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作為有明確而自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土家族作家，李傳鋒在其持續性的生態文學創作中完成了族群身份、社會身份、中國身份，乃至世界身份的交融。以現代品格注入“風物志”式的敘事傳統，圓融而辯證的處理民族認同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系；以動物美學作為敘事策略，在時間序列中踐行其共同體視野；以“生態人”之形象切入，向世界命運共同體貢獻了“復調式”現代性的中國智慧。

關鍵詞：李傳峰 《山巔之村》 中華民族共同體 生態文學 復調式現代性

長期以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及其深層價值因種種原因之層累，往往囿限于特定民族身份、民族特色、文化習俗等“地方性知識”的既定話語纏繞中：“即往往會集中于族群歷史本身而忽略更廣范圍的各民族交流與融合。在幽微的層面，這實際上是一種族裔民族主義，即擱置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建構歷史，而重新回縮到一種族群共同體的首尾連貫的敘事神話之中。”1近年來，對于少數民族文學中所蘊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確實關注較多，但對其審美層面呈現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及其美學追求，所給予的關注和研究顯然深度、力度、強度均不足。在我國，少數民族作家有著得天獨厚的生態文學觀照優勢。他們偏居相對而言的邊地之境，但也正因如此，其文學創作可能更在地，也更接近本源。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態勢中，少數民族作家們的生態文學創作，在為其特定民族代言的同時，也正是為新時代“中國故事”的講述注入豐富而生動的多樣活力，更在一定程度上與世界文學的深層經驗進行著對話，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聲音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現實與文化藝術間的融通做出了有益嘗試?！啊聲r代中國’處于持續的推進和革命性的主體建構中，作為‘想象新時代中國’的方法的新時代文學，如同它所置身所‘反映’和所‘反應’的新時代中國一樣，經歷著一場立足傳統經驗同時又向‘現實’敞開的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2

自1980年代以來，土家族作家李傳鋒的文學創作實踐，持續性地關注他生長的血地——武陵山區，其中篇小說《山巔之村》即為他生態書寫的最新思考——不是以族群身份或文化“差異性”為旨歸，也不以所謂陌生化的民族風貌的建構為意趣，而是在歷史記憶縱深處和時代精神高地的融匯中，展現以中華民族為整一單元的國家層面的“共同體文化”?！渡綆p之村》從民族到地域，從敘事策略到文學形象建構，從古典文學資源到現代敘事品格，均呈現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因此，本文擬以李傳鋒的小說《山巔之村》為考察中心，將其生態文學創作內置于中華民族共同體視野的整體性闡釋框架中，在個案細讀與宏觀探討中，展現《山巔之村》的啟示性意義。

一

在少數民族文學的生態書寫中，我們可以見到不同程度的傳統“風物”敘事，那不是風情畫式的展示，也不僅涉及外化的生態環境書寫，而大多是在“萬物有靈”的特定生存哲學框架內與作品中人物的生活經驗、經歷相勾連，而形成一種整體性的敘事氛圍。李傳鋒生長并深情書寫的武陵山區，位于華中腹地，千山萬嶺、層巒疊嶂，是多民族互混雜聚區，且各民族南來北往的頻繁之地?！懊總€圖騰都與一個有明確規定的地區或空間的一部分神秘地聯系著，在這個地區中永遠棲滿了圖騰祖先們的精靈，這被叫做‘地方親屬關系’（local relationship）。”3山地風物與生長于斯的多民族人類便構成了這樣的“地方親屬關系”，共同型構了一個命運共同體空間。“風物”在《山巔之村》中作為一種敘事策略，成為展示的對象，承擔多重功能，從而使得共同體不再是純然的想象。也就是說，“風物”承擔了一種意義再生產的功能，小說通過“風物”完成秩序的重建。這樣的重建既針對特定民族內部，能形塑族群的新時代認同；另一方面，針對特定族群之外（多民族共同體之內）的人而言，又能因之被看見，進而產生被理解的可能，從而完成整一性意義層面的多民族共同體意義型塑。

