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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作為寧肯《城與年》系列作品之一，延續了寧肯對北京城市記憶的考古式書寫，通過“城—人—鳥”的三重隱喻，以一個工人家庭孩子的視角，以兩只鳥為線索串起主人公永與姥姥、父母、哥哥姐姐、街坊鄰居之間的往事，在懷舊與批判、詩意與殘酷之間，重現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農村生活的真切面相。

當城市化浪潮以不可阻擋之勢沖向那時的北京，離鄉、離家成了常態。然而，與成人的自覺流浪和漂泊相比，與個體情感記憶的不知何棲相比，孩子世界的無聲異化更加殘酷可悲。《鳥》中永的身體看似在場，靈魂卻早已出走，他區分不清自己與外界，區分不清人與鳥，一度與鳥類共感，這種巨大的瘋癲與無意識成為對那段歷史最尖銳的諷刺。

永，是檢修工鄔大清、擋車工王蓮的兒子。他們迫于生計，不得不用麻繩將永拴在床邊，以確保永的安全，但這也將永探索世界的自由和欲望牢牢釘在床板之上，禁錮住了他對生命的感知。于是，永與“人”之間逐漸疏離，在所有人忽視的角落中野蠻生長。當永開始把情感投射于兩只雛鳥，與鳥建立共情，他開始思考存在，寧肯在此處埋下了驚人的隱喻：鳥既是生命本真的象征，也是異化世界的見證者。當永目睹鳥兒死亡時，他決定帶著死鳥穿越胡同送給好友小芹，父親的反對、鄰居的竊竊私語、姥姥的迷信詛咒都成了對永的另一種異化，他們試圖用成年人的理性去規訓孩童對死亡的浪漫化想象。在物質與精神雙重匱乏的年代，任何超出常規的行為都被視為對集體生存法則的挑戰。

幸運的是，這條縫隙在母親王蓮的努力下得到了一定的彌合與療愈，她既沒有粗暴制止永的“胡鬧”，也沒有放任他沉溺幻想，而是用成年人的智慧將荒誕引向救贖，她說服永將死鳥埋在樹下，對永的童真予以溫柔呵護，對死亡給予應有關懷，用母性的光輝照亮了孩童心靈的至暗時刻。可是，當永被麻繩禁錮在床榻，王蓮何嘗不是被生存的繩索牢牢捆縛？她工作間隙匆匆回家換尿布的腳步，清晨起身生火做飯的身影，面對小芹姥姥隱忍的眼淚，都在時代生存重壓下呈現出依然倔強生長的生命力，這種剛柔并濟的母性形象，呈現出在特殊歷史語境中依然鮮活飽滿的女性主體性。

寧肯用這些帶著疼痛的個體經驗，突破了老舍式京味文學對市井風情的美化，將北京市井生活的褶皺里藏匿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創傷暴露在陽光之下。而《鳥》中“永”和“鄔曉永”的切換則似是作者有意為之的自我切割，他用這樣的方式將“存在的遺忘和懸而未決的未來”熔于一爐，當“永”可以隨意被“鄔曉永”取代，那么存在的獨特性便在歷史的長河中溺亡，所以《鳥》中的“永”不是“鄔曉永”，“鄔曉永”回憶的也是那段歷史里的另一個人。

（寧肯中篇小說《鳥》，刊于《北京文學》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