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重探1950年代初圍繞《我們夫婦之間》展開的批評以及蕭也牧的自我批評，可以發現蕭也牧創作此篇時的“試探”意味以及革命文藝的另一種路徑。正如陳涌、丁玲等人所指認的那樣，《我們夫婦之間》的癥結在于“寫法”，在于男女主人公“之間”關系的具體描摹。無論是在男女啟蒙/改造關系上，還是在難以令人移情的男性主人公敘述者以及“隱含作者”與“敘述者”之間“諷刺”“認同”皆存的狀態上，此篇小說與《傷逝》都存在可比性。而蕭也牧此一敘事的難題最終呈現為曖昧與反噬：李克所顯露的結構性偽善與進城后的優越感，無法得到小說結尾部分“和解”橋段的解決，而男女、工農、城鄉“之間”的相互改造依舊是懸而未決的敘事難題。蕭也牧復雜的敘事立場也由此得到澄清。

關鍵詞：《我們夫婦之間》 蕭也牧 批評 敘事難題

一

“蕭也牧小說的批判，是1950年代初文學界的重要事件之一。”1雖然據考證，關于此部小說的評論早在1950年4月1日便出現在天津文協機關刊物之上2，但關鍵的“批評”之聲無疑肇端于陳涌發表于1951年6月10日的《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緊隨其后，《文藝報》4卷5期刊出李定中（馮雪峰執筆，陳企霞約稿）措辭極為嚴厲的批判。葉秀夫、丁玲等人的批評亦陸續發表于這一“國刊”之上。同時，共青團中央主持的《中國青年》也組織了座談會對蕭也牧作品進行批判性檢視。3值得一提的是，新近研究追蹤到了“蕭也牧批判”背后革命文藝勢力間的矛盾，即源于延安解放區主流文藝界與“晉察冀文人群體”（蕭也牧、秦兆陽、孫犁等皆在內）之間的抵牾，亦暗示后者嘗試過有別于“主流”的文學追求與形式探索。4同時，亦有學者提示，《文藝報》的“批判”面目強化的起源，遠早于“蕭也牧批判”，其實與丁玲受胡喬木鼓勵而批評“周揚的人”的“陣地”相關。5這些探究無疑松動了既有革命文藝鐵板一塊的印象，亦引入了另一種解讀社會主義文藝的可能性。雖說此種探究取向存在某種還原論的危險（使批判文字還原為宗派之爭），但卻有助于辨識社會主義文藝機制內部的差異性與潛在的另類性。不過，此種“后設”的研究或許還需要一種必要的增補來校正，即迫使“我們的問題”（此刻的關切）與“他們的問題”（歷史現場中的批評之聲所呈現的關切乃至焦慮）相互遭遇。這也是承認：就算凝結著宗派意識，其批評語言本身依舊在傳達著一種“普遍的意志”。在這個意義上，我想特別提及《新華月報》1951年關于“蕭也牧作品的批評”綜述，從此文對于已有“批評”的復述中，觀測其時的核心問題意識。非常有趣，此篇綜述重點引用的是葉秀夫與丁玲的文章——雖就篇幅來說，葉、丁文章較之李文要長，但陳涌的文章同樣不短。6