在《山巔之村》中，位于武陵山中的香獐隘本是土家族人世代祖居的特定區域，為了改變相對貧困的面貌，響應國家易地搬遷的號召，絕大部分村民都搬到了山下的新村，只有燈籠爺帶著孫女兒和一條狗固執的堅守?！拔抑?，這都是黨和政府為我們好?？墒牵也槐饶贻p人，他們要進工廠，要進城市，要賺錢養家，而我隔天遠離土近，做不動了，我不要這些。他們丟下香獐隘，我就來守，我來守住這個村子，他們誰要是想回來，也有個地方討口水喝”4。對于特定少數民族內部成員，亦即在《山巔之村》中，對于世代居住于群山之中的土家族族人而言，燈籠爺守著的香獐隘不只是一個特定族群的生存空間，此一空間也是這一特定族群的一個意義再生體。“祖地不只是民族大劇的舞臺，而且是這部劇的主角。對它的人民來說，這塊土地的自然屬性具有歷史性的重要意義。因此，湖泊、山脈、河流和山谷都能轉化為大眾美德的象征符號和‘本真的’民族經歷。”5祖地空間內部的風物，便因此承擔了意義再生產的重要功能，通過展示來獲得意義的強化。土家族人如此這般的生態觀通過風物展示出來，以便重構被模糊化了的族群認同，喚醒塵封的族群記憶。這些自然風物取自于自然，但被族群高度社會化了，對于召喚土家族人對族群文化的認知，具有更直觀的價值重構意義。例如香獐隘上祖傳的一種藍花土煙，“比烤煙的葉片油性大，比白肋煙的葉片肥厚，曬干，搓索，噴點香油，勁頭大得很”6。燈籠爺習慣了抽這種土煙葉，沒有經過現代深加工工藝的制造，純粹是天然煙葉曬干后的初級成品。再有“用陽坡上生長的栗樹做柱頭，用鴨掌楸解穿枋，用杉木做板壁和檁子，用松木做椽擱條”而建起來的土家族吊腳樓。與現代建筑技術相比，這樣的造樓工藝顯然是“落后”，顯得較為“笨拙”。還有小說中多次出現的關于燈籠爺所做飯食的敘述，其中的野蔥炒雞蛋、鼎罐煨臘肉坨坨等等，就地取材且自然風干，遵循食物原本的風味，不做過多的干預和調味，顯得樸拙但又似乎蘊藏著某種后現代式的高級。這些風物貫穿這一戶“山巔人家”的衣食住行，皆蘊藏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關于歷史傳統的記憶。但在李傳鋒的敘述中，并未將其塑造成被現代文明遺留角落的碎屑，不是原始而未開化，不是斷壁殘垣，亦非茹毛飲血。香獐隘是族群記憶的策源地，其中的風物展示，即展示“那些族群成員司空見慣、反反復復出現的景觀，那些熟悉的閉上眼睛即可辨識的空間，那些被他者紛紛踏入并被奇異化的景觀，實際上構成了一天又一天（并非是價值判斷），這是和族群成員最為切近的那道風景，他們可以隨時觸摸、遭遇到的世界”7。這些作為符碼的風物，其重要意義顯然不在于形態如何，也就是說，關鍵性秘鑰不是風物是什么樣子的，而在于特定族群內外的人在了解到這些被展示出來的符碼后，他們的解碼行為。族群內部的人因為風物所自帶的族群文化基因，成為溝通歷史記憶與當下實感的重要修辭，從而使風物具有了類化效應，成為他們召喚族群身份、重建歷史感和現實感的修辭，乃至宇宙秩序重構的隱喻。

