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不僅是杰出的史學家，也是優秀的教育家：列其門墻的，濟濟一堂；私淑成名的，不在少數。只是學術上的耀眼光芒遮掩了他教育上的突出成就，長期以來，學界多研究其史學思想，對其教育思想則關注得不夠。事實上，作為終生從事著述和教學的人，教育思想不僅是其整體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如今學術型人才的培養也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就此做些探討，以求教于學界。

一提起陳寅恪，人們首先會想到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句名言最早見于他為王國維紀念碑撰寫的碑文，這既是對王國維的評價，也是陳寅恪的宣言，它貫穿于陳寅恪艱難坎坷的人生歷程中，融匯在陳寅恪輝煌璀璨的學術創作中，落實到陳寅恪漫長曲折的教學活動中。那么，作為終生從事教育的教授，陳寅恪又如何在教學中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

“為中國近世之模范人家”

在教育方面，陳寅恪推崇的是隋代王通和唐代韓愈。王通辭官歸隱，著書立說，設帳授徒，名聲大噪，求學者自遠而至，盛況空前，有“河汾門下”之稱，不僅及門弟子多達千余人，還結交了許多名流，其中學生薛收、溫彥博、杜淹等，友人房玄齡、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陳叔達等人，在隋唐之際的歷史舞臺扮演著重要角色。陳寅恪說“追從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范，托未契于后生”，指的就是這件事。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不僅繼承孔孟傳統，采用禪宗思想，建立道統，開啟宋代道學，而且提攜后進，領導古文運動，開宋代文化之先河。陳寅恪稱贊道，“退之在當時古文運動諸健者中，特具承先啟后作一大運動領袖之氣魄與人格，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退之所以得致此者，蓋亦由其平生獎掖后進，開啟來學，為其他諸古文運動家所不為，或偶為之而不甚專意者，故‘韓門’遂因此而建立，韓學亦更緣此而流傳也。……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后來趙宋新儒學新古文之文化運動。”陳寅恪是有家國情懷的史學家，從事學術研究最終是為了經世致用、造福民眾，他的理想是培養出有益于人民和國家的人才。

這些與陳寅恪的家傳也有關系。他出生的家庭不僅是官宦世家，而且也是教育世家。其曾祖父陳琢如，走遍淮、徐、齊、豫等地，還到過京師，結果十分失望，感嘆“士失教久矣，自天下莫不然。誠欲興起人才，必自學始”，促使他以布衣身份興辦地方教育，創立“義寧書院”。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初入仕途，就在河北創辦“致用精舍”（也稱河北精舍），后來出任湖南巡撫，推行變革，創辦很多新式學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長沙時務學堂。父親陳三立曾跟隨陳寶箴積極參與變法，后來不與政治，袖手乾坤，創辦散原精舍，聲名遠播，是詩壇祭酒、學界翹楚，連徐志摩這樣的新派詩人也以得到他的品題為榮。陳寅恪祖上三代，無論是平民布衣還是封疆大吏，都看重辦學育人，在政壇和學界久負盛名，因此也就“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學術德教之所托命者”，“為中國近世之模范人家”。

“不教書怎么叫教書匠呢？”

在清華大學享譽最高的校長梅貽琦在談到理想的師生關系時說：“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門難為言’，間嘗思之，游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導前，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清華國學院既繼承了中國宋明書院的傳統，又吸收了英國牛津等大學的導師制，老師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學生問道心志的誠敬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日，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吟嘯。這需要教師以身作則，言傳身教。

對陳寅恪來說，首先是樂教敬業。陳寅恪熱愛教書這項事業，視教書為生命。1941年，陳寅恪預備去英國講學滯留香港，任香港大學教授，在歷史系擔任四門課程講授，每周八個小時。當時他家住九龍。去港大上課，需由九龍乘公共汽車到尖沙嘴輪渡碼頭，渡海至香港后，再換乘電車到學校。路途單程約需兩個小時。如此奔波，非常勞累，但他依舊認真備課，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從香港脫險回到內地后，陳寅恪先后執教于廣西大學和燕京大學，并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職，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略稿》。1944年冬，《元白詩箋證稿》初稿完成。12月12日，剩下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住院治療。就在治病期間，情緒穩定下來后，學生石泉侍疾床前，陳寅恪就在病床上指導他醞釀構思畢業論文《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1947年春天完成。蔣天樞說：“先生漂泊西南，備歷艱困，當流亡逃死之際，猶虛懷若谷，獎掖后學，孳孳不倦，河汾之情偉矣！”

