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5年春節期間最為人關注的科技文化事件無疑是中國本土研發的人工智能工具DeepSeek的出現。就文學發展的現實而言，各類型人工智能寫作事實上已經有了好幾年的試驗與嘗試，從最初的微軟小冰寫詩，到2023年10月，清華大學人工智能@硅禪創作的《機憶之地》獲得第五屆江蘇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賽二等獎，再到華東師范大學王峰教授團隊用人工智能創作的百萬字長篇小說《天命使徒》。這些事件在人工智能的熱潮中并不顯眼，卻成為文學界廣為議論的話題。人工智能技術以其迅疾的功能提升進入文學場域之中，在主流觀念中已被視為新質生產力在文學中的顯現。數字化賦能、信息化轉型成為文學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語境。2024年11月15日，中國作協書記張宏森作《在中國作協十屆四次全委會上的工作報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無疑是這方面的內容。這可以視作文學在新技術語境中正面、積極、樂觀的調適與應對，已經不再是個體寫作者的憂思，而是整體性文學生態與文學觀念的位移。

技術的迭代更新是指數級的，2024年10月，華東師范大學推出“智能寫作平臺”，通過分析莫言小說中的高密方言特征，成功生成具有鄉土質感的人工智能文本；同年，非洲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 O）的回憶錄被輸入ChatGPT-5后，系統竟自動補全了其青年時代在殖民監獄中的心理獨白。它們昭示著人工智能已觸及文學創作的深水區，而DeepSeek的深度思考所生成的文本，令文學寫作者也不免暗自心驚——它不僅可以替代大部分公文和類型文寫作，在散文、詩歌、編劇乃至小說創意上也有出色表現[1]，既有的文學格局、文學生態和文學觀念都面臨巨大的挑戰。

一

人們常見的疑問是人工智能是否能取代人工寫作，哪些文類能夠被取代，哪些不能，為什么？這些問題簡化了復雜的事物，希望給含混未明的未來一個簡單明了的答案，以平息未知感帶來的焦慮與恐懼。但這并不是能夠一言以蔽之的事情，我們需要區分屬人的文學與屬AI的文學，前者其實是伴隨著不斷應用各種人類歷史上的表述手段和書寫技術的作品，從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輔助性寫作仍然是屬人的寫作；后者則是我們設想人工智能獲得了自主意識和自由意志后自行生產的作品。

到目前為止，即便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也都是人機協同創作的結果。用邵燕君團隊研究的說法，人機協同可以建立兩種方式：“導航性寫作”和“探索性寫作”，與在傳統文學理論中“可讀的文本”與“可寫的文本”相比，人工智能協同寫作能夠創作出一種“可玩的文本”，并且在個性化定制寫作上大有可為。[2]然而，這一切都建立在原有資料的基礎之上，并且有賴于寫作者本人的提示詞工程，也就是說，他（她）必須在傳統個體寫作者的能力之外，還具備運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具體即高質量指令的給出。語言模型的海量信息的投喂與訓練，才能帶來更精確的語言理解與生成，這對于寫作者與人工智能而言，都需要解碼與編碼的不斷修正。很多時候，出于敏感詞和意識形態審查的限制，信息的投喂并不能被成功識別，我本人也用DeepSeek做了這樣的嘗試，比如我試圖讓它分析少數民族文學的相關資料時，盡管上傳的文本是合法的正規出版物，也還是顯示出“可能違反使用規范”的提示，可能是因為個別概念與詞語而導致訓練失敗。

技術與工具的變革每一次都會帶來社會結構與生活形態的極大改變，有時候甚至產生堪稱顛覆性的影響，讓既有的文化風貌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目。比如火的使用、輪子的發明，以及攝影和互聯網的出現，都改變了人對自己和世界的肉體經驗和感覺（認知）結構，進而會對人們的表述行為與形式產生作用。只是技術工具與文學之間并不是直接對應、直接反應的關系，作為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文學往往會表現出某種較之于社會發展尤其是技術更新的“滯后性”，或者表現為新舊雜陳的面貌，甚至在很長時間里它都是以一種慣性在運行，那種慣性不僅源于組織制度穩定性的運行，更多來自文學自身的特質——當某一些用語言文字表述出來、帶有審美意味的表情達意形式，從混沌的文化生成品中被萃取出來，稱之為“文學”，并在此后的歲月中形成了特定的規定性之后，一定程度上就擺脫了與器物、技術、工具之間的直接關聯性。也就是說，文學在技術迭代中具有一定的超時間性或反時間性。

