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熟悉大學中文教育的人都知道，在中國文學史研究和教學方面，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是完全脫節(jié)的。前者的研究時段到1840年截止，后者則從1917年前后開始，學者們分屬于不同的學科和教研室，也都在各自領域內展開研究和交流，學科之間互不交集。

在今天看，這一現象已經是很正常的事，但其實，它存在的時間并不算長。在20世紀上半葉，雖然還不一定有現代文學的學科設置，但在學者層面，很多人都是古典文學研究與現代文學批評并行不悖的。他們既是古典文學專家，又同時關注新文學，參與現實文學的批評和研究。如魯迅，在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領域卓有建樹，同時更是新文學著名的倡導者；再如茅盾，是新文學的重要理論家，也是著名的古代神話學者；聞一多，是著名的新詩批評家，對郭沫若新詩的批評影響很大，同時在《楚辭》、神話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此外，如胡適、周作人、朱自清、林庚……很多學者都是如此。包括到20世紀50年代，依然有不少學者同時馳騁于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研究（評論）兩個領域。如何其芳和鄭振鐸，前者兼具新詩理論家、批評家和《紅樓夢》研究專家的多重身份，后者則是民間文學和現代文學兩個領域的著名學者。至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重要奠基者王瑤，更早就是中古文學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

只是到20世紀后半葉，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后，情況才有所變化。一方面，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蘇聯模式學科體制形態(tài)被進一步強化，學科教研室和學者領域身份被明確固定；另一方面，在文化斷裂背景下，學者們大多已不具備跨越古今時段進行研究的素養(yǎng)和能力，只能被動或主動地接受學術范圍固化的現實。此后，隨著大學學科體制化的不斷加深，特別是教育管理部門實施的學位點建設和學科評估基本都是建立在二級學科基礎上，不同階段文學史學科之間的壁壘日益嚴重，最終形成了當前局面。

不能簡單說當前文學史分離的學科設置全無意義，但總的來說，它帶來的更多是負面影響。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負面影響顯得越來越嚴重。

首先是對學術研究和學者水平的影響。優(yōu)秀的學者和學術著作往往需要有寬廣的學術視野和豐富的學科知識。中國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雖然屬于不同的發(fā)展時段，在運用的語言上存在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差別，但它們始終屬于同一民族文學，更屬于同一文學傳統之中。它們涉及的很多問題，如詩歌中的音樂性、雅俗問題等，小說中的故事和散文中的意象等問題，都是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共同遭遇和面對的。要深入探討這些問題，必須具有中國文學的全局意識，從整體上來思考。而受學科壁壘限制，幾十年來，學者的研究視域日益狹窄。古典文學學者只是關注古代文學，與現實文學現象嚴重脫節(jié)。現當代文學學者更是多匱乏深厚的傳統文學功底，基本上局限于自身范圍來思考和討論現當代文學問題。

由于缺乏跨越學科限制、進行整體研究的能力，古典文學學者就很難深入了解現實文學，進而難以擁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意識，將自己的研究與現實問題結合起來，并從鮮活文學現場中得到啟迪，將自己的學術研究應用到對現實文學的把握和引導中。其所總結出的相關古典文學理論和經驗都只能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無法在現實文學中得到檢驗和應用。同樣，現當代文學學者也沒有能力去運用古典文學知識和理論，在對二者交融和關聯的前提上來針砭現當代文學。這樣的背景下，就很難產生真正具有中國文學整體高度和全局意識的優(yōu)秀學者，也難以透徹深入地剖析中國文學問題，并從中國傳統文學領域獲得深厚思想資源，在融匯傳統與現代基礎上，建立起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中國文學思想——當然，也不是沒有學者嘗試進行跨越性的實踐。比如楊義教授就曾突破現代文學領域，從敘事學、經典重解等角度，深入到中國古代文學領域進行研究。但由于缺乏整體學術氛圍，他的研究無法形成群體性的推進效應，研究成果也未能成為學界共識。如果將當前學者的學術研究狀況與20世紀前半葉學者相比，就可以明顯看出差別。如前所述，那時的許多學者能同時兼顧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研究，其學術著述也大都具有縱貫古今、互相關聯的特點，深廣度遠超當今學者。近年來，很多人感慨今天的學術研究無法企及20世紀前半葉的高度，原因當然不止一個，但就文學研究領域而言，學科之間的壁壘應該負有一部分責任。

其次，是對未來學術發(fā)展的影響。將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分開，對于初學者也許相對容易，然而，由于相互之間缺乏必要的交流，在進入到一定學術階段后，就會阻礙學者的關聯性思考意識，進而對學者思維的拓展構成不利影響。青年學者受其影響最大。因為視野局限，他們很難拓展學術空間，在更宏大的問題領域中進行思考和展開研究，甚至自覺不自覺地縮小研究視域，學術視野日益狹窄。近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由于缺乏更廣闊的關聯意識和現實文學的問題刺激，就呈現出瑣屑化和碎片化的趨勢。比如，一段時間內，海外圖書館的藏書成為許多學者的重要研究內容，包括成為各類社科基金項目的選題熱點。這一研究當然具有價值，但學術界如此一窩蜂地涌向這一領域，顯然源于新穎選題之難找，折射出學術視野限制之后學術空間的局促和無奈。而實際上，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學術界對許多重要學術問題的逃離——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這些藏書的研究價值都無法與那些密切關聯中國文學整體特別是現實文學的問題相比。對于古典文學研究來說，與現實文學關聯的方向才是最具開拓性的研究空間。

