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葉周先生的父親是三十年代左翼戰士、著名文藝理論家葉以群。我們這一代在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文學愛好者，大約都有過一個共同的學習經歷，我們走上學習文藝理論的道路，幾乎都是從讀一本書開始起步的，那本書就是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這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最早的中國人自己編的文藝理論教材，之前高校里采用的都是蘇聯的文藝理論教材，翻譯過來的。——記得那個時候還有一本蔡儀主編的文學理論教材，我不知道哪一本更早一些，我當時讀到的文學理論教材，最早就是以群主編的那本，它就成為我的學習文學理論的入門書。

現在回憶起來，我讀這本文藝理論教材，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頭幾年。那時我閑散在家，因為喜歡讀書，就參加了上海盧灣區圖書館的工人書評小組，書評組成員都是愛好文藝的青年人，但是都沒有學過什么文學理論，也不會寫文學評論文章。圖書館書評組的負責老師就組織我們閱讀這本《文學的基本原理》。當時還不能公開閱讀，書評組老師就把它一章一章地拆散開來，重新打字，印成油印教材，前面還印著“供批判用”的字樣。我們逐章逐段地學習了文學原理，第一次了解文學藝術與生活源流的關系，還有什么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共性與個性、人性與階級性等等概念。經過了半個世紀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本書里闡述的理論觀點，現在可能有些過時，不能適應文學創作的繁榮現狀。但是在當時，我們就是根據這些理論一步步地進入文學的堂奧，它成為我們最初的文學理論啟蒙之書。1977年恢復高考，我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第一學期就開設了文學概論課程，教材是中文系老師自己編的，但主要內容和觀點，都是來自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當時那本書還不能正式出版，又過了好幾年，那本書經過修訂才重新出版，重新成為大學教材。不過那個時候風氣開始有了變化，作為主編的以群先生早已經不在人世了。

后來我讀了巴金先生的《隨想錄》里一篇《二十年前》，才知道葉以群在1966年就含冤而死，才55歲。那一年我剛剛小學畢業，完全不知道這個名字。

以前我們研究現代文學史，葉以群這個名字是經常被忽略的。他不像我們一般所理解的作家，以文學創作傳世。他不是小說家，不是詩人和劇作家，他雖然寫過各種文類的文學作品，也有過不少翻譯，但都不是以這些作品傳世。他在文學理論方面確實有過重要影響，主要就是主編的那本高校教材，現在可能知道的人也不多了。所以，被文學史著作所忽略是很正常的。我最近讀了葉周的《世紀波瀾中的文化記憶——葉以群和他的文學戰友們》，這是一本用文學筆法敘述的葉以群傳記，涉及到很多以前我所不知道的文學史背景材料。我才突然想到，對于葉以群這樣的文學工作者，在現代文學史上還應該有一個特別的身份。葉以群有許多公開的身份，譬如他是一個編輯，他在抗戰時期擔任茅盾的助手，協助茅盾編輯《文藝陣地》。1949年以后，他也參與過編輯《文藝月報》和《收獲》。還有，他在電影制作等方面也曾發揮了領導和管理人員的作用。但我以為，這些工作都不是葉以群在文學史上最主要的貢獻，也不是他承擔的真正的重要文學使命。

我是讀葉周的這本書時才意識到的這一點。書中有一節寫到曾經在重慶時期擔任過周恩來秘書的張穎，她說茅盾在陪都重慶，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的，需要與許多國民黨方面的官員打交道。周恩來就對茅盾說：“（你）和我倒是不便頻繁接近了，想你定能諒解。今后有關文藝活動及其他方面的事情，可以通過以群多多聯系，互通消息。”張穎還進一步描述道：“周恩來說完后，他們緊緊握手相視而笑。”很顯然，周恩來對茅盾說這個話的時候，張穎本人在場。這個場景無疑說明，葉以群被黨組織派到茅盾身邊工作，是代表了中共黨對茅盾的支持，還包含了把中共指示及時傳達到茅盾那里，指導具體工作。