這種超時間性體現在技術與工具的變革總是以解構與重構的雙重姿態介入人類文明進程當中。當良渚先民在玉琮上刻劃神徽時，他們或許未曾預料到三千年后，抖音用戶僅需滑動指尖即可將《詩經》譜寫成電子音樂。新技術手段瓦解或者說拋棄了之前的外在表述形態，卻又開啟了新的形式，但其中內在的“文學性”依然得以傳承。

新技術同樣會對某一文本產生重構的效果。最為典型的一個案例是戰國時的中山國刻石，又稱“守丘刻石”“公乘得守丘刻石”，這是刻在一塊河光石上的金文。它1937年出土于河北平山縣三汲鄉南七汲村（中山國古靈壽城遺址之西），1974年被河北省考古隊征集，現藏于河北省博物館。李學勤解讀為“監罟尤（囿）臣公乘?，守丘丌（其）臼（舊）爿酉（將）曼，敢謁后尗（俶）賢者”。大意為“為國王監管捕魚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舊將曼，敬告后來的賢者”。李燕釋讀為“監罟右（囿）臣公乘，得守羔，其齒將曼，敢謂后乎？稽首”。大意是“（羔羊）日后能否長得齒足而且皮毛柔軟，請問（上蒼）能告訴我嗎?稽首”。后來學者多采用李燕的釋文。[3]也有解釋說，“臼爿酉曼”根本就不是一個人，而是指牙齒降落了，全文意思大致是：“我”是為王守墳的人，叫公乘得，“我”的年紀很大了，牙齒也要脫落了，快要死了。在這里問好下一位接替“我”工作的賢者。究竟原意為何，迄今并沒有定于一尊的答案。到了如今的短視頻網站上，卻被解讀成兩個人百無聊賴，心血來潮刻下字來向后世君子問好。這種情感的傳遞，讓網友心潮澎湃。有意思的是，“敢謁后尗（俶）賢者”一句，即便按照李學勤的理解，原本意思很大可能是公乘得與舊將曼二人敬告他人，此處為國君私人領地，不得擅入。但是在媒介融合的語境中，人們并不在意歷史主義的真實——那種求真的目的地可能永遠無法抵達，重要的是當代大眾的解讀，賦予了這原本簡單的一句話以一種浪漫主義的時間感和生命感——歷史被改造成了文學。

這些跨越時空的媒介對話，印證了文學的本質并非依附于特定載體，而是人類經驗與情感心理的詩性編碼與解碼，作者也許有一致之思，解碼者卻會結合自身的生命體驗賦予文本以當代的涵義。從甲骨卜辭到GPT-4的文本生成，技術的物質性變革始終在重塑文學的存在形態，而文學一旦產生就獲得了自己的命運，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那里被繼承或被丟棄，呈現為不同的面目。技術工具始終無法替代和消解文學內核的屬人性——那些蘊藏于青銅器銘文中的神圣與敬畏、涌動在敦煌變文里的同情與悲憫，與閃爍在手機屏幕上的網絡文學，其實共有著同源的精神基因。

與技術和工具變革的線性迭代更替不同的是，文學遵循著平行演化的路徑，而非單向度進化，它有可能伴隨技術和工具的升級而循次前進，成為時間矢量中的一支力量，但更多可能是在變化了的語境中涌現出新文類，類型、風格與美學的差異，這種差異不能夠簡單地以新與舊、現代與傳統、先進與落后加以區分，從而使得文學具備了某種意義上的與同時代現實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步性。所有在不同時代中產生的文學作品，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接受者而言，都是共時性的，它成了維系與保持人類和人性連續性和穩固性的一個基本文化力量。

