了中國奇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這種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的道路與西方現代化道路不同，區別甚至超越了西方現代化道路。既然是區別且超越于西方現代化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它就是一種“新”的道路。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人就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置于“現代化道路”這一“框架”中加以定義和解釋，并與世界現代化進行對話，從中彰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現代化意義”和“世界意義”。

從實踐上，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從中華大地、中國實踐內生且拓展出來的，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的主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開創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進程中實現中華文明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路徑。在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實現“民族復興”和“文明復興”，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文明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三者是相互成就關系：在開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實踐中，既不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不斷推動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賦能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也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既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文明支撐，使其“中國式”鮮明彰顯，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文明根基。這樣的關系，就為確立并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提供了實踐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值得聚焦并從理論上加以提升的重要概念，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習近平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這表明中國式現代化，主要是對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長期探索和實踐經驗的高度凝練和提升。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現了從“四個現代化”到“全面現代化”的自主躍遷，實現了由“現代化在中國”到“中國式現代化走向世界”的自主飛躍。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提出了“四個現代化”，自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基于“重點突破”—“全面發展”—“系統整體”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邏輯，進一步“推進和拓展”的中國式現代化便是“全面現代化”，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軍事、國防等領域的現代化；近代以降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所講的現代化主要是“現代化在中國”，自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們黨成功推進和自主拓展的是中國式現代化，它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因而使中國式現代化走向世界并彰顯其世界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心任務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主要歷史任務。這必將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強大動力，也必將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克服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局限，進而呈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成與創新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之“中國式”，表達的是區別于且超越西方現代化的主體性，展現了創造現代化道路上的主體性，因而它在總體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上的主體性成長，是中國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進而確立并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進一步拓展和創新之旅。

（三）中國式現代化自主生成與創新的鮮明特征

中國共產黨誕生后的上述四次積極主動應對及其歷史展現所生成與創新的中國式現代化，有其鮮明特征。

一是內生性。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所開創、推進和拓展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自身發展邏輯的“內在需要”，中國所實現的現代化具有“內生動力”。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中國自身實現現代化，才能真正實現“民族復興”“文明復興”。要讀懂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的中國，就要讀懂中國式現代化。

二是自主性。中國實現現代化逐步走出了“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具有相對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從“走自己的路”，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其實踐演進邏輯便是如此，即中國實現現代化在理論和實踐上有了自己的新范式，也建構起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

三是主動性。這些應對都是中國共產黨人根據中國自身發展的現實邏輯和實踐發展需要主動進行的，達到了理論自覺和實踐自覺。

四是創造性。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的創造，它創造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和人類文明新形態，創造出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本質要求、重大原則為核心內容的“新范式”。它區別于作為西方現代化立腳點的“市民社會”，區別于西方現代化那種基于叢林法則的“損人利己、充滿戰爭”的文化，區別于西方現代化中的“資本至上”和“資本驅動”，區別于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兩極分化”“單向度發展”“殖民主義掠奪”。由此，從歷史總體看，中國式現代化力求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在思想和文化上確立并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在“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中，中華民族從屬于西方，缺乏文化主體性。中國式現代化就是要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其創新性貢獻及其實質，就是通過內生、確立和建構現代化問題上的“中國式”，確立并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五是世界性。從1840年到1921年所講的現代化是“現代化在中國”，即在中國推進現代化；從1921年至今所開創、推進和拓展的現代化，總體上也是“現代化在中國”，不過與前者不同，后者具有內生自主的特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自主實現了從“現代化在中國”到“中國式現代化走向世界”的歷史性飛躍。就是說，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在中國，而且也正在走出“中國”走向世界，日趨彰顯出“世界向我”的世界意義，即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新的選擇。

從走自己的路，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再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充分表達了道路問題上“堅定的自我”及其“歷史主動”和“精神獨立自主”，因而其在思想和文化上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實踐上確立并鞏固著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使我們更加堅定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中國理論”的生成與建構邏輯

實踐創新必然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在開創、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進程中，生成且建構著“中國理論”，其在理論上鞏固著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這里，“中國理論”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是“黨的創新理論”，包括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經由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最終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為現實的理論形態并推進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發展。

（一）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進程中生成并建構的“中國理論”，在總體上首要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涵蓋各領域、囊括多學科、融合各方面的知識和理論，促進不同學科、不同理論之間的協同，具有綜合性；它將各學科各領域各方面的知識、理論有機整合起來，構建一個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自主知識體系，具有總體性；它強調獨立自主的創新，提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觀點和理論體系，具有主體性。