概括而言，葉的文章重點凸顯了這樣一些觀點：蕭也牧或許有著批評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李克的意圖，但實際卻通過“拼湊”出李克與其妻子之間“無原則的矛盾”（批評家普遍不滿于無原則的“日常瑣事”描寫），呈現出工農頭腦簡單、不能正確思想，需要知識分子幫助的特征。因此作品“所提倡的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便是一種不以無產階級科學思想為依據的、簡單的結合方式”7。葉認為，這不僅是歪曲了工農群眾的形象，也是描寫黨員干部上的失誤。丁玲則觸及了更大的“傾向”與“趨勢”。根據袁洪權的考證，丁玲所謂蕭也牧的作品“被一部分人當著旗幟”，這一部分人甚至包括當時的《人民文學》主編茅盾與《光明日報》文學副刊《文學評論》負責人王淑明。8因此她從蕭也牧之受歡迎而想到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者的思想改造問題（尤其是再次點出毛的“講話”），以及“進城”后同既有小市民趣味、資產階級文化爭奪“思想領導”9，便不讓人特別意外了。可以看到，這里有幾個層面的“關切”：第一，歪曲工農兵的形象（新中國成立初期文藝界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極為熱烈10）。第二，歪曲的原因在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者“改造”的不徹底性（“講話”關于“小資”的論述由此反復得到強調）。第三，“進城”或工作重心轉向城市后，面臨著非無產階級文化對于中共干部思想意識的挑戰、滲透（比如蕭也牧的許多描寫就被視為迎合小市民趣味）。“思想領導”問題變得急迫而危險（當代研究者開始不斷聚焦于這一“進城”與“文化領導權”問題11）。第四，作為知識分子出身干部的“他者”，工農出身的干部之美學呈現理應克服舊文化與舊趣味的滲透，生成一種新形象（“講話”之“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12的美學對應物）。同時，在黨員干部這點上，還關乎“退坡”焦慮（秦兆陽在讀到蕭也牧稿子時，直接想到的是“批判忘本‘思想’”13），以及如何在一系列實際工作中站穩領導地位。

讓人好奇的是，蕭也牧在創作時多大程度上意識到或“無意”遺忘了這些問題呢？14《文藝報》5卷1期（1951年）刊出作者的自我批評《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此文自然可以認為是蕭也牧的“表態”之舉，但從字里行間卻也能辨析出頗多關鍵信息。首先，《我們夫婦之間》寫成于1949年秋，然而卻醞釀了一、二年，不是單純應景的草率之作。其次，李克與“張同志”是有“模特兒”的，特別是“李克那個人物身上，倒是可以看出我某些方面的暗影”15。蕭也牧說兩人間的故事是“捏造”的，其實不盡然，他與妻子李威之間的結合同小說人物頗有一些相似性（1943年蕭作為記者下基層采訪結識了勞模李威），兩人的一些經歷恰恰也進入了小說文本當中（如關心李克的胃病）。16再次，蕭也牧的寫作的確考慮到了爭取城市讀者，有意通過“一些日常生活瑣事”來表現新人物。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寫得過于瑣碎恰恰是蕭也牧刻意為之。他也明確說明，小說主要是寫張同志，李克則是某種意義上的“陪襯”——在我看來，這不僅指主題上，而且也是敘事上的。如透過李克來寫的效果，蕭也牧一定是認真構思過的，包括以李的回憶帶出張曾經的形象，但這種“陪襯”卻產生了曖昧的效果。蕭也牧或許并不是完全遲鈍于嚴苛批評的可能到場，他自知是在進行某種“試探”：“但總覺得沒有十分把握，因為在我的同伴中，還沒有像我這樣干過的，所以這兩篇小說發表以后，總還是懷著試探的心情。”17這說明蕭也牧認為他的寫作無法在既有的革命文學套路中找到，所要面對、呈現的問題恐怕也是“新”的。這個新問題或許就體現為小說第一部分“真是知識分子和工農結合的典型！”在后續敘事中遭遇挑戰：“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變了！”18即原來的工農結合好榜樣，進城以后卻立即產生裂痕。但很難說蕭也牧在知識分子與工農雙方進行了平均分配。然而小說改編為電影，鄭君里則更加明確地將主題提煉為：“原意是在提示革命干部：進城后，不論是工農出身或知識分子出身，都應該不斷克服自身局限，適應城市生活和工作特點，由外行轉為內行，以利城市建設。”19這種“雙向”改造并不全然符合蕭也牧重點凸顯張同志的意圖。但是，這也可能道出了他隱藏得更深乃至“壓抑”了的一些想法。這篇自我批評一個惹眼的特征即反復征引丁玲的批評以表示認同，乃至忽略了其他絕大部分的評論。這一大段對于自我“暗影”的征引加自省值得注意：

結果正如丁玲同志說的：“……你所描寫的人物，在表現上你是替他們打扮了一下的，但這種打扮不過為的是出乖賣丑。因此說你是不喜歡這個工農出身的女干部的，并不過分。……當然，你可以因而批評她們某些缺點，只要你是嚴肅的，真真從心里尊敬這些人。或者你的確看見過像你所描寫的這種無修養的工農分子。……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我的態度是很不老實的，感情是虛偽的，而且是明知故犯的。20