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但非某一特定族群的人或者讀者而言，風物敘事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對話進而理解的修辭論目的。這樣的對話絕非內心的獨白，而是一種關系得以發生的過程，既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也是解釋者與展示物的對話，這是一個無限展開的動態過程。“在與構成社會集體的那些個體的存在的關系上說，社會集體存在的本身往往被看成是（與此同時也被感覺成是）一種互滲，一種聯系，或者更正確地說是若干互滲與聯系?！?隨著全球化的深度推進，少數民族的文化往往被打上了特定的標簽，這樣的互滲與聯系并未得到深度展開，也就是說少數民族的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是被冠以“他者”的名義，推行某種消費主義的目的論。而《山巔之村》中的風物敘事，在喚起特定少數民族內部族人的文化記憶的同時，也使得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的其他成員能夠從中獲取對于他們的認識和再認識，以便能獲得相當程度的重新肯定和認同。比如小說中出現的“水筧”，原本是武陵山區一種常見的植物，但燈籠爺卻用這種植物來代替水管的運輸功能，其結果就是常常會被野豬拱壞，從而破壞山上的吃水系統。作為尖刀班成員的“我”，主動請纓說買膠管來換上。但燈籠爺不同意，他說：“你把水筧換成了管子，沿途那些鳥雀，那些野牲口去哪里找水喝哇？讓它們都渴死？”9所以，在燈籠爺看來大自然是應該澤被萬物的，而在這個問題上，山中的鳥獸蟲魚們和人是一樣的，是平等的。類似的風物還有“崖蜜”，燈籠爺拒絕了“我”將其私有化進而貨幣化的提議，認為這是一個稀奇古怪的提法，山中的生靈應共享此一饋贈，“整個冬天，很多長嘴的得靠這東西度命哩”，不應占為己有。特定族群之外的讀者在李傳鋒對風物的觀照中，漸次理解其價值觀念與信仰、情感與訴求、道路與選擇等，風物便成為一種極具主體構造意味的動詞。

人占據中心地位是現代性語境下長期以來視為理所應當的價值原點，而《山巔之村》中一切關于風物的敘述既成為了少數民族作家對族群身份的喚醒，更成為族群外部（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成員觀念“互滲”的重要契機，風物的意義就在這種不斷對話式的展演中得以增值。進一步，李傳鋒對于風物的敘述不是為了創造某種族群圣像，以獲得族群外部之人對所謂“陌生化”的青眼，而是將風物型構成一種交織著現代與傳統、歷史與現實、權力與表征等多重復雜關系的共同體“寓言”。以此給“想象的共同體”賦形，使之不獨為“想象的”，而是已然的實構。風物背后所蘊藏的崇信的力量，也由此從族群文化的層級，播散至中華文化遺產的公共性知識再生產視域。

在《山巔之村》中“風物”不再是有靈世界的重復性敘述，不再是“風物志”式的物象陳列與博物館式展示，而是深入到了作品“所指”的精神境界和生命體驗。如此看來，這樣的表達就不僅僅只是一位少數民族作家民族精魂的覺醒，而真正抵達了帶有智性思考的現代敘事的審美境界，李傳鋒的身份政治與文化認同由是便被置于國家認同的總體性認知之下。

二

李傳鋒的動物系列小說在1980年代就已臻成熟，毫不諱言，動物敘事構成了李傳鋒早期生態文學創作的軸心。正是憑借著獨特的動物小說而使得李傳鋒能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尤其生態書寫中獨樹一幟。事實上，我們在李傳鋒的大部分小說中都可以不同程度地發現動物敘事，到了新時代，當作家的創作底蘊與新的時代精神、環境迎頭相撞，加之多民族深層文化資源的繼承、轉化，和長時間的思考、沉潛，就不單單是業已有所成的敘事炫技，也非拘囿于特定民族范圍的歌吟，而真正做到了共同體性敘事審美層面的智性、靈性的詩學建構。如果說在《山巔之村》中，風物在小說敘事中完成了空間意義層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的話，那么動物敘事就在時間序列圓融了共同體的意義。中國的少數民族多生長于地理位置相對邊緣，生態環境相對原生態的地區。又因之普遍存在的詩性思維、萬物有靈等觀念，使他們面對地球上的其他動物時，往往更易生發出敬畏和尊重，“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對于自然中除人類之外“物”的這種“慈悲”在集體中的每個成員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人、動物、自然環境構成了多組相互纏繞的關系鏈，“這些關系全都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包含著那個作為集體表象之一部分的人和物之間的‘互滲’”10。在《山巔之村》中，李傳鋒所作的嘗試正是在敘事策略層面嘗試將其自身少數民族的生活經驗、思維方式、感覺結構融入小說的動物敘事之中，結合當下的現實思考，以動物敘事為軸完成了歷史記憶與時代精神的合流，此一過程即在時間的河流中，激蕩起了中華民族文學共同體視域內的“互滲式”時間敘事。

