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切都要從鄉村出發。一切終將歸于鄉村。

人類文明文化都是從鄉村出發，一步步走向鄉鎮、城市、大都市，成為不同民族、國家文明文化的核心支點。然而，隨著人類工業文明的到來，鄉村、農業、農業文明逐漸被邊緣化。

自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歷史性巨變。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一步加速，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口已經超過了鄉村農民的數量。中國在變成世界工廠的同時，眾多農民也從鄉村走向了城市。鄉村呈現空心化、荒漠化、老齡化而日漸衰落。留守鄉村的農民已經從原來的傳統農業耕作方式，逐漸走向了現代農業。適合中國國情的小型現代農耕機具取代了人力、畜力，從整體上建構起中國式的現代農業技術裝備體系和現代農業生產生活方式。一些村莊在現代化力量之下已經消逝，而數量眾多的鄉村正處于衰落或漸趨消逝之中。對此，我們不禁產生疑問：鄉村將向何處去？鄉村一定會消逝嗎？如果不消逝，鄉村的未來在哪里？鄉村在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征程中、在人類現代化文明發展史的價值和意義在哪里？不解決鄉村的歷史定位，不闡述清楚鄉村之于人類文明文化的未來價值意義，我們就無法分析和論述鄉土文學的未來及其意義價值問題。

事實上，鄉村的衰落及其消逝，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而且是人類現代化的全球性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思考和闡述中國鄉村未來命運和價值問題，就有了一種更深層、更遼闊的世界性意義和價值。實際上，中國鄉村之于中國文化、文學，的確具有一種中國式鄉村審美、中國式鄉村情感、中國式鄉村哲學世界觀的獨特意義價值。這需要我們以一種更長遠的大歷史視野來審視和思考中國鄉村，在探尋千年中國鄉村根性文化價值的同時，書寫具有新時代中國山鄉巨變特征的鄉土文學，來傳承、轉化和建構一種獨特的中國鄉村哲學美學，打造具有鄉愁內涵的中華民族情感共同體。而這正是保衛鄉村、書寫新時代中國鄉土文學的使命與價值之所在。

一 以鄉村為核心的千年鄉土根性文化

在中國古代，中華民族千百年來以一個個鄉村為據點聚族而居，星羅棋布，不斷交往融合，構建出了具有豐富地域文化特色的中華文明。在每一個鄉村聚居的大大小小族群，以血脈、鄉村空間、地域文化等為基點，構成文化認同與心靈皈依的物質、精神基礎。中華民族的家國文化就是以鄉村為基點和本位、以家族血脈文化傳承為核心，進而延展為國家民族文化心理共同體。鄉村地域空間的差異性，構成豐富多彩而又互相包容的地方文化。而搖曳多姿的各地風土、語言、民俗、文學構建了中華文化的豐富性、多樣性、互補性。各個地域文化內部的融合交往，創造出了生生不息的原生動力和多維發展的精神內驅力，更是形成了求大同存小異、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中國式哲學美學，在千年的中國文學史中留下深刻的精神印記。

以鄉村為審美基點的中國古代文學，從鄉村出發，擴展為一種關于故鄉的精神原鄉美學和濃得化不開的文化心理情感結構。古老的文學經典《詩經》不僅有關于農民在鄉村山林稼穡、狩獵等生產場景的描繪，而且展現了鄉村世界中的不公，發出了勞苦大眾對不勞而獲的控訴和對正義美好生活的向往。“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詩經》還有一些詩歌寫出了對山川大地、鄉土家園的描繪和精神祈愿。“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屈原在《離騷》中的這句話，在種植各種名貴花草的田園中，給予了詩人對理想社會、詩意生活的向往與追求。而《楚辭·九辯》中的“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則表達出了對鄉村田園荒蕪的深深憂思。顯然，無論是《詩經》，還是《楚辭》，來自農業文明的鄉村田園文化是詩人思想認知和審美書寫的邏輯基點，即從鄉村、田園、農事和大地出發的生命體驗和敘述邏輯。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顧反”。漢代《古詩十九首》以鄉村故土為生命情感與審美基點的詩歌，已經出現了濃郁的“故鄉情結”，有了離鄉的“故鄉情結”的“游子”形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的《七哀詩》寫盡了戰亂之于鄉村農民的巨大災難，因而發出了“天下盡樂土，何為久留茲”的對“樂土”的理想鄉村的呼喚。“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魏晉時期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建構了一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村，生動詮釋了中國人所心儀的精神樂園，體現為一種對大同世界、烏托邦夢想的精神建構。“桃花源”也成為之后歷代中國文人對理想鄉村的代名詞。

