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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論“老齡”題材小說創作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年第3期 | 周珉佳  2025年06月25日11:41

    內容提要:隨著中國全面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以往的家庭養老體系被迫解體,其引發的社會經濟問題和人文倫理道德危機引起了文藝創作者的關注。近年來,“老齡”題材小說從單純的“衰老詩學”“暮年敘事”走向了更為靈活廣闊的創作天地,不僅暴露了家庭倫理的崩潰,尋找老齡社會道德冷漠問題的源頭和走向,還通過藝術敘事策略生動表達了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狀態,深刻體味老年人群體的情感和心理。但終極來說,“老齡”題材創作亟需一場從歷史出發、為當下謀判、從未來著眼、為長遠把脈的文化共振,觀照理想老齡社會的文化容積和倫理溫度,獲得對生命價值和生命圖景的“正思維”理解判斷方式。

    關鍵詞:老齡題材小說 “時間貧困” 偏執癥候 倫理失范 科學老年觀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國確認已經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且老齡化趨勢短時期內不可逆轉。步入老齡化社會是一國總體向上發展的自然且必然的階段,在中國之前,美國、日本、英國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已有相關的經驗積累,但中國因老年人口基數龐大、老齡化進程速度疾快、安置老年人的城鄉地區不平衡、經濟因素作用傾向明顯等特殊因素,老齡問題顯得更加復雜。長久以來,大眾對老齡問題的認知研究多集中于社會公共管理、人口學、統計學、經濟學、現代醫學和護理學等領域,而事實上,從人文藝術領域、歷史學和哲學倫理學等層面切入老齡研究的全新視角,可以拓展更為感性的人文思考場域,尋找老齡社會道德冷漠問題的源頭和走向,深刻體味老年人群體孤獨、寂寞、回憶等抽象情感,獲得對生命價值和生命圖景的“正思維”理解判斷方式,合理憧憬理想老齡社會的容積和溫度。

    老齡,一邊聯結著死亡,一邊聯結著生育,它作為有“延長線”性質的文藝創作主題。而養老問題從家庭內部移至家庭外部,家庭親人責任擴大衍變為社會責任,這是老齡問題社會化的內核沖突。因此可以說,“老齡”是一個具有普適性的、關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觀問題,而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群體。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存已成為當下社會重大危機之一,人們可通過這個典型又特殊的群體洞悉現代社會中人的壓力和痛苦,反思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衍變。創作者們通過敘寫衰老與疾病、老年人的心理變化、社會服務機制和贍養老人的家庭成員反應等主題,在微觀之處顯現諸多真實的細節和細膩的情感,直指社會倫理學和人文關懷。

    一、“老齡”題材創作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中國作家對“老人”“暮年”“長者”的書寫,早在魯迅的《死》、林語堂的《老年的來臨》、施蟄存的《論老年》、師陀的《落日光》《尋金者》等現代作品中便有涉及,發展至當代有小說如李銳的《殘耱》、喬葉的《最慢的是活著》、王蒙的《奇葩奇葩處處哀》、魯敏的《離歌》、計文君的《水流向下》、遲子建的《黃雞白酒》、張翎的《空巢》、戴來的《突然》、黃詠梅的《蜻蜓點水》、畢淑敏的《預約死亡》、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李鳳群的《大望》、諶容的《人到老年》、曹德全的《香香女的老人國》等;散文如張潔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閻連科的《我與父輩》等;報告文學有《生命的驚嘆號》《養老院里的故事》《安樂死》等。“老齡”文學作品既彰顯了中國老齡文藝創作的發展趨向,又呼應了世界范圍內的老齡社會問題,從單純的“衰老詩學”“暮年敘事”走向了更為靈活廣闊的創作天地。