《山巔之村》中動物敘事完成的“互滲”時間修辭，即將歷史與當下連接，建構起共同體層面的共享性時間意義，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因為特定族群歷史的差異性而帶來的共同體內部不同族群之間的隔膜感。如在《山巔之村》中，依舊生活在香獐隘的燈籠爺一家，除了他和孫女梔子，還有他們家的黃狗。這可不是一條普通的中華田園犬，而是紅軍狗的后代。燈籠爺的岳父當年在香獐隘上養過一只老黃狗，是現今這只大金毛的祖奶奶。祖奶奶黃毛狗白天跟著主人采藥，能像香獐一樣在懸崖絕壁上攀爬，在懸崖絕壁上找到出路，然后將采好的藥材即時送回到紅軍洞。到了晚上，黃毛狗就會兼任放哨的任務，“它有極其靈敏的聽覺，還有十分敏銳的嗅覺，能從雨聲中發現異響，能從山風中捕捉異樣的氣味，再加上它從遠古祖先身上繼承下來的對主人的那種忠誠，儼然成了紅軍醫院的一員干將”11。也正是因為有狗的存在，敵人幾次偷襲都以失敗而告終。狗王帶領著狗群們，形成了動物別動隊，儼然成為香獐隘上紅軍醫院最得力的保衛者和服務員。由是，黃毛狗的參與敘事，已經不止是“萬物有靈”或者特定民族的文化習俗問題，這樣的歷史隱秘也不再是對特定民族相對陌生化歷史的獵奇性揭秘，而是打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各民族的歷史現場，在時間序列成為了中華民族的紅色革命歷史敘述，這是共同體內部成員都共享且共同經歷過的。更進一步，民族責任感在時間序列得以繼承和彰顯，無論是燈籠爺之于采藥人，還是大金毛之于祖奶奶黃毛狗，歷史的硝煙愈加飄散，但生生不息的精神史得以延續，并將一直代際相傳，且生生不息。

動物敘事除了在時間序列的表層敘事方面，因為串聯起革命歷史而形成了共同體的融通，與產生的此種輔助性敘事作用不同，動物敘事甚至構成了敘事推進的動力，某種程度上推動了小說故事情節的延展，或轉向或奔突，或暫停或加速，乃至延宕等等。小說開篇即描述了上到香獐隘沿途的自然美景，但作為尖刀班成員的“我”此行是受命上山勸燈籠爺搬下山來的，“此行并無詩意”。正是遠方的一聲槍響，將“我”從“欣賞”這山間美景的輕松氛圍中驚醒。一會兒過后，從后面竄出的一只死命奔跑且帶著血腥味兒的大黃狗，使得此時故事內的氣氛急轉直下，危險的信號傳遞出來。接著我追尋著大黃狗留下的血跡往前走，因著突如其來的黃狗遇襲事件，不僅給“我”的此次上山之行籠罩一層陰云，也使“我”聯想到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一連串的痛苦遭遇。但敘事沒有停留在此種情感基調中，盡管大黃狗遇襲受傷事件的突然闖入，霎時改變了敘事的走向，但“我”并沒停留在自怨自艾的情緒中過久，人物的情緒與故事的基調又一次因為大黃狗出現逆轉。就在“我”在埡口停下來休息的時候，突然發現草叢中竟然有一只狗，起先的驚詫、害怕、懷疑，在與狗眼對視了一陣后，“竟然被它的哀傷和信任打動，我不再猶豫，毅然把黃狗背在肩上。奇怪的是，兩條生命一合體，我的膽量居然大了起來”12。這段描寫很動人，借“我”的心理活動及其變化將最純粹的人性美好喚醒。原本沉浸在不安、懷疑情緒中的“我”，被大黃狗喚醒和治愈。也正因為這一救狗的舉動，接下來我偶遇梔子，和后續見到燈籠爺，才能迅速和他們拉近心理距離。直至故事的最后，燈籠爺故去，梔子下山，黃狗大金毛帶領著被遺棄在山上的其他土狗們像保鏢似的駐守在燈籠爺的墓邊。它們好像知道是鄉長主導了小康新村里的打狗工作似的，眼露兇光，極不信任的逼視著“我”和鄉長。但當“我”呼喚“大金毛！大金毛！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后，狗王嗅了嗅，搜索著記憶，認出了“我”?！拔摇币膊诺靡院袜l長一起破解了山上所謂“鬧鬼”的秘密。黃狗大金毛與“我”的互動所占篇幅并不多，但似乎都在要緊處，每一處轉折，乃至結尾處的意義延宕，帶有精神尋訪意味。被現代性席卷而陷入精神萎靡的狀態 ，需要懷念且重新召喚出被遺忘在時間縫隙中的艱難卻激情燃燒的歲月和精氣神。

