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上有題詞的，按《藏書ABC》的分類，至少可分為三種，一種叫“饋贈本”：“如果未加說明，該詞通常被認為是來自作者的饋贈。”（﹝英﹞約翰·卡特著，余彬、愷蒂譯，譯林出版社，2022年1月版）有的作者送人書時，會寫上“贈某某”，或落款“某某持贈”之類，那就毫無疑問是來自作者的饋贈。第二種叫“題詞本”：“除非有特別說明，否則這個詞就是指有作者親筆簽名或題詞的書籍。”與前一種的區別在于，前者是作者主動題詞贈送的，后者是作者應書的所有者的要求而題寫的，就像現在很多簽名售書會上作者為讀者簽名題詞。不管是前一種還是后一種，大部分作者都習慣題寫“某某指正”“某某惠存”，或“with best wishes”，所以光看題詞內容，往往分不清是哪一種。第三種是書中有“題詞”，一般指非作者在書上留下的字跡、簽名或題詞。對書上這一類字跡，有很大的爭議。

《藏書ABC》在“題詞”一條中說：“現代書籍上，原書主即使只題寫了名字和日期，有時也會被描述為‘環襯頁上有題詞，其余完好’。”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書商在介紹一本書時，把原書主留下的筆跡，哪怕只是簽個名、署個日期，也看作是書籍“不完好”的一種。持這一極端觀點的可稱之為藏書中的品相絕對主義者。

我的朋友韓東翻譯的美國藏書家奧托·彭澤勒（Otto Penzler）的《獵書偵探——偵探小說收藏叢談》，就是持這類品相絕對主義的觀點，書中多次說道：“如果你堅持要在襯頁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在書籍上貼藏書票、把書衣粘在書上，或者邊吃炸雞邊翻閱書籍——那還是別藏書了。”（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12月版）這位藏書家把在書上簽名、貼藏書票，看作是和邊吃炸雞邊看書一樣讓人無法忍受的行為。又說：“任何藏書家都不應該在任何一本有價值的書上貼上藏書票。” “不要相信每本書的描述都是準確的……那些被描述為‘品相完美’的書籍會有書店標記、藏書票、前任書主的簽名或者其他嚴重的瑕疵。”）這就說得更明確了，凡是非作者在書上留下的任何痕跡都屬于“嚴重的瑕疵”。

更有甚者，美國作家約翰·鄧寧（John Dunning）的偵探小說《危險愛書人》（The Bookman’s Wake）中，有人看到一本書上寫有“生日快樂”之類的題詞，氣不打一處來：“為什么書是唯一在被送出去前讓送禮之人忍不住加以毀壞的禮物？為什么我們送人襯衫或上衣前，不會用墨水在衣服前襟寫下生日快樂什么的？”比喜歡題字更糟的，是那些在書上蓋私人浮水印的家伙，書中一位愛書的女士說：“等我當上地獄女王，我一定要叫這些喜歡蓋印章的怪胎排成一長排從我面前走過，然后讓每個人拿著刻上‘白癡’的藏書章，用炭火燒熱在他們身上烙印子……”

所幸這一極端主義的論點，在藏書界并沒有被廣泛接受，《藏書ABC》在上引那句話后接著說：“這種為了迎合完美品相的藏家而采取的過分挑剔的態度，是被尊重書籍流轉出處的藏家所不屑的，尤其是當事關早期書主時。”

尼古拉斯·A.巴斯貝恩（Nicholas Basbanes）在《瘋雅書中事——21世紀淘書的策略和視界》一書中，更是針鋒相對地說：“和追求完全未使用品相的藏書家不同，我喜歡帶有前人痕跡的書：一張精美的藏書票、一句給孩子的圣誕節祝福、一行兩三代以前的愛書人留下的深刻的批注，如果非要說一本書有什么煊赫的文獻細節——這是我們反復強調的點——這就是了。”（盧葳譯，三聯書店，2010年11月版）