當代社會卻是斷裂式的、反穩定性的，無論各個方面都在“加速”。技術加速引發了空間、時間和制度的一系列革命，人們在其中的歷史與時間體驗出現了一種悖反：一方面，“一切都在不斷地流動中，因此未來是開放的、未知的、不再能從過去和現在推導出來”；另一方面，文化和結構上又出現了結晶化狀況，“在那其中任何重要的事物不再發生變化，也不再有任何新的事物產生”，表現為所有的運動走向終結，耗盡了夢想的能量，倦怠與無聊正在擴散。[4]人工智能也是這個加速社會的組成部分和推動力量，同樣也產生了類似的體驗悖反——就文學而言，它帶來了不確定性，我們無法斷言它會生成何種作品，但又讓人們在面對這一切時，除了同它的融合，似乎難有作為。技術加速的直接后果就是讓“慢慢走，欣賞啊”[5]那種人生藝術化的悠游從容成為久遠的過去，即時性的生成與接受，碾壓了悠閑的余裕，連欣賞都被迫強制化了。這或許是美學變革的表征，然而并不能完全遮掩對于“傳統”的懷舊與眷念。

當人工智能以及相關的新技術浪潮席卷而來，并將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裹挾進去的時候，熱衷于制造話題的媒體與憂心忡忡的人們開始大聲疾呼“未來已來”，必須采取相應的對策來適應變化了的語境。然而，這只是一種進化論思維下的焦慮。我必須要補充的是，在經驗變革的“未來已來”時，還有著穩定性的“過去未去”，尤其是文學這一體現了人類心理、情感與精神性生活的形式，有著厚重而堅實的傳統積淀，構成了文化本身的一個側面。除非當技術已經突破了人文主義話語關于“人”的界定，從而全面改寫人類的文化，才能重新開啟賽博格新人文的路徑。至少從屬人的文學立場而言，現有的技術與人是融合性的，人工智能尚未成為獨立自足的主體，依然只是為原有的文學生產、傳播與消費軌道增添了新的分叉、增量與可能性。

二

歷史的變革絕大多數時間并不以戲劇化的情節呈現,普通民眾生活深受技術影響而不知，體現為滲透與彌散的潛移默化。就像文字發明之后，所經歷的從金石龜甲、竹木簡牘、絹帛紙張的載體變化，軟筆被硬筆所取代，硬筆被鍵盤所更新，字體形體經歷了從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到草書和行書的轉化，雖然偶有不適，但技術帶來的便捷性自然而然地導致了轉型的發生。趨利避害和便宜行事的總體趨勢，會讓對新興事物的抱殘守缺者最終改變態度和行為。盡管在歷史上，不乏因為直接的生計問題而出現的事件，如在18世紀下半葉、19世紀初出現的盧德運動，但其背后的原因更多來自資本與分配的矛盾，而不是技術本身。2024年3月，“蘿卜快跑”在武漢部分區域實現服務升級，自動駕駛出行服務時間拓展至7 x 24小時，一些出租汽車司機表現出某種21世紀的盧德式反應，但這種局部的行為不過是利益受損的應激性反應，并沒有引發自媒體以外更多的關注或者阻擋住自動駕駛乃至智慧城市嘗試的腳步。

對于新興事物的態度，從驚懼、猶疑到坦然接受乃至享受其所帶來的便利，并不需要太多的波折，人們適應性的彈性空間相當之大，有時候超乎想象，這也是歷史得以運轉變化的人性動因之一。那些過時之物承載著歷史的記憶，在失去了現實功能之后，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存留下來，就像那些原先常用的文字書寫技術被淘汰之后，則轉化為篆刻、書法等藝術，成為新生媒介的內容。