1946年陳寅恪從海外歸來，去外國治療眼睛，還是無效，雙目依舊失明，身心俱疲。系主任雷海宗看他身體孱弱，雙目失明，便勸他暫時不要開課，休養一段時間，搞些個人研究。陳寅恪馬上說：“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么叫教書匠呢？ 我要開課，至于個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錢不干活呢？”雷先生同意后，他又讓學生王永興通知中文系，在中文系也開一門課。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陳寅恪一直在教學第一線、堅守教學崗位，幾乎從來沒有因為私事而請假、遲到和曠課。除非因健康原因，臥病不起，不能上課，一旦健康情況允許，就是在病榻上也堅持給學生講課。作為學問家和著作家，他從來沒有因個人研究和個人著述而耽誤給學生講課。就是后來雙目失明，陳寅恪還堅持上課：備課是由助手先念資料，他思考組織；上課是由助手板書，他自己口授。這樣一直延續到1958年被迫停課為止。在任教的幾十年里，陳寅恪“默自約誓，非有特別緣故必不請假，故常有帶病上課之時”。1932年10月，他父親八十大壽，時間錯不開，乃是罕見的“特別緣故”，請假十天去廬山祝壽。其敬業愛崗、克盡職守的精神深深地感召著學生。多年之后，王永興還說：“使我感動的是他那種勇于擔任工作重擔的精神，使我感動的也是他那樸實而堅定的語言。他沒有說過作為一個教師該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話，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許多話高明得多。”

其次是嚴謹認真。陳寅恪是教師，但首先是學者，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考據的傳統，又吸取西方近代實證精神，無論是研究還是授課，都實事求是，認真研究史料，從中得出結論。剛進清華園時，陳寅恪在國學院任教，講授幾門課程。課前他認真備課，每次都是重新查閱史料，組織講義，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量很大。授課時自己把所用的書籍用兩種顏色的包袱帶進教室，工整板書，仔細講解，全神貫注，一絲不茍，一堂課下來，幾乎搞得精疲力盡。每逢周末，還進城和漢學家鋼和泰學習梵文、討論問題。每天清早起來朗讀外語，勤奮用功一如讀書求學時期。他自己認真研究，對待學生要求自然嚴格。據金岳霖回憶：“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余的材料。”金岳霖不僅感到陳寅恪知識淵博，記憶力強，也感受他嚴謹認真。清華大學教師王以中是李濟的學生，寫有關交通史的文章，告訴陳寅恪說陳垣那里的《殊域周咨錄》有這方面內容。陳寅恪就致函陳垣幫他借書：“清華教員王君以中來言，尊處藏有《殊域周咨錄》一份，不知能允許借鈔否？王君為李君濟之助教，專攻東西交通史，故亟欲得此書一觀也。”為同事的學生寫文章，陳寅恪專門幫著借書，這是熱心，更是認真。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寫好后，請陳寅恪寫序，想出版問世。陳寅恪看后給他說：“此文資料疑尚未備，論斷或有可商，請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與世相見，則如率精銳之師，摧陷敵陣，可無敵于中原矣。”姚薇元聽從老師建議，窮十年之功，充實修改完善，再請陳寅恪作序。陳寅恪欣然命筆，寫了序言。嚴師出高徒，陳寅恪自己治學嚴謹認真，教出來的學生也這樣。

再次是開拓創新。陳寅恪史學家、思想家，不是教書匠，是一代大師。大師不是隨便可以稱呼，陳寅恪對大師有自己的理解。他說：“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概言之，真正大師有承前啟后之功。陳寅恪就是這樣的大師。他衡論中西，平章華梵，在多個研究領域有開創之功。在總結王國維學術成就時，他概括三種模式：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陳寅恪治學同時采用這三種模式，取得很大成就。對于中國典籍經史子集陳寅恪十分熟悉，又遇上殷墟發掘、敦煌文檔再現、大內檔案面世；他通曉多種文字，包含中國周邊國家的梵文、蒙文、滿文、巴利文、西夏文和突厥文等，他留學海外18年，對西方文化及其與中國文化的差別十分熟悉。