近代以來，西方眾多的哲學社會科學門類及其重大理論總體上是圍繞西方中心論建構起來的。中國式現代化就是從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而開創和發展起來的，也是從走自己的路中“走”出來的，是走自己的路在新時代最根本最集中最鮮明的體現。既然“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同理，中國式現代化也是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自然也應成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立足點。就是說，可以從多維度入手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然而最根本的，就是立足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現實基礎”和“實踐根基”。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就要“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主體性”，就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擺脫對西方學術和話語的盲目追隨、簡單模仿，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科學判斷，能自主地推進學術研究和知識創新，在學術研究中具有獨立見解和批判精神，形成獨立的學術品格和學術精神；就是要把中國具體實際和發展需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研究和解決中國問題，形成符合中國國情和發展規律的知識體系與理論，在國際學術舞臺上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學科體系是框架支撐，可為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提供知識架構，學術體系是核心內容，可為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提供堅實的學術支撐，推動知識體系的不斷創新和發展，話語體系是表達方式，是知識傳播和交流的重要工具，它塑造著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國際形象和話語權。簡言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融合了學科體系中的知識分類、學術體系中的研究成果和話語體系中的傳播內容。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追求的目標，構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目的，就是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習近平指出：“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因立足中國式現代化，也從總體上區別以“東方從屬于西方”為根基的西方知識體系且具有自主性，從而鞏固著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它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且因“中國式”（或中國特色）而成為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原創性”的基石。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必須堅持主體性、原創性，把來自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知識成果與理論形態，通過抽象、歸納、概括、演繹形成標識性范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建立相互之間的本質聯系、邏輯結構和知識體系，構成具有科學邏輯的自主知識體系。這樣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及其由此建構起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堅守中國立場，弘揚中國價值，彰顯中國智慧，是具有文化主體性的獨立自主的知識體系，自然具有主體性、原創性。

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因其超越“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且展現出新圖景而鞏固著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立足點，以中國理論尤其是黨的創新理論為理論源泉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蘊含“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兩個大局”“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人民至上”“道路多樣”“新發展理念”“兩個布局”“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治理”“共同價值”“命運共同體”“世界貢獻”“兩個結合”“中華文明突出特性”“新的文化生命體”“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文化主體性”“黨的領導”等標識范疇與核心內容，既超越了“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也與近代以來的西方眾多哲學社會科學及其重大理論相區別，成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支點。因此，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必須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二）建構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

如何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邏輯上首要就是立足中國式現代化以建構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使其成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基石。黨的二十大報告初步建構起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我們需要以此為基礎，進一步運用高度的哲學抽象思維，從學理上建構起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以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從學理上建構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首要是明確其體系主干、標識范疇、核心原理和哲學根基。

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體系主干，簡要說包括“何以生成”（生成邏輯）、“何以為是”（性質方向和本質特征）、“何以實現”（怎么實現）、“何以重要”（為了什么）和“何為根基”（哲學基礎）。

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標識范疇，可以以體系主干為基礎框架，從眾多概念中提煉概括出來。第一，從“何以生成”層面可提煉概括出“道路多樣”“復數文明”“民族特質”。它強調通往現代化的道路是多樣的，文明是互學互鑒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通往現代化的一條新路，它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特質之中，基于中國國情和中國實踐，能內生和自主開創出人類文明新形態；它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超越了現代化道路問題上西方所謂的線性道路、單數文明和種族優越，強調道路多樣、文明互鑒和民族特質（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第二，從“何以為是”層面可提煉概括出“黨的領導”“人民至上”“命運共同體”。在本質要求上，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是積極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現代化。這樣的現代化堅持“黨的領導”“人民至上”，注重“命運共同體”。第三，從“何以實現”層面可提煉概括出“國家治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大原則，就是堅持深化改革開放，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里所講的“重大原則”及其“國家治理”現代化蘊含著發揚斗爭精神，實質上講的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目標愿景的主要實踐方略，它既能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動力和活力，也能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愿景提供根本保障。第四，從“何以重要”層面可提煉概括出“世界貢獻”。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貢獻主要體現在，能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新的選擇，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新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第五，從“何為根基”層面可提煉概括出“共同價值”等。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觀基礎，就是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進和平發展，促進公平正義，堅持民主自由；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根基是“普惠哲學”，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等，都具有“普惠”意蘊。這樣，黨的領導、道路多樣、文明互鑒、民族特質、國家治理、人民至上、共同價值、命運共同體、世界貢獻等，就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標識范疇，也成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范疇來源之一。

