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母親給我講述那些耳聞目睹的故事時，曾經提過一件有意思的。說是西哈努克親王在七十年代訪華，到蘇州時，車隊上了主干道，有一白衣女子抱一個小娃在大街中央走著，竟不避讓，封街的人也不驅趕，就看她這么走了一段路，消失了。我母親在街邊遠遠望見，多年后回憶起來，說那女子氣質真好，傲氣而優雅，小娃干凈漂亮，像夢一樣。

我經常會看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覺得他把那個年代的中國拍得很好，色調和運鏡都是大師級的，但其中仍存在一點說不清道不明的偏移。可能是因為它過度的純凈，那里面的人物身上沒有任何故事，也沒有態度，也沒有情緒。他們被導演凝固在了膠片中。

與之相反的是在大量的故事中，情節和修辭呈現出了一種絕對的關聯性。與歷史相依存，尋求抽象與具象的意義，或是深深地糾纏于現世的生活邏輯中，或是渾身綴滿了既定而繁瑣的象征物。在寫《山水》這部小說時，這些技術上的障礙也同樣出現，不太能避開。我希望它們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小說寫作總是面臨兩難，一種是凝固，一種是勾連。作者最終的選擇，似乎并不全是寫作方案決定，也和他天然的風格有著莫大的關系。構思《山水》之初（那是十年前了），我總是想著我母親講的這個場景，既沒有凝固為一個意義透明的畫面，也沒有與其他情節發生關聯，像傳奇又可以立即消散掉，是傲氣的，也是謙遜的，是醒目的，也是寬忍的。我總覺得，這除了是一種小說美學，也可以借鑒為人生態度，盡管它有點鏡像感。

我還是得感謝已經過世的父親母親，這部小說中的很多故事素材都是他們講給我聽的，很久以來它們僅僅存在于家庭內部的口述狀態，有些帶點傳奇色彩，有些可以肯定是真實發生過，現在成為小說。有那么一陣，我對語言都抱有懷疑，覺得那不過是修辭品，但僅僅依靠故事本身是否能站得住腳，也是個疑問。

寫長篇小說，有時會追蹤著一道遙遠的影子，一直講述，想要到達那里。這個抱著小娃的白衣女子就是。可是寫完整本書，我也沒能將它完成，好像差了一步，好像又多走了一步以至于錯過。只能借此機會寫一筆——它曾經被講述過，但這一次竟然沒有實現在文本中。或有諸多遺憾，還是我能力太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