丁玲的措辭無非還是在具體語境里強調“講話”所謂“感情起了變化”之挫敗。蕭也牧此處的反省與其說是浮于表面的表態，毋寧說是承認了情感活動中的某種分裂、虛偽的狀態。——即他的小說雖然有著贊揚、肯定并樹立張同志為主體的一面，但在敘事的具體展開與人物的描摹中，卻流露出一種主觀上并不真心喜愛這一對象的分裂感。蕭也牧似乎在自我批評中完全承認了這一點。當然，這種“暗影”卻可能聯通著更大的現實問題——不僅關系到蕭對于“接管城市”方式的看法，而且暗示大城市的秩序、禮儀、所謂既有的“文明”舉止、習慣（未必體現為具有鮮明階級特征的“舊文化”），恰恰位于一眼可以看穿的城市消費文化、休閑生活乃至殘留的“剝削階級生活”的基底。兩者的完全剝離變得非常困難。實際上蕭也牧的寫作與反省也無法完全穿透這個層次。

二

但是，批評機制實際上并沒有給與蕭也牧進一步“試探”乃至從“內部”推進自己寫作的機會。批評者不僅指出了作者在觀念、立場上的失誤，而且恰恰通過深入小說的寫法而在敘事上進一步規約了潛在的表達。在我看來，相對溫和的陳涌的批評恰恰啟動了這一程序。陳文的幾個核心意見頗值得注意：第一，知識分子和工農結合過程必須由更“典型”的事件來表達，日常生活的瑣事在此是無力的。第二，李克作為中共干部在沙發、爵士樂面前動搖是缺乏典型性的。就算揭示這些落后現象有意義，也同時需要在敘事上正確表現李克之所以如此的條件，將之“特殊化”，否則會使人產生“誤認”——即以之為普遍情狀。第三，張同志既然是模范，是經過長時間鍛煉的干部，被描寫為常常為瑣事而爭吵是不可取的。第四，就算蕭也牧可以聲明，由李克這一“知識分子的丈夫的眼光”來表達，其實源于“作者”對于這一視點的批判，但實際上，兩個人物形象塑造的力量遠超過這一“隱含作者”的表達。因此陳涌也否定了以李克為敘述者的寫法。21

此外，從老朋友康濯對于蕭也牧的批評與“幫助”中也可以看出，蕭也牧的寫法受到另一種形式的挑戰與潛在否定。康濯如是談到：

一九四三年，正是抗日相持階段最艱苦的年月，也即是曾被延安《解放日報》叫作“黎明前的黑暗”的日子。晉察冀的敵人瘋狂到了極點，加上連年嚴重的旱災，老百姓痛苦的不能說。當時我和也牧同志在邊區群眾團體工作，同坐一個辦公室。同吃樹葉，每天緊張地不讓一個老百姓餓死、為組織老百姓生產渡災和打擊敵人封鎖，共同作著事情。并且，我們還同時在百忙中擠出時間，今天三百字，過幾天再兩百字，一人寫了一篇小說。我的小說叫《災難的明天》（發表于延安《解放日報》，收入短篇集《我的兩家房東》），也牧同志的叫《第一課》（沒有發表）。我的小說寫了災難引起的社會混亂，但著重的，是經過鍛煉的農民，如何在黨與政府的領導下，從自身的斗爭當中，渡過了災難，改變了社會面貌，走上了幸福的明天。……《第一課》也寫了渡過災荒的事，但人感到的，是災難無法克服，抗日可能沒有前途。22