我倒也不排斥有這樣的題詞，只要不是張牙舞爪的丑怪惡札。尤其是碰巧題詞出自一個故人，那就不僅是收藏一本書，而是收藏一段記憶，或一段情誼。

《阿拉貢：法國抵抗詩人》

施先生沒有機會送給戴望舒

在施蟄存先生送給我的外文舊書中，有一本《Aragon： Poet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阿拉貢：法國抵抗詩人》），Hannah Josephson和Malcolm Cowley編，紐約Duell， Sloan and Pearce一九四五年初版二刷。路易·阿拉貢是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二戰期間成為淪陷法國的地下抵抗運動領袖。書的前襯頁的左側，有施先生毛筆題詞：“贈望舒兄：作為流亡去港之紀念。弟蟄存，卅七年九月。”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后，施先生輾轉去了云南，戴望舒則移居香港。一九三八年夏天，施先生暑假回上海探親，經河內到香港，暫住戴望舒家。秋天返校，仍經香港，還住戴望舒家。一九四○年春天，施先生再到香港，住了幾個月，同戴望舒等一起參加了香港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活動。施先生晚年在給《戴望舒詩全編》寫的“引言”中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望舒旅居香港……在一個文化人的崗位上，做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他翻譯了西班牙詩人的抗戰謠曲、法國詩人的抵抗運動詩歌。他自己的創作，雖然藝術手法還是他的本色，但在題材內容方面，卻不再歌詠個人的悲歡離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覺醒、群眾的感情，尤其是當他被敵人逮捕，投入牢獄之后，他的詩所表現的已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了。”（《文藝百話》，華東師大出版社，1994年4月版）這段話可以看作施先生在《阿拉貢》一書上所寫題贈語的注解。戴望舒似乎沒有譯過阿拉貢的詩，他譯的另一位法國抵抗詩人愛呂亞的《戰時情詩七首》，在開頭引了阿拉貢《蠟像館》的句子：“我在這個地方寫作，在那里，人們是被圍在垃圾、干渴、沉默和饑餓之中……”（《戴望舒譯詩集》，湖南人民，1983年4月版）

施先生題贈此書是一九四八年九月。戴望舒抗戰勝利后回到了上海，但在這一年的四月，因參加教授罷課，遭誣陷控告，被迫再次離開上海赴港看病。第二年三月，戴望舒從香港北上，不到一年就在北京因病突然去世。所以這本題了詞的書施先生沒有機會送給戴望舒，一直留在北山樓，幾十年后轉贈給我。

《子愷畫集》

“此作者早年作品，最佳”

黃裳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致姜德明信，謝謝他寄贈《書衣百影續編》，并說：“此中亦有我所舊存者，見之如遇故人，子愷漫畫我曾于上海舊書店搜得兩本，另一種為豐先生子女所繪封面，尤可喜。兩書皆新若未觸，珍愛收藏。一夕為掠去，歸來時他種得還，而此兩書杳如黃鶴矣。”（《來燕榭書札》，大象出版社，2004年1月版；今年3月中國嘉德拍賣“八方集——姜德明珍藏近代名家書信專場”有黃裳此信原件。）姜德明《書衣百影續編》中收錄的《子愷漫畫》，是豐子愷的第一本漫畫集，一九二五年《文學周報》社印行，姜先生說：“版本罕傳，極具收藏價值。”

黃先生稱為“尤可喜”的是另一本豐子愷漫畫集，現在我的書架上。

這本《子愷畫集》，開明書店，一九二七年二月初版、一九二九年九月三版，平裝。目錄頁標明，封面：阿寶題軟軟畫。前襯頁有黃先生鋼筆豎寫題記：“此作者早年作品，最佳。余對之感念亦至深。后來所做漸趨油滑，亦遠不及此之宛妙矣。近見王朝聞同志撰文論及此事，頗有同感會。于舊肆見此冊及《子愷漫畫》二冊，尚新，即得之歸。壬辰閏五月初十，黃裳。”壬辰為一九五二，距今七十三年矣。查看來燕榭古籍題跋，有意思的是，這一年閏五月初一，黃先生得到一批山陰祁氏澹生堂秘本手稿，從初一到初九，幾乎每晚“酒后燈下”“揮汗”寫跋，到初十日又去舊書店淘到兩本豐子愷漫畫。