顯然，王粲和陶淵明所向往的鄉村樂園，在唐宋時期的文學書寫中得到了一種程度的實現。“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唐代詩人王維在《積雨輞川莊作》中有描繪田園風光的詩句，有一種鳶飛魚躍的自由舒展的田園樂園景象。孟浩然的鄉村日常之美書寫，呈現了田園鄉野之樂。王維的“遍插茱萸少一人”、賀知章《回鄉偶書》和李白《靜夜思》，共同構建了一個大唐時代的關于“故鄉—鄉愁”的文化心理結構與審美情感共同體。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宋代大詩人陸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呈現了戲劇與中國文化的民間教化及其文化心理認同的深層聯系，而詩中的“趙家莊”為代表的廣大鄉村就是儒家文化在中國民間傳播鏈條的審美基點。筆者小時候在村里聽老一輩人講述楊家將、呼家將、三國演義，在鄉村集市上聽民間鼓書藝人講岳飛傳、穆桂英大破天門陣、薛仁貴與樊梨花的故事，幼小的心靈被楊家的滿門忠烈、岳飛的精忠報國、穆桂英的美麗勇敢、諸葛亮的超人智慧與鞠躬盡瘁的精神所感動不已。天理、忠孝、節烈、仁義禮智信等具有根性意義的中國文化就借助于戲劇等民間文藝形式深深扎根于廣袤的鄉村大地，在鄉村文化空間里千年流傳，構成一種傳承千年的中國鄉村根性文化血脈。

事實上，中國儒家文化與民間文化正是在鄉村空間里通過文學藝術而有機融合起來。中國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質在鄉村獲得了生動闡釋和鮮活流動，不斷綿延、拓展，構建了以宗族為根、文化為脈、仁義為本、忠孝為核、盡善盡美、由家及國的獨具特色的中國式家國忠孝仁義文化觀，進而凝練為以鄉村精神為內核的千年中國鄉村根性文化。而鄉村無疑是家庭、宗族、國家、故鄉、根脈的最初出發之地和最終歸依之地，是中國鄉村根性文化的精神基點所在。

二 從鄉村出發的20世紀中國文學

中國現代文學從“故鄉”開始，以鄉村審美為出發點。

魯迅的小說《故鄉》奠定了一種現代色調的鄉村悲涼美學。“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故鄉》開篇的話語，一開始就令人置身于無邊荒涼的冷颼颼語境之中。那個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給予遠方游子無限溫暖和無限憧憬的“故鄉”，已經在工業文明的新語境中成為“蕭索的荒村”。即使在沈從文的“湘西敘事”中，鄉村雖然還有著無限的美景，但已是“最后的挽歌”了。《邊城》中的翠翠的情感世界已有了無法縫補的裂痕。

中國鄉村的未來在哪里？翠翠的未來命運如何？翠翠如何把握未來？沈從文在《蕭蕭》中有過一種可能性的暗示。鄉土世界畢竟是變了，有了“女學生”這一在鄉下人看來古怪可笑的“事物”，“爺爺”故意取笑童養媳蕭蕭。蕭蕭從原來的抵制到漸漸喜歡上了“自由”的“女學生”。而現實是殘酷的，“蕭蕭”依然重復著“童養媳”的命運，但是沈從文已經昭示了鄉村世界中的新女性、新道路的可能性。蔣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直接描繪了一種“革命的空氣”在鄉村里的傳播。葉紫的《星》描寫了一位從封建禮教壓迫中獲得掙脫、積極投身革命的鄉村女性“梅春姐”。在大革命的時代氛圍下，梅春姐從翠翠、蕭蕭的被壓迫的傳統女性命運中獲得解放，進而成為解放其他被壓迫者的新女性和革命者。然而遺憾的是，隨著大革命的失敗，梅春姐的解放之路也遭遇了挫折，出獄后被迫重新回到了舊家庭，再次開始新的出走與反抗。顯然，沒有社會的解放，女性的解放是難以獨自實現、獲得保障的。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則從正面闡釋了這一道理。正是因為有了新建立的革命新政府的保障，劉家峧村的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戀愛才迎來了根本性轉機，得到了新革命政府的支持，有了不同于以往鄉村戀愛悲劇的大團圓結局。

