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李準是新中國培養的具有典范性作家，多部作品因兼具人民性和藝術性被跨媒介傳播，具有廣泛的社會效應。新時期初的李準卻面臨著時代轉型的寫作困境，以《大河奔流》的失利為轉折點。文章通過考察新時期的李準創作，其作為文藝老兵的經驗分享及失效，以及如何從生活中找階梯，通過新藝術觀的實踐呈現人民性寫作的轉向，編劇《牧馬人》《高山下的花環》、創作長篇小說《黃河東流去》等，實現人的藝術與人民藝術的再度融合。并嘗試將作家研究與文學現象考察結合，進而發現人民性寫作的個體轉向與時代印跡。

關鍵詞：人民性寫作 李準 新時期文學 火的藝術 《牧馬人》

李準作為新中國的生活土壤中成長起來的第一批作家，被認為是人民性創作的典范。其作品重在表現新時代、新人物、新生活，塑造出戰長河、李雙雙等經典形象，具有廣泛的社會效應，成為“十七年”最為重要的作家之一。關于新時期的李準，更多聚焦于《大河奔流》所代表的英雄化敘事的失敗。作為重返文壇最早的一批作家，李準最初是以社會主義文藝園地的“老兵”出場的。他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發文介紹文學創作經驗及寫作電影劇本的體會，談塑造的經典人物形象。作為編劇，雖有《大河奔流》的失利，但其改編的《牧馬人》《高山下的花環》等電影不僅收獲了金雞、百花最佳編劇獎，也廣受人民群眾的歡迎，《黃河東流去》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回顧新時期文學場的李準，通過其創作道路與心路歷程，可以呈現和新中國共同成長的作家與新時期的碰撞與調適，人民性寫作進入新時期的另一種路徑，以及文藝老兵的歷史烙印與時代回響。

一、老兵的經驗及失效

新時期初，李準是作為“文壇上久經考驗的堅強的戰士”出場的。早在1973年9月，李準就得以離開被下放的農村，借調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從事編劇工作。他的任務是改編電影《李自成》，同時創作電影劇本《大河奔流》。隨著老作家的陸續解放，他們也被要求重振旗鼓，揮筆上陣，不僅自己要寫，還應當做澆花的工作，扶植青年作者。

作為文藝老兵，李準密集發表文章，成為創作經驗的分享者。1977年11月12日，他在《光明日報》發表《人物塑造及其他》，提出人物個性問題。他還在該年11期的《人民文學》發表論文《短篇小說人物塑造及其他》，提出要擴大題材、重視寫出人物的個性深度，重視細節描寫的生動準確問題。1978年3月21日，李準在《人民日報》發表《號角》，呼喚春天來了。創作談《寫電影劇本的一些體會——〈電影劇本選〉》發表在《北京文藝》第5期、《從生活出發》發表在6月17日的《光明日報》。

文藝的人民性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美學的基石，創作者通過進步的思想立場和先進的藝術思想觀察生活、反映生活、評價生活，并采用人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文學藝術要表現工農兵群眾中先進分子的思想和感情，“要歌頌他們的堅韌的斗爭意志、忘我的勞動熱情，表揚他們對集體、國家、對人民利益的無限忠心，借以培養人民的新的品質和新的道德，幫助人民推動歷史前進”1。李準是新中國文藝方向的重要踐行者，他通過文藝作品為時代放歌。其成名作《不能走那條路》是最早觸及農村兩條路線斗爭的，直接影響了合作化小說的走向。《老兵新傳》所塑造的戰長河“與天斗、與地斗、與落后的腦袋斗”，以及將北大荒變糧倉的英雄事跡，《李雙雙》所代表的民間女性走出家門、參與集體勞動的新人形象，人物性格的生動、幽默風趣的生活語言，使得這些先進人物格外富有光彩。

人物和生活作為李準最主要的創作經驗，他強調從生活中找素材，重視寫出人物的個性深度。李準還格外重視語言，提出語言的標準是準確、鮮明、生動。他還多次講述自己創作《不能走那條路》《龍馬精神》《大河奔流》等經驗，強調生活的積累越豐富，獲得主題的機會越多。深化主題不是靠“浪漫的外衣、辭藻的炫耀、虛偽的深奧和拜占庭式的夸張”“主題能否深刻反映生活，決定在作家對所描寫生活的深刻和廣泛的觀察和理解”2。他提倡觀察生活，站位要高，要和國家、人民息息相關。1979年《文匯報》對李準的專訪，標題就是《和人民血肉相連——訪作家李準同志》。

與之同時，李準的舊作也密集出版。1978年底，他的短篇小說集《不能走那條路》，作為“文學小叢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電影文學劇本《李雙雙》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李準電影劇本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收有《老兵新傳》《李雙