這本書當年“一夕掠去”后，曾被扔在文匯報社的樓梯間，被鄭重先生撿回珍藏。后來鄭先生跟黃先生說了撿到的幾本書，要歸還，黃先生讓他自己留著。或許黃先生不知道其中有這本《子愷畫集》。又過了多年，鄭先生散書，把它贈送給我了。鄭先生當年撿到、這次一并送我的還有一本《漸江資料集》，汪世清、汪聰編纂，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一月第一版，平裝本。在書的前襯頁上，有黃先生鋼筆豎寫題記：“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午刻，為購朱鶴年畫、費屺懷題之河東君像過市，于美術書店得此冊，佳甚。收錄頗精備，印制亦美，遠勝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所刊資料。其于明清易代之際史事，頗有關系，亦余近日所欲亟讀者。扉頁更有楝亭題漸江一畫原跡，亦可珍矣。黃裳記。”就在此前一年，黃先生正構思撰寫歷史小說《鴛湖記》，寫的就是明清易代之際史事，可惜后來沒寫完。

黃裳先生不僅在收藏的古籍上都有題跋，即使平時閱讀的平裝書，也都會寫或長或短的題記，在舊書網上偶爾能看到，我在黃先生家的書櫥里也翻閱過多種。將來有一天，能把這些讀書題記搜集整理出來，一定有意思。

《普希金童話詩》

喬艾宓，我認識！

梅菲斯特書店十多年間換了五六處門面，我應該都去過。記得在紹興路那次，已是晚上，黑燈瞎火找到一幢老式公房的二樓。書架間巡視，偶見一本《普希金童話詩》，夢海譯，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版，一九五六年四月第八次印刷，打開襯頁，有鋼筆題詞：“艾宓表妹：做一個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二表哥贈。”書名頁下方，有一方楷書朱文印：“喬艾宓。”店主魯毅兄是個讀書人，顯然早就注意到這個題詞，對我說：“查不到此人。”我當即說：“我認識！”

一九九一年六月的某一天，陸谷孫先生來電話，說《英漢大詞典》編寫組的同事喬艾宓突然去世，他很傷心。那時詞典編寫組在淮海中路社科院的院子里，我去過多次，應該見過喬艾宓，陸先生希望我去參加追悼會。此刻回想，這位二表哥多半也會在追悼會上，但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有這么一位。

陸先生在追悼會上致悼詞，說“喬艾宓四十六年的一生命運多蹇。一九六二年她從上海市市三女中考入復旦大學外文系，學未逾年即因患肺結核輟學……一九八一年，喬艾宓以出色成績考入《英漢大詞典》編寫組……終于成為《英漢大詞典》名副其實的主要編寫人員之一”。《文匯讀書周報》六月二十二日那期摘發了這篇悼詞，題為“關于生與死的思考”。二○○四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陸先生的《余墨集》全文收錄了這篇悼詞。

喬艾宓的進取不已，或許也有這位二表哥的勉勵。多年后我才知道，喬艾宓是山西喬家大院的后人。

《華茲華斯短詩》

一別三十六七年，故人無恙否？

讀知堂日記，我特別留意與老人交往中，我認識的前輩。知堂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南京出獄，隨即到上海，在尤炳圻家住了半年多。其間去橫浜橋看望過他的金性堯（日記中稱金星屋）、周黎庵、施蟄存、王辛笛（日記中稱王心笛）等先生，我都有過交往。還有一位王予，知堂在日記中有時寫作齊甘，有時稱他本名徐淦，這位老先生我也有一面之緣，九十年代初有一次去北京，范用先生請吃飯，這位徐先生也在座，只記得他說有很多小孩，十幾個，可惜沒有聽他講知堂。知堂到北京后，與他有交往的張中行、勞祖德、吳曉鈴、吳小如、謝蔚明、鄧云鄉等先生，我都很熟，另外還有一位。

《知堂日記》一九五四年八月廿七日，緊接著“施蜇存來訪”之后記著：“劉世點以兌之介紹來訪。”同年九月十一日，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四月三十日，都有“劉世點來訪”的記錄。

這位劉世點先生，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他是我的初中英文老師。

中等偏高的個子，戴一副金絲邊眼鏡，背微駝，肚略凸，多年后讀到狄更斯小說《匹克威克外傳》，插畫里的匹克威克，活脫脫就是劉先生的樣子。我的那個初中不能說是個好學校，校舍簡陋，學生大半不要讀書，劉先生苦口婆心，見效甚微。我是難得喜歡讀書的，所以特別受其青睞。