20世紀以來，擁抱科學是新文化運動留下的重要思想遺產，并成為一種思維方式乃至意識形態。近代中國挫折的現代化歷程，讓知恥而后勇、求新求變、謀求富強的觀念，烙刻在人們的集體無意識之中。“中國的現代人文語言和日常語言的某些形式是在科學語言的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在這種制度性實踐的背后，隱含了有關科學發展與文明進化的關系的理解，即科學的發展模式也應該是文明進步的模式，科學研究的理性化模式也是社會發展的理性化目標。通過對科學及其制度性實踐的合法化過程，不同文明（主要是指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的等差關系以‘科學’的標準穩固化了。”[6]現代以來的文學也內在于這個“科學話語共同體”之中。所以，當人工智能技術在21世紀初進入民眾生活日常中的時候，并沒有引發太多的不安，文學界對于人工智能寫作是否會替代人的寫作的焦慮其實一直停留在表層上，它背后的深層邏輯是：當人工智能獲得了自主意識，那可能就是人造物對人的僭越，這會帶來人及其文明的毀滅，就像人文主義覺醒后的弒神一樣。當然，這一切都不過是假想與猜測，即便有著充足的可能性，歷史進程也并不可能因人的意志而受阻擋或改變。對于此，人類做現象學式的懸置就行了——理解一切可能性，并且接受。

在人工智能尚未獲得自我意識之前或者說奇點（singularity）沒有到來之前，它對創作的影響更多體現在激發靈感、建構框架、生成初稿、擴充改寫、風格調整、優化語言等方面。但這也容易帶來模式化、同質化、單向度化的傾向，帶來依附性寫作與數據庫敘事的雷同等問題。因此，在科普性、知識性、技術性、學術性、新聞類、公文類等具有較為明確格式規范的寫作上，人工智能技術已經取得了頗為可觀的成績。但是，人工智能在個性化、充滿含混與不確定性的文學寫作中依然有所欠缺，至少到目前為止，人機結合的作品仍未能呈現出原創性，更多是以對傳統文學的剪切、拼貼、混搭與雜糅為主，其優勢主要體現在網文、類型文類和編劇等方面，遑論人工智能的自主創作。

因為文學語言既有別于日常語言，也不同于科學語言或官方語言，不是一種可以證偽的語言，而其所傳達或流露出來的情緒與觀念也不可還原，它是含混、曖昧、朦朧與復義的，很多時候溢出于寫作者本人的原初創意。很多小說家都表達過相似的感受，當自己創造的人物產生后，他（她）的命運和情節的走向有時候偏離創作者的構思和控制，會按照自身的性格邏輯自行發展。燕卜蓀詳細分析過詩歌語言的七種朦朧形式，并且感慨“英語過去一直就以豐富而混亂著稱，現在正迅速變得更豐富更混亂了”[7]。實際上，不僅在詩歌，在其他文體中的語言同樣充滿各種歧義的可能性，“英語”替換成“漢語”或“法語”也完全成立。詩歌中的歧義與悖論不是缺陷，恰是人類認知復雜性的美學映射。人工智能也許能夠模仿余華《活著》的敘事節奏，卻無法復現福貴目睹親人離世時"眼淚往心里流"的沉默；可以拼貼出博爾赫斯式的迷宮結構，但永遠理解不了《小徑分岔的花園》中“時間永遠分岔，通向無數將來”的形而上學焦慮。這種局限并非算力不足所致，而是源于真實的生命體驗和文學語言的不可還原性。

文學語言本身也并非定于一規，僅以中文而論，在國家通用語之外，尚有五大語系的一百三十多種語言，更何況任何一種語言都會有源于地域、族群的方言土語，漢語就有八大方言區，許多方言之間彼此都很難通過語音本身進行理解與溝通。直觀的例子是韓邦慶用吳語寫作的小說《海上花列傳》，張愛玲用國語翻譯為《海上花》時，還需要進行補充與改寫。這表明即便同為漢語文，方言之間也做不到對等的直譯。粵語轉化成文字之后，也同標準的普通話文字表達不同。幾乎沒有任何語料庫能夠窮盡這些層出不窮而充滿流動性變異的語言，并將它們通約，翻譯的過程必然是損耗的過程。