張穎還寫到中共南方局文化組領導重慶文化工作的一般程序：“南方局文化組在對一些重要問題形成決議后，很快把文化組討論的意見和情況告訴負責‘全國文協’日常工作的葉以群，周恩來經常會見他。‘全國文協’組織的各種活動，葉以群都和徐冰（文化組組長）事先商量，事后了解反應，總結經驗。以群還常常把恩來同志的意見轉達給茅盾、老舍，并征求他們的看法，以溝通思想，配合工作。實際上，以群在南方局和‘全國文協’起到了溝通的作用。通過他的工作，聯系文藝界持有各種不同見解的朋友。使之在大的方面達到一致。”這么看來，葉以群的編輯身份只是一種掩護，他實際的工作，就是中共黨安排在茅盾、老舍身邊的政工人員，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貫徹執行中共黨的指示精神，團結知名人士，推動中共在文藝界的統戰工作。如果把這項工作放在戰時重慶、國民黨方面張道藩等人也在千方百計拉攏、爭取文化界人士的具體境遇下，就顯得十分重要。書中還提到：葉以群在茅盾身邊如魚得水，越來越活躍，遠遠超出了編輯《文藝陣地》的范圍，他管的工作越來越多，在同行的眼里，他是茅盾的“大管家”、“參謀長”，茅盾去哪里都有他的身影。茅盾本人曾經是早期中國共產黨黨員，此時雖然身為黨外民主人士，但對于中共的事業和工作方式也能自覺配合。所以這段時期兩人相得益彰，是葉以群的統戰工作最出色也是最舒暢的時期。

葉以群（1911年5月-1966年8月）

關于這一點，我可以再扯開去談點看法。為什么說，葉以群從事的中共統戰工作可以納入到現代文學史的敘述系統，成為其中的有機構成？我以前提出過這個看法：五四新文學的發生與中國共產黨的發生幾乎是同步的，相互影響的，它們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深入社會實踐的結果，代表著兩種不同、但又相互關聯的路徑。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既是新文學的催生者，又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袖。中國共產黨誕生于這一場偉大的文化運動，它與生俱來就攜帶著新文學基因，政黨領袖們從一開始就自覺地把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視作黨的路線的實施路徑之一，這是中國共產黨與其他純粹政治性的政黨不一樣的地方。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中共領導人對各個歷史階段文學運動的關注、言說、直接參與和領導，不僅僅是出于政黨利益的考慮，更大程度上是出自一種五四新文化直接熏陶、培養出來的感情，這種政黨與文學的親密關系是自然天成的關系。從中共黨史角度來看，新文學不僅是中共的天然盟友，還是整個革命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從《中國青年》對“革命文學”的提倡，到左翼文藝運動的興起；從蘇俄文藝理論早期傳播，到瞿秋白翻譯、魯迅編撰的《海上述林》出版；從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界定、“文化生力軍” 和“兩種反圍剿” 的論述，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都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文藝戰線一以貫之的路徑。

這個路徑又是與中共的統戰工作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中國共產黨由弱到強、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之一就是建立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最直接、也最有成效的領域，是在文化領域，三十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開展、四十年代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以魯迅、郭沫若為旗幟的文壇領袖的出現，都是最好的證明。在這個背景下，認識、理解中共統一戰線對現代文學發展的推動作用，就很清楚了。一批中共黨員主動介入現實的文藝運動，接近知名作家，建立起知名作家與中共的聯系渠道，從而宣傳黨的政策、方針和精神，他們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中共黨史與現代文學史的交集點出發，馮雪峰之于魯迅，馮乃超之于郭沫若，葉以群之于茅盾，吳晗之于聞一多等等中共的統戰工作都是功不可沒得，這比他們的詩、翻譯、理論、學術研究更為重要。