    “年齡”不僅是簡單的生理層面的數字界定,還有年代、心理、文化及統計方面的定義,包括“生理年齡”“社會年齡”“心理年齡”和“精神年齡”等多個層面的理解,因此,“老齡”主題具有突出的內在張力和復雜性。創作者對老齡化問題進行全方位的解讀和闡釋,既剖析了其敏感的社會問題性,也凸顯了透視人性的深刻力道。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全面到來,中國長久以來建構的家庭養老體系正被迫解體,中國數千年來的社會倫理和價值道德面臨重大轉換,對于這樣劇烈的社會關系變動,“你是否已經準備好了”是一個令人驚恐又焦灼的問題。解決這一重大社會問題的方向就是謀求實現個人道德與社會倫理的歷史統一。但如何統一,如何通過明確的歷史意識表達對老齡社會全面到來的關注,如何從不同維度認識到自身變遷的內在邏輯,進而解決“失衡”,當代文藝表達還需要通過質和量的發展形成創作的深層自覺。

    “衰老與死亡”即洞悉現代社會人性異化的鏡子,尤其影射了青年人和中年人冷漠、利己、逃避、精神空洞等無法偽裝的人性本質。一方面,在經濟關系赤裸的現代社會環境中,越來越多的人在追逐利益增長的過程中只注重人們創造經濟利益的能力,而對無法再創造有效價值的老年人產生了怠慢、漠然、厭嫌甚至是歧視的情緒,即是說,信仰淡化、道德缺失、心靈沙化、精神空虛等工具理性人格占據了現代人思維和情緒的統治地位,家庭養老的全面崩潰和社會養老的不健全更激發了人性道德和價值觀念的重大調整;另一方面,中青年的精神虛弱而不自知,暴露了人類面對“衰老與死亡”時的精神貧弱和倫理虛虧,而非身體孱弱。老齡群體面臨的是“時間貧困”這一共性心理焦慮,沿著這一路徑深入剖析思考可發現:圍繞著“時間貧困”,更大范圍的現代人同時面臨了“經濟貧困”“情感貧困”“社會公共資源貧困”“醫藥貧困”“服務貧困”“關懷貧困”等現實問題。即使說,深度的老齡化社會將原本復雜、多層級的人際關系變得簡單、赤裸、毫無遮擋,暴露了人文社會道德倫理的危機,而這對于后現代文藝、超現實主義文藝創作來說無疑有巨大吸引力。所以,如何通過文藝作品呈現并引導積極科學的老年觀和人生觀,如何通過藝術敘事策略生動地表達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狀態,如何找尋合適、合理的批判話語視角體現藝術主旨的刺激性、現實性、理想性、虛構性等等問題,是當下“老齡”題材文學創作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二、書寫偏執癥候,揭示“銳”與“鈍”的內在矛盾

    在傳統社會,老年人憑借其知識、經驗和智慧而獲得社會權威,社會對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也都有了審視和評價的慣性,尤其在道德倫理社會化判斷方面,對老人形成了一種具有壓迫性的社會壓力。這種倫理僵化現象輻射了多方面的錯位,以及造成了老人與親人等之間的人際矛盾,甚至造成了足以擊潰老年人價值觀的精神負擔。因此,面對中國社會“未富先老”的宏觀人文環境,富與窮、懂愛與不懂愛、感恩與冷漠、逃避與責任,物質與精神等錯位沖突在老年群體的社會家庭生活中不斷升級。在這樣的錯位中,老年人無法真正確定自己的社會位置以及應該找尋的人文依靠,因而成為所謂的“負擔”或“軀殼”。

    周大新在小說《天黑得很慢》中,對老年人不服老的行為偏執有一段真實到荒誕的描寫,小說的主人公蕭成杉為了尋找新的延壽方法,經常去書店買那些關于細胞學、分子學、DNA分析、基因技術、精神學等方面的書;他通過做長壽健身操、練習龜齡功、吃千歲膏、加大抗糖尿病藥量等方法抗衰老,一度相信自己能延壽到117歲。老年人希望自己長壽是維護自尊心的一種表現,只為證明自己是有用的、未衰老的、沒退化的人。曾經,老年人由于其知識、經驗和智慧而獲得社會權威,往往比年輕人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及話語權,他們在各種儀式中充當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他們的權威不容置疑,如今在現代社會反而失語了,年齡帶給老年人的并不是榮譽和地位,而是知識技能落后、反應感知遲鈍、身體活動能力弱化、人生經驗遭到質疑等負面影響,這些都是老年人不愿意面對的。理解了這一點,便會切身理解老年人對長壽有行為偏執的內在原因,也是理解老年人精神障礙的有效方式。