20世紀中國革命是以鄉村為基點，從鄉村出發的。“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沒有農村革命的成功，中國革命就難以獲得成功。正是因為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有了從農村出發、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思想指導，才開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現代革命道路。

而在文學和革命之外，中國社會各階層都在尋找中國鄉村的變革及其未來命運。葉圣陶在長篇小說《倪煥之》中指出師范教育把農村孩子培養為城市人的教育弊病，認為中國師范教育要以鄉村為教育的出發點和目標，以培養有文化的鄉村青年來建設現代意義的新鄉村。而真正推進這一教育理念的是梁漱溟、陶行知、晏陽初等鄉村建設派知識分子。因為抗戰爆發等因素，這些鄉村建設實踐遭遇了挫折，但是其情懷、理念、思維方式和社會實踐經驗都是非常寶貴的。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人民公社的建立以及民辦老師、赤腳醫生、鄉村技術員等一系列新舉措的實施，新中國的鄉村建設從整體上醫治了晏陽初所指出的舊中國鄉村存在的愚、窮、弱、私等病癥。這在新中國初期的中國鄉土文學中得到了大量審美呈現。趙樹理、孫犁、周立波、柳青、李準、王汶石、郭澄清、劉澍德等眾多作家筆下的文學作品里邊塑造了眾多社會主義鄉村建設者的形象和對社會主義新鄉村建設的美好理想圖景。

回顧整個20世紀中國社會變遷，我們發現不僅中國現代革命是從鄉村出發的，而且新時期中國社會變革也是從農村開始的。新時期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啟了“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改革開放新路徑，讓億萬中國農民獲得了空前的生產熱情，整個社會的巨大生產力獲得釋放，推動了中國社會現代化的迅速發展。鄉村第二次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首發地、先鋒和巨大推動力。

與此同時，鄉村也再次成為新時期中國文學審美書寫的重心，散發出無比生動的時代光輝，出現了高曉聲、何士光、王潤滋、路遙、賈平凹、張煒、劉玉堂等一大批名家名作。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中的陳奐生，不僅擺脫了他個人背負的經濟負擔，而且也在某種意義上走出了數代農民的生存困境。魯迅《故鄉》中“我”回鄉是為了與故鄉告別，不僅開啟了一個現代鄉村的文學書寫模式，而且開啟了從鄉村到世界上去的敘事空間。但是，真正意義的大規模走出鄉村到城市乃至世界的卻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文學那里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書寫。路遙的《人生》中的高加林翻閱畫報中的高樓、飛機等現代新事物，已經有了禁錮不住的走出鄉村尋找現代生活的生命沖動。《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不僅延續了高加林的現代夢想，而且以獨立主體的精神人格獲得了基于平等、尊重基礎上的現代愛情，走向了現代新生活的深處，獲得一代代鄉土中國青年的喜愛，成為中國當代鄉土文學經典。這無疑是中國鄉土文學的高峰，也是鄉土中國青年形象建構的精神高峰。而此后隨著“三農問題”的出現，農村、農業、農民陷入了新的危機之中。

