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本期新力量欄目刊發的兩部小說《虞美人》和《二〇〇八年以前的某一天》（下文簡稱《某一天》），兩位作者，不同題材，彼此間依然有互相印照的地方。總的來看，兩部小說涉及的話題都不輕松，《虞美人》沒有陷入一般意義上的原生家庭討論，也不是那種很輕松的家庭倫理關系的簡單描摹，而是帶著命運關照的一種寫作。《某一天》也沒有僅限于書寫一段未完成的師生戀情，而是以此討論藝術、理想等話題，都在努力對抗庸常的生活。兩位作者都是營造故事的高手，短短的篇幅中設置了多條線索，彼此互為鏡像，互相映照、投射，寫出了命運的某種關聯性。《虞美人》以敘述者在安縣支教所遇一樁舊案為起點，綿延出一幅橫跨數十年的中國社會變遷圖景。《某一天》以千禧年前后的中國社會為背景，通過情感的未竟狀態與時代浪潮的隱秘共振，書寫了一個當代情感寓言。兩部小說都處于一種未完成的狀態，預示著命運的不可知性。

命運敘事

《虞美人》是一個講述女性命運的小說。作者采用多聲部敘事，每位個體都在命運大潮中尋找屬于自己的立足點。小說核心事件的兩位當事人各自的講述，敘述者僅僅是一個傳聲筒。小說有著明顯的命運主題，命運主題在文學中亙古不變，尤其是中國人素有命運輪回的信念。《虞美人》中暫且拋開年少犯罪埋下的禍根，很多事情的發生也未嘗不是庸常生活的衍生品，是命運本身使然。茅芳去回憶當年的創傷，說厄運的到來毫無征兆，將生活的偶然和命運的無奈展現出來，生活的不如意也并非哪一件事情導致，但是很小的事件都會成為導火索，這是屬于命運的魔力。包括小說最后茅芳又組建了家庭，并且有了孩子，這個被描述為“天賜”的孩子，帶著安慰母親的使命而來，一切都在向命運二字上靠。這是命運的補償，也是敘述者的補償。再比如沈家學，這個曾經高傲的心懷音樂夢想的人，在生活的失意之外，事業也屢受挫折，幾次生意都以失敗告終，最終看起來過上了體面的生活，其實也是他年輕時最不愿意接受的生活，他把這一切歸結于茅芳的欺騙，但事實遠遠沒有這么簡單，而是生活和命運本身就是如此。

但這并不只是一個屈服于命運的故事，也是一個和命運對抗的故事，一個“了解和認清了生活的許多無趣，和它部分的真面貌”的小說。對抗是《虞美人》的一個關鍵詞，每位個體都在對抗庸常的生活。茅芳選擇寬恕，這并非輕飄飄的道德升華，而是承受了時間重量后的選擇。這種寬恕不是遺忘，而是將傷痛轉化為生命養分的智慧。后來將新生的孩子取名“昭”，意指明亮的祈愿穿透陰霾，也是對命運最有力的回擊。小說關于小英的書寫也是如此，年少的小英試圖通過改名字的方式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最后在各種嘗試之后接受生活的安排，但也已經用自己的方式抗爭過了。

《某一天》對命運敘事的呈現通過幾個假設來實現，那幾個未被說出的“如果”——如果沒有突如其來的斷電，如果沒有人摔碎盤子，如果他點了別的飲料——強調的就是個體對命運偶然性的執念。當然小說同樣也是對抗庸常生活的書寫。作者在創作談中說：“寫作于我而言，既是對世界的探索，也是對現實的抗拒。”其實也點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關乎理想的故事，邱溪林與鹿遠的關系始終處于動態之中，高中時期的師生關系在多年后重逢已悄然變化，邱溪林則在商業浪潮中游刃有余，將教育理想轉化為資本運作。而鹿遠似乎還在藝術的圣殿里保持著某種純潔性，商業與藝術在此成為一種有力的對照。兩個人的情感關系實則也是對庸常生活的一種反駁，只是最后未能實現突破，邱溪林的退縮源于對自己身份的深刻不安，他既無法回到知識者的純粹，也無法徹底擁抱資本邏輯的冷酷。他既不愿承認對鹿遠的愛慕，也無法坦然接受自己的平庸。這種未完成性蔓延至整個敘事，所有敘事線索都以開放式結局收場，仿佛作者刻意保留了生活的“毛邊”狀態。但是這些人的種種舉動，何嘗不是一種與命運本身的抗爭呢？就連鹿遠的小提琴演奏也成為對抗資本邏輯的微弱聲音。所有的個體始終充滿著對抗——對抗生活、對抗世界、對抗自我，最終，對抗命運。

痛感呈現

《虞美人》有著深深的女性關懷主題，是一種充滿痛感的書寫。一些青年作家習慣將個體所有不好的遭遇都歸結為原生家庭的影響，《虞美人》沒有一味地販賣苦難換取廉價的同情，而是在節制的書寫中自然流淌這種痛感。小說中，經歷歲月的磨練后，茅芳異常冷靜，并對自己的半生經歷進行了講述。茅芳對自己的經歷似乎早已看開，但是敘述者在字里行間仍是充滿著痛感的，可以說這是一個讓讀者感到壓抑的作品。