    而談及觀念偏執,在中國,城鄉養老對峙是最能彰顯老年人觀念偏執的一個具體的社會現象。在中國養老機制中,城鄉對立思維十分嚴重,贍養者認為城市能夠為老人提供更好的養老物質條件,例如高檔的養老院、專業的護工、完備的醫療服務體系等等;但老人往往更愿意選擇在鄉鎮養老,因為這里是故土和一切習慣養成的地方,家族中已經老去的人也就在不遠處安眠。所以在子女和老人的贍養和被贍養關系中始終存在著激烈的對峙,即“老人真實需要的”與“親人認為老人需要的”之間的巨大矛盾。喬葉的中篇小說《最慢的是活著》,完整地記敘了奶奶從養老到去世的過程:最初,奶奶為了能在鄉村養老,還通過手段作祟將“我”留在了鄉村;隨著“我”的父母離世,奶奶老有所依也只能搬去縣城住。她在縣城里兩個哥哥家交替住。她不喜歡“被輪著住”,認為“哪兒都不像自己的家,到哪家都是在串親戚”,“這真是一件殘酷的事,是兒女們為了均等自己的責任而作做出的最自私最惡劣的事”1。這樣的養老生活并不如意,不僅生活習慣、價值觀全都不同,老人家還越來越多地被摻和到兩個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喬葉在敘寫奶奶縣城的養老生活時有意識地頻繁用“被”字,如“被輪著住”“被摻和”“被安排”等等,凸顯了老年人在城鎮養老生活的被動性。而后,奶奶腦瘤復發,醫生診斷無法再次開顱,奶奶平靜地決定回楊莊。在楊莊,奶奶回憶起了年輕時的美好與歉意,重新摸到了稻谷麥穗的成熟,釋懷了人生的疼痛和絕望。李銳的小說《殘耱》也講述了老人對安土重遷、合家相守的向往,“原有的代際互動和情感連接隨著兒孫們的離去已在一絲絲地斷裂”2。老年人長久以來養成的習慣,看似是一種偏執,但是也體現了城鄉內在矛盾的廣泛影響。但在喬葉的敘事中,讀者可以感受到作家作為親人卻無法真正體悟老年人的身心而彌散的失落和無奈,客觀來講,老齡人口之外的人群很難完全擁有老年人那種類似于“文化持有者的內在眼界”,只能盡可能地主動感知和貼近彼處情境。因此,作家需要在了解的基礎上,在懂得特定人群對其生活的“種種非規范化注解”的前提下,給出一種恰當的詮釋。

    “70后”女作家黃詠梅的“暮年敘事”始終貫穿著“一種無力挽回的遺失和一種陌生拾到的惶惑”這一思想主題,“社會在快速轉型,城市在不斷變遷,然而越來越多的老人們卻漸漸脫離正常的現實軌道,徘徊在社會的邊緣地帶,不適,猶疑,惶惑,間或在困頓中艱難地掙扎幾下。這種惶惑與困頓,幾乎成為她筆下暮年形象共有的精神特質”3。她的《檔案》塑造了管山老農們在面對冷峻強悍的現代都市倫理時極度不適與惶惑的心緒。在鄉村中霸氣有威嚴的農民,在面對黑色粵A轎車的笨拙和不知所措就是都市語境這一放大鏡對傳統人倫規則的重大顛覆。市場經濟規則,以一種絕對性的優勢,壓倒了小農意識形態中的家庭倫理,令這些鄉村中的老人們戚戚然不知所措。在黃詠梅的筆下,以往傳統倫理社會中通達睿智、威嚴莊重的長輩形象不復存在,只有一群身心不斷被搓揉和擠壓的鮐背蒼翥的老人在瞬息萬變的世界和日漸陌生的生存環境中惶惑、無奈、頹唐、無力抗爭。

