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與“再教育”的部隊農場告別，從盤錦來到北京，加入中日文化交流的行列。

種了兩年多水稻，滿腦子都是插秧、除草、施肥、收割，冷不丁調進外事單位，如同劉姥姥進大觀園，對一切都感到新奇又陌生。如何開闊眼界、豐富知識、積累經驗，成為當務之急，但沒有人手把手教，只能多觀察、勤摸索、常體驗。我發現中日兩國許多敏感、微妙的現實問題，必須沉潛到史書中，才能厘清來龍去脈，所以在搜集與日本有關的資料的同時，對中日近現代關系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苦于資料相對有限，沒有系統研究日本的專著，只能在報刊的犄角旮旯里找一些零敲碎打的內容，剪貼抄錄，備查備用。我特地準備了一個剪報本，按當年的風尚，在扉頁上用日文抄錄了一段毛主席1962年的講話：“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發生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為了便于查閱，我還仿照《時事手冊》等書的體例，以政治、經濟、文化等歸類，再細分為憲法、國會、政黨、政治家、文藝、著名作家、友好團體等，一目了然。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沒過幾年，這個粗糙、簡陋的剪報本，居然成為“實用日本常識手冊”，不僅我自己時常翻看，還供訪日的作家們“臨時抱佛腳”。

1981年春，我與兩位作家到北海道采訪，歸國前在東京小住。日本友人古川萬太郎將他的新著《日中戰后關系史》送給我，該書以政治、經濟為主線，兼顧外交、文化、科技、體育等，描繪了戰后兩國關系的發展變化，資料翔實，脈絡清晰，立論公正。

我如獲至寶，愛不釋手，當時就想把它翻譯出來，如此既能為從事中日交流工作的新人解燃眉之急，也能為研究中日關系史的學者提供一家之言。但原著厚如磚頭，洋洋六十余萬言，我就算搭上全部業余時間，少說也得一兩年才能完成。再者，純學術著作出版艱難，即便用九牛二虎之力譯成中文，不能成書，也無意義。

古川先生是我的朋友，也是我所敬重的為日中友好事業不辭辛勞、四處奔波的社會活動家。1958年從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政治學專業畢業后，他進入朝日新聞社政治部當記者，受自民黨政治家古井喜實（1903-1995，曾任茨城縣、鳥取縣知事，池田內閣厚生相，大平內閣法務相，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等，主張日中友好）的影響，重視日中關系，積極報道相關內容。尤其是調到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工作后，他先后出版了《你好的國家》《寒凝大地之歌——人民解放軍中的日本士兵》《日中戰后關系史》《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等著作。古川先生關注現實、研究歷史，目的是讓人們以史為鑒，珍惜現在來之不易的友好局面。

他不僅著書立說，仗義執言，而且身體力行，出任東京都日中友協的副理事長兼事務局局長、全國本部的副理事長，積極開展友好工作。在從事日中友好事業的實踐中，他痛感需要總結歷史經驗，才能不走或少走彎路，于是苦心鉆研多年，寫出《日中戰后關系史》：“我寫書不是為了出名，更不是為了賺錢。僅收集資料、采訪的費用，就不知高出稿酬多少倍。我只是想用史實告訴人們：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忘記或歪曲歷史，都是可悲的、危險的。”

古川先生的良知和勇氣、毅力和勤奮，使我既欽佩，又感動，我決心克服一切困難，把《日中戰后關系史》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當時，中國作家協會只有我一個日文翻譯，與日本的交流又相當頻繁，日常工作就忙得天昏地暗，下班回家后如果太累，我便休息一會兒，再挑燈夜戰，到節假日更是通宵達旦，連出差時也背著稿紙和詞典，“見縫插針”。大概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我終于譯出初稿，經朋友熱心推薦，遼寧人民出版社認為有歷史價值、文獻價值，先行展開征訂，再根據訂數決定能否出版。結果，該書因訂數太少暫時擱淺，后來由日中文化發展基金會代表理事巖佐敦史資助得以出版。古川先生在《致中國讀者》中一針見血地說：“回顧歷史，我們發現，從日本戰敗到與中國恢復邦交，竟相隔二十七年，而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竟相隔三十三年！為什么經過了如此漫長的歲月呢？雖然有國際障礙等各種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感到極為遺憾的，就是日本的領導人，對于兩國間不幸的歷史事實——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缺乏正確的認識。”

1992年初將譯稿寄給出版社時，責編李凡先生建議加一篇序，我馬上想到了古川先生的老朋友——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劉德有先生。1971年，德有先生在日本擔任常駐記者，就和古川先生相識，《日中戰后關系史》在日本剛一出版，他就收到了贈書；況且，他們倆都是戰后中日關系發展變化的親歷者，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好惡。德有先生為作序的不二人選。

我本想當面求序，但打電話時得知德有先生不在，便寫了一封信，送到孑民堂（蔡元培紀念堂）的辦公室。當我走出紅漆大門，有點惶悚不安：事先沒打招呼，這不是搞突然襲擊，強人所難嗎？