同在晉察冀邊區從事革命工作的康濯與蕭也牧，面對“黎明前的黑暗”，面對同一場災害，卻幾乎展示了兩種類型的“革命文學”。《災難的明天》的核心故事聚焦于本準備逃荒的祥保一家，且筆墨著重放在兩位女性身上——祥保的母親（丈夫比她小，家庭生活極不幸福）和祥保的妻子春妮子（丈夫比她大，共產黨來之前的生活亦受丈夫、婆婆欺壓）。但康濯對他們的“前史”不做過多展示，而是呈現了一家人在基層干部的鼓勵下如何憑借勞動渡過災害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每一個人物都有了成長。與之相比，《我們夫婦之間》的寫法問題似乎早在《第一課》中流露了出來：關于勞動人民受苦時候的細節描寫過了度，“陰暗”的印象占據了主要部分。此種對于細節肥大癥的批評并不新鮮，“自然主義”一直以來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力圖清理掉的內部“他者”之一。有趣之處在于，蕭也牧式的描寫與敘述“趣味”卻始終如同無法根本革除的“增補”，擾亂著整個文藝創作機制。在“公式化、概念化”的歷次紛爭中，我們可以捕捉到一種奇妙的換位。譬如說，康濯式對于生活世界中積極面向與“新人新事”的捕捉與典型化，可以說挑戰了“五四”以來新文學塑造勞動者的“公式”，然而這一寫作方式若過度考量“政治正確”乃至受到強勢批評話語的影響，一定會造成“新人物”本身的“公式化”；在此情境中，蕭也牧偏向于“見證”的描寫又會成為被征用的資源。在這里，創作者與文學形式都會發生“分化”，由此導致社會主義文學實踐的復雜張力。首先，創作者本身會因為與生活實踐的關系以及政治意識的差別產生出多種類型：從最為真誠而又能扎根生活的革命者一直到依附性的投機者。其次，那一時代文學形式所提供的選項其實并不很多：內化政教機制的敘事（因此始終處在“正確”的位置），個體觀察與見證的經驗描摹（賦予個人一種書寫上的正直性），以及傳遞既定“文化”觀念的表達方式（往往關乎所謂“藝術性”標準），構成了這一復雜光譜中的關鍵幾項。就此而言，作家的“行動”與“寫作”之間遠非是符合關系。“講話”的要義即在于通過創作主體的根本改造而帶來一種寫作上的新可能，而且實現行動與寫作的真正統一。但顯然這一實踐始終充滿著挑戰。

三

在此種文學與批評的歷史光譜當中，《我們夫婦之間》可以得到更為具體的定位。蕭也牧所謂“在我的同伴中，還沒有像我這樣干過的”，這些“同伴”在原則上應該包含康濯。他等于將自己的寫作置于“不穩定”的風險中。這種“風險”首先體現為選擇第一人稱的敘述來表現兩人“之間”的關系。在文學表達的脈絡中，小說令人吃驚地呼應了《傷逝》，李克的敘述呈現出了涓生的特征。第一節“真是知識分子和工農結合的典型”里，“她教我紡線、織布；我給她批仿，在她寫的大楷上劃紅圈，討論土地政策”23，對應著涓生最初“啟蒙”子君的環節（當然《我》凸顯的是知識分子與工農的“雙向啟蒙”）。第二節“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變了”里，李克進城后為城市消費文化所吸引，逐漸不滿于妻子的“土豹子”作風與姿態，對應著涓生與子君的同居生活漸生裂隙；第三節“她真是一個倔強的人”里，李克因“感情、愛好、趣味”的差別而懷疑婚姻是否可以維持，又因為其妻調動工作而客觀造成兩人“分開”，則對應著涓生因看不慣子君而一度不回家以及最終向子君說出來不愛的真相。最后，第四節“我們結婚三年，直到今天我仿佛才對她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24，李克因妻子的改變而開始反省并有了一定程度的悔意，對應著涓生因子君的離開而醒悟到“她當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為愛”，進而觸發一系列“遺忘”與“前行”的言說。

