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燕的非虛構作品《兩個阿姨的下午茶》（點擊閱讀）（發于《長江文藝》2025年第2期），以細膩而極具畫面感的筆觸，將兩位鐘點工的生活用切片的方式進行投屏，折射出城市化進程中底層女性的精神風貌。她們是城市中的清道夫，也是現代性的局外人；是家庭經濟的頂梁柱，也是消費社會的隱形人……她們的故事，既是當代家政工群體的微觀敘事，也是時代洪流里個體命運的成人寓言。

若將這部作品置于更廣闊的文學影視坐標中，其與電視劇《小巷人家》的倫理張力、電影《飲食男女》的鏡頭美學，乃至諾獎獲得者托尼·莫里森筆下“鐘點工”的身份獨白，都可形成一場跨越媒介的對話。

近年來，書寫女性職業的故事并不鮮見。在電視劇《小巷人家》中，閆妮飾演的黃玲與蔣欣飾演的宋瑩，便以“隱忍賢惠”與“潑辣爽朗”的性格反差，演繹了70年代女性在家庭與時代夾縫中的突圍。《兩個阿姨的下午茶》同樣是以兩個女性視角為主的敘事，難能可貴的是，李燕燕將鏡頭對準家政阿姨手中的“飯碗”——都市人“常見但缺常識”的塑料桶。1999年國企改制浪潮中，她如一片落葉被卷出體制圍墻，提著塑料桶穿梭于成都的樓宇之間。這只桶曾是家屬區停水時的儲水工具，如今成了她同城市談判的籌碼：桶越是久與舊，越能證明主人的可靠。陳阿姨的白色塑料桶則標注著另一種遷徙軌跡——十年前“北改”工程推平了她的菜地和雞舍，安置房里未能安置下的，是她對土地的眷戀。塑料桶成了城市新生活的漂流瓶，里面裝著她的體檢報告、健康證，寄存著底層勞動者的焦慮與尊嚴。

從敘事的差異性而言，比起《小巷人家》對時代歷史節點、物質觀念沖突的刻畫，《兩個阿姨的下午茶》中的困境更具現代性——雇主前妻盜竊引發的信任危機、咖啡店消費主義的身份焦慮，皆是城市化進程中原子化社會的癥候。楊阿姨面對雇主家為購房反目的鬧劇時，悄然退至廚房的背影，與黃玲在婆媳爭端中的沉默形成共鳴，但前者多了一份職業性的邊界感：“雇主的錢也是錢，能幫著省點就省點”。這種差異，正是四十年社會變遷的注腳：從集體主義時代的“家國同構”，到市場經濟時代的“契約關系”，女性從家庭倫理的被動承載者，逐漸蛻變為職業場域中的主觀能動體。

導演李安曾在電影《飲食男女》中，以幾場家宴串聯起家庭關系的崩解與重構，這種飽含生活氣息的影視表現手法，在《兩個阿姨的下午茶》中轉化為對工作場景與下午茶的敘事美學：楊阿姨拖把桿上的玻璃珠掛墜、陳阿姨為喝咖啡特意換上的碎花裙，皆是以微知著的書寫。李燕燕如一個躬身在后的紀錄片導演，手持攝影機般一路捕捉鐘點工的日常細節——擦窗時“腰彎成九十度”的體態，菜市場“泥鰍在白色塑料方盆中蹦跶”的鮮活，夾雜著時不時蹦出的“條條蛇都咬人”“錢花得嘩嘩的”等金句，三言兩語就立起了有著豐富市井經驗的川渝女人形象。不過時的比喻讓人回味，讓我想到《飲食男女》中那些無一閑筆的特寫鏡頭，如主角老朱那切菜時微微顫抖的手，電影敘事與非虛構寫作竟有著奇妙的和鳴。

但非虛構所具備的紀實性本質，則賦予了作品更尖銳的批判視角。當《飲食男女》用老少戀的戲劇沖突來解構父權時，《兩個阿姨的下午茶》則將雇主家“防盜鎖密碼”的信任危機，醞釀成文中角色所遭遇的最大沖突，以此揭露階層關系的脆弱。陳阿姨被誣陷盜竊后，與楊阿姨牽手走向派出所的身影，一如電影中老朱放下鑰匙從“主人”淪為“客人”的荒涼——兩種形式互為印證，都指向現代社會中身份認同的流動性。

托尼·莫里森在短篇小說《鐘點工》中，也刻畫了一位黑人女孩在雇主家的困窘：擦地板需用特制木油精，洗衣服要區分面料質地，工錢卻低得可憐。面對雇主的苛責，父親則告誡她：“工作不是你的全部，只是你的幾分之一。”而“把工作干得漂亮不是為了雇主，是為了你自己生活的完整”，這句話與楊阿姨將雇主給的菜錢“記了賬又退回”的執拗、陳阿姨用鮮花生回贈雇主鮮花餅的體面，形成兩種社會背景下的跨時空呼應。塑料桶與木油精瓶，化身為不同文化語境中勞動者的自我確證。