三 21世紀鄉村危機及其審美書寫

如果說20世紀末的“三農危機”，依然是基于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對峙與沖突的危機，到了21世紀，隨著人工智能的大發展，城市化、高科技化、產業化，萬物互聯互通、無所不在的高科技與資本力量，構成了海德格爾所言的科技主宰的“技術框架”。21世紀中國鄉村出現了新的危機，鄉村空心化、荒漠化、老齡化進一步加劇。一些鄉村在合村并居運動中已經消逝，那些沒有消逝的村莊也在人工智能技術新浪潮中岌岌可危。一種千百年來從未有過的鄉村危機，正在加速到來。也許，明天，后天，我們從小長大的熟悉的村莊可能就會在一夜之間消失。而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事實上，這種鄉村危機絕不僅僅是中國鄉村的危機，而是整個地球上人類所有村莊所面臨的危機。當代法國導演阿涅斯·瓦爾達和新銳攝影師、街頭藝術家JR聯合執導的電影《臉龐，村莊》以紀錄片的形式，真實呈現了被廢棄的農村、被棄置的礦山和處于被遺忘角落的鄉村農民、擠奶工、郵遞員、流浪漢形象。鏡頭所到之處滿目荒蕪，了無生機，觸目驚心。2022年上映的西班牙電影《阿爾卡拉斯》一開始就出現的巨大挖掘機始終是桃園消除不了的威脅，隨之而來的在桃園安裝的太陽能電池板代表了要驅逐桃園農民、變土地為太陽能產業的“新圈地運動”。傳統農民、農業、土地的未來在哪里？誰還能深情贊美“成長的土地”？影片里眾多到城市抗議的憤怒的農民呈現出這不是一個桃園、一個鄉村的危機，而是整個人類所面臨的嚴峻形勢。《臉龐，村莊》《阿爾卡拉斯》中的鄉村被棄置的荒涼慘敗鏡像就是全球鄉村的現在及未來命運的縮影。

鄉村危機不僅在歐美發達國家較為嚴重，在現代化、城市化急劇發展的中國也非常明顯。梁鴻的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梁莊》以極為悲痛的方式告訴我們：梁鴻上學的梁莊小學，今天已經蛻變為梁莊養豬場；鄉村很多房屋坍塌，即使新建房屋也是少人居住，人口老齡化極為嚴重。筆者2025年回到山東莒縣老家，看見周圍數個村莊招收兒童入學的片區中心小學因為收生太少撤銷辦學點，而集中到鄉鎮中心小學辦學。而這絕不是個例。鄉村里沒有常駐的孩子，僅有的適齡兒童也集中到縣城或鄉鎮上學。千百年來，我們常說的生于斯、長于斯而終將老于斯的故鄉，在21世紀的今天，已經不再是生命最初的血地，更難以成為“長于斯”的家鄉了。我們常說的“故鄉情感”、鄉愁何以建立？！梁鴻在《出梁莊記》中記載了那些曾在梁莊長大而常年在外打拼的梁莊人，每當談起故鄉，就兩眼放光，一下子喚起了思鄉的情感。但是那些在城市中長大的“二代農民工”卻是一臉茫然。融不進的城，回不去的鄉：而對于二代農民工而言，從情感深處講，他們或許根本就不認同父輩的故鄉，認為那是你們的故鄉，我們是沒有故鄉的一代。這才是當代中國進城農民的深層情感困境。正是基于這個問題，梁鴻提出了鄉村之于一個民族至關重要的心靈情感結構的重要性：“村莊，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民族的子宮，它的溫暖、營養的多少，它的整體機能的健康，決定著一個孩子將來身體的健康度、情感的豐富度與智慧的高度。”事實上，鄉村之于中國人而言，不僅僅是一個生命、生活的空間，而是關系著一個人生死依戀的生命情感維系、一個族群的根脈傳承乃至關系著民族國家共同體情感內核建構的根本性問題。

正是因為鄉村的巨大危機，2018年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毫無疑問是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根本性舉措。鄉村第三次成為百年中國社會巨大變革的出發點、推動力和核心內容。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不僅是對20世紀中國革命經驗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借鑒與學習，而且體現了從根脈上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高度。這既是對千年中國鄉村根性文化的當代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又是從歷史、文化、情感的源頭來鑄牢以鄉愁為內核的中華民族凝聚力和文化情感共同體的根本性戰略舉措。基于此，2022年中國作家協會推出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就是對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計劃的有力支持，是以鄉村文化為精神內核的對新時代山鄉巨變的現實實踐的審美書寫。