當然，黃狗大金毛是小說中絕對的動物主角，除此之外，其它支線的動物敘事，雖然并不構成敘事的主干，但也并非外在的敘事閑筆或背景，而是作為不可或缺的補充性敘事力量存在。顯然，這種類型的動物敘事在表達方面，注重的也是時間上的情節延續。即注重的不是空間里物象的平列展示，而是加強了線條性的敘述。比如小說中對于老巖鷹與大金毛幾輪較量的描寫，作者不厭其煩的細膩描寫“空中殺手”和“地上狗王”的幾輪拼死搏殺，甚至有跳離主線，專注斜出旁支之嫌。其實不然，這段看似繁復的書寫，恰是狗王精神傳承的最好注解，也是山中生靈從古至今葆有，并未隨時間而褪色的精神力量的呈現。還有來自城里的寵物狗薩摩雪，總跟不上巡山的大金毛，兩種不同類型的狗，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生存場域和生活方式，盡管會有不協調處，但兩狗漸漸頗有相依為命的架勢。還有為了適應山下小康新村的生活而付出慘痛代價的貓，“只要接觸到濕濕的土地，短則兩個時辰，長則半天，它就會死而復生。”無不展現著動物超越時間的意義，與土地、自然的緊密連接。這種連接不僅指向過去的革命歲月，也連接著當下的現代生活，更指向著未來克服所謂“現代文明病”可能性的路徑。

《山巔之村》通過不同動物敘事的參與，達成了注重時間結構的效果，顯示了作者試圖走出特定族群的歷史藩籬，而展開懷抱去與更廣闊的社會生活相擁的藝術訴求。也是作者跳脫特定族群身份的單一設定，在時間序列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審美表達。

三

新世紀以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全面鋪展，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因為種種原因，原本有些多民族地區演進著不同的歷史記憶、時間邏輯、社會秩序，也被不同程度地卷入進標準化的現代化巨輪。原本一體中多元的演進，循著西方的現代性腳步，被納入了單向度的軌道。因而，多民族地區這種快進式的現代性演進往往被窄化、被壓縮了，就可能會顯出促狹、曖昧的意味。于是，如何以一種非西方的、在地性的，符合多民族中國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模式來調試西方資本主義唯經濟論的壟斷性敘事，以打破人們慣性思維模式下，對“發展”“速度”等極具壓倒性優勢的魅惑性敘事的偏愛，成為亟待破解的生活與情感難題?！芭c西方民族的形成多源于漫長而慘痛的殖民或流放記憶不同，作為多元一體的國家，中國民族幾乎都是古老的世居民族，各民族交錯互嵌的居住格局、兼收并蓄的文化交融、取長補短的經濟匯通、親如手足的情感相依、生死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以及各民族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生動實踐，使得愛國主義精神已經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基因融入全體國人血脈中，成為中國文學始終不絕如縷之主題”13。新時代以降，民族地區在完成脫貧攻堅偉大任務后也迅速進入鄉村振興的時代主題，經濟繁榮，各種公共服務設施逐步完善，各民族人民生活富裕，社會安定。少數民族作家們帶著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風俗傳統、地域的文學書寫參與著“復調式”現代化的發展。這種“復調式”的現代化是屬于中國式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是傳統愛國主義主題的“新時代版”。即，與多民族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社會現實變革彼此呼應，并依據它們在不同歷史時期做出的具體調整而不斷調適自身的話語表述狀態。具體到《山巔之村》，作家的這種“復調式”現代化模式的思考，就集中呈現在“生態人”形象的塑造上?！吧鷳B文學塑造的這種‘后現代人’的新人物形象，在其他客體面前 （如自然），不再是主體性的姿態，主宰者的臉孔，而是一種俯就、尊崇自然、淡漠物質生活、主張人與萬物共同在家的統一性。這樣的人性，不妨名之為‘生態人’。這種‘生態人’的塑造呈現，無疑是對當代文學的人性表達與人物塑造的一種超越與更新?！?4