    一個健全成熟的大城市為了維持自身的運轉,每一個城市環節都如同一套機械系統中的適配件,總體形成一套工業化生產線,城市人在鋼筋水泥的環境中也養成了獨善其身的冷漠,“外來者”若想進入這套既成的城市生活體系,只能“削足適履”。這也是許多老年人從內心抵觸城市養老的重要原因,他們認為農村的群居性生活能夠獲得更多的生動感和互動感。由城鄉養老對峙的矛盾又延伸出“空巢老人”的概念——年輕人在外打拼、讀書,老年人獨守家中,隨著超多子女外出務工,家庭養老功能就被弱化,空巢老人這個命題已經觸碰到了我們這個民族千百年的倫理傳統。由此,這個看似人類進步需要共同面對的“普世”命題,對于中國人的民族性格而言,便顯得尤為沉重。

    綜上不難看出,文藝創作者對老年人“偏執”癥候的理解和表現,并不在于原汁原味地、用純正的現實主義還原呈現老年人的生活細節,而是要在了解了老年人群生活中“種種非規范化注解”的前提下,對他們作出一種深刻且有動因的闡釋,進而通過“深描”給出一個立體的新視野,僅僅用類似“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是不夠的,在移情和共情之余,還要對情境有獨特的理解和判斷,才有可能完成深描。

    三、暴露“長壽噩夢”引發的倫理失范

    每個人都將走向暮年,面對容顏漸老、身體孱弱甚至情感失落的生存狀態,絕大多數老人充滿了恐懼,且對養老問題亦只能被動接受任何一種處置方式。“對死亡的恐懼是人最本己的心理狀態。我們害怕的不僅僅是死亡本身、死亡的過程,更害怕因死亡而孤立于社會之外,割斷與社會的聯系。”4例如:擔心只靠養老金生活不下去;獨居老人對情感和性的需求得不到滿足;認為活著就是給家人增加負擔,不斷產生對生命價值的懷疑等。許多文藝作品都談及了“長壽噩夢”的現實性,正印證了格爾茲的那句“追蹤社會話語流的取向,賦予它一個可以檢驗的形式”5——報告文學《安樂死》中就寫到了老人自身想主動結束這場噩夢的傷痛與無奈;薛憶溈的小說《空巢》講述了快80歲的空巢老人遭遇了一場“電信詐騙”,其遭受的羞辱摧毀了老人一生為傲的明智與自尊心;同時,“長壽”對于年輕的家庭成員來說也是一場噩夢,他們本就承載著不輕松的謀生壓力,在照顧老人的問題上更顯得力不從心。老年人從最初被當成親人照顧、當成老人贍養,再到被當成孩子安撫、當成病人照料,甚至極端情況下當成動物冷待——在這個煎熬痛苦的過程中,“長壽”對于很多家庭和很多人來說并不是值得自豪和稱道的事情,反而成為了自身和他者共同經歷的“噩夢”。因此,老齡社會仿佛是一只扯去人性遮羞布的“上帝之手”。老齡危機癥結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非“衰老”和“養老”本身,它揭示和暴露的是真切的身體感受和心理反應。老年是人生的最后一個段落,同時也是真實了解人性的最后一個機會,相應地,老人周遭的人際環境、人情冷暖、需求和情誼等,都成為家庭倫理和道德人性的考驗項目。事實上,長壽的真正噩夢來自于在贍養和扶病過程中人們暴露的本性,以及人際關系矛盾對老人的刺激和打擊,所以,“長壽噩夢”既涉及現實社會問題,又關涉重要的生命哲學命題。