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鄉土文學就出現了一些較為優秀的鄉村審美書寫，特別是一些對千年中國鄉村文化書寫的文學作品。新時代以來，中國鄉土文學書寫迎來了一個創作新浪潮，一大批鄉土文學作品涌現出來。徐則臣、楊志軍、喬葉、付秀瑩、盛可以、陳彥、陳濤、魏思孝、蔡崇達等一大批作家的創作展示新時代中國的鄉村巨變、危機與新的希望。從魯迅以來的中國鄉土文學敘述的情感邏輯，即從鄉村到城市的敘述邏輯與情感內核，在新時代語境下有了新的、質的變化：已經從鄉村到城市，延展為從鄉村到城市、再到世界上去的新的審美空間和情感邏輯。“到世界去”是徐則臣《耶路撒冷》小說中的主題之一。而陳彥的《星空與半棵樹》與趙德發的《人類世》則指向了更為遼遠的宇宙星空與遠古時代，是以鄉村為敘述基點和情感內核的更為遼闊的“遠方世界”。

喬葉、付秀瑩、陳濤、魏思孝、蔡崇達等一批更年輕的70、80后作家寫出了更具當下性的返鄉、扶貧、非遺、新女性、新疼痛、新水鄉等新鄉土文學作品。毋庸諱言，在新鄉土文學書寫浪潮中，也出現了一大批不及物、不接地氣、雷同化、陳舊化、模式化、簡單化的粗制濫造的作品。那種具有文學史意義和典型性的新農民形象、具有建構意義和精神深度的新鄉村文化、深度闡釋鄉村空間現代性價值的新時代鄉土文學經典作品依然匱乏。

四 “創造新鄉村”：以文學保衛鄉村

面對前所未有的、整體性的、釜底抽薪般的中國和全球性的鄉村危機，今天我們喊出“必須保衛鄉村”的戰斗口號，就是要從政治、經濟、文化、心理、文學等不同層面來思考和建構新時代鄉村空間的現代性價值，傳承千年鄉村根性文化，建設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慰藉傳統情感、滋養當代心靈、適合當代全球文化生活的人類新鄉村文明。

不認識鄉村，何以認識過去之中國？不認識鄉村，何以認識今日之中國？不認識鄉村，何以思考未來之中國？這就是我們要保衛鄉村的最大理由和根本目的。作為中國千百年來一直不斷生長、延續和滋養中國人心靈、情感和日常生活的鄉村根性文化，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族群、社會以及人與自我的關系中，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深厚的歷史、文化、心靈、審美、哲學等價值意義。認識到鄉村之于中國的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和根本意義，我們就要毫不猶豫排除萬難來保衛鄉村、捍衛鄉村，創造性傳承千年鄉村根性文化。

而在眾多保衛鄉村的路徑中，書寫鄉村、以審美的方式來記錄、傳承和創造鄉土文學，是一條極為重要的路徑。經歷千百年發展、被千百年中國文學史所吟詠、為祖祖輩輩中國人生活過和無數遍縈繞于心的鄉村，已經被錘煉、凝結、鑄就為一種看不見的而又無處不在、時時發揮作用的潤滑中國社會結構與滋養中國人心靈的鄉村精神。鄉村精神就是中國鄉村根性文化的內核所在。而這種鄉村精神正是借助于鄉土文學作品的審美感染力而獲得更為久遠、遼闊、深刻、動人的精神力量和情緒價值，成為人類情感共振的文化共同體和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意識。在新時代語境下，以鄉村精神為內核的千年中國鄉村根性文化應該在文學藝術的審美建構下進一步發展為一種適應人類文明新發展階段的新鄉村現代性價值理念，為人類文明的新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提供具有哲學世界觀意義的精神指導與價值引領，即以新時代鄉土文學來豐富鄉村精神內涵，“創造新鄉村”來保衛鄉村。新時代鄉土文學應該在延續千年中國鄉村書寫精神血脈的基礎上，繼承百年中國新文學史鄉土文學敘述傳統和審美經驗，在以下四個方面發力，建構鄉村空間的現代性價值：