當然，這種“對應性”并不存在于具體的內容與細節，甚至也不是寬泛的“主題”沿用，而是一種敘事進程上的形式相似性。兩篇小說不僅都創造了難以令人移情的男性主人公敘述者，而且都呈現出“隱含作者”與“敘述者”之間距離的不穩定狀態——一種“諷刺”與“認同”皆存的狀態。如果說魯迅講述了一個啟蒙的寓言，那么，蕭也牧則“試探性”地講述了一個“改造”的寓言。在魯迅那里，啟蒙對于自立主體的要求并不真正包含對于倫理之愛的考慮，對真相的偏執最終被證明不是真正的勇氣之體現，求新生者需要在更高的環節上承擔說謊的重負，但一種新的生活形式依舊懸而未決。在蕭也牧筆下，缺乏城市原生經驗的工農革命者擁有更直接、更強烈的階級情感，這種情感也容易轉化為全面介入生活改造的熱情，擁有城市原生經驗的知識分子革命者則會因階級趣味與習慣的“復活”而更易妥協于舊的生活方式。但蕭也牧顯然認為，介入生活的熱情卻會攜帶著粗糙性與直接性。注意，這一直接性并不等于無效——張同志干預舞臺管事的胖子揍扔石頭的男孩就達到了效果；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種直接性與城市既有的運作方式難以協調。因此某種程度上，鄉村經驗變得無法被直接征用了。“學習”或者說“妥協”勢必也要發生在鄉村革命者身上。蕭也牧“成問題”的寫法正在于此種“切斷”與“妥協”的提示。

換言之，蕭也牧對于改造的介入是雙重性的。在這個意義上，小說最后借由李克的嘴巴明確說出“知識分子與工農”需“取長補短”，的確提示出全篇的意旨。但是我們需要將“取長補短”的具體面向揭示出來：即一方面轉化工農干部的自發性，使積極的自發性嵌入規則與秩序，另一方面希望城市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克服消費文化的誘惑，在對方的“狹隘、保守、固執”中體會到強烈的情感力量與階級認同，用于反省自身。然而，蕭也牧的敘事存在著某種未加挑明的困境。即“熱情”與“規則”之間遠未達到有機的統一，乃至不得不產生矛盾，不得不產生“偏移”——雖然蕭也牧沒有刺透這層。一種新的生活形式，也依舊是懸而未決。

因此，正是在這一理解的基礎上——“進城”后的“人”（干部）的變化問題，“社會史”傾向的解讀提供了某種可加參考的洞見：與其抽象地談論“誰改造誰”，不如關注“工農兵為主體的共產黨干部如何建設城市的現實思慮”25。鑒于干部總是在歷史的現實的位置上行動，因此小說中李克與妻子的社會分工就顯示出了重要性：“李克承擔‘接管敵人遺產’或‘建立人民政府秩序’的工作，張同志似乎承擔著‘宣傳教育群眾’的職能。……機關內部以文字（文件）的方式在新舊政權過渡時期建構著城市的基本規則，李克在勞資關系上費心費力，在日常生活看不到的政治空間里為接管北京和城市重建做出自己的貢獻；大街小巷則需要張同志這樣的人，她是日常生活革命的先鋒，在文化上以工農兵的革命思維驅除‘摩登’之魅影。”26如此來看，李克與張同志的矛盾，就成為了“從制度反思社會問題”與“從個人保持革命先鋒性層面解決社會問題”之間的沖突。然而這一解讀還是后撤得稍微迅速了一些，以至于幾乎抹除了“他們的問題”中的相互“改造”議題。事實上，小說并沒有呈現一種可以匹配于“制度反思”與“先鋒介入”的平衡比例，而是更多地表征出李克機關工作的科層化傾向——事不關己、少管閑事，以及清晰劃分出工作之外休閑空間的做法。在這個意義上，葉秀夫最初的批評抓得頗為準確，即拎出了李克“政治上的極端冷漠”。兩人最初的隔膜即滋生于面對城市生活時全然不同的感受，李克沉浸在這一生活當中，不覺得異樣。然而張同志卻感到極不習慣，那句“他們干活也不？哪來那么多錢？”27雖然天真卻透徹，透露出一種樸素的勞動意識。然而，李克的回應卻是：“這就叫做城市呵！你這農村腦瓜吃不開啦！”當她看到瘦猴般的年幼三輪車夫為一個大胖子服務而后者還得意洋洋時，發出了要將這胖子“好好兒改造一下子”的呼聲。李克隨即道出了關乎全篇要旨的一句：“當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的來：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農村一樣！”28問題的復雜在于，李克的科層傾向會掩蓋在此種“慢慢來”的措辭背后，這是遠比那些扎人眼球的“習慣”與“趣味”的暴露更加重要的維度。蕭也牧筆下的李克處在一個不穩定的位置之上，當然作者對之有所揭露與批評，但是他的內心活動卻傳遞出一些不那么容易克服的“抵抗”。比如，當張同志看見李克抽紙煙而指責他“真會享受”，進而試圖用兩人真實的經歷來說動（其實也是一種“改造”）他時，李克的第一反應是：“這可不是在抬頭灣啦！環境不同了呵！”也就是說，李克認定了鄉村革命經驗在空間上的疏異性，從而使“憶苦思甜”喪失了普遍的效力。更重要的是，“正確”本身在李克那里發生了分裂：即承認妻子所堅持的原則是正確的（無論是平等訴求還是保持艱苦奮斗、簡單樸素作風），但實際上又以為她的做法是不對的，城市應有另一套搞法。這樣一來，妻子其實是始終如一，而李克卻變得偽善。李克被城市改變，不僅在于他投入了爵士樂、冰激淋的溫柔鄉，更是棲身在科層當中而安于一種偽善，用“環境”措辭來掩護自身的被動性。就此而言，李克不是簡單撿回了自己曾經的城市記憶，而是安身于一種革命后的城市科層機制之中，其曾經的革命意志與求新沖動因“常態化”而逐漸消弭。小說第三節有一場對話鮮明地呈現了兩人的態度差異：

