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20 世紀 80 年代起，“漢語拼音方案”在中國得到了廣泛應用，在“注音識字，提前讀寫”的教學改革試驗中發(fā)揮了重大作用。如今，它已成為國際標準化組織以及聯(lián)合國拼寫中國人名、地名等專有詞語的標準，奠定了漢語拼音的國際化地位。同時，“漢語拼音方案”也為計算機的普及應用提供了便利，在當前的信息處理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這些都是漢語拼音化的成果，這些成果的取得都開始于清末的“切音字”運動。

清末“切音字”運動指的是清朝最后21年，即1891年到1911年的漢字拼音化運動。清朝末年，在維新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揭開了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的帷幕。當時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后、被侵略，其原因在于科學不發(fā)達、教育不普及；而科學不發(fā)達、教育不普及是因為識字者少；識字者少是因為漢字繁難，不是“切音為字”。所以，他們提出：“是故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1891年，近代啟蒙思想家宋恕在《六齋卑議》中最早提出“須造切音文字”的主張。第二年，福建同安人盧戇章在廈門出版了第一本切音字著作《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設計出了第一種拉丁字母切音字方案。此后，各種切音字方案如雨后春筍般不斷出現(xiàn)。據(jù)筆者統(tǒng)計，這一時期全國各地提出的切音字方案有28種之多。

清末28種切音字方案按照字母形體的不同，主要分成以下四種類型。第一，漢字筆畫式。這一類型是清末切音字方案的主流，后來發(fā)展成為民國初年的“注音字母”。具體方案包括吳敬恒的“豆芽字母”、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合聲簡字”、章炳麟的“紐文韻文”等。其中有的采用楷書偏旁，有的采用獨體古字，有的是漢字筆畫的各種變體。

第二，拉丁字母式。這一類型包括盧戇章的“中國切音新字”、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等。拉丁字母式在當時的影響并不大，只是切音字的支流，但這是中國人采用拉丁字母的最初嘗試。如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用26個拉丁字母拼寫了北方官話，不夠的地方加符號和變讀。這個方案第一次創(chuàng)造性地用[b d ɡ]三個濁音字母表示北方官話中的不送氣清音，以適應漢語的語音特點，后來被“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和“漢語拼音方案”繼承。

第三，速記符號式。這一類型包括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qū)W的“盛世元音”、力捷三的“閩腔快字”、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等。速記符號式的符號很簡單，容易書寫，但是符號形體易混，不容易閱讀，缺乏明晰性，示差性很弱，不能作為文字。王照就曾批評過速記符號式“省手力而費腦力，書易就而讀易訛”。

第四，數(shù)碼符號式。這一類型是用某些數(shù)目字代表聲母，用另外一些數(shù)目字代表韻母，然后互相搭配成音節(jié)，包括田廷俊的“數(shù)目代字訣”、沈韶和的“新編簡字”等。數(shù)碼符號式書寫比速記符號式更簡單，但是辨認也比速記符號式更困難。它只可能作為一種通信符號，不能作為一種文字，所以行不通。

這些方案絕大多數(shù)是雙拼制，少數(shù)是音素制，個別是三拼制。采用雙拼制的有盧戇章、蔡錫勇、沈?qū)W、力捷三、王炳耀、王照、勞乃宣等。雙拼制是聲韻相拼，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介音i u ü 跟韻母結合，另一種是介音跟聲母結合。雙拼制是對中國傳統(tǒng)“反切”法的繼承，不是對語音音素的分析，有許多不科學的地方。清末切音字方案中雙拼制占優(yōu)勢，說明了創(chuàng)制者對語音的認識還不夠深刻。

采用音素制的是朱文熊、江亢虎、劉孟揚、黃虛白。朱文熊認為：“我國一字者，實英文中之一段音也。”音素制是最科學的音節(jié)拼寫法，后來的“漢語拼音方案”就是音素制的方案。介于雙拼制和音素制之間還有一種三拼制的方案，代表為田廷俊的“拼音代字訣”。三拼制把介音i u ü和聲韻分開，但韻母還沒有完全分析到音素。三拼制比雙拼制前進了一步，但對音素的分析還不徹底。清末三拼制方法后來被民國初年的“注音字母”所繼承。

在清末28種切音字方案中，最為重要的是1892年盧戇章創(chuàng)制的“中國切音新字”，這是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造的第一個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也是今日我們采用的“漢語拼音方案”的雛形。盧戇章早年南渡新加坡，半工半讀，學習英文。回到廈門后，他苦心鉆研十幾年，在精心研究閩南方言韻書和方言教會羅馬字“閩南白話字”的基礎上寫成了切音字專著《一目了然初階》。他先后擬定了多種拼音方案，其中1892年的“中國切音新字”正式拉開了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的帷幕。

盧戇章創(chuàng)制“切音字”不是要取代漢字，而是要“以切音字與漢字并列”，“新字母注明中國之字音”，使人“能無師自識漢字”。這種主張就是現(xiàn)在所說的“注音識字”。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指出，“從1892年盧戇章的《切音新字》開始，當時我國的許多愛國人士也都積極提倡文字改革……在談到現(xiàn)在的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

清末“切音字”運動產(chǎn)生了多種拼音方案，并且積極加以推行，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漢字筆畫式居多，直到民國初年的“注音字母”仍采用筆畫式、三拼制，而不采用拉丁化、音素化，其原因與以下幾點相關。

第一，傳統(tǒng)漢字與“反切”的束縛。雖然東南沿海口岸的知識分子較早接觸西方語言文化，率先選擇拉丁化方案，但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仍選擇筆畫式方案而未能采用音素化記音。由于時代的局限性，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看不到漢字拼音化的主流在于“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而偏離了這個方向，就不是理想的“切音字”。

第二，許多學者尚未很好地掌握相關的語言學理論知識，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多數(shù)方案還不夠成熟。如盧戇章的“中國切音新字”也存在明顯不足：一是拼寫廈門音的字母中有16個拉丁字母變體，可是他設計的變體已經(jīng)不像拉丁字母了；二是采用雙拼法，不是音素記音。

第三，國家貧弱而非文字繁難才是社會落后的根本原因。其實漢字被廣泛學習和使用的關鍵在于普及基礎教育。如能普及小學六年教育，那么漢字的教學與使用都不成問題。特別是實行注音識字之后，就可以見字知音，學習漢字自然不是什么難事。

（作者系集美大學海洋文化與法律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