少數民族地區因受多種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層層累加，很難甚至說不可能完全套用同一種模式在同一速度下朝著全面現代化行進。少數民族作家也在歷史中領悟到西方現代性敘事話語完全接納的不可行性，那么，嘗試重新規劃出適合于多民族中國自身歷史與現實境況的“復調式”現代性線路圖，便成為迫切的現實需求。燈籠爺這一人物形象就寄予了作者某種“后退式前進”的嘗試，以完成對西方現代性話語的差異性或對抗性敘事。燈籠爺一家不愿從香獐隘搬到山下的小康新村，似乎是整個小說故事的邏輯原點，也是整個敘事矛盾的核心。從故事敘事的表層來看，燈籠爺似乎是拒斥現代化的便捷生活，而更愿意停留在對那些經久不變的原生態的“風物”“動物”的凝視上，從而懸置了與未來的線性聯系。但其實燈籠爺這一人物，并非是固執地持守傳統生活模式不懂變通的衛道士形象，“他內心里卻有另一個聲音，這電燈的確是個好東西，這商店是個好東西，這汽車是個好東西，好東西很多，如果都能弄到香獐隘去多好哇。”15所以，燈籠爺排斥的不是現代生活，而是釜底抽薪式的完全斬斷與過去、與傳統、與土地相決絕的生活方式。采藥人當年在臨終前交代燈籠爺，要親愛土地，不要忘記給逝去的紅軍們，“但是，多數人忘記了，食言了。他們把房子拋棄了，把土地拋棄了，把生活習俗也拋棄了，為什么不可以把這些都帶入現代社會？一心只想著賺大錢，住新房子，過好日子，有誰還記得這衣胞之地，記得清明節要給亡人燒一張紙送一炷香呢？！”16如此看來，燈籠爺持守的也不是特定民族的風俗或者信仰，而是由鄉土文明生發的中華文明，也是多民族共同體內的同袍之情，是被西方現代性演進邏輯遮蔽的其他可能性。“生態人”的出現，或許是一個契機，得以重新審視被縱向時間觀所遮蔽的敘事邏輯，恢復對空間的多樣闡釋，和對時間的多元認知。由是觀之，策略性的“退后”或許能成為少數民族作家拯救當下的“前進”方式。在“退后”中把握生活、思考世界、塑造認同?；蛟S，從這一層意義上而言，少數民族文學的生態書寫，嘗試著使中國文學從“五四”以來及被現代性裹挾的時間神話中解救出來，為“復調式”的現代性進程，即中國式現代性提供了另類敘述的可能性。