七十年代末期，各種中外老書紛紛再版上市，劉先生知道我喜歡跑書店，就讓我代他買兩本書：《唐詩別裁集》和《詞綜》，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兩個書名，也很奇怪一個教英語的老師會看這樣的古籍。后來他告訴我，他是南潯嘉業堂的后人（劉承幹的親侄子），早年進的圣約翰，院系調整后，成為復旦外文系的畢業生。

我曾問過他名字中的“點”是什么意思，他說他有個字，叫“吾與”。“‘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原來出自《論語》，“點”是曾晳的名，到底嘉業堂后人，書香門第。

我初中讀兩年，高中考取別的學校，但和劉先生一直有聯系。他每天上班要經過我家，常常把他海外親戚為他訂的、他已讀過的《讀者文摘》和《國家地理》送到我家，借我閱讀。也是從劉先生那里，我最早聽到瞿兌之的名字。可能是嘉業堂的關系，也可能同住武康路一條弄堂的緣故，劉先生似乎跟瞿兌之特別稔熟。劉先生常對我說，瞿先生要是碰到我這樣喜歡讀書的年輕人，肯定高興煞了。有一次我請劉先生談談瞿，舊筆記本中記了一頁劉先生的談話：

瞿兌之是清末名人瞿鴻禨的季子。瞿鴻禨生前收集了許多古瓷，他死后都被瞿兌之賣掉，將錢花在女人身上。其夫人聶氏也出名門，有一子，因瞿對夫人不好而與父親不來往。新中國成立后為中華書局寫一些《史》《漢》的譯文故事，用瞿蛻園之名發表。

瞿兌之于古史甚通，其二十歲時已通讀兩遍廿四史，尤精《漢書》。晚歲著有《歷代職官表》，學術價值甚高。瞿還精通英、德等國文字。

落款時間是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三日，整整四十年前。后來我為遼寧教育出版社編“新世紀萬有文庫”，收錄了好幾本瞿兌之的書，有再版的，也有我去圖書館從舊雜志中輯錄的。也是從劉先生那里，我第一次聽到周鍊霞的名字，劉先生告訴我，瞿老先生七十歲生日，是摟著周鍊霞步入壽宴廳的……劉先生還借給我香港為瞿兌之印的線裝《補書堂詩錄》，我當年只能似懂非懂地翻閱一下，當然現在也仍然似懂非懂。

大概一九八六年末，劉先生跟我說要移民了，讓我畫張畫給他留作紀念，記得我臨摹了一張“王佐斷臂”，大概當時正迷“說岳”吧。他們夫婦臨行前劉先生寄了一封信給我，說之前從我這里借過兩本書，來不及當面還我，讓我找他兒子拿。另外，他留下些英文舊書，我有興趣可挑幾本留作紀念。

劉先生的獨子叫劉澤誠，又高又帥，和善親切，我們隨即成為好朋友，一度過從甚密。幾年后誠誠也移民了，從此杳無音訊。

我在劉先生英文舊藏中挑了兩本“人人文庫”（Everyman’s Library）本的《華茲華斯短詩》和《海涅詩文選》，還有一本牛津版的《維吉爾詩集》。書取回后一直插在書架上，直到許多年后才發現，這幾本書都有劉先生的題詞。

《維吉爾詩集》（The Poems of Virgil）前襯頁上方鋼筆題寫：“培信廿九初度贈此志念。世點謹識，一九五七年二月，時客北京大牌坊胡同。”

《海涅詩文選》（Prose & Poetry： A Selection）的前襯頁上方鋼筆題寫：“給培信：廿九歲生日記念。世點，一九五七.二.北京。”

《華茲華斯短詩》（Shorter Poems）夾了一張書簽，背面鋼筆豎寫：“送給培信。劉世點贈。”

三本都是送給培信的，猜測多半是他太太。只有送太太的書，既送了人，又一直在自己身邊，最是劃算。劉先生什么時候從北京回上海，又怎么會去一個中學教書，當年沒想到問，現在更無從了解。

前些年我曾多方打聽劉先生的消息，一直沒有聯系上。后來輾轉聽說他已不在了，想通過劉家其他后人聯系誠誠，也未果。誠誠大我多歲，已六十好幾了。一別三十六七年，故人無恙否？

（陸灝，1963年生于上海。《文匯報》編輯，1998年創辦《萬象》雜志，2008年為《東方早報》創辦《上海書評》。著有《東寫西讀》《看圖識字》《聽水讀鈔》《不愧三餐》，與揚之水合著《樊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