葉以群的身份明確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發揮的作用，主要不是文藝創作，而是一個黨的工作者，被中共安排到文藝領域從事組織和統戰的黨的工作人員。在抗戰初期的武漢，他被派到“中國文協”協助老舍工作；在重慶，他先協助郭沫若、后協助茅盾工作；在香港協助潘漢年工作；在上海，他又是在上海作家協會工作，接近了文化巨匠巴金。他的工作成就主要是體現在黨在文藝領域總任務的實現之上，當他在知名作家的身邊工作，他的工作的努力和成效也是體現在改善知名作家與中共的關系之上。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好這項工作，最明顯的例子，馮雪峰離開魯迅到蘇區以后，魯迅與左聯其他領導人的關系就急轉直下，幾近決裂。所以，在論魯迅的文學史意義時，我們不能忘記馮雪峰的存在；同樣，在論述茅盾在抗戰后期的創作成就時，我們也不能忽略葉以群的存在。

葉周的這本文學傳記，給予我們的啟發是多方面的，非常豐富也非常深刻，使以群在離世快要一甲子的時候，又重新回到了我們的視界，成為我們今天關注的話題。這是值得慶幸的。葉以群是個很復雜的人，也是內心很寂寞的人，我們可以從多方面來理解這個人物。我最為感慨的是，作為一個曾經在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的政治工作者，葉以群本人的政治生涯卻并不順遂。他在1934年曾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外界卻誤傳他叛變了，甚至差點被自己的組織“處決”。雖然后來在同監獄難友證明下，組織上還了他的清白名譽，繼續委以重任，但對葉以群來說，心理上的陰影很難完全擺脫。書中寫到張穎還講到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她從延安被派到重慶南方局工作，擔任周恩來的秘書。出發前魯藝的教師陳荒煤寫了一封信，讓她帶給葉以群，無非是拜托葉以群照應她。但是她到了重慶，這封信在身邊放了一年多，一直沒有去找以群，后來還是在周恩來的鼓勵下，才與以群建立工作聯系。這說明周恩來對葉以群是了解的，也是信任的。但是張穎為什么遲疑著不主動去找以群？她說得有些含糊，我想可能是與外界對葉以群的負面傳說有關。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葉以群在文藝界活力四濺地從事黨的工作，以極大的熱情和磊落團結了大批作家和藝術家，但他是敏感到自己不被組織信任，這種內心的痛苦和絕望，與他最后選擇輕生，是有一定關系的。

感謝葉周寫了一本好書。葉以群去世那一年，葉周才8歲，直到半個世紀以后，他拿起了筆寫他的父親的故事，為前輩立傳。他從回國“尋找”開始，追尋著父親的足跡，到重慶、到北京，到上海，到香港……到處尋求父親行蹤的蛛絲馬跡，查閱歷史文檔，一點一點地拼接起父親的被碾碎的形象。書的每一章文字都是與父親的精神對話，要讓文脈無縫對接，傳統源遠流長……

【作者補記】記得一個月前，2024年11月15日，我去上海四川北路內山書店原址二樓，參加作家葉周的新書《世紀波瀾中的文化記憶——葉以群和他的文學戰友們》的發布與分享會。幾年前，我在復旦大學與上海作家協會聯合舉辦的海外作家與評論家對話會上與葉周見過面，握過手，但沒有交談。我只知道葉周是國內著名文學理論家葉以群的哲嗣，現居洛杉磯。這次他為了邀我參加新書發布會，通過好幾位師友與我聯系。于是那天我們在內山書店會場見了面。因為人多，也沒有能夠說上幾句話。他很高興地對我說：“我們好容易聯系上了，以后要保持下去。”他還告訴我，他過幾天去安徽老家尋根采風，然后就要趕回洛杉磯。我們相約，等他下一次回上海，我們要找時間好好聊聊天。他離開上海前還有幾次飯局，都是朋友間的聚會，我因為身體不好，都沒有參加。接下來他就去了安徽。誰也沒有想到，硬硬朗朗的葉周，竟在11月28日猝死于自己的家鄉。他尋到了自己的生命之根，他安息了。我不用微信，對世間信息隔膜得很，竟到12月12日才間接地獲悉噩耗。今天是12月15日，葉周新書發布后才一個月，卻天人路隔。我心有戚戚，找出那天在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提綱，略作補充，以表達我對葉周的紀念。

2024年12月15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