但東西方文學敘事的分流同樣在此顯現：莫里森筆下的種族壓迫與階級壁壘，在《兩個阿姨的下午茶》中平替為城市化進程中的身份懸浮，也牽扯出文本中暗藏的隱線——當下家政行業的江湖圖譜：楊阿姨代表“正規軍”，掛靠公司、持證上崗、按平米計費，用二十年資歷賺得“月入過萬”的美談；陳阿姨則是“靈活就業”，自主接單、價格起伏，靠體檢報告與健康證在生活縫隙中游走。體制秩序和關系網絡，兩種生存策略，說不上孰優孰劣，但背后均彰顯著城市化進程中不同群體的生存智慧。

而無論選擇哪條路徑，她們都困在同一個戰場。雇主家父女為買房反目的鬧劇、老夫人對四季豆中毒的含沙射影、輪番上演的盜竊疑云，構成家政工“日常打卡”的密集雷區。作者以細膩深入的描寫，記錄下這些沒有硝煙的戰爭：在開放式廚房偷聽的家族倫理劇，在書房門口遭遇的價值觀碰撞，在派出所經歷的信任崩塌與重構……在文中，鐘點工不只是清潔工或廚師，她們望聞著城市家庭的病理，旁觀現代人的隱痛和創口，卻“抹不掉”也“鏟不平”。

李燕燕善于從日常事件中捕捉那些“不期而遇的發現”，譬如文中楊阿姨兒子贈送的手表、陳阿姨優惠券過期的貝果，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被作者巧妙織成一張社會層級的關系網。好比楊阿姨將掛墜系在拖把上那“左右搖晃”的意象，玻璃珠既是對楊阿姨的職業與性格的暗喻，也是母親對親子關系的溫柔寄托，更是勞動者在機械重復中創造的短暫詩意。

商業街的咖啡店，是文本中貫穿始終的空間意象，也是故事里作者直接明牌的高潮走向。對楊阿姨而言，那些坐在太陽傘下談笑的中年男女，讓她第一次意識到“同齡人”可以擁有另一種生活形態。17元一杯的櫻桃香氣咖啡，在菜市場的計價體系里，可換算成四斤魚或一條穿了四年的網購褲，但當她終于捧起那杯奶油花咖啡時，不僅“鐘點工”的身份有了短暫逃離，“被服務者”的角色也開始轉換。她的自主“僭越”讓讀者長舒了一口氣，也不禁為她“走出圍城”而高興，長期甘于奉獻的人，終于將“為自己喝一杯”付諸行動。

前兩年，有位大叔憑借著一句粵語迅速走紅全網：“喂，三點幾嘞，做楞啊做，飲茶先啦！”（三點多了，別做工了，先喝茶休息下啊！）這條短視頻流行成梗的背后，是對“996”“內卷”這些現象的吶喊與解壓，透露出時下年輕人的生活現狀及態度，這和《兩個阿姨的下午茶》的內核理念殊途同歸。李燕燕巧妙地把下午茶構建成一場微型革命，販賣時間的兩位阿姨，勢必更渴望將“時間”換一種方式贖回，下午茶便成了一個直奔主題的載體。兩位阿姨的約會歷時兩月，歷經兩次變故，直到第三次才在雨后的花臺旁實現。她們選擇蜂蜜柚子茶而非咖啡，用“續兩次茶”的小心計算對抗36元的奢侈，卻又堅持加點一盤昂貴的曲奇餅干。這種矛盾恰是底層群體面對消費文化時的真實寫照，當陳阿姨笑稱“整個身子都下水了，還露兩個耳朵干嗎”時，咖啡杯就成了一面鏡子，將兩個阿姨的憧憬照出原形。

兩位阿姨在都市中來回穿梭，始終像在家庭責任與個體欲望之間踩鋼絲。楊阿姨為兒子婚房首付“月入過萬”的拼搏，陳阿姨為女兒育兒“騰出周末”的犧牲，皆是傳統母職的當代復刻。但李燕燕并未止步于悲情敘事，而是以多次出現的植物意象，揭示她們的復雜性和生存韌性：女性既是舊秩序的挑戰者，也是新倫理的建構者。當楊阿姨與陳阿姨談論“養好錢袋、身體和老伴”的段子時，戲謔中透出的清醒，正是底層女性在時代夾縫中練就的生存智慧。她們不需要俯視的悲憫，只需一場如愿成行的下午茶——在月季花旁，以蜂蜜柚子茶的香甜，對抗生活的澀酸。

同時，李燕燕的寫作姿態也值得玩味和欣賞。作為潛入鐘點工群體的“臥底作者”，她坦誠自己在擦地板時的笨拙、在廚房里的手忙腳亂。加上同為女性的身份，這種自我暴露消解了傳統非虛構中觀察者的優越感，讓文本呈現出珍貴的“平視”視角。當楊阿姨說“做鐘點工的收入能讓家庭衣食無憂”時，作者沒有濫用知識分子的悲憫，而是將話語權遞回給了勞動者，讓她們自己開口——她們不需要廉價的同情，只需要被看見。

《兩個阿姨的下午茶》可以說是一部獻給城市背面的散文詩。塑料桶與咖啡杯的碰撞聲，月季與木槿的呼吸聲，擦窗布與地板的摩擦聲，共同譜寫成一首勞動者的生存交響曲。而每一座城市的光鮮，都是筑基于無數塑料桶的顛簸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