1．重構新時代鄉村自然之魅

“欸乃一聲山水綠”“誰不說俺家鄉好”。每一個鄉村都有著獨特的物質性風土，有著屬于“一方水土”的泥氣息、土滋味，有著村莊與周圍山山水水、草木蟲魚鳥獸交融一起的自然之風景。劉醒龍在《上上長江》闡述長江以南的“江南風景”的內在精神特性。沈念的《大湖消息》傳遞出鄱陽湖自然與人之間的精神訊息。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則講述了東北邊地鄂溫克族居住部落的大自然生態，創造出人與萬物交融的“復魅”新自然空間。而新時代鄉村書寫，要以人類生態文明文化的新視野，來認識、描繪和建構具有生態文化視域下村莊自然萬物的外在風景及其內在精神，重構鄉村自然之魅，推進人與自然生命主體間交往，從而讓新時代鄉村成為鄉民安放靈魂、慰藉鄉愁的“詩意棲居”之地。新時代鄉村書寫亟需寫出具有自然風景及其內在魅力的“新鄉村風景”，創造出新鄉村生態。

2．書寫新時代鄉村人文之史

中國成千上萬的村莊都有著屬于自己的獨特歷史。筆者所在山東莒縣龍山褚家莊村跟附近很多村莊都是明清之際遷移而來的，至今已有幾百年的歷史。每年回老家，除夕前我都會跟家族長輩、兄弟、侄孫們一起給祖先上墳。每次上墳都是從第一代老祖的墳頭開始。伴隨鞭炮聲磕完頭后，長輩都會介紹每個墳頭的來歷，講述幾代祖先創業的故事。尤其是到眾多祖先長眠的“老林”墓地，鞭炮聲愈加震耳欲聾，田野里升起一陣陣青煙。天南海北的家族成員此時此刻匯聚一起，共同完成每年一度的祭祀儀式，一次次體認著家族共同體的歷史、文化、地域、情感的心理認同和血脈傳承。這正是無數中國鄉村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生命儀式和精神時刻。毫無疑問，無論是遙遠的過去歷史，還是近代的種族繁衍，村莊都承載著鄉土中國一個個家族血脈傳承的生命史和精神史。但是，對于這些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心中最重要的鄉村歷史的文學書寫是較為缺失的、不夠深入的；而具有家族史、文化史意義的鄉村志、鄉村人文心靈史更是極為匱乏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時代鄉土文學，需要以一種基于人類鄉村歷史文明的維度來思考和建構，進一步書寫和夯實鄉土中國的地方史、國族史、生命情感史。楊志軍的《雪山大地》就是一部以鄉村為核心支點的漢藏幾代人交融扶持的百年中國藏族鄉村地方史、心靈史。

3．接續新時代鄉村倫理之善

千百年來，以鄉村為核心支點的中國鄉村根性文化發展出了盡善盡美等倫理文化追求。“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有余慶”等春節對聯貼遍了眾多中國鄉村人家的大門。忠厚、詩書、向陽、積善本身就是千年中國鄉村耕讀文化的產物，與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土地倫理相吻合，有著一種詩意、陽光、善良、積極、向上的倫理文化意蘊與精神追求。這也恰恰是鄉村精神里面具有積極性、現代性和未來增長性的核心部分，是新時代中國現代文明體系所需要的可以傳承、生長、拓展的根性文化內容。

事實上，當代中國鄉土文學書寫已經自覺不自覺涉及這一鄉村根性倫理文化主體。賈平凹的《古爐》寫到了給人“說病”的鄉村文化，以心靈之善來祛除人心中的仇恨與貪念，醫治“心病”，體現一種鄉村“善文化”的建構。張煒的《古船》《獨藥師》《艾約堡秘史》對鄉村儒家文化倫理正義的思辨，倡導“大善”“長生”和對“惡”的救贖。趙德發的《君子夢》《經山海》分別對中國鄉村千年“君子文化”與“楷模文化”進行審美書寫和當代激活，都展示了中國當代作家對千百年中國鄉村文化的歷史挖掘、精神建構和可貴的文化傳承與創新。而這種向上、向善、慎獨、謙卑、勤勞、進取的鄉村精神及其倫理文化意蘊，恰恰是當代中國所需要的，是祛除焦慮、不安、躺平、佛系、斷親、“失心瘋”等時代“心病”的鄉村“良藥”。在急劇變遷的加速度社會中，來自千年中國鄉村根性文化的“鄉村精神”及其追求向上、向陽、善美的倫理文化顯得尤為重要，是新時代鄉土文學書寫不能缺失的倫理建構和文化傳承，并以此轉化出新鄉村倫理文化，創造出既善又美的新時代新鄉村。

