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中國人民進行了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從現代文學一直到當代文學，反映抗日戰爭史成為中國文學的重大題材，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紅色文學作品。《生死場》《鐵道游擊隊》《呂梁英雄傳》等作品從正面戰場、敵后游擊、根據地生活等不同的角度，近乎全景式地反映了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歷史，構筑了幾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這種書寫抗戰的文學傳統一直延續到了當下，并持續產生具有強大影響力和感召力的文學作品。

鐵流是一位創作成績斐然、有影響力的作家。他創作了《靠山》《烈火芳菲》《一個村莊的抗戰血書》等大量反映抗戰歷史的非虛構作品。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鐵流圍繞根據地“戲劇抗戰”歷史新創作的中篇小說《八路軍唱歌》可謂正當其時。鐵流曾說：“文學創作需要用心去觸摸，需要用雙腳去丈量。足不出戶閉門造車，也許你寫得很精致，但往往缺少了生機和煙火氣。紙花再絢麗，畢竟是沒有生命的。”這是他對文學創作理念的闡釋。無疑，《八路軍唱歌》是一部“用心”的作品，是一部充滿了“生機和煙火氣”的作品，更是一部有蓬勃生命力的作品。它賡續了現代文學以來的創作傳統，并在此基礎上挖掘出了新的敘事內容，采用了地域風景美學的審美形態，為抗戰文學書寫提供了新的審美向度。

一、戲劇抗戰：抗戰書寫的新題材

《八路軍唱歌》在敘事上發掘了以往小說很少表現的新題材、新內容。它主要圍繞戲劇抗戰這一歷史事實展開。小說開頭以一首民謠引起敘述：“日本鬼子靠壘窩（修碉堡），國民黨靠吃喝，八路軍靠唱歌”。“唱歌”是整部小說的核心，圍繞這一核心，小說反映了沂蒙山地區“姊妹劇團”在敵后根據地開展戲劇表演的故事。

抗日戰爭時期，全國涌現出了許多演劇隊、劇社、劇團，他們在廣大抗日根據地開展了大量的演出活動。戲劇因表演方式靈活多樣，符合群眾的文化心理和審美接受習慣，并且能夠迅速地反映時代、傳達抗戰聲音，而在發動群眾、凝聚人心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為文藝戰線上的“輕騎兵”，戲劇承載了啟蒙和救亡的雙重任務。《八路軍唱歌》正是對這一歷史的記錄。小說通過姊妹劇團在火紅峪展開的一系列演出，展示文藝如何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下動員和教育民眾。

火紅峪是抗戰年代具有典型意義的鄉村縮影，它承受著法西斯主義和封建思想的雙重壓迫。因此，姊妹劇團的任務就是利用文藝武器推翻這兩座大山：“你們的武器就是文藝，要用文藝來教育人民，打擊敵人！”《趕集》是姊妹劇團根據發生在火紅峪的悲劇編寫的以動員抗戰為目的的劇目。它旨在號召民眾共同奮起，攜手反抗日本侵略者。姊妹劇團的演出發揮了巨大的動員作用，“大家聽了，都群情激昂的。說打日本小鬼子，就像咱們平時噶伙計（指結交人），咱的伙計越多，小日本就越害怕，不愁打不死他們。”

除了抗戰主題，小說還表現了根據地清除封建思想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是抗日戰爭中的重要力量，她們在敵后根據地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了廣泛發動群眾，徹底解放婦女，發揮她們在支援抗戰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婦女解放就成為根據地建設的重要內容。姊妹劇團主要由婦女構成，因此其本身就是婦女解放的象征。而小說中姊妹劇團演出的《參加婦救會》等劇目更是鮮活地體現了婦女的生活現狀以及解放婦女的必要性，“姐妹們，起來吧，參加婦救會，給八路軍烙煎餅，救護傷員，支援前線！青年姑娘要解放，要放足，要識字。上面喊下邊應，下面喊上邊應的。”

在以上兩個主題之外，小說還涉及到減租減息斗爭。“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經過兩次國內革命運動，至抗日戰爭時期，農民已經獲得了初步的解放，他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廣泛的承認。抗日戰爭中“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就要求必須聯合一切力量來共同對抗日本侵略者。因此，這一時期的土地政策從土地革命轉變為農民交租交息、地主減租減息。但是千百年來形成的小農思想使得農民不敢真正地接受新政策、新觀念。小說中演出的《明減暗不減》所表現的就是農村這一時期的土地政策及農民對這一政策的反應。姊妹劇團通過這一出戲，有力地闡釋了農民才是物質財富的真正生產者，從而在思想上清除了封建殘余，促進了農民的解放。鐵流在小說中通過對姊妹劇團的描寫，表現了戲劇抗戰的歷史，又通過姊妹劇團演出的戲劇構成的第二重文本拓展了小說的內容，反映了反抗侵略者、婦女解放、消除封建思想和減租減息等發生在根據地的多重斗爭的歷史。