    在人口老齡化問題上,日本如同跑在中國前方的鏡子,提前暴露和映射了諸多老齡化社會現實問題。再加上中日都是亞洲國家,在家庭結構、社會倫理、生活觀念等方面都極為相似,所以,日本的老齡文藝作品對中國受眾也有極大的啟示作用。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在1972年創作的長篇小說《恍惚的人》是日本首部直面老齡化的文學作品。小說以立花信利遭受阿爾茨海默癥折磨的過程作為敘事線索,言說了日本現代家庭護理阿爾茨海默癥老人的難題,更暴露了現代社會中親情的淡漠。作者一方面描寫了為照顧患有老年癡呆的茂造,昭子所承受的壓力和困苦,另一方面也不惜筆墨著重展現了處于中年階段的人面對即將來臨的老年生活的不安和恐懼,以及面對贍養責任的逃避和自私。這個家庭內部的情感交流極其有限,兒女、孫輩都沒有贍養意識,面對“長壽的噩夢”,兒子信利自私地說:“看到老頭子那副樣子,就想不如不等到那樣子就死掉算了。命長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啊。我一想到,在這個世界上如果大家都不死,只是一味地老下去,就不禁感到全身發冷。”6他戲謔冷漠地將老人形容為一篇枯萎卻又不肯脫落的枯樹葉,而他的親妹妹、茂造的女兒京子甚至說“父親像個傻瓜一樣”,孫子敏在父親的影響下,家庭意識亦十分淡薄。昭子作為這個家庭中唯一一個與茂造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卻成為唯一能照顧公公的人,甚至包括解手、哄睡安眠、更換尿不濕、清洗身體等高強度護理工作。當茂造最終死在了家里,昭子發現他的兒子和孫子竟然都沒有為他落淚,這不得不令讀者慨嘆:親情,源于血緣,但又不囿于血緣。有“親”未必有“情”,現實的考驗會佐證親情的濃淡與真假,血緣親情在衰老、疾病和養護面前變得脆弱不堪,因而,養老問題揭露了親情掩蓋之下的人性困局。這部小說直擊日本老齡社會家庭關系的痛點,對生死、欲望、倫理等生命屬性進行了積極思考。

    當前,關于老齡事業和相關矛盾的方向性問題無不圍繞著個人道德和家庭養老這條線索,揭示了社會轉型時期所隱藏的老人生存之痛。鑒于此,筆者將視角拉回中國的現實社會環境——人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醫療技術不斷進步,人的平均壽命延長,再加上“核家庭”數量激增(“核家庭”是指一對夫妻和未婚子女組成的小單位家庭。主要特征是只有兩輩人、對親屬的依賴性較小、但同時也缺少親屬的照顧、離婚率較高、擇偶較自由、居住環境較獨立簡單,保護生活隱私的觀念較強)導致護理勞動力不足、醫療服務不足、社會福利保障無法覆蓋、退休金支持缺口大等嚴重現實問題;同時,改革開放后的獨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內老齡撫養呈現“四二一結構”以及空巢化現象,這直接導致了家庭養老的事實性破滅。家庭養老被迫轉化為社會養老,一方面正面彰顯了我國公共衛生醫療服務體系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客觀反映了家庭關系和親情撫慰的失效。與其說是老年人群體被飛速發展的現代社會所拋棄,不如說是老年人群體被正在缺失的現代人文關懷所遺棄。

    四、建構真實的生命觀

    在老齡敘事文藝作品中,死亡幾乎是繞不過的一個敘事部分。以“人生”為單位孵化“真實”,死亡也是真實人生中的一個步驟和環節,它不僅可以表達創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態度,還能建構和限構某種非常規的家庭關系。真實地呈現人物面對死亡的表現和心理活動,本身就是正視老齡社會問題的一種積極行為,擺脫焦灼和痛苦的消極情緒,除此之外,溫情地接受死亡,也說明創作者對敘事本身已經做好了客觀分析的準備,這要比大悲大喜的情緒輸出更具有真實感。“對于多數人來說,‘真實’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感受。如果時間與空間構成意識內部不可或缺的坐標,那么,‘真實’則是維持生活經驗穩定及連續的基本保證……‘真實’是一種如此強大的需求,以至多數人不再對“真實”包含的各種層面或者各種類型進行精細地辨析。”7總之,無論是真實還是寓言,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超現實主義,在中國社會“未富先老”的宏觀人文環境中都能找到社會文明精神癥候和發展危機的投射點。

