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翎與雜文

藍翎，是我的師父，但他稱我為“剛老弟”。他去世甚早。2005年2月8日，農歷除夕，一大早的電話鈴聲后是藍翎夫人顫抖的聲音：“藍翎走了。”我當即趕往。藍翎過世后，我和師父們的聚會——袁鷹說是“自費吃喝”——在報社周邊的小飯店中繼續進行，每隔兩三個月一次。袁鷹每次都指著一個空座位說：“要是藍翎在就圓滿了！”

藍翎去世后，袁鷹很快寫了《悼藍翎》：“往事歷歷在目，我們第一次相識于1954年10月，藍翎和山東大學時期的同窗好友李希凡，合作寫了兩篇關于《紅樓夢》研究的評論，向前輩專家的觀點挑戰，很有一股當時難得見到的銳氣。被毛澤東主席賞識，譽為敢于向權威認真挑戰的‘小人物’，一夜之間聲名大振。”不久，藍翎從北京師范大學工農速成中學調入人民日報社，那年他23歲，是文藝部最年輕的編輯。而李希凡當時還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袁鷹在文中說：“調他（李希凡）來報社需經過吳玉章校長批準，所以遲了一些時候。兩位‘小人物’一時間成為萬人矚目的名人，披滿身光彩步入文壇。”

藍翎到來一年多后，恰逢《人民日報》改版，恢復文藝副刊。副刊的特色之一，是每天版面頭條位置必定是一篇加花邊的雜文。藍翎就是雜文編輯之一，他對這項工作有很濃厚的興趣，抱著極大的熱忱進入角色。正是工作和興趣使然，藍翎自己也開始寫雜文。此一時期，應是藍翎成為一代雜文名家之始。袁鷹寫道：“那一個時期，雜文大大興旺，老作家紛紛拿起筆，茅盾（署名玄珠）、周建人、夏衍（署名任晦）、巴金（署名余一）、王任叔（署名巴人）、王緝和（署名秦似）、徐懋庸等幾位帶頭，一大批中青年雜文家群起響應，蓬蓬勃勃，此呼彼應，確實有點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景象。”

據藍翎后來統計，從1956年7月1日到1957年6月6日，不到一年時間，僅《人民日報》副刊就發表了約500篇雜文，作者200余人，各地報刊上發表更多。藍翎后來追述：“篇目之多，作者之眾，影響之大，實屬空前，說它（這段時期）對雜文的‘復興’起了帶頭的作用，并不過分。”

袁鷹說：“藍翎對這個應該載入現代雜文史的‘復興’是有功績的。他本人也從一個古典文學研究者轉換為年輕的雜文家，他出手很快，文筆犀利，抓住合適的題材，立刻就能拿出一篇。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高低貴賤’論》《筆下有冤魂》等篇，當時都產生較大影響。”

瓜田與敘事

藍翎回憶往事時，輕松而不怨憤，還帶著幽默。他曾在河南農村某地勞動，生產隊長看他瘦弱，便問：“你瘦瘦小小的，怎么當得了右派分子？”藍翎一笑：“我在生產隊干農活，還胖了點。”隊長說：“中！不要再去干活了，你去看瓜田。”這個夏天，被藍翎稱為“瓜田李下”的日子。藍翎每晚在好大一片瓜田巡察，吃瓜不要錢。他一個人住在地頭的窩棚里，窩棚頂的架子上掛盞汽油燈，可以讀書，讀《人間詞話》《夢溪筆談》。巡夜時執手電筒，看到有路人偷瓜，藍翎就叮囑他們：“把瓜皮扔遠點。”隊長偶爾會問：“有偷瓜的嗎？”藍翎說：“吃瓜不算偷。”

我幾乎從未見過藍翎穿新衣服，比如筆挺的白襯衫。他常穿布鞋和洗得很干凈的藍布上裝。他的辦公室在走廊南頭，我和他隔著兩間辦公室，分別是李希凡和袁鷹的。我從工廠送小樣回來，有時會在走廊上碰見他，或者在他辦公室小坐聊會兒天。說是聊天，其實是藍翎為我授業解惑：“詩，一般都從抒情開始，李白就是這樣。但年歲大了，會想起杜甫。為什么？杜詩中多了點敘事的成分，他在詩中講一個故事，比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誰住茅屋？誰住秋風能破的茅屋？窮人，活得很艱困的老百姓。杜甫顯現的同情心，是以窮苦農人和茅屋展開的，是為民呼號的，倘若沒有茅屋的敘事，就沒有了這首詩的全部現實和歷史價值，以及所有魅力。”他又囑我：“敘事是一切文學體裁的基礎。”

《人間詞話》

1993年秋天的某日，我合上手中的《人間詞話》，準備下班時，碰見了藍翎。我倆同行。從文藝部辦公室到報社大門有很長一段路，出了大門，藍翎要陪我走一段，說想跟我聊聊王國維。我請教藍翎：“《人間詞話》里反復說境界，但論家卻少有細致的梳理。”藍翎說：“讀者一般都會把‘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稱為‘三境界說’。此三境界，其實是《人間詞話》境界說的統領，剛老弟，你說呢？詩詞最應倚重的是什么？眾說紛紜。《人間詞話》定于一尊：境界！王國維細說境界，剛老弟，你是詩人，能舉幾例嗎？”