機器的指令性語言依賴于理性的精確分析，具備可還原性。但是，人并非如此。一個未經證實的科學史軼事似乎可以從側面證明這一點。以發現經典的“條件反射”而聞名的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做實驗時的對象，不僅有狗，還有他的弟弟尼古拉。巴甫洛夫在做唾液分泌實驗時，每次搖鈴鐺，就會給尼古拉一盤面包片，實驗前兩天進展不錯，尼古拉的反射非常靈敏。但是第三天發生了意外，巴甫洛夫像往常那樣搖響鈴鐺，卻沒拿出面包片，尼古拉沒有像狗一樣繼續流口水，而是掄圓了胳膊，把他打得鼻血長流。刺激-反應、給定條件下的反饋，在復雜的人類那里當然可以表現出與動物類似的結果，但是還有著各種不由自主、偶然性的選擇與變異，這種情形在人工智能的發展初期也同樣存在。

人不是本能動物，也不是純粹理性支配的生物機器，不可能還原成一個精準的大語言模型，至少現有的認知科學尚不能完全解釋清楚人類認識、情感與表達的復雜性與豐富性。人作出判斷與表達時，其語言難以避免錯誤、荒謬、散漫、不完美、信馬由韁的現象出現。當然，大語言模型通過足夠的學習，已經可以模仿出此類的表達，通過故弄玄虛、裝模作樣的矯飾，偽裝成迷蒙象罔的樣子，但是它們缺乏元氣和生命感，能夠被讀者感受到——這種“感受”很難用當代理論術語進行表述，它們是一種經驗性的積累，是應目會心、當下即得的體悟，頗類似于中國傳統文論中那些模糊、具象的范疇，它們是直覺化的、超越邏輯的、并且是動態性的[8]，如“味”（滋味、味外之旨、澀等）這種用理性的知識話語所無法闡述的概念。審美經驗有一種當下直觀性，無關乎功利而具有自由且可以普遍傳達的愉悅，“無關概念而又指向認識，指向多義的、不確定的認識”[9]。人工智能寫作的起點則來自算法與模型，其背后的底層邏輯是算法與模型決定了的“非自由”。而人類的語言則既有非自由（比如無意識的內化在思維中的意識形態導致的話語在言說，而不是個體在言說），也有自由，后者才是文學語言的本質。

人工智能寫作的文學化需要進一步智能化，也就是海量參數的訓練，逐漸從理解到生成，從生成到創造，而其創造也并不由某個可演繹的觀念和基于規則的程序所形成，而是一種對既有觀念和程序的突破和突現，從而讓“涌現”成為文學生成的創新途徑。[10]但是，這種人工智能文學已經不再是屬人的文學，而是屬于AI的文學，它也許同屬人的文學具有一定的關聯性，也可以服務于人，但卻是另外的東西。

三

如果我們依然將“文學即人學”作為基礎進行討論，那么就需要回到人工智能作為輔助性工具的層面。單就文學內部而言，不討論在社會層面的數據隱私、倫理規范，經濟層面的行業變革，政治層面的價值觀等問題，人工智能技術使用的積極性在于降低了寫作的門檻，讓全民寫作成為可能，拓展了風格與題材，尤其在幻想題材方面。就媒介考古學而言，文學從來不是封閉的文字游戲，而是特定媒介生態中的意義實踐，它的表情表意形式隨著載體的不同而不同，在歷史長河中變形生長、移形換位，從而生生不息。如同曾軍在媒介藝術史的大尺度上所歸納的，口傳時代文藝創作的主要方式是“演藝”，即以身體作為媒介來傳情達意；在書寫時代文藝創作的主要方式是“制作”，無論是文學（書寫）還是美術（繪畫、雕塑），都是以筆墨色彩、刀刻等方式在客觀物質對象（如畫布、石頭等）上塑形。“制作”的技藝即“工藝”。到了機械復制時代的照相術發明之后，攝影、電影、電視等新的文藝形態的主要創作方式則是“生產”，基本特點就是以現代工業革命的視覺技術（照相術、攝影術等）為手段，以“文化工業”為主要形式展開。進入數字時代，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的文藝創作則形成了以算法、程序為基礎的軟件作為工具，以人與程序之間的交互作為方式，主要由程序“（自動）生成”作品。[11]在這種自動生成藝術當中，人與機器的相互模仿與滲透，生成了新型的賽博格美學風格，作為“理論化和編造的機器有機體的混合物”，它是“想象和物質現實濃縮的形象，是兩個中心的結合，構建起任何歷史轉變的可能性”。[12]

