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幻想底盡頭》與《新生的野力》兩部“穆旦傳”幾乎同時推出，即便它們實際的出版周期各異，但最終卻達成了一種“巧合”，詩人穆旦的一生由“曲折灌溉的悲喜”交疊著細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不過，對于關注穆旦的詩歌愛好者或研究者而言，《幻想底盡頭》實非全然陌生的著作。十數年前，同為易彬所著的《穆旦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與《穆旦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是了解穆旦生平較為可靠的兩本著作，讀畢很難不為這位詩人生命中的跌宕和曙光前的戛然而扼腕。1990年代中期以來，穆旦研究逐漸成為顯學，21世紀初期首次結集出版的八卷本《穆旦譯文集》和兩卷本《穆旦詩文集》全面展現了穆旦作為寫作者、翻譯者的形象，文獻翔實的年譜、傳記則可說是有力地助推了穆旦研究的深化和穆旦形象的經典化。

那么，在今日介紹這樣一位詩人，《幻想底盡頭》的意義又在何處顯現？出版社稱其為“一部以文獻丈量生命的傳記”，這是足夠準確的評價。對文獻的全面掌握和征引是這部傳記最顯著的特質之一，閱讀這本傳記不難感受到，文獻是著者易彬借以穿越歷史迷霧的一只舢板，這是一種體量相對小也比較簡易的船只，考驗獨自駕駛和穿行的功力，與之相對的可以是集體勞作的力量或某類精密的理論視鏡，面對這位幾乎不表達自己的詩人，著者只能通過對文獻長時間的悉心搜集，將各類碎片進行反復比照與分析，來不斷剝索出詩人生命中的關鍵節點或事件間的因果關系，以此試圖理解把握他的一生。作為《穆旦評傳》經過精細修訂和大量增補的新版本，《幻想底盡頭》更是體現了以文獻抵達作為穆旦詩歌“象征”之內層——他波折的個人經歷、精神結構、社會歷史背景——相當有力的過程。

文獻的增補是《幻想底盡頭》最突出的特質之一，那么將新舊版本對照便是一種可行的讀法。易彬曾明確表示：《穆旦評傳》的寫作“秉持的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說三分話’的原則”（見《后記》）。這也在《幻想底盡頭》的寫作中延續，事實上，兩個版本的差異恰恰顯示出穆旦研究十余年內是如何逐漸充實并得以“撐開”的。較為顯著的例子之一涉及穆旦參與中國遠征軍的經歷?！蹲谏綅徤献屛异o靜地哭泣》一章增加了《光榮的遠征》和《苦難的旅程——遙寄生者和紀念死者》兩節，小節標題取自2019、2020年新發現的穆旦兩篇關于遠征軍經歷的佚文。從通訊的寫作行為到具體的內容，《光榮的遠征》一文對遠征軍赴緬作戰敘述至少在兩個層面上改變了此前的敘述格局，首先是穆旦彼時對于參軍情形不置一詞的印象被打破，如書中所言，“今日讀者一直以為穆旦對戰爭有意保持著沉默，直到晚近才知曉事實并非如此：不僅有多篇即時性的寫作，文風還有重要的變化。”其次是穆旦對戰爭的態度較此前所述更為復雜，也即，除了詩中鮮明展現的對戰爭殘酷面相的領受，還有此文標題中“光榮”所揭示的相對正面的面相，以及對具體參戰情形更客觀的紀實性描述。

而詳細談及“野人山經歷”的《苦難的旅程》顯然是更關鍵的一篇，這篇精彩的長文完整展現了《評傳》中缺失的來自歷史當事人的聲音，即穆旦關于隨軍敗走雨林的種種痛苦、錯亂、失序、枉然的感知。易彬對兩篇文章的評價都采用了逐段概括的方式，并前后參照其寫作的風格、寫者的語調和感情的細微變化?？偠灾?，核心文獻的增加改變了穆旦參軍經歷的具體呈現，引發傳記作者分析與判斷的調整，鑒于“野人山經歷”對于穆旦個人生命的特殊意義，以及相關詩作在整體的創作譜系中的位置，新版“傳記”對穆旦從軍經歷表述的重要調整，甚至可稱作對傳主認識與理解的一次“校正”。

另一類異動以穆旦“《新報》時期”章節為例。同樣得益于文獻的補充，此章細節的調整較多，即便核心判斷不似“野人山經歷”有明顯翻轉，但論述的精細程度有相當程度的強化。首先是對“《新報》時期”更精準的界定；至于穆旦任《新報》總編輯時所寫的評論類文字也浮出水面。本章的“余緒”部分也別有意味，作者先從穆旦與青年讀者的交往說起，指明穆旦及其詩歌也留在更年輕的讀者“個人的生命”上，隨即，作者將視線拉到1960年代末期——穆旦接受《新報》外調的18份材料之上。表面上看，這批材料并不能將《新報》對穆旦個人生命的意義關聯起來，但作者通過1940年代與1960年代的遙遠對位，借助文獻之口，道出了歷史的深意：“小如《新報》尚且有如此頻密、廣泛的外調，足可見當時此類工作對于個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滲透。而這，正是歷史留在穆旦‘個人的生命上’的深深刻痕?！弊髡呓逵晌墨I而通達詩人命運和時代面影的這種努力，在書中多有浮現，值得特別留意和品味。

以上兩處由文獻增加而產生的異動與增補，并非《幻想底盡頭》中的孤例。穆旦自我表述文字之稀少是一種現實情況，除了相關人士的口述和回憶文章，2012年的《穆旦評傳》在串聯其生平各個節點時，主要借助的是穆旦檔案中的《歷史思想自傳》（1955）和《我的歷史問題的交代》（1956）這兩種材料。《幻想底盡頭》采納了諸多新近發現、識別的穆旦所寫文字，不過其來源、種類較為分散，要使它們合力構成有效的敘述“迭代”，有賴于著者對材料的熟悉程度與掌控力。鑒于易彬深耕穆旦研究的時長與經驗，他本人實際上成為穆旦各類新近文獻的重要“匯集點”，正如后記所提及的那段文學友誼——一位微博時代結識的熱愛穆旦的朋友，不止一次寄來穆旦的原版詩集和材料，這其中近乎“饋贈”的文獻收獲自然是奇妙的際遇，或許也是某種必然，從事一段時間文獻工作者或許能夠理解，來源于他者無私的文獻分享也是搜集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統而言之，無論在所涉文獻的廣度而言，還是基于文獻的相關敘述的深入，《幻想底盡頭》確乎體現了“文獻局面的打開”。

傳記寫作的“虛擬”本質，或許很難因反復和細致的工作就能動搖或改變。但是，讀到這樣一本厚重、有力的傳記，對照這則來自著者求學時代的訊息，還是不免生出許多感慨——關于這么多工作背后人與事的變遷，關于著者探求與穆旦有關的一切的長久的熱忱和信念……25年后，在談論這一系列傳記工作的學術動機時，易彬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審慎，但或許正是對傳記寫作“不可能”之層面最佳的回應，也就是說，他確乎做到了“通過盡可能翔實的文獻，展現一個更豐富、更立體，也更貼合歷史的傳記形象”。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