當然，“復調式”現代性的探索，不能僅僅停留在解構既定進化論邏輯中的西方現代性模式，更重要的是如何建構，或者說提供關于文學的對話性的“復調式”現代性模式的洞察。如果說燈籠爺這一“生態人”的形象完成了對話語地拆解的話，即“只簡單地想著怎樣把泥塘里一條活魚捉到客廳的魚缸里去生活?！?7那么梔子這一“生態人”形象則呈現出一種指向未來的生發性意義。寄寓著作者進一步的思考：“幸福生活到底是些什么？肯定不只是吃飽穿暖，還有社會服務，還有精神文化生活，包括如何滿足個別人的意愿?！?8梔子不愿意下山，更多的是情感層面的考量，她離不開爺爺和大金毛，離不開香獐隘上的草木蟲魚和山川樹木。但她也想下山讀書，想改變香獐隘的貧苦面貌，使得大家既能不遠離土地，又能幸福生活。這是梔子的難題，也是擺在少數民族作家面前的考題。故事的最后，國家規劃的高速公路要從香獐隘經過，設計院的專家已經來看過地形。梔子也下山讀書、考大學，還報考的是農林牧方向，畢業后帶著知識重返香獐隘，搞生態開發。這既是因地制宜的鄉村振興策略，也是國家話語與個人話語的融通，更是新時代中國式現代性圖景的生動注解。對于風物和動物的敘述，使得《山巔之村》在敘事層面完成了作為本文的故事對于中華民族在共同體的形塑。而其中“生態人”形象的塑造向世界命運共同體貢獻了“復調式”現代性的中國智慧?！皬摹袊浆F代化’這樣的角度和高度并聯系文學的現實狀況與未來發展，來看待一些現象，來思考一些問題，一些氤氳不明的現象便會清晰起來，一些不夠彰顯的會凸顯出來，一些游移不定的會確定下來，從而使我們在一些重要問題的看法上提高認識，堅定理念?！?9

《山巔之村》的故事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與歷史演進的對象化呈現，是新時代“山鄉巨變”的一個縮影。以武陵山區的“這一個”寫出了中國故事，寫出了多民族中國的共同體意義。小說所講述的故事是獨屬于香獐隘的，但被現代性的滾滾車輪所碾碎的又豈止是世代居住在此的土家族的傳統生活方式呢？自然也有漢族的，更準確的說，是多民族的，是傳統鄉土中國的。也是在這個意義層面我們發現，李傳鋒對武陵山區的書寫，既是他對民族地區現代性問題的思考，更作為一種可行且有必要的視角和方法，助力他觀照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相關的諸種問題。而這樣的詩學意義又延展為作者強烈的國族意識。

李傳鋒似是用生命在寫作，以“親歷”與“在場”的方式，觀察著大自然春去冬來的變化，感受著大自然山川湖海呼吸的節奏，聆聽著大自然寒來暑往的歌吟和嘆息，他把生機盎然的鮮活大自然，和遭受了危機而焦慮的大自然，以及人類深沉的思考都真切地傳達給了讀者。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邊緣”的少數民族文學力量在向世界訴說著“復調性”中國式現代化模式之緣何、為何的同時，也是不是因之多元自然倫理，新式鄉土倫理的展開，有緩解現代性焦慮的某種可能。因為少數民族文學的生態書寫不是在強行脫離既定的現代性軌道，而是試圖在危機重重的西方現代性神話中發出多民族中國的聲音：期待族群在現代與傳統并置的世界中相得益彰、并行不悖地發展，有你也有我，我們彼此對話，而非彼此對抗。也正因如此，少數民族文學的生態書寫并非后現代意義的解構，而是多元文化的建構者、跨族群對話的推動者，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著生生不息的文化動力。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廳項目“鄉村振興視域下少數民族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書寫研究”（項目編號：202310201301005）、湖北省作家協會一般項目“新時代湖北少數民族文學的‘山鄉巨變’書寫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劉大先：《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的敘事模式、情感結構與價值訴求》，《文藝研究》2016年第4期。

2 王金勝：《歷史、敘事與現實主義——論關仁山〈白洋淀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3期。

3 10 [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丁由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84、69頁。

4 6 9 11 12 15 16 17 18 李傳鋒：《山巔之村》，《民族文學》2023年第9期，第32、16、14、10、6、26、32—33、42、36頁。

5 [英]安東尼·D.史密斯：《民族認同》，王娟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81—82頁。

7 Ann Bermingham,Landscape and Ideology:The English Rustic Tradition 1740-186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52-154.

8 Baldwin Spencer and Francis James Gillen,The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202-4.

13 李長中：《吉狄馬加的詩歌創作與他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民族文學研究》2023年第3期。

14 雷鳴：《論生態文學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變革及意義》，《文藝論壇》2021年第4期。

19 白燁：《新時代中國文學總體性探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年第1期。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