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核心原理，需經過全面深入研究后方能精準確定。不過，也可初步確定提煉概括其總體框架和基本思路。簡要說：一是中國式現代化生成原理，回答“何以生成”；二是中國式現代化本質特征，回答“何以為是”；三是中國式現代化目標愿景，回答“實現什么”；四是中國式現代化實現方略，回答“怎么實現”；五是中國式現代化重大意義，回答“何以重要”；六是中國式現代化哲學根基，回答“何為根基”。

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哲學根基是一個全新問題，需要嘗試性地進行學理探索。依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根據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和本質要求，筆者以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根基是“主主平等普惠”。西方現代化的哲學根基是“主客二元對立”，它支撐“東方從屬于西方”框架。西方現代化曾以兩極分化、單向度發展、破壞自然、殖民主義擴張為本質特征，其哲學根基是“主客二元對立”；中國式現代化是在超越西方現代化和“東方從屬于西方”格局的歷史進程中出場的。因而，中國式現代化本質上區別并超越于西方現代化，其哲學根基是“主主平等普惠”，即人人都是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主體，也應是享受現代化建設成果的主體，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是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主體，也應當享受現代化建設的成果；作為主體，主體之間在權利、機會、規則等方面都應當是平等的；既然都應當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主體，也就應當具有普惠性。從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和本質要求看，中國式現代化就是具有平等包容普惠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就是全體人民都是創造財富的平等主體，也都是享有共同富裕的平等普惠的主體；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即兩個文明都是齊頭并進、同步發展的平等主體，兩個文明相協調就是彼此相互成就，亦即普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就是人與自然在和諧共生上都是平等主體且平等普惠；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就是任何國家在權力、機會、規則上都是平等的主體、普惠的主體，都應當具有平等的普惠性。

從世界現代化歷史看，從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生成及其實質看，從新時代思想文化建設和意識形態建設看，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形態與基于“東方從屬于西方”框架的西方理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譜系，二者較量根本上是意識形態的較量。意識形態之爭實質上是“主體性”之爭，是圍繞“主體性”展開的。“古今中西之爭”根本上可歸結為這兩種理論譜系及其主體性之爭，各種爭論都可在這兩種理論譜系及其主體性之爭中加以定義。研究這兩種理論譜系及其主體性之爭，構成我國思想文化建設、意識形態建設中具有總體性、標識性的前沿問題。

（三）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接著在邏輯上就是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形態的進一步推進和深化，這一思想就是在解答“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時代課題中創立發展起來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系化學理化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內容。

從中國式現代化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看，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本源意義，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足點。《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走自己的路，是對我們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所探尋和確定的道路的一般性概括。在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的四大歷史時期，道路都是具有本源意義的根本問題。“無論搞革命、搞建設、搞改革，道路問題都是最根本的問題。”“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這意味著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都立足并聚焦于走自己的路，都建立在走自己的路的基礎上。同理，走自己的路在新時代的重大實踐創新成果，就是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就是從“走自己的路”走出來的，因而可以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足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和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基礎上，科學回答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創立起來的，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大實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深厚的實踐基礎和豐富的現實依據。

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本質聯系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彰顯了“世界向我”的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其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關于我國發展起來以后使大國成為強國即實現“強起來”的理論。它致力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從而為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進而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奠定了堅實的實踐根基。其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關于使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理論。它為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進而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奠定了堅實的馬克思主義根基。其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關于彰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進而堅持“兩個結合”的理論。它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充分彰顯了對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高度自信和堅定堅守，從而為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進而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奠定了堅實的文化根基。其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關于新時代進一步把握歷史主動和精神主動的中國理論。它讓世界了解“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從而為解構“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框架進而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根基。其五，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關于堅持胸懷天下并解答“世界之問”的世界理論。它倡導文明互學互鑒，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它以開放包容姿態對待世界各國文化，既積極吸收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又向人類文明發展展現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既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保持民族獨立和精神主動，也在國際舞臺上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進而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提供了廣闊的世界視野。

（四）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進而在邏輯上就是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篇。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既要有中國維度，也要有世界維度。在世界維度，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世界之源、時代源泉，它鞏固著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使社會主義由空想成為科學，至今依然具有指導意義，是我們觀察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20世紀，列寧、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既使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變成現實，也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由西方走向東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21世紀，在傳承馬克思主義根本立場、價值取向、基本原理、方法原則、理想信念基礎上，需要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就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

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生長點、發展源主要在當代中國，且聚焦于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既意味著要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高高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不斷發展，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新的途徑，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的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新的選擇，還意味著它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這表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正在歷史性地轉移到當代中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發展蘊含一條規律，就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轉移到哪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生長點、發展源就歷史性地轉移到哪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正在歷史性地轉移到當代中國，當代中國就必然成為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生長點和發展源。