現當代文學這方面的問題同樣突出。由于現代文學的時間范圍只有短短一百來年，如果不能往傳統深遠處探尋，就只能是以竭澤而漁的方式在內部尋找研究對象。如此，巨大的學科隊伍，有限的文學時段和創(chuàng)作高度，最后只能去選擇一些意義非常有限的研究對象。一些完全不入流的報紙副刊、一些成就不高、早就為文學史淘汰的作家作品，也堂而皇之成為一些學者的主要研究對象，成為青年博士生的研究選題。這樣的選題早就決定了學者們成就的局限，更會嚴重局限研究者的學術事業(yè)和學術能力。對于青年學者來說，無異于是嚴重浪費學術生命。所以，按理說，近年來，文學學術界的知識和方法都有了較大更新，研究人員更是大幅擴張，但中國文學研究各個領域卻沒有取得引人注目的突破，社會影響力更逐步下降。文學史學科之間的壁壘難辭其咎。

最后，對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影響。按理說，文學研究應該讓文學創(chuàng)作受益。通過對前人文學經驗教訓的總結，整理探索文學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促進文學發(fā)展。特別是中國新文學，其發(fā)端剛過百年，又是以西方文學為藍本，在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反叛中誕生和發(fā)展起來的，非常有必要深入探討與傳統文學的關系，促進西方文學方法的中國化，幫助中國傳統文學進行現代化的更新。這一使命，無論是古典文學還是現當代文學研究者都無法回避。然而，目前的文學研究與之距離相當遙遠。古典文學研究完全不介入文學現場，就無法針對現當代文學面臨的問題發(fā)聲，既不能給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有益的啟迪和資源，也無法激發(fā)作家們對古典文學的興趣和熱情，進而將古典文學資源進行現代化的呈現。現當代文學研究缺乏與古典文學的深刻關聯，思想深度受到制約，其對創(chuàng)作界的影響也同樣有很大局限。當前中國文學呈現出廣泛而深刻的西方文學影響，卻與傳統文學存在嚴重隔膜，部分原因與中國文學史學科狀況有直接關聯。

一個典型的例子，近年來，很多學者在討論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問題。這一問題非常有意義。因為近百年來，無論是古典文學研究還是現當代文學研究，學者們基本上都是運用西方理論。那么，是否中國古代文論就完全失去了現代生命力？特別是古典文學研究就完全不能采用中國古代文論方法？學者們的討論廣泛，也頗具深度。但討論成果卻完全沒有進入到現實操作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學科之間的隔膜，古典文學界對古代文論的討論無法結合現實創(chuàng)作，轉化為切實的文學批評方法，在實踐中進行應用和檢驗。對于許多學者來說，中國古代文論已經是一個完全失去現代實用意義的對象。事實上，只有真正應用到現實文學批評中，古代文論才可能真正煥發(fā)生命力，對這一問題的學術討論才具有真正的價值。

由此可見，從以上多個角度考慮，非常迫切地需要打破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學科藩籬，進行“破圈”。那么，如何才能“破圈”？

我以為，最重要的，是學科體制，包括學科設置、學術管理等方面。比如在學科設置上，應該嘗試拉近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學科的距離，具體就是將近代文學學科歸屬到古典文學或現代文學學科。目前近代文學的學科范圍是1840年到1917年，這大半個世紀是中國社會從傳統步向現代的重要時段，文學發(fā)展也同樣如此。近代文學研究者們取得了很豐碩的學術成果，特別是為現代文學的深入研究起了很重要的奠基作用。但從學科關聯來說，它存在一定不足。當初設立近代文學學科的目的也許是為了在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有個緩沖，或者說，是讓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學者都涉足其中，將二者關聯起來。然而實際上，它對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有較嚴重的隔斷。正是因為有近代文學存在，古典文學學者和現代文學學者都自然有了學科范圍的自我限制。古典文學學者往下伸展，最多到近代為止；現代文學學者往前追溯，也同樣止步于近代文學領域。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缺少了直接面對的可能性。

此外，在學科設置上，也可以考慮不按照時段而是按照文體來進行架構。也就是說，不再分設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教研室，而是以文體來設置，比如設立小說教研室，詩歌教研室，文論教研室，等等。這樣，就可以將研究同類問題卻歸屬不同階段的學者們集中到一起，以問題為中心展開整體研究。

在學術管理、學術組織和學術交流等方面，也應該充分加強融合意識。比如各種項目申報，要鼓勵組建跨越時段的研究團隊，鼓勵不同時段學科之間多合作和協作。再如不同時段的學術團體可以有意識組織一些具有中國文學整體關聯性的學術活動，圍繞一些共同關注的問題進行交流研究。學術期刊也可以開設相關欄目，鼓勵學者們破除壁壘，從事整體性的學術研究。

在當前環(huán)境下，學術體制對學術發(fā)展起著決定性的影響，但學者的努力和自覺也還是具有意義的。各個時段學者要克服學科之間的門戶之見，具有打破自身學科限制的追求和意愿，努力進入更廣闊的文學史范圍。比如古典文學學者應該加強對當下文學的關注，努力進入文學現場，并加強現實社會關懷意識。現當代文學學者更需要加強古典文學素養(yǎng)，增強傳統文學關聯意識。在這方面，部分學者可以嘗試“破圈”跨界，特別是在研究生培養(yǎng)中可以進行探索的嘗試。比如戲劇研究，可以鼓勵學生將戲曲發(fā)展與話劇問題結合起來；詩歌研究，可以圍繞格律、接受等問題，綜合考察古典詩歌和現代詩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短時間內完全改變學科體制，以及學者們在不同學科范圍外進行學術拓展都是相當困難的事情。然而，道路雖然艱難，但無論從文學研究還是從文學發(fā)展的角度，這一改革勢在必行。如果真能實現，對中國文學學術研究和文學創(chuàng)作都會大有裨益。它既拓展出中國文學學術研究無數新的生長點，也可以更好地促進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深化傳統資源，實現真正的文學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