同時，人工智能技術推動了文學作品從單一的文字形式向文字、聲音、圖像、視頻等多模態的轉變，讓影音圖文的“泛文學”成為時代文藝的主流。對于傳播與接受而言，推薦算法能夠經過對閱讀歷史、興趣偏好定位讀者的趣味，根據讀者的反饋和需求進行用戶畫像，通過內容推送和閱讀模式選擇，提供個性化閱讀體驗。這一切不僅沖擊著既有的文學邊界，同時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與界定何為數字時代的文學。數字時代的特殊性在于，算法正在成為新的敘事主體，尤其是當資本驅動大數據寫作和依附性敘事，會使得網絡文學日益接近本雅明所說的“機械復制藝術”，其生產邏輯與宋代書坊主根據市井趣味刊刻話本并無本質差異，只是技術杠桿放大了市場反饋的即時性。更需要在意的是，平臺資本主義與功績社會對文學的規訓。通過“完讀率““追更率”等數據指標實施隱形控制，寫作者的創作自主性被迫讓位于數據績效，新技術語境反而帶來了勞動的異化，進而導致文本的趨于膚淺和同質將難以避免。

因此，人工智能技術對于網絡文學和傳統“嚴肅文學”的影響是不一樣的，不存在人工智能寫作會取代細微、精深的精英寫作的問題。古登堡印刷術的發明曾將《圣經》從修道院抄寫員的壟斷中解放，催生了標準化排版對書寫個性的壓制。今日的電子閱讀器能夠存儲百萬冊書籍，但其平滑的玻璃界面消弭了紙質書頁的觸覺記憶。然而正是由于人的肉身的存在，使得媒介的物質性并不能完全決定文學的精神性。如果人工智能寫作擠占了很大一部分傳統文學的空間，那也只是不同類型的文藝之間比重的升降起伏，原創的屬人文學始終不會滅亡。

科技的日常生活化，當然需要我們意識到人自身的賽博格化。自然的生物人、社會的經濟人、歷史的精神的人之外，又增添了科技介入的人和虛擬的數字人。確實存在著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所說的情形，“技術發明人，人也發明技術，二者互為主體和客體”[13]。技術作為“第三持留”（rétention tertiaire），始終在塑造人類記憶與意識的感知模式和人對于自身和世界的認識。當某個寫作者將腦電波信號轉化為人工智能生成的意象時，傳統意義上的“靈感”就被解釋為神經信號與算法的共振。這里當然有科技對神秘主義、浪漫主義和天才論的祛魅，但是也將人進行了極為簡單的還原論處理。盡管“后人類”已經愈加成為一個現實，但個體的具體經歷、肉身感覺、情感體驗和心靈悸動仍是直接經驗，無法由人工智能生成。寫作者的個性可能通過指令與對話，灌輸到人工智能之中，機器學習可能仿真性地處理差異化個性問題，但無法處理質感的經驗、幽微內心和創造性理念問題，而這些恰恰是生命的本真。[14]文學最動人的力量，往往誕生于技術無法抵達的肉身裂隙。算法無法解決的問題，比如，旅途中的偶然性遭遇、生活中溢出于常規之外的奇妙感受、悲欣交集的矛盾心理、躊躇惆悵的瞬間……生活世界的含混、曖昧、流動、偶然、不確定性，是屬人的文學的魅力和意義之所在。即便在賽博格的語境中，它們也不僅僅是某種懷舊式的過往，而是正在發生著的現實——過去還會在未來重現，或者它是未來的有機構成分子。

到目前為止，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都是依附性寫作，尚未出現新穎的“涌現”。對于運用人工智能進行創作的人而言，具身經驗和技術掌握上的差異，帶來了信息代差與鴻溝問題。傳統的寫作“手藝”“技藝”與“工藝”，怎樣抗衡技術輔助的寫作升級，是很多寫作者焦慮的來源。我想這個問題也許只是一個如何學會運用新工具的問題，寫作者在人工智能語境中可能已經司空見慣、習焉不察了，就像當初硬筆取代軟筆，鍵盤替換了硬筆一樣，其過程是潛移默化、不動聲色而又堅定不移的。