當代中國為創新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基石。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本源性、總體性、根本性與世界意義，有助于解答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重大時代課題；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就包括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有助于解決中國如何由大國成為強國、科學社會主義如何在21世紀中國煥發強大生機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何走向世界并彰顯超越資本主義的顯著優勢、如何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新的選擇等重大時代性問題。從中國式現代化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再到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一個邏輯層層遞進且不斷提升的關系，構成嚴密的有機整體，構成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過程。

從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經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再到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總體”，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分別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基石”“核心內容”“時代源泉”；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形態的進一步推進和拓展，就是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篇，在理論上鞏固著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使我們更加堅定理論自信。

三、習近平文化思想鞏固了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

實踐和理論的根脈在文化。從根底或底層邏輯講，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格局并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更基本更深厚更持久更集中更鮮明的，是聚焦于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進程中形成的，也是在黨的創新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是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創新發展的集大成者。其注重“第二個結合”且在思想文化上的目標旨向，就是破除東方對西方的文化依附，破解“古今中西之爭”，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習近平指出：“‘第二個結合’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就是說，基于“第二個結合”形成的習近平文化思想，在根底上創新發展且充分彰顯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一）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現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認識

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現一種規律性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把建設文化強國推到歷史前臺，成為人們關切的緊迫問題，從中可提升出一種規律性認識，即從“物質”經“制度”再到“文化”。從馬克思主義維度看，馬克思是從“物化資本批判”入手，深入對“資本主義制度批判”，走向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哲學革命，這是馬克思思想演進的邏輯；從歷史維度看，從1840年到1921年，中國對西方現代化沖擊的回應，經歷從“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經“制度”層面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再到“文化”層面的五四運動，這是近代中國對西方現代化沖擊予以回應的邏輯；從實踐維度看，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前半程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因而相對注重物質世界建設，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它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我們黨既要對創造物質財富的實踐活動予以制度規范，也認為創造中國奇跡的深層原因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于是我們就把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后半程的歷史任務確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制度的背后是文化。在物質建設和制度建設基礎上，因新時代的中國具體實際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充分彰顯出來，又把建設文化強國作為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也使我們注重尋求制度優勢的文化根源，使文化強國建設成為新時代的鮮明標識，這是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發展的邏輯。

上述邏輯意味著文化的重要性，它關乎國本、國運，關乎國家、民族靈魂，關乎人心根基，塑造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世界。文化是相對于未經人的活動外化的“原始自然”而言的，講的是“人化自然”的“人化”過程，是人的內在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活動及其成果。一切人類的內在本質力量對象化活動的成果，在事實上都可稱為文化。人類內在本質力量對象化活動的一切“成果”之歷史沉淀、選擇和升華，就會“凝結”為一種“基因”，基因的群體化、共同體化就是“根脈”，對基因、根脈的傳承就是“傳統”，而基因、根脈和傳統直接影響人的思想意識、行為規范、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進而影響“結果”（“東方從屬于西方”所蘊含的依附性，其深層就是東方對西方的文化依附）。習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形成的，符合歷史發展邏輯，體現一種規律性認識，這種規律性認識內在要求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二）習近平文化思想為闡明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內涵指明方向

創新發展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在于習近平文化思想為闡明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指明方向。如何理解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的內涵？這是一個前提性、基礎性問題，依據習近平文化思想，可從本原、關系、過程、空間和功能五個維度入手。

從“本原”角度提出確立并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這一命題，表達出我們黨在中華民族文化“由何而來—現在何處—走向何方—價值何在”與“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傳統和現代”等問題上的高度自覺；它指中華民族在對待文化自我上具有自覺性、內生性、獨立性、自主性、創造性、引領性與話語權，既在對待自身文化上具有主體性，也在與其他文化的關系上具有主體性；這種“主體性”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或“統治”意義上的主體性危機，是具有“平等性”“開放性”“包容性”“互鑒性”“普惠性”“和平性”的主體性；其目標旨向，在于重構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從“關系”角度，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在與文化主體性、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的關系中得以確定的。這四個概念存在于習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主體性是前提，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是文化主體性的具體不同的體現和實現形式；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既是建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的基礎，也得益于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的賦能；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是對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在政治上的引領，而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則為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提供深厚的文明根基和文化支撐。