我跟隨著我的妻從派出所回來，她很興奮地問我：“剛才你怎么一句話也不說？”我說：“我有什么說的！那樣的事，在城市里多得很，憑你一個人就管清了？這是社會問題，得慢慢……”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叫她打斷了：“去雞巴的吧！不吃你這一套！我就要管！這是新社會，我就不讓隨便壓迫人！我就不讓隨便破壞咱們政府的威信！咱們是有政府的，不是無政府主義！”我連忙說：“對對對！正確！”同時也覺得有點好笑，我真想說：什么叫“無政府主義”？你知道么？瞎用新名辭兒！可是，我知道這句話是說不得的！29

張同志之所以要“管”，當然出于樸素的階級意識，但卻有一種主人翁的姿態，想要在此刻的城市生活中引入平等政治。張同志式積極干預的個性，在后來亦得到反復書寫——不管是百花時代出現的林震，還是“大躍進”時期涌現的李雙雙。而在此刻，李克的偽善又顯現了，甚至暗笑妻子“瞎用新名辭兒”——知識上的優越感清晰可見。更關鍵的是，此刻的敘述彰顯了李克最低限度的“反思性”——即察覺到自己作出此種帶有鄙視性的判斷觸犯了新中國平等政治的底線。然而雖知“說不得”，卻實際上在心里已經下了評判。要說蕭也牧此處是下意識地流露出鄙夷農村出身的干部的態度，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因此，更有可能的是，蕭也牧在此刻意暴露了李克頑強的等級意識與優越感——雖然他并不以為這種意識可以輕易得到改造。也就是說，他覺得這不對，但這真實。有些無可奈何，有待解決，自己卻未必有辦法。

不難發現，《我們夫婦之間》的人物敘事的有機感是較為缺乏的，當然這一方面可能和第一人稱敘述有關，但另一方面，也源于作者對塑造人物形象的完整性本身似乎并不在意。李克的整個形象頗有輕佻之感，讓人覺得有表演性。但是第三節末尾，小說卻又想讓李克承擔正面敘述張同志早年經歷的功能，由此便有了這一段頗顯生硬與突然的反省：“她真是一個倔強的人呵！我開始分析：她對舊社會的習慣為什么那樣的憎恨？絕無妥協調和的余地！我想，這和她自己切身的經歷是分不開的。”30第三節的末尾不但回溯了妻子的出身與革命經歷，而且還回憶了兩人最初相愛的那一刻：“組織上分配我給她寫傳記，我們整整談了三個晚上。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愛上了她。”31也就是說，李克愛上張同志，與他整理其革命經歷大有關系，雖然這些經歷都來自張的行動，但李克最初的愛意也起自一種敘事。這不僅讓人想到涓生最初對子君的愛起自后者對婦女解放觀念的“親口說出”。就此而言，蕭也牧的確偏離了康濯式塑造人物的寫法，“李克”既承擔敘述可能，又是反思對象，這種“拉扯”使小說的形式也處在某種不穩定狀態。