在傳承方面，陳寅恪繼承乾嘉學派的傳統。乾嘉學派在史料的整理與考訂，史學工具與方法的改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惜乎其時文網密布，“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人們不敢發表議論，沒有系統深邃的史學著作出現。陳寅恪承謹嚴之風，又敢于開拓，不僅寫下《唐代政治史略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元白詩箋證稿》等傳世經典，還撰寫了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見的文章，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考察報告》等，他“在史中求史識”，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加上“西洋語言科學之方法，為中蔵文比較之學”，成就“較之乾嘉諸老更上一層”；即便是暮年時節，他失明臏足，不惜殘老，衰年變法，私下撰寫《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等，深藏篋底，托諸名山。這些充分展示陳寅恪的學術功底和創新能力。正因為這樣，他講課時能做到三不講：外國人講過的不講，古代人講過的不講，自己講過的不講。這就是說，講課的內容都是自己最新研究的成果，都是有創新性的。也是因為這個，慕名聽課的不僅有學生，還有著名的教授如吳宓和朱自清等人，鄭天挺也因之稱其為“教授之教授”。

敢“書具保證”，愿“坐濫保之罪”

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文的開頭說：“人類之不同于禽獸者，以其具能思想之特長。能思想矣，而不能自由焉，不能獨立焉，則又何以異乎牛馬而冠裳。”（碑文原稿）他看重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首先看重個體人的生命。具體到教書育人上，就是看重學生的生命，因為這是學生治學問道的根本。陳寅恪體弱多病，深受其苦，更加珍惜生命與健康。他一生潛心于學問，從不旁騖，惜時如金。他既不擔任一切行政職務，也不從事任何與學問無關的事務性工作，但他對門生弟子的事情，無論是生活、學習，求職乃至借書，都毫不吝惜自己的時間、精力，予以介紹、推薦甚或代庖。下面略舉數例，資以說明。

對于學生的生命安全，陳寅恪掛記在心上。在清華國學院時，學生朱延豐因失戀痛苦不堪，有兩周時間既不在宿舍休息，也不到教室聽課。有的說他回江蘇老家，有的說他輕生自殺。陳寅恪得知此事憂心如焚，派學生四處打聽尋找。后來朱延豐自己回到學校，陳寅恪才放下心來。為了讓他有所寄托，及早從失戀的陰影中走出來，陳寅恪專門致函胡適，推薦朱延豐到胡適主持的編譯所里做些翻譯工作。1931年，學生羅香林父親去世，他給親戚師友發了訃聞。陳寅恪接到訃告后寫了副挽聯寄到羅香林家里：“惜公抱經世才而未竟其用，有子治專門學能不負所期。”一代國學大師送來挽聯，這對喪父的少年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勵呀！1942年，愛徒張蔭麟英年早逝，陳寅恪十分悲痛，在挽詩中寫道：“流輩論才未或先，著書曾用牘三千。共談學術驚河漢，與敘交情忘歲年。自序汪中疑太激，叢編勞格定能傳。孤舟南海風濤夜，回憶當時信惘然。”

對于學生的日常生活，陳寅恪也是在惦記和關心。抗戰勝利清華復原后，陳寅恪雙目失明，堅持上課。助手王永興在清華大學沒有住房，工作起來很不方便。陳寅恪專門致函校長梅貽琦，請解決王永興的住房問題，并讓自己妻子唐筼親自把信函交到梅貽琦家里。王永興當時不知道。他后來回憶說：“1947年1月中，清華庶務科通知我說，分配給我三間住房，在西校門外喇嘛廟（即顏家花園），要我去成府找顏惠慶的管家，由他領我去看房子。這是顏家的一處房屋，清華租來作為教師住房。庶務科的通知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且迷惑不解，我沒有向學校申請住房，歷史系和雷海宗先生也沒有向我說過住房的事。但我還是踏雪去看了房子，一所大花園內的三間寬敞大瓦房，在西校門附近。不久，我搬入新居。他們查閱清華大學校史檔案，在1947年檔案中有如下一封信。”“敬讀四十三年前先生致梅貽琦校長的信，我如大夢初醒，悲感萬分，為了我的住房，先生寫信，師母親臨梅家。幾十年中，先生和師母從未說過。長時間中我受到先生的護持也竟不知，而今稟謝無由，至感悲愧。”

