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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之大，令人咋舌，即便去過幾次，也很難搞清其真實的格局。社會上一直流傳這樣一種說法，故宮的房間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實際數量約九千間），如果一個嬰兒從出生那天起，每天晚上都換一個房間住，等把所有房間住遍，他已長成二十七八歲的大人了。

事實上，故宮以乾清門為界，按照功能大致劃分為兩部分。乾清門以南是行政辦公區，乾清門以北是生活居住區。

乾清門以北東南廡有個“五楹，面向北”的屋子。據《現代漢語詞典》，“廡”是指正房對面和兩側的小屋子；一間為一楹，“五楹”，也就是五間小屋子的寬度（網上有“五楹”相當于現今二十七米多的說法，筆者并未找到明確依據，暫以此說作為參考）。因屋中懸掛“前垂天貺”“中天景運”“后天不老”三塊匾額，有“三天”之說。這“三天”之所，就是清朝皇子皇孫讀書的地方——上書房（又稱“尚書房”，道光以后稱“上書房”）。上書房之所以設置在靠近乾清門的位置，也是為了方便皇帝隨時檢查他們的學習情況。

清軍入關是1644年，而滿族人自己的文字，是1599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和噶蓋參照蒙古文字母創制的，俗稱“老滿文”。在此之前，滿族人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入關后，清朝統治者非常重視教育，尤其是皇家子弟的文化教育。

康熙帝對皇子皇孫的教育特別上心，不僅對所學內容做了嚴格要求，還經常到現場檢查學習情況，史書記載他“于聽政之暇，時時指授，罔或有間”。其實康熙帝年少時，就嚴格要求自己：“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誦讀，日暮理事稍暇，復講論琢磨，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讀書讀到吐血，這功夫下得也是沒誰了。一百多年后，還有一位皇帝患“吐血之癥”，那就是咸豐帝。但此“吐血”非彼“吐血”，咸豐帝是因沉湎酒色，身體每況愈下而吐血的。

康熙帝去世后，四子胤禛繼位，改年號為雍正。雍正帝比康熙帝還重視皇子皇孫的教育，雍正元年（1723），他專門為此下了一道圣旨。

為了達到“皇子知隆重師傅，師傅等得盡心教導”的目的，皇子入學時必須向師傅行禮，身旁伺候的人應當力勸師傅“受禮”，如不肯受，則以皇子向師傅的座位作揖代替。另外，必須安排好師傅的飲食，“至桌張飯菜”“照例用心預備”。雍正帝連上書房家具的形制、數量、擺放位置等，都提出具體要求，“與師傅預備杌子（凳子）四張、高桌四張，將書籍筆硯表里安放桌上”。真可謂事無巨細，面面俱到。

上書房的負責人稱“總師傅”，通常由翰林院掌院學士擔任。翰林院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薈萃之地，能成為“掌院學士”的人，絕非泛泛之輩。對總師傅的人數，沒有具體要求，單人或兩三人的情況都出現過，總師傅也不用每天都到崗。有清一代，出任總師傅一職的多為名臣，如雍正朝的鄂爾泰、張廷玉，乾隆朝的嵇璜、劉墉，道（光）咸（豐）之間的翁心存（名臣翁同龢之父）等。

除了負責總體教學，總師傅還要為上書房配備師資力量。首先，總師傅遴選出若干名品學兼優的翰林，由皇帝親自召見，選取其中“器識端謹者，欽點某某為某皇子授讀師傅”。另外，要給師傅安排一兩名助手，“謂之上書房行走”。

皇子皇孫對師傅極為尊重，彼此感情很深。乾隆帝逝世后，嘉慶帝急忙召自己的師傅朱珪進京，兩人見面后，嘉慶帝居然握著朱珪的手，放聲大哭。朱珪去世時，嘉慶帝親自到府上吊唁，可朱家的大門低矮，御輦無法通過，嘉慶帝干脆自己走進去哭奠。

師傅之外，還設“諳達”（滿語，朋友、伙伴的意思），有內外之分。內諳達負責教授滿蒙語言，從八旗翻譯人員中選派；外諳達負責教授弓箭騎射等。嘉慶十八年（1813），林清率領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正在上書房讀書的綿寧（后來的道光帝）聽到消息后，手持鳥銃趕到隆宗門，親手擊斃兩名教徒，立了大功。這就是“漢唐以來之未有”的“癸酉之變”。