第四節一開始，在想通了妻子為何如此“倔強”之后（因為其早年經歷），李克的態度卻依舊是：“我決心用理智和忍耐，甚至遷就，來幫助她克服某些缺點！”也就是說，對相愛瞬間的喚出，對妻子早年革命經歷的回溯，沒有對李克產生根本的沖擊與改造。蕭也牧那句以李克為陪襯越來越讓人覺得另有所指——是否是以李克內心的暴露來痛苦地宣告知識分子的偽善、頑固與難以克服的優越感？還是說，李克的內心生活可以讓更多的“知識分子”在這種“批評”與“認同”共存的矛盾狀態中窺見自身的“成問題”位置（阿Q形象的效果正是如此32）？

但是，小說發生了一次急轉。正是這一敘事設置仿佛“坐實”了后續批評根本性的質疑。張同志開始變了。她在換了新的工作——從事婦女工作——之后，言談舉止、服裝上都發生了變化。一句話，張同志出李克所料地適應了城市儀容的基本要求，擺脫了“鄉土氣”。不過李克的心里想法卻是：“女同志到底是愛漂亮呵！”可張同志的表態明明是和國家干部身份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張的境界要高得多，甚至可以說，張講究妝容本身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事業而裝扮。這里顯然存在兩人的認識落差。然而，在李克剛要開始“認真”反省自己，思考夫婦感情的真正基礎之時，張同志卻直接來向李克傾訴“自己犯了錯誤”。蕭也牧的此種敘事取徑呈現了本篇小說詭異的搖擺狀態。問題回到了李克始終念茲在茲的“急躁”，這一次妻子在區里的檢討會上被批評為“包辦代替”，不講究工作方式方法。其實李克在妻子的改變過程中沒有什么實質性的介入，但是妻子的示弱以及要求提高的迫切心情卻給與了李克“演講”的信心。小說最后李克的言談在情節上接續著他自己的“反思”，在敘述態度上則顯示了作者的嚴肅性：

可是你也不要把自己的優點忽略了！比方拿我來說：文化上——初中畢業；革命歷史——和你一樣；工作職位——我是個資料科科長；每天所接觸的是工作材料、總結報告；腦子里成天轉著的是——黨的政策。按理說，對于現實生活里邊所發生的問題，應該比你有更銳利的感覺，應該更是是非分明。可是在這些方面我還不如你！——你不要笑！這是真話。我參加革命的時間不算短了！可是在我的思想感情里邊，依然還保留著一部分小資產階級脫離現實生活的成份！和工農的思想感情，特別是在感情上，還有一定的距離，舊的生活習慣和愛好，仍然對我有著很大的吸引力，甚至是不自覺的——你有這個感覺嗎？而你呢？雖說文化水準、理論知識、工作職位都比我低——這也是真話。……33

李克其自身的問題卻并沒有得到解決。——尤其是那種結構性的偽善與進城后的優越感。或者說，李克的變化程度遠遠小于他的妻子。小說的結尾極富癥候意味。李克的“演講”終究沒有被打斷反而得到了鼓勵，然后男性主人公因為妻子的此種“肯定”而突然萌發出了強烈的愛欲，然而又經過了一段“風景”描寫的“迂回”或者說“抑制”：“我向四面一望，但見四野的紅墻綠瓦和那青翠堅實的松柏，發出一片光芒。一朵白云，在那又高又藍的天邊飛過……夕陽照到她的臉上，映出一片紅霞。微風拂著她那蓬松的額發，她閉著眼睛……我忽然發現她怎么變得那樣美麗了呵！我不自覺地俯下臉去，吻著她的臉……仿佛回復到了我們過去初戀時的，那些幸福的時光。她用手輕輕地推開了我說：‘時間不早了！該回去喂孩子奶呵！’”34眼看馬上就要墮入“資產階級愛情”格式的時候，敘事來了一個打斷，刺破了李克演講——得到肯定——激發愛欲的圓環。可以說，小說在最后，才真正給予了他一種“失望”。