在日語翻譯界，劉德有先生的名字如雷貫耳，無人不曉。他有真才實學，堪當重任，多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當翻譯。連在日本生活了近二十年、精通日語的郭沫若，于國內接見日本客人或去日本訪問時，都讓他來當翻譯，稱他的翻譯準確流暢、聲音洪亮……

我認識德有先生，是他到文化部任副部長、主管對外文化交流工作以后。當時，中國作家協會與文化部同在沙灘北街2號辦公，而且中國作家協會的外事工作由文化部代管，來訪的日本作家中，有不少是德有先生的老朋友，我就帶他們去孑民堂見他。他的辦公室不大，有一張辦公桌、幾個沙發。我一進去，他馬上摘掉老花鏡，放下批閱的公文，起身過來握手、端茶倒水，沒有架子，不打官腔，態度隨和。假如此時有陌生人進來，肯定搞不清誰是部長，誰是訪客。

德有先生沒有怪罪我的唐突，很快就將序寫好。他在序中說：“在我長期同古川先生的接觸與交往中，無論是在日本期間還是回國后，我都深感他一直在認真地思考著日中關系的前途。縱觀他近年來的著作，不難看出都是圍繞著日中友好和日中關系這一主題的。他以一個政治記者的敏銳，以日中友好社會活動家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來研究現實、研究歷史，目的是讓人們重視歷史的經驗，珍惜現在來之不易的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為日中兩國世世代代發好下去而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既是對過去的回顧與總結，也是對美好未來的展望和期待……從古川萬太郎的社會活動和學術研究中，我看到了一位從事日中友好事業的朋友火熱、真誠的心。由此我也想到了千千萬萬為日中友好運動而奔波的日本朋友們，正是他們從歷史的高度認識到日中兩國人民長期友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奮不顧身，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留下了許許多多震撼人心、可歌可泣的業績……”

從那以后，我和德有先生熟絡起來，經常互通電話、書信、短信。他很勤奮，公務之余，筆耕不輟，每有新作出版，都不忘送給我。他的《現代日語趣談》和《戰后日語新探》，是探索語言的書，影響很大。戰后，伴隨日本社會發生巨大變化，日語中涌現了大量新詞、流行語、風俗語、外來語，表達方式也出現了顯著不同。許多詞匯在辭書中找不到，一些語言現象，連日本的語言學家也莫名其妙。語言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發展變化的，學習語言必須與時俱進，否則很難準確理解日本人表達的意思。德有先生在考察語言現象的同時，聯系日本社會現實，探究語言背后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對我國的日語學習、研究和教學具有重要意義，與此同時也能推動日本人加強自我認識。而像《隨郭沫若戰后訪日》《風雨幾星霜——戰后中日關系親歷記》《日本文化人寫真——聚焦中日文化交流》《時光之旅——我經歷的中日關系》《我為領袖當翻譯——親歷中日高層往來》等著作，其中不僅有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也有非常寶貴的人生經驗，是我不時翻閱的枕邊書。

有時候遇到疑難問題，我就打電話向德有先生請教，他不僅耐心解答，還幫我查找資料。前幾年，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1979年，井上靖先生竟然為去敦煌而下跪。我與井上靖先生較熟，多次應邀到府上做客，也寫過幾篇評論文章，知道他性情剛烈，屬于那種寧折不彎的錚錚鐵漢，跪求絕對不符合他的性格。經多方詢問，證明此說為子虛烏有。

為準確起見，我向德有先生求證，他斷然道：“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太離譜了！不過有一件事，如今想來，仍覺得遺憾。”盡管井上靖先生寫過一部小說《樓蘭》，但他從未去過樓蘭，所以他說《樓蘭》并未完成；他認為必須在小說的末尾加上一筆：我從直升機下來，站在這里，腳下就是古樓蘭的土地……這樣才算最后完成。“1987年井上靖先生來訪時，提出訪問樓蘭，但有關方面認為，去樓蘭要乘坐直升機，那一帶是沙漠，不時有沙塵暴，如果飛機不能降落或降落后飛不起來，可能釀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雖然我想促成此事，但一直未果”。

還有一次，報社的編輯夜間來電，讓我確認一下文中提及的某位領導的頭銜。十萬火急，我卻查不到，只好給德有先生打電話，他幫我查到了，確證無誤。事后，老伴責怪我：“這么晚了，還打擾耄耋老人，太不應該！”我一直為此深感不安，趕忙致歉，德有先生卻說：“我能為您做一點事，甚感高興。”

德有先生年過九秩，依然耳聰目明，精神矍鑠，辛勤筆耕，不斷有漢俳、漫談、游記、回憶錄等新作問世。他謙遜好學，總說自己不是專家學者，談語言的那兩本書，只是把日常工作中碰到的日語現象及粗淺的體會加以整理、記錄，算不上學術著作。但我以為，他對一些日語詞匯來龍去脈的考證，是以隨筆形式寫就的精彩的學術論文，而《從文化視點觀察日本景氣》《我觀日本的文化戰略》《中日文化比較方法論之我見》《從〈我是貓〉談翻譯作品的神韻》等文章，都視角新穎，別具一格，發人深省。

鑒于德有先生為中日兩國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的巨大貢獻，2018年，中國翻譯家協會授予他“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說他是“學者中的學者”“專家中的專家”，當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