    “老人是人”,而“人”具有物質、精神以及生理等全方位的需求,積極地應對老齡社會的全面到來,主動在精神和心靈層面接納衰老,就不能忽視其中任何一種客觀存在的潛在需求,尤其是長久以來被忽視的生理需求,這是對“真實”的另一個詮釋角度。英國作家巴恩斯在短篇小說集《檸檬桌子》中對老人對愛、食物和性的渴望表現得真實又精致。在性的發生場景的細節里又自然生發出更多意義,集合了個體生存的微觀史、社會發展的宏觀史、日常生活的風俗史,包括情感和認知的、審美的、道德的、無意識的和有意識的。在集體意識相對濃厚、倫理道德觀念十分穩固的東亞地區,作家們對老年人性表達的主觀遮蔽省略導致越來越多的老人對“性”持假意態度,受困于文化倫理積淀,無法坦誠地面對自身的情感需求。巴恩斯在一次采訪時說這本小說的潛在標題是“反對平靜”——老年人的生活不應該是大部人所認為的那樣平靜,沒有激情,他們也都渴望著生活的波瀾,而對生活和愛的掙扎是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最后表達。 建立親密關系,不但是人的一種基本需求,也是人表達情感的方式之一,對于撫慰精神、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感和自尊感具有重要意義。文學創作對這一問題的忽略淡漠,或者主動塑造一群假裝“無性”的中國老年人,不僅不人道,甚至反映了當代社會人群集體“缺愛”而不自知的巨大人文困境。

    深入中國社會“未富先老”的宏觀人文環境即可發現,富與窮、懂愛與不懂愛、感恩與冷漠、逃避與責任,物質與精神等錯位沖突在老年群體的社會家庭生活中不斷升級,這是中國21世紀以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傳播等領域共生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它亟需一場從歷史出發、為當下謀判、從未來著眼、為長遠把脈的文化共振,以尋找一種人類意識和人文精神的發展渠道,觀照理想老齡社會的文化容積和倫理溫度,重構理想文明發展模式,而大前提是建構科學的、具有發展性和現代性的老年觀。老年觀不僅是一個現實問題,而且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關系老齡社會的未來問題。“科學的老年觀不簡單是如何看待老年人的問題,而是要在科學的年齡觀的基礎上,建構科學的少年觀、青年觀和老年觀……科學的年齡觀的核心就是年齡平等觀念,在此前提下,科學的老年觀就是在生命歷程的視野下,正確對待老年人不同于其他年齡群體的特殊性……”8社會和文化因素,抑或是文明發展的內在規律,并不需要將注意力全部放置在區分辨別老與少的邊界上,而應該從“老人是人”的角度觀照,在保留屬于老年人體面的同時,揭示重要的社會問題。畢竟,每個人獨有的記憶、情感、身體的悸動和精神的波瀾,都滿載了一個人寶貴的人生。

    [本文系西南交通大學2023年文科建設專項自由探索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喬葉:《最慢的是活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頁。

    2 萬秀鳳:《鄉村“留守老人”精神困境的書寫——讀李銳的短篇小說〈殘耱〉》,《名作欣賞》2006年第1期。

    3 魯雪莉:《論黃詠梅小說的“暮年敘事”》,《南方文壇》2019年第2期。

    4 陳民:《西方文學死亡敘事研究》,江蘇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頁。

    5 [美]格爾茲:《文化的解釋》,韓莉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

    6 [日]有吉佐和子:《恍惚的人》,秀豐、渭慧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頁。

    7 南帆:《非虛構寫作:話語規則與效果》,《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3期。

    8 黨俊武:《老齡社會的革命——人類的風險和前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頁。

    [作者單位: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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