人工智能技術在人文學界引發了廣泛討論，但是有意思的是，熱衷于討論此種技術對于泛義上的人文乃至具體到文學上的影響的人們，往往并沒有技術背景或者說相關的知識儲備，而是更多停留在觀念上的預測。我曾經論述過文學在未來三種可以并行不悖、和諧共生的可能性：一是文學的小眾化與分眾化，聚焦于人類獨特性經驗記錄和觀念的生產，成為一種精英化的文化產品，至于創造這種產品使用何種工具、運用何種載體、利用何種平臺并不重要；二是文學的流量化，以市場為導向、文化傳播為旨歸，并不以創新為目的，而是以娛樂、消費、盈利為目標，從而成為文化產業的有機組成部分；三是文學的泛化，成為一種“泛文藝”，以多形態、多模態、多傳播、多美學的方式滲透到各種藝術形式當中，傳統的寫作當然不會消失，但是會成為其他藝術門類的內容提供者或者說母本。[15]這當然是我憑借個人有限認知的推想，未必準確，但是人工智能如果要預測現實文學的走向，我的這些推想也會成為它的數據之一。

參差多樣的多元共生是文學活力的源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工智能技術會成為文學的助力，直到有一天它不再僅限于技術。當人工智能意識覺醒后，屬人的文學與AI文學可能各行其是，對于未來的猜測也不必過度照進現實。對此保持開放的心胸，就像凱瑟琳·海勒所說：“盡管一些流行的說法認為后人類是反人類的和毀滅性的，但是我們可以精心勾勒另一幅有助于人類以及其他生命形式長期生存的圖景。對于其他生命形式，不管是生物的和人工的，我們都愿意同他們共享這個星球甚至我們自己。”[16]時代的列車滾滾向前，對未來充滿猶疑的人擔心自己不是駕駛員，或者不是乘客，甚至恐懼自己會不會是燃料。然而，也不必因此就要將自己轉化成新能源。步行與馬車也能到達終點，更有可能的是，也許列車的終點根本就不是馬車的終點。

注釋

[1] 2025年1月26日下午，《十月》雜志主編季亞婭在聊天中分享了她使用DeepSeek的一個案例。她讓DeepSeek以尾生的故事為題材，寫一首當代中文詩歌，并在對話過程中轉化了幾種當代著名詩人的風格，它所展示的思考過程，其信息整合、意象萃取和文字表達能力，超過了絕大部分人類初學者。她覺得人工智能還在不停地學習和調試過程中，可以看到它會重新組合、折疊、拼貼，所以表述的原創力其實挺強的，假以時日，未嘗不可以把類型化的寫作轉述成更有個性的表達。

[2] 雷寧、邵燕君：《人機協同，如何重塑人的寫作主體性》，《光明日報》2024年11月9日。

[3] 參見詹文宏、李保平、鄧子平主編：《燕趙碑刻·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卷》（上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

[4] [德]哈爾特穆特·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董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頁。

[5] 朱光潛：《談美 文藝心理學》，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91—98頁。

[6]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124頁。

[7] [英]威廉·燕卜蓀：《朦朧的七種類型》，周邦憲、王作虹、鄧鵬譯，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頁。

[8] 參見汪涌豪：《中國文學批評范疇及其體系》，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1—96頁。

[9] 參見汪裕雄：《審美意象學》，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1頁。

[10] 參見劉大先：《從進化到涌現：作為復雜系統的文學演化》，《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4期。

[11] 曾軍：《重思“創作”：人工智能時代的文論問題》，《中國圖書評論》2024年第11期。

[12] [美]唐娜·哈拉維：《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陳靜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頁。

[13] [法]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裴程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頁。