我回答道：“王國維說，‘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憐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等等。”

藍翎告訴我：“王國維還說：‘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得此真諦，非一讀再讀，且在寫作實踐中累積心得體會不可。我有時會惶恐地覺得，我們正遠離讀書的時代。”

出得報社大門，金臺路兩側的雞爪楓葉在夕照中悠悠落下，紅艷艷地鋪在人行道上，而夾雜其間的銀杏樹葉，金閃閃地和楓葉相伴。從初秋到仲秋，秋風是造景者，楓樹、銀杏先在枝頭染紅披金，唯恐人們不及抬頭，便落到路上，讓你看到秋色爛漫。我們一邊感嘆秋日風景，一邊道別。走了兩三步，藍翎又回頭說：“剛老弟，就這一段路，便有多少風景！但我們總是腳步匆匆、心事重重，風景不見了，境界何在？”說完，藍翎飄然而去。而“景”與“境”，則縈繞我心中矣！

久別重逢

藍翎總是輕輕地走到你面前，輕輕地說話，輕輕地離開，說他“飄然而去”實不為過。歲月蹉跎，這一飄，竟是我飄到了很遠的法國巴黎，一別3年。回國后，我與藍翎相約在飯店聚餐，飯后品茗聊天。藍翎問：“讀了很多書吧？那地方中文書好買嗎？”我說：“我在友豐書店還買到了《人間詞話》。”藍翎莞爾，大約想起了幾年前的對話。提及法蘭西，他說：“那是一片有風景的土地。”我說：“感受風景大約是和心境相連的，且與時地有關。”藍翎有興味地說：“愿聞其詳。”

“我下決心在秋日去一次楓丹白露宮，是因為一種好奇：什么樣的風景誘使朱自清，做出了如此美妙的翻譯？”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法語本義為“美麗的泉水”。徐志摩則較朱自清更早譯為“芳丹薄羅”。楓丹白露宮坐落在約170平方公里的樹林中，林中有橡樹、櫟樹、白樺、歐洲山毛櫸、懸鈴木、椴木、香柏木等，還有泉水。樹木各有姿態、風情，各色樹葉在秋風中任意晃動，晃動著大地和天空。“我心里卻會閃過一種感慨——那是外國的。或可說，風景的欣賞和情緒，不僅關乎風景，也關乎風景的所在地？為什么在中國的森林中，我總是很快被樹木的清香和野花野草所陶醉？”

藍翎說：“或許這就是家國情懷。”稍頓，他又說：“詩人目睹自然風物，心有所動，有一個移情的過程。在自己的國土上，你的移情更為豐富而且習慣。”我說：“是的，站在自己的國土上，回到崇明島的蘆蕩中時，我有一種油然而生的親近和踏實的感覺。我會大口地呼吸。”

藍翎把話題轉到《人間詞話》上，說不妨從字里行間，推想王國維的心路歷程，這是很有趣的。如對詞人的評價，先有“詞之最工者，實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溫、韋，后此姜、吳，皆不與焉”之語。上述5人，即李煜、馮延巳、歐陽修、秦觀、周邦彥。后又說：“唐五代之詞……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

藍翎又說：“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種看法，都是自己的見解，因而都是有片面性的，雖王國維也不能例外。他最推重的馮延巳善寫閑情，再發逸致。可是今天，我以為讀蘇東坡的人數，遠超讀馮延巳的人，為什么？作品要經過時間的揀選，且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雖王國維也不例外。一時的‘第一’‘著名’云云，均可小看，不足為訓。”

2003年春，我太太得知京郊某地有廣東人做鹽焗雞，品嘗后覺得味道不錯。我便買了3只，分送袁鷹、姜德明、藍翎。退休多年的藍翎正在寫作，我在諸多師友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用毛筆以蠅頭小楷、按古式豎行書寫書稿的場景，這令人嘆為觀止。他留我小坐喝茶，并送我一幅書法，寫的是我的一首九行抒情詩《南屏晚鐘》：

把風塵帶進山中，

抖一抖心靈，

像泉水一樣輕松，

石也親近草也熱情，

又想做樵夫又想做牧童，

東山有廟西山有松，

山山都有古風，

半生奔波此刻聞道，

杜鵑斜陽聽南屏晚鐘。

落款：錄書徐剛兄九行詩以奉 金臺閑人藍翎

藍翎告訴我：“這首小詩里有一點‘空’和‘閑’的味道。”

從武夷山到天目山

我是1985年夏天離開《人民日報》，到《中國作家》擔任報告文學編輯的。從我熟悉的詩歌，到陌生的報告文學，仿佛是因緣巧合，也促成了我寫作的一個轉身。其時，恰逢大興安嶺大火，我第一次目睹了一處森林的災難，便查找了一些相關的資料，內心有創作的沖動。那時，有一位我尊敬的好友告訴我，武夷山有位用生命保護林木的奇人陳建霖，并囑我：“你要去一趟，好好寫！”1987年9月，我便請假，自費直奔武夷山。臨行前，我給師父們電話辭行。艾青說：“走進自然，是美好的開始。”藍翎說：“多一次登臨，多一次遠望，你會有意料不到的收獲。”