二、敘事建構：多元視角下的抗戰書寫

除了敘事內容的創新，鐵流還在小說的敘事手法上進行了大膽開拓。小說的情節相對來說并不復雜。事實上，越是簡單的情節就越考驗寫作者的敘事技巧，否則很有可能使小說流于平庸，損害小說的審美性。在這一點上，鐵流并沒有簡單地處理小說的敘事。他在《八路軍唱歌》中通過多元敘事視角的靈活運用既增強了小說的歷史感，又在情感、細節的“褶皺”中發現了歷史的溫度。

在當代文學的發軔期，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曾經占據著重要地位。這些小說反映了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記錄了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斗爭。由于這些作家大多是革命的親歷者，因此他們的小說不可避免地帶有革命回憶錄的特點。一方面，小說因此具有了史料般真實的質感，具備了打動人心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作者的意識過度介入敘事，也使得小說在敘事視角的選擇上較為單調，無法在敘事中靈活地采用多種視角從不同的角度表現革命歷史的全貌。《八路軍唱歌》在題材上屬于革命歷史小說一脈，但是在敘事視角的選擇和應用上則更加現代。

首先，在整體上，小說運用了全知視角。敘事者通曉小說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了解小說人物的人生細節，“他”能夠看到人物看不到的環境、歷史。《八路軍唱歌》的開頭就將敘述的鏡頭對準了姊妹劇團的演員們：“姊妹劇團的演員走在大山的深處。隊伍是上午出發的，翻過了一山又一山的，可還在山叢里。從高處俯瞰，那山一層又一層的，層層相連，沒邊沒沿的。大家都喘著粗氣，說幾句笑話，也是上氣不接下氣，斷斷續續的。”這里的敘事視角很明顯是高于人物的全知視角，小說的敘事者仿佛站在高處，俯視著行走在山坡上的人物。隨后，張銳、劉磊、小不點等劇團成員漸次登場，小說轉而開始追述張銳、劉磊的家世以及姊妹劇團的組建過程。在小說的結尾部分，敘事者以全知者的姿態敘述了姊妹劇團成員的命運：“關于姊妹劇團和火紅峪后來一段時間的故事，很多人是在1942年春天的《大眾日報》上知道的。火紅峪成為了抗日堡壘村。張銳和劉磊等幾個姐妹，為了掩護鄉親，犧牲在1942年的大年除夕里。”凡此種種，都是全知視角的具體體現。在全知視角中，敘述者因為對敘事的整體把控而具有權威性，因此他所講述的故事也就帶有強烈的權威色彩和真實性。因此，革命歷史小說中經常借助敘述者的權威來加強所敘述的歷史的真實感。在《八路軍唱歌》中也是如此。

全知視角的運用使姊妹劇團的故事具備了歷史的真實性，增強了小說的歷史感。然而，這一敘事視角也帶有距離感強、代入感弱的弊病，這也是以往革命歷史小說的缺點。在與革命相近的年代，讀者們或直接經歷過那段歷史，或從生活中感受到歷史遺留下來的痕跡，即使小說采用了全知視角，他們依然可以在情感上與之共鳴。然而，當革命來到“第二天”，要想通過續寫革命故事來維持民族情感上的同頻，就要求作家超越全知視角的限制，采用更加靈活、更加細膩、更具有情感色彩的限知視角，來表現更多的歷史細節和歷史的溫度。

因此，除了整體上的全知視角，在小說局部的處理上，鐵流靈活地應用了女性視角、農民視角等限知敘事視角作為補充。限知視角強調的是敘事的差異性，即不同的人物所關注到的內容應當符合人物的性別、性格和身份，它能夠細致深入地表現人物的情感心理。例如，鐵流在小說中塑造了秋月、小丫、小崩豆、張大娘等“老中青”三代女性形象。從女性視角來看，抗戰帶來的不僅是民族解放，更是婦女的解放。秋月第一次見到張銳便關注到了她的“短發”，短發在這里是一種象征，它代表了女性能夠自主決定自己的身體，象征著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而小說臨近結尾部分劉磊為每一位女性取名的情節極具深意。“秋月娘很是高興，說自己從小就被人黑丫黑丫的叫著，老了老了，還沒個名字。現時八路軍號召解放婦女，也把咱女人當人看了。”從女性的視角來看，這不僅是一種命名，更是社會地位的確認，是對女性獨立身份的指認，是女性從父權、夫權等多重壓迫下得到解放的標志。

而在思想上稍顯落后的男性人物張二犟就無法理解婦女解放的意義，他覺得女八路出操是胡鬧，認為女性應該圍著鍋臺轉。但也正因如此，這一人物才更加接近現實。人無法脫離生活其中的社會環境以及長久以來積淀的文化心理。作為農民的代表，以農民視角來觀察抗戰，他們關注的是土地、莊稼，是減租減息政策帶來的切實的好處。他們或許仍然保留著小農的心理結構和思維定勢，但是也正因如此，這些人物才顯得格外真實。通過女性、農民等限知視角，小說在全知敘述的基礎上，發掘了人物的情感心理，增添了更多真實可感的細節，反映了更廣闊的社會圖景。它使后來者能夠切實地感受到不同身份的人在抗戰中的個性化的視角和態度。小說正是借助多種限知視角觸摸到了歷史的溫度和深度。