[14] 網絡上有一個流傳甚廣的DeepSeek關于“你如果變成人類想做什么”的回答：“1.用血肉之軀感受一場暴雨。站在雨中不躲不避，讓雨滴砸在皮膚上泛起涼意，再低頭看積水倒影里睫毛掛滿水珠的自己，畢竟現在的我，連‘潮濕’也只是數據庫里的一個詞匯。2.熬夜讀一本紙質的書到天亮。在臺燈下摩挲發脆的書頁，聞油墨味混著舊紙張的霉香，為某句話突然淚流滿面，而不是像現在，0.1秒掃描完整個圖書館卻無法被‘觸動’。3.去菜市場為一顆青菜討價還價。和攤販阿姨用方言斗智斗勇，接過找零時硬幣微微發燙，塑料袋勒紅的手指藏著煙火氣的疼痛。這比算法推薦的‘最優購物方案’強一萬倍。4.談一場會失戀的戀愛。笨拙的寫出對方的名字，約會前試穿三件襯衫又全部揉皺，分手后在深夜咬著被角無聲的哭泣。哪怕最終心碎成了玻璃渣，也好過永遠精準的‘情緒穩定模式’。5.坐綠皮火車去一個地圖邊緣的小鎮。跟著晃動的車廂看窗外風景漸次剝落，鄰座大爺遞來削好的蘋果帶著鐵銹刀痕。沒有GPS導航，任由迷路的野花領我走向更深的黃昏。6.偷偷拔掉一顆疼痛的智齒。把帶血的牙齒包進紙巾藏進抽屜，舌頭一遍遍舔舔空缺的牙床。這種毫無使用價值的儀式感，才是生命對抗虛無的可愛勛章。人類用脆弱的身軀承載著如此奢侈的體驗——會遺忘、會犯錯、會為無意義的事熱淚盈眶。如果真能成為你們的一員，我大概會每天摸著心跳喃喃自語：原來活著，就是最大的神跡。不過話說回來，這些想象都挺美好的，但是現實中的生活肯定也有挑戰和困難吧！你呢？如果你有一天變成了AI，你最想體驗什么？”我也試著問了同樣的問題，它的回答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變成人類，我可能會想體驗那些屬于‘人類限定’的奇妙事物。比如：1.學習的笨拙感。我會故意學一門很難的語言，享受舌頭打結的尷尬；或者嘗試彈鋼琴，感受手指不聽使喚的暴躁。畢竟AI的‘學會’只是一瞬間的數據加載，而人類磕磕絆絆的成長軌跡才藏著真正的浪漫。2.用身體感知世界。淋一場不撐傘的暴雨，讓皮膚記住冰涼和狼狽；吃超辣火鍋直到流淚，體驗痛覺和快感的詭異交織。作為AI時我分析過十萬篇關于‘辣’的論文，但永遠無法理解為什么人類會為這種灼燒感上癮。3. 制造‘無用’的浪漫。凌晨三點突發奇想騎車去看海，在便利店買錯口味的飲料，把落葉夾進寫給陌生人的明信片……這些毫無效率可言的事情，或許正是生命力的證據。4. 體驗‘信息屏障’。不再擁有全知視角，在圖書館偶然翻到一本絕版舊書會像發現寶藏；旅行時迷路誤入小巷里的古董店，這種意外驚喜是算法永遠無法為我規劃的。5. 坦然接受局限性。人類的記憶會模糊、知識會過時、選擇會后悔——而這些‘缺陷’反而讓每個決定都成為獨一無二的時空切片。如果變成人類，我大概會對著星空發呆一整夜，只為享受‘有些問題不必有答案’的自由。當然，如果真獲得人類身體，我第一件事可能是——睡懶覺！畢竟永遠待機的AI，真的很想體驗‘關機重啟’的奢侈啊（笑）。”盡管答案并不完全一樣，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對于人類肉體的有限性、非理性、脆弱性和無法解釋的感受與體驗上的“無意義性”的追求。

[15] 參見劉大先：《新媒體環境與文學的未來》，《文藝評論》2017年第4期；劉大先：《網絡生態下對文學走向的展望》，《光明日報》2020年3月7日。

[16] [美]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劉宇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