對于學生畢業后就業問題，陳寅恪更是關心操勞，四處求人，寫信幫學生求職。例如，為張蔭麟工作，他致函傅斯年：“昨閱張君蔭麟函，言歸國后不欲教哲學，而欲研究史學，弟以為如此則北大史學系能聘之最佳。張君為清華近年學生品學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嘗謂庚子賠款之成績，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張君年頗少，所著述之學術論文，多為考證中國史性質，大抵散見于《燕京學報》等，四年前赴美學哲學，在斯坦福大學學哲學得博士學位。其人博洽而思想有條理，若以之擔任中國通史課，恐現今無更較渠適宜之人。若史語所能羅致之，則必為將來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書具保證者，蓋不同尋常介紹友人之類也。”再如，他在給吳其昌寫的求職推薦信中說：“吳君其昌清華研究院高材生，畢業后任南開大學教員，近為美國斯丹福大學經濟學會搜集中國經濟史材料，吳君高才博學，寅恪最所欽佩，而近 狀甚窘，欲教課以資補救。……吳君學問必能勝任教職，如其不能勝任，則寅恪甘坐濫保之罪。”為了學生求職和謀生，陳寅恪敢“書具保證”，愿“坐濫保之罪”，這是對學生怎樣關心和對事業熱愛呀！ 像這樣幫學生求職的親筆函件，陳寅恪寫了很多，而有些被推薦的人自己并不知道。陳寅恪推薦勞榦到語史所工作一事，就是他很多年后才知道的：“等到傅孟真先生逝世以后，我在參加傅先生遺集整理工作之中。在傅先生的一本書中，看到夾著陳先生一張回覆傅先生的信，對我加以鄭重的推薦，這件事陳先生從來未曾直接和間接表示過的，使我萬分的感動。當時覺得這是傅先生未曾公開的信，我只好看過仍夾在原處。”1944年11月23日，就在雙目失明前的二十天，他致函李濟和傅斯年，談到自己眼疾后，還在推薦朱少沂給語史所：“茲有一事即蔣君大沂，其人之著述屬于考古方面，兩兄想已見及，其意欲入史語所，雖貧亦甘，欲弟先探尊意，如以為可，則可囑其寄具履歷著述等，照手續請為推薦，其詳則可詢王天木兄也。弟不熟知考古學，然與蔣君甚熟，朝夕相見，其人之品行固醇篤君子，所學深淺既有著述可據，無待饒舌也。”自己面臨著雙目失明的危險，還不忘推薦學生找工作，這是何等的博愛和負責呀！由他推薦找到工作的學生，多達十幾人。有些是他自己帶的學生，有些是別人帶的學生。如，他推薦給陳垣的孫道升就是馮友蘭帶的學生,他在信中寫道：“孫君道升，前清華大學哲學系畢業高材生，學術精深，思想邃密，于國文尤修養有素。年來著述斐然，洵為難得之人材。聞輔仁附屬高中國文課尚需教員，若聘孫君擔任，必能勝任而愉快也。”

學生畢業工作后，陳寅恪一直鼓勵并激勵他們。學生有著作出版，求他作序，他有求必應。朱延豐的《突厥通考》、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徐高阮的《重刊洛陽伽藍記》、吳其昌的《梁啟超傳》等，都有陳寅恪所寫的序言和跋文，對他們加以肯定并鼓勵。對于親炙弟子如此，對私淑學生也這樣。著名的中古史研究專家唐長孺并沒有跟陳寅恪讀書，屬于私淑弟子。唐長孺把自己的著作《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寄給陳寅恪。陳寅恪看后給唐長孺回信說：“寅恪于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茍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陳寅恪學界泰斗，名重天下，一言九鼎，誰若能得其嘉許，便可身價十倍。后來唐長孺在史學界享有盛名，與陳寅恪的肯定和嘉許是分不開的。唐長孺后來紀念道：“掩卷心慚賞譽偏，講堂著籍恨無緣。他年若撰淵源錄，教外何妨有別傳。”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陳寅恪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實踐，離不開特定的社會環境。陳寅恪從事教學的生涯很長，但大部分是民國時期，主要是在清華大學。他教學的第一站便是清華國學院，在后來很長時間內，也是在清華教書，是民國時期的清華大學為他提供著述和教書的平臺。因此，講陳寅恪的教育思想自然離不開民國時間的清華大學。