從“過程”角度，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一種歷史概念，其主體性是中國大地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長期傳承發展、交流融合的歷史過程中生成鞏固發展起來的，是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獨特文化體系所具有的特性。從“空間”角度，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區別于其他國家及其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它更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一種呈現多元一體格局的文化主體性。從“功能”角度，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既有助于把內部差異極大的眾多民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內部發揮著傳承民族精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凝聚民心的作用，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凝聚力、國家認同感的堅實基礎，是維系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共同體的精神紐帶，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強大精神支撐，也使中國共產黨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還使“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

（三）“第二個結合”為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奠定文化根基

為鞏固創新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習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其出發點，是新時代中國具體實際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鮮明彰顯出來，其落腳點，就是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其重大意義體現在“破”“立”“行”三個核心方面，它既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破解了“古今中西之爭”，也為開啟“廣闊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空間”提供了方法，還強調以“新的文化使命”實現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

從“破”的角度，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底層邏輯在于破除“西方中心論”和“文化虛無主義”，為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掃清思想障礙。“古今”是歷史時間問題。“古”，就是如何看待中華傳統文化；“今”，就是如何看待傳統和現代的關系。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這一論斷的底層邏輯就是破除“西方中心論”。提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層邏輯就是破除“文化虛無主義”。習近平文化思想注重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其實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它強調“古為今用”，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從而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為豐富人民精神世界，為推進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提供文化支撐，彰顯其時代價值和世界意義。顯然，“古今”問題涉及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解決“古今”問題，有助于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從“立”的角度，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出“第二個結合”“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為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奠定了堅實的文化根基。

一是解決了“中西”問題。“中西”是歷史空間問題。“古今”問題蘊含“中西”問題，對“古今”問題中的“今”的理解，就涉及“西”的問題。“中西”問題也蘊含“古今”問題，對“中西”問題中的“中”的理解，就涉及“古”的問題。由“第二個結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本身是一種新的“體”，具有集成性、整體性和創新性，它既不是“西體中用”，也不是“中體西用”，而是以“新的文化生命體”為“體”（主體），并強調明體達用，這就解決了“中西”問題。

二是“第二個結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及形成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結合’本身就是創新”。新的文化生命體具有豐富內涵，它是“第二個結合”形成的理論形態、文化形態、文明形態和實踐呈現：它以“魂脈”“根脈”為根底；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為內核；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主導。馬克思主義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古為今用，成為現代的，充分彰顯其時代價值和強大生命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中國的，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使中國共產黨“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好”，使我們把握了歷史主動。

作為新的文化生命體內核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是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于一體的重要范疇。“第二個結合”蘊含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之底色、框架及其文化觀念和本質特征，昭示著中華文化新的發展方向。其內涵和意義是直接、充分和鮮明地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它以馬克思主義為魂脈和旗幟，能使我們黨把握歷史主動；它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因和根脈，使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具有彰顯主體性的獨特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它融合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注入新的強大動力和時代內涵，從主體性上體現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和主體力量；它積極吸收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既在文明交流互鑒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也向世界展現出中華文化的主體特性和獨特魅力，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它注重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實現全體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體現了人民的主體地位；它把推進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作為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以建設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形態較為注重倫理道德，相對側重于人和人的關系，注重以道德秩序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關系中“尊重他者”。西方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本質上是以資本為主導邏輯的“競爭性文化”，相對側重于人和物的關系，注重強人從己。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不忘本來”，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收外來”，批判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積極因素，立足“現在”，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和本質要求，是揚棄中西傳統文化形態意義上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文化，是世界意義上的注重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文化，是哲學意義上的注重平等包容普惠的文化，這樣的文化形態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從“行”的角度，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踐行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這就是在實踐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以此實現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破”“立”“行”及相關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新的文化使命等，構成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義，是文化觀和文明觀上的思想解放，它因破解“古今中西之爭”開啟了理論和實踐創新空間，其實質就是從根底上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新的文化生命體及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其所蘊含的“魂脈和旗幟”“把握歷史主動”“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和中國氣派”“體現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向世界展現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建設文化強國”等話語表明：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通過“第二個結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建立的，是通過破解“古今中西之爭”鞏固的，它鮮明彰顯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為堅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依托，“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

總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是立足于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確立起來的；是在整合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形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21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基礎上鞏固和發展起來的。其中，在走自己的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實踐進程中，注重并運用“兩個結合”，是確立并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邏輯起點；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從總體上為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提供了知識支持；在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基礎上建構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形態，是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當代體現；創立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21世紀馬克思主義為鞏固發展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提供了具有時代意義和世界意義的理論源泉；尤其是基于“第二個結合”形成的習近平文化思想及蘊含的新的文化生命體、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既為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掃清思想障礙，也為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奠定了基礎。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