4．鑄就新時代鄉村精神之魂

鄉村之所以是鄉村，是因為有農民的存在，因為有著鄉村精神的美麗心靈的存在。有人，才有鄉村，才有鄉村精神。一個個鄉村就是千百年來農民靈魂的棲息地。因此，新時代鄉土文學的核心和關鍵就是要塑造具有新時代鄉村精神的新農民典型形象。有了新時代農民形象，鄉村就有了靈魂，鄉村精神就有了文化創造與傳承的精神主體。陳濤的《在群山之間》以非虛構的形式書寫“第一書記”的扶貧經歷，講述了新時代中國青年如何融入鄉村、重新發現自己的心靈成長史。“你今天過得好嗎？”蔡崇達的小說《草民》中講述了這樣一位名叫“曹操”的鄉民：他每天穿街走巷一邊賣雜魚，一邊問候每一戶鄉鄰。“明天會好的”，曹操就這樣安慰著“我”這樣說“不好”的孩子。小說以“成佛了”來講述東石鎮鄉民對“曹操”功德的紀念及其形象建構。“在完成《草民》后，我發現自己已經能夠書寫構成故鄉的所有人了，仿佛重新＇生＇下了自己的、他人的故鄉，和它達成了完全和解。”正如蔡崇達所言，鄉村書寫就是“生”下故鄉，創造不朽的鄉村。

付秀瑩的《他鄉》、盛可以的《息壤》等作家塑造的新時代女性形象，或是從鄉村成功進入了都市，或是獲得更具主體性的女性本位書寫，展示出新時代鄉村女性書寫的新深度。梁鴻在《梁莊十年》發出的“梁莊的女兒哪里去了”的問題，更深刻提出新時代鄉村女性需要重新被發現、書寫和建構的問題，而這涉及更復雜、深邃的問題，也是新時代語境下新女性形象建構的發力點所在。

“中國近百年史，也可以說是一部鄉村破壞史。”時至今日，梁漱溟的話依然振聾發聵。梁漱溟認為重建中國文化必須從鄉村產生。鄉村是中國文化“有形的根”；必須立足于中國原有的基礎，新時代中國的現代文化要從“老樹”上發出來，從“老道理”講起。與此呼應的是，早在1920年代，章士釗就提出“農村立國”，米迪剛、王鴻一提出“村治”“村本政治”等思想。為了實現這一文化理想宏愿，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不僅號召到農村中區，到民間中去，而且身體力行以“與農民同心之心”推動知識分子與鄉村農民大眾的結合。這在新時代今天，依然有著巨大的啟示意義。

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一文中大聲呼喚：“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甚望我們中國的青年，認清這個道理。”“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對于新時代中國作家而言，要積極、勇敢、以使命擔當的精神書寫鄉村、記憶鄉村、創造鄉村、保衛鄉村。而更為嚴峻的是，誰來書寫千年根性文化？21世紀人類在人工智能新文化語境下，誰還能熟悉鄉村文化，熟悉鄉村生活？極為殘酷的事實是，昔日的鄉村生活方式、民俗文化、生產技藝及其鄉村文化體驗，都已經漸漸進入鄉村記憶博物館，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了。人工智能大數據時代日趨顛覆了昔日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

田園將蕪，胡不歸？

田園將蕪，誰來寫？

面對基于人類文明文化意義的前所未有之大劇變，吾等所經歷過的和正在經歷著時代巨變的同輩與后生，應當以人類文明文化的接續者、傳承者和創造者的使命意識，重新從鄉村出發，書寫21世紀之鄉村，以文學來記憶鄉村、創造鄉村、保衛鄉村。

寫吧，這是我們一代人的使命。寫吧，“生下”我們的“故鄉”。寫吧，創造我們的“新鄉村”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