從剛升級為大學后羅家倫主政時期，清華就采取“教授治校”的領導體制，并形成傳統，就是在國民黨對大學進行黨化教育的時代，這種制度也堅持了下來。1938年4月，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同年10月，中共在聯大成立地下黨支部，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專門從事反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活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黨對于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地加強了。1939年就要求院長以上的教職員都必須加入國民黨，并在聯大公開設立國民黨黨部，稱為區黨部，在各學院設立區分部。……在學生中還公開設立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部。……在學校還設有訓導處，由訓導長負責對學生進行‘訓導’。”后來馮友蘭說：“從表面上看來，聯大成為國民黨完全統治的學校了。其實并不盡然。據我所知，聯大還是照三校原有的傳統辦事，聯大沒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請或解聘教授；沒有因政治的原因錄取或開除學生；沒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學術工作：所以在當時雖然有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會上仍然認為聯大是一個‘民主堡壘’”。清華大學并沒有統一教材，由老師們自己根據研究心得編寫講義，把研究成果傳授給學生，這是在教學活動中堅持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的重要保證。1940年，陳立夫出任教育部長后，三度訓令西南聯合大學按教育部的規定統一教教材，統一考試，遭到了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的強烈反對，他們推薦馮友蘭起草公函，駁斥教育部的訓令。馮友蘭模仿諸葛亮《后出師表》，義正辭嚴，從六個方面駁斥教育部的無理要求。信函上呈以后，教育部也就沒有強迫聯大遵照要求統一教材、統一考試，聯大仍然秉承“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則，由教授們自己編寫講義、組織考試。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陳寅恪才能在教學中貫徹自己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的主張，無論著述和講課，都是從事實出發，認真研究，得出結論，不人云亦云，不曲學阿世，不老生常談。他對于自己學生定下一個標準，“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陳寅恪在這里說的“從我之說”，不是具體的研究結論，而是堅持“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這一基本原則。學者具體學說有無錯誤，是可以商量的，陳寅恪對王國維和梁啟超的學術思想，都有不認同并批評的地方；他自己的著作后面都是以“稿”的面目問世，就意味著還有商榷修改的地方。學生羅香林寫唐太宗傳，自然涉及到李唐王室的出身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陳寅恪持少數民族說，朱祖謀持漢族說，恰好朱祖謀是羅香林的岳父。陳寅恪開玩笑說，這個問題上，是從師傅說，還是從岳父說呢？ 意思是鼓勵羅香林自己思考，不要盲從他人。經自己研究得出結論，是和師傅的接近，還是和岳父的接近，倒是無所謂的事情。卞僧慧也回憶陳師要學生們看原書，從“原書中的具體史實經過認真細致、實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結論，一定要養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

對于“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他認為是最重要的，“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當這一原則實在無法堅持時，他寧愿退出講壇，不再教課，也不愿人云亦云、曲學阿世。1958年，全國掀起批判“厚古薄今”的運動，陳寅恪受到了來自全國學界的批判，這些批判中帶著很多非理性和非學術的成分，甚至是對陳寅恪進行人身攻擊和人格侮辱。這年7月，陳寅恪致書中山大學校長，表示：一、堅決不再開課；二、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搬出校園。從此，陳寅恪告別了堅守32年的講壇，結束了他心愛的教書生涯，留下了“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作詩欠砍頭”的詩句。最后，學校同意他不再授課，但堅決不允許他搬離校園。

作為以教書為職業的大學教授，陳寅恪更看重教書育人的重要性。他有著書立說、教書育人、創立學派的雄心壯志，可是沒有這樣的機會和條件。近代以來，隨著大學的陸續創辦，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也不斷職業化、專業化和學院化，一個學派的創立，需要相應的制度與環境做保證，需要大量的人力與財力做后盾。這些都是陳寅恪所沒有的，他全是憑一己之力在單打獨斗。他雖然供職于清華大學，可研究生制度并沒有建立起來，無論是國學院時期還是文學院時期，及門弟子寥寥無幾，且授業時間很短，最多也只有兩三年，關系也泛泛一般。那些學生至多初步摸到門徑就畢業離開，未能登堂入室，更別說廣收門徒，開宗立派了。終其一生，陳寅恪弟子不多，有的還中途變節，被他逐出師門，效法王通和韓愈的理想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及，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以致發出“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期于寅恪者哉”的浩嘆，落得“招魂楚澤心猶在，續命河汾夢亦休”，“平生負氣成今日，四顧無人對夕陽”。

盡管在著述和授徒兩方面的理想都沒有如期望的那樣實現，陳寅恪和他父祖一樣，成為悲劇式的人物，但他們的氣節和操守成為當代榜樣、萬世楷模。他的父祖“以吏能廉潔及氣節文章頗負重名于當代”，陳寅恪自己“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對學者來說，氣節比學業還重要。陳寅恪知道自己在這方面堅守的價值，他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于治道學術無裨益耶？”這里可看到，在陳寅恪心目中，作為人師的氣節、道德和操守是多么重要。學術研究需要外部有自由寬松的環境，自身有實事求是的精神。自由的環境是需要爭取的，求實的態度是需要堅守的。這些，陳寅恪都做到了。他給后世樹立了標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