嘉慶年間，一個名叫吳振棫的人寫下《養吉齋叢錄》，共三十六卷，詳細記錄了清朝的典章制度。該書記載，清朝家法規定，皇子皇孫六歲（此處是虛歲）開始讀書。

皇子皇孫讀書非常辛苦，“寅刻至書房，先習滿洲、蒙古文畢，然后習漢書”。古代每天分為十二個時辰，對應今天的二十四小時，“寅刻”是凌晨三點到五點。如今，哪個家庭舍得不到凌晨三點，就把五歲的小朋友從被窩里拉起來，隨即送去讀書？這兩個小時基本是自習時間。卯時，也就是五點到七點，老師開始講課，一般到午時（十一點到十三點）才下課；課多的時候，會講到申時（十五點到十七點）。下午，基本安排的是體育課，主要練習騎馬射箭。一年到頭，只有大年初一、端午節、中秋節、皇上的生日和自己的生日這五天，不用上課。

經過這般“魔鬼式”甚至“地獄式”教育的皇子皇孫，“文學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嫻熟”？“以之臨政，復何事不辦”？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清朝的皇族中出了那么多詩、書、畫的名家。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去世，四子弘歷繼位，改年號為乾隆。乾隆帝繼承了康熙帝、雍正帝的優良傳統，始終關注皇子皇孫的教育，親自給上書房題寫楹聯“念始終典于學，于緝熙單厥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因為十一子永瑆“不務正業”，乾隆帝對兒子進行了批評教育。這件事的起因是，他看到十五子永琰（后來的嘉慶帝）手拿一把折扇，扇面上有畫有詩，落款為“兄鏡泉”（“鏡泉”是永瑆的號），立馬就不高興了：“此非皇子所宜。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有益立身行己，至尋常琢句，已為末務，何可效書生習氣，以虛名相尚乎？”堂堂皇家子弟，怎能效法儒生做派？

為此，乾隆帝現身說法，深情回憶道：我當皇子的時候，可沒有號。二十二歲那年，你們的祖父（雍正帝）“因辦當今法會一書，垂詢有號否，朕（乾隆自稱）敬以未有對，皇考即命朕為‘長春居士’，和親王為‘旭日居士’”，即便是賜的號，我“未嘗以之署款”。此事的來龍去脈，你們可以問問和親王。

接著，他話鋒一轉，語氣變得嚴厲起來：大清“家世敦淳樸之風，所重在乎習國書，學騎射，凡我子孫自當恪守前型，崇尚本務，以冀垂貽悠久。至于飾號美觀，何裨實濟？豈可效書愚陋習，流于虛謾而不加察乎！設使不知省改，相習成風，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衛等官咸以脫劍學書為風雅，相率而入于無用，甚且改易衣冠，變更舊俗，所關于國運人心良非淺鮮，不可不知儆惕。……阿哥等此時即善辭章，工書法，不過儒生一藝之長，朕初不以為喜。若能熟諳國語，嫻習弓馬，乃國家創垂令緒，朕所嘉尚實在此而不在彼”。

他明確要求，要把這道上諭貼在上書房最顯眼的地方。

《三字經》有言：“教不嚴，師之惰。”給皇子皇孫當老師，著實不易，要時時處處加小心，如果偷懶，后果相當嚴重！乾隆五十四年（1789），乾隆帝巡視上書房時發現“皇孫輩皆不喜讀書”，經常曠課，而上書房的師傅竟有“六日不到者”。乾隆帝大怒，降旨申飭：皇子們的年齡都大了，有一定的基礎，“毋須按日督課”，但皇孫“正在年幼勤學之時，豈可稍有間斷”？

接著，他開始追究責任：“年已衰邁”的總師傅嵇璜和“軍機處行走”王杰，“情尚可原，著從寬交部議處”；劉墉、胡高望、謝墉、吉夢熊、茅元銘、錢棨、錢越、嚴福、程昌期、秦丞業、邵玉清、萬承風等人，“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阿肅和達椿，既是滿洲親貴又是內閣學士，居然對皇家教育“毫無所事”“其咎更不能辭”，不僅被革職處分，還各打四十大板，留在上書房“效力行走，以贖前愆而觀后效”。

終究是“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即便擁有如此完備的教育制度，經歷康乾盛世的清朝也免不了走下坡路的命運，而愛新覺羅的子孫們再也無力擔負開疆拓土、定國安邦的使命，一步步走向歷史的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