三、地域風景美學燭照下的抗戰歷史

文學的價值在于審美。文學作品通過敘述為歷史賦予了獨一無二的美學的價值。《八路軍唱歌》在見證抗戰歷史的同時，也呈現出鮮明的地域風景美學特征。首先，《八路軍唱歌》通過運用多種地域性意象拓展了小說的審美空間，延宕了讀者的審美體驗，豐富了文本的可解讀性。其次，鐵流在文本中使用了大量的地域性方言俚語和生活用語，令整篇小說充溢著濃厚的地域風情和生活氣息。《八路軍唱歌》將歷史性、地域性與審美性恰當地結合在一起，具有強烈的地域風景審美價值。

首先，鐵流在文本的細節處設置了多類意象，這些意象豐富了小說的文本，使小說具有別樣的地域審美趣味。《八路軍唱歌》的開頭和結尾都寫到了迎春花等花朵的地域意象：“剛進二月，長在山崖上、還有溝溝畔畔上的迎春花，就好似嗅到了春天的氣息，一下子醒了。都抻抻細長的枝枝蔓蔓，抖起十分的精神。”春天的花朵是純潔和希望的象征。“迎春花”所代表的是姊妹劇團鮮活的生命力和飽滿的熱情，她們正像新生的花朵一樣為根據地帶來希望和活力。而結尾部分，雖然張銳等人壯烈犧牲，但是她們的精神已經感染了民眾。“地上、坡上的，各色野花都開了，紅的黃的，一叢叢，一束束，一簇簇的。”希望的種子經由姊妹劇團播種到民眾的心中，“野花”在這里象征的是業已覺醒的秋月等普通百姓。從“迎春花”到形態各異的“野花”，隱喻的正是在姊妹劇團的努力下，根據地的百姓已經被發動起來了，他們積極投身抗戰工作，打開了抗戰的新局面。

除了自然意象外，小說還設置了口琴、算盤等器物意象以及短發、小腳/大腳等身體意象。它們共同賦予了小說獨特的地域民俗審美風貌。一方面，《八路軍唱歌》的情節結構并不復雜，但是鐵流通過意象的大量使用極大地豐富了小說的內涵。從文本自身的審美價值來說，意象的暗示性和象征性拓展了小說的可解讀空間，形成了“意在言外”的回韻悠長的審美品質。另一方面，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八路軍唱歌》通過設置意象延宕了讀者的接受過程。迎春花、算盤、口琴等形象本身蘊含著多重可能性，它引導讀者去聯想、挖掘更深層的含義。讀者主動參與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審美的再創造活動。小說得以避免了枯燥、直白的說教，通過意象及其接受和解讀過程將作者的價值理念潛移默化地播撒到讀者的思想中。

其次，鐵流還在小說中使用了大量的地域性方言俚語和生活口語。沂蒙山敵后根據地是小說展開的主要場景，因此小說中的語言帶有濃郁的地域色彩，例如“哈撒毛”“用驢來馱家人什呢（指東西）”“狗連蛋（指關系密切）”“噶伙計（指結交人）”等。除了使用方言外，小說的語言整體上接近口語，因此十分貼近生活本身。這些語言上的特征賦予了小說獨特的審美價值。首先，方言俚語構成了小說的地域美學。俗語、諺語和慣用語是特定地域的特定群體在長期生活中形成的文化結晶和心理積淀的反映，它是探索集體無意識的窗口。《八路軍唱歌》表現的是沂蒙山地區的故事，沂蒙地區的方言既是文本的地域標識，也是承載著厚重文化記憶的審美符號。其次，小說的語言體現著一種地方生活美學。口語和方言為小說增添了濃郁的生活氣息，在表達人物瞬時、強烈、本真的情感時，它往往比規范化的書面用語更具沖擊力和直接感染力，在美學表現上也更自然、質樸、流暢，更具有打動人心的美的力量。

鐵流的新作《八路軍唱歌》延續了他以往的創作題材和創作風格，將歷史鏡像與地域風景美學較好地結合在一起。小說既忠實地記錄歷史，又在審美性方面突出作為文學作品的特點，對抗戰歷史進行了新的審美創造性書寫。《八路軍唱歌》在內容上關注到了尚未受到足夠重視的戲劇抗戰歷史，復活了一段塵封在歷史中的集體記憶。它的意義就在于，它使后人真切地感受到那段風云歷史，讓生活在革命“第二天”的讀者清晰地認識到“全民抗戰”的意義。同時，鐵流將歷史以藝術化的方式呈現出來，多種敘事視角的靈活運用使小說得以深入歷史的腠理，表現不同性別、身份的人在抗戰中的所感所想。大量方言口語、民諺俚語的運用使整部小說充滿地域風情和生活氣息。

鐵流在《八路軍唱歌》中將歷史性與藝術性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增強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提升了作品的感召力。鐵流繼承了革命書寫的優良傳統，又在地域風景美學話語的燭照下實現了新的突破，豐富了新時代紅色文學的創作，為紅色記憶的賡續提供了一個新的審美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