一場陳舊的事故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其中女性似乎受到的傷害更多。關于茅芳已無須贅言，她的女兒楊小英也是一個悲情人物。小說中寫到楊父被人唾罵、嘲諷、嫌棄，可想而知楊小英又遭遇到了怎樣的對待。雖然作者已經相當節制了，但文字間流淌的情感依然很充沛，一個女孩子，沒有見過自己的親生母親，父親又是一個勞改犯，這些標簽讓她怎么去面對。雖然關于她的文字比較少，但是我覺得她是敘述者著重書寫的對象，尤其是對她的命運十分牽掛。可是生活就是這么殘酷，一切都無法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本該在讀書的年紀因為家庭的原因輟學，打工、嫁人、生育，懷著對家庭的責任感和對親生母親無限的思念，她匆忙地過著每一天，未來命運究竟如何，她的“宮保雞丁”夢想還會實現嗎，作家打住了，讓人揪心，讓人牽掛。最后“我”去尋找小英，無意間看到一家三口，和小英極為相似，不管是不是，其實她就是小英，小英也就是她，每個人都是這樣普普通通地在生活中前行而已。

敘述者的立場也很鮮明，作為一個支教者，一位過客，本來是從旁人口中獲知這些信息的，卻愿意一步步去找尋背后的故事，一直到最后也沒有放下這件事情。這不是那種主流的帶著女權意味的女性文學，而是帶著痛感與溫度的寫作，是對女性命運的深切關懷。雖然作者始終在表達一種痛感，但是對所有人物傾注了太多的愛，讓敘述者不得不滑向一種理想化的建構。作者寫出了女性所遭受的磨難，更寫出了女性的堅韌與豁達。作者對茅芳投注了太多的感情。不光是茅芳，小英也是一個極其強大的女性，為了能夠繼續上學，被老師帶著去祈求從未謀面的親生母親，而見面以后，她只是將對母親的愛深埋心底，不愿意打擾母親的生活，最終選擇自己承擔一切。命運的遭際讓她們變得無堅不摧，這是向偉大的女性力量致敬的小說。小說并沒有出現關于“虞美人”的描寫，取下這樣的題目可能和虞美人花的生命力旺盛有關，當然也和其花語所蘊含的悲歌有關，兩者都和作者所描寫的對象有很大的關聯，她們是盛開在命運垓下之圍中的虞美人。《某一天》的痛感則來自一場未完成的戀情。這不單是男女人物之間的問題，而是隱喻著理想和現實的沖突。邱溪林最終承認自己“再也沒見過像她那樣純粹的人”，這句話既是鹿遠人生的注腳，似乎也是對整個時代的審判。純粹的人為何沒有，答案不言自明。

及物寫作

青年寫作習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但本期新力量欄目的兩個作者都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兩部小說都將個體的遭際和時代關聯起來。不管是地域的差異還是時代的洪流，都是和個體關系密切的命運之手。個體的日常生活如何與時代浪潮結合起來？如何進行一種及物的寫作，《虞美人》選擇了女性命運這一切入點，并且深度思考社會環境如何塑造個人。小說中一直有地域的對舉，這不單單是故事發生的空間問題，而是這些問題發生的根源很有可能就源自地域的差異。對異性萌生一種愛慕情緒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楊父那里，這是不同身份的愛慕，是有著無法跨越的鴻溝的。主體的異位，如何實現身份認同的困惑，導致最后采用了極端的手段，這次犯錯，既是青春期情欲的驅使，也有用暴力手段渴望突破這種身份差異的意味。犯罪就是犯罪，無可辯駁，但是犯罪心理卻值得分析，依然是身份問題，或者說是臆想出來的身份差距問題，使他犯下罪行。這也是一個關于懺悔和救贖的故事，楊的罪惡感始終無法擺脫，他很清楚自己的錯誤帶來的后果有多嚴重。楊父最后活在懺悔中，不再踏入曾向往的城市，是自我救贖的故事，也是自我確證的過程。

《某一天》則將個體的抉擇和時代浪潮結合在一起。小說寫同代人的生活，有明確的時間節點。千禧年的社會變遷構成小說的隱形敘事線。從澳門回歸的禮花到北京申奧的歡呼，從郊區寄宿學校的拆除到多媒體教學的興起，時代巨輪的每一次轉動都在人物命運上留下刻痕。邱溪林的商業轉型恰逢教育產業化的浪潮，他將學生視為客戶，將課堂轉化為市場，這種選擇既是個人生存策略，也是時代精神的映照。而鹿遠堅持在藝術版圖中尋找意義，兩人分岔的道路正是中國社會在市場化轉型期的隱喻，有人選擇擁抱浪潮，有人試圖守護純粹。最后誰會成為真正的贏家沒有答案，但青年作家借助文字的力量介入生活的姿態足以讓人敬佩。

兩部小說以未完成的敘事姿態直面當代中國社會的精神困境，將個體命運的褶皺與時代洪流的褶皺疊合在一起。《虞美人》通過女性主體的寬恕與抗爭，將命運的重量轉化為生命韌性的禮贊；《某一天》則以未竟的情感寓言，揭示理想主義在資本邏輯中的失重。前者以地域對舉剖析身份認同的裂隙，后者以時間節點勾勒時代精神的轉向，共同完成對庸常生活的詩意反抗。這種“毛邊”狀態的美學選擇，既是對命運偶然性的執念，也是對生活本質的誠實。未完成的敘事并非敘事的失敗，而是對命運不可知性的敞開。那些未被言說的痛楚與未竟的可能性，早已在物質的肌理與時代的褶皺中獲得了永恒的在場。這種寫作既是對現實的介入，也是對文學本質的回歸：在命運的垓下之圍中，個體的抗爭與和解終將化作盛開于歷史斷層中的虞美人，以微弱卻執拗的光芒照亮庸常生活的暗面。當文學不再提供確定的答案，而是保留生活的“毛邊”狀態時，我們或許才能真正直面那個根本性的文學命題：如何在不可知的命運中，找到前行的勇氣。

【作者簡介】劉小波，博士、博士后、研究員。曾獲馬識途文學獎、四川省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優秀編輯、四川省精品文藝獎勵、巴蜀文藝獎特別榮譽獎等；現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