四

不難想見，丁玲會極度厭惡《我們夫婦之間》這種寫法。從小說結尾來看，懷著改造熱情并積極介入生活的女性主人公卻要向那一呈現出偽善的男性知識分子提出“幫助”的要求，知識分子最終還是擁有了話語權，農民出身的女性變成了聆聽者。李克的言說仿佛成功地把自身棲身在科層當中的被動性抹去了，“取長補短”式的二元性只是在他的敘述中被建構了起來。然而，不禁要問，這真的是蕭也牧的敘事立場嗎？小說最后的“和解”難道解決了兩人“之間”的“張力”嗎？一方面可以說，丁玲等人的批評確實抓住了小說敘事自身的搖擺、曖昧與并不妥當的和解方式。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像1950年代的批評者那樣迅速地將之歸因于資產階級意識的自發流露，那么蕭也牧的敘事立場就是更為復雜或者說蘊含著更多層次的矛盾。那種對于李克既暴露又不過于嚴厲的態度，不僅指向城市習慣與觀念，而且也指向著進城后諸多革命干部的真實樣態。蕭也牧既批評又保護的姿態難免造成敘事上的分裂、拉扯與搖擺。問題的有趣之處并不在于指認這一矛盾本身，而是追問他為何無法擺脫這種寫法上的矛盾。在此我想嘗試性地提出，蕭也牧或許刻意勾勒了李克的內心活動來對接城市讀者的意識，從而通過暴露李克的局限性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張的“不合時宜”性，來達到爭取更大多數城市群眾的意圖——雖然這一做法反而惡化了最初的預設。無論如何，《我們夫婦之間》真的成為了一種試探，而“之間”的“寫法”難題進一步留給了未來。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項目“人民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經驗研究”（項目編號：17ZDA27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頁。

2 4 8 19 袁洪權：《〈我們夫婦之間〉批判的文史探考——紀念蕭也牧誕辰一百周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11期。

3 參見《中國青年》編輯部《本刊編輯部召開座談會河論蕭也牧作品中的幾個問題》，《中國青年》1951年總73期，8月25日出版。

5 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報刊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92—93頁。

6 參見《新華月報》編輯部《對蕭也牧作品的批評》，《新華月報》1951年1—6期合刊。

7 葉秀夫：《蕭也牧的作品怎樣違反了生活的真實》，《文藝報》1951年4卷7期。

9 丁玲：《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藝報》1951年4卷8期。

10 參見蔡若虹《美好的生活和健康的形象》，《人民日報》1950年4月16日第5版。侯金鏡《嚴肅準確地創造戰士形象》，《人民日報》1951年2月25日第5版。酒泉《反對輕佻和庸俗的感情》，《人民日報》1951年5月13日第5版。馮征《應該正確地塑造人民解放軍的英雄形象！——評影片〈關連長〉》，《人民日報》1951年6月17日第5版。馬少波《清除戲曲舞臺上的病態和丑惡形象》，《人民日報》1951年9月27日第3版。

11 參見王亞平、徐剛：《“進城”的沖突與“改造”的焦慮 ———〈我們夫婦之間〉及其批判的再闡釋》，《中國文學研究》2013年第2期。

12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頁。

13 秦兆陽：《憶蕭也牧》，《中國當代出版史料》（第5卷），宋應離等編，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頁。

14 這里或許簡單回顧一下蕭也牧的生平經歷不算離題：特別是如今被《我們夫婦之間》批判所遮蔽掉的，蕭也牧所積極從事的革命宣傳教育工作，以及在中青社任職時創辦、編輯《紅旗飄飄》所花費的心血，特別是因《紅巖》以及羅廣斌的遭遇而卷入《紅巖戰報》事件。參見邵部：《蕭也牧之死探考》，《文藝爭鳴》2017年第4期。

15 17 20 蕭也牧：《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文藝報》1951年5卷1期。

16 25 26 李屹：《從北平到北京：〈我們夫婦之間〉中的城市接管史與反思》，《文藝爭鳴》2017年第4期。

18 23 24 27 28 29 30 31 33 34 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人民文學》1950年1卷3期。

21 參見陳涌《蕭也牧創作的一些傾向》，《人民日報》1951年6月10日。

22 康濯：《我對蕭也牧創作思想的看法》，《文藝報》1951年5卷1期。

32 魯迅：“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里，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參見魯迅《〈阿Q正傳〉的成因》，《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頁。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