上得武夷山，山和人的故事便接踵而來。某日，陳建霖剛剛上班，依慣例一早便巡山，直奔鷹嘴巖——他牽掛著那里的一棵巨松，剛好遇見了正在砍伐松樹的老鄉，他連忙抱住了那棵樹，止住了那把斧子，先勸后求，聲淚俱下。農人說沒錢買柴火，只好上山砍樹。陳建霖連忙從口袋里掏錢，只有5元。他告訴鄉人：“我回家拿錢，你等著。”回崇安縣城家里取錢再上山，用60元錢保住了一棵老樹的命。待老鄉一走，陳建霖撫摸著被斧子砍傷的樹，像個孩子似的哭了。陳建霖又在幔亭山房樹“毀林碑”，勒石銘文云：“……今者保護森林，政府有明令，凡我人民宜各有責遵守之，況性有自覺，心有自尊，肥己捐公被人鄙，非君子所為，則名山勝概益增華美，記事勒石，示告誡焉……”

半個月后，我轉赴浙江天目山林場，找一個老人。又是一座山和一個人。老人是天目山林場的老場長，叫宋永增，年近80，比陳建霖大近40歲，1982年離休。宋永增是一名老共產黨員，1960年到天目山做林場場長，他說：“我剛去的時候，山里有座廟，只有廟里的和尚拿著棒子在管山，盜伐的人有浙江的，有安徽的。安徽那邊的天目山已成荒山禿嶺，就來砍浙江這邊的林木。”宋永增到天目山，先拜訪了小廟及和尚，然后招工。他白天蓋房、種樹，晚上巡山。和尚帶路，一人一根長木棒。遇見盜伐者，他們先是口頭警告，如果跑掉的，便作罷；如遇蠻橫慣犯繼續砍樹的，便先行包圍，再警告，仍不服從者，便一路追下山去。天目山旁，是古關隘千秋關，衰草依稀。老宋帶著林場工人連種了3年樹，吃了3年沙土，9000畝森林終于綠了千秋關。天目山凡是缺林少樹處，宋永增便遍植名木，它們都已成為天目山林場的一部分。每當太陽升起，樹木便開始勞作，把清新的空氣散向人間；夜晚，在海拔1100米的峰巒間，小鳥歸巢，林中有手電筒的光閃過，那是巡山的宋永增。

老場長拉著我的手，不容分說，把我從賓館接到了他的家——天目山下3間平房里。他說：“住家里舒服，我老伴做的家常便飯好吃！”在老場長將我牽到他家的一路上，我看到他的手是變形的，右手的手指特別瘦長，雙手長滿了重重疊疊的繭子。老場長告訴我：“林場初建時特別稀罕的是小樹苗，尤其是高品級的喬木樹苗。天目山的林子里、山路邊有野生的小樹苗，有的長在石頭縫里，我便摳，摳泥巴，摳石頭，把小苗連根摳出來。”這一摳就是30多年啊！天目山紅楓紅了時，我告別老場長，背包里是《伐木者，醒來！》的手稿。

語言的不共性

藍翎找了家金臺路附近的小飯館，請我小酌。那一晚，他興致很高：“詩文本一家，側重有不同。最關鍵的是語言文字的錘煉，是詩性寫作。”我請教藍翎：“詩文體裁有別，構思的方法不一，具體到寫作，切入點或有不同。但我在寫作散文及《伐木者，醒來！》時，筆下會有詩的語言閃現，便寫在文章中了。”

藍翎告訴我：“這就是詩與文的契合，是詩性寫作的基礎。詩歌對其他文體的作用，是潤物細無聲的，概而言之，是詩性在不經意間流出。具體而言，是遣字造句，即所謂文字，不一般化的、詩性的文字，也就是它的獨特性。‘不要把我和別人相提并論’，看似狂語，其實是一種境界，那是指語言文字的不共性，可理解為只屬于我的語言文字。《伐木者，醒來！》中，有點這種味道。”同時他又提點我：“剛老弟，要把寫詩和生活分開，思維敏捷之于詩，為才華；但在日常，重要的是相善于群。”

我們還談起了辜鴻銘——這個當年在北大校園里扎著小辮子，經常獨自徘徊而又學貫中西的“怪人”。藍翎特別欣賞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中的這段話：“實際上，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困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難怪藍翎是用毛筆以蠅頭小楷、按豎行格式寫作的。不知道是在《紅樓夢》還是在別的書里，他尋得了“古風”的痕跡。藍翎的手稿整齊地疊放在一間小書房的案頭，如今墨跡安在？

藍翎已遠行20年。我閉目就能看到，不遠處那個清瘦的影子。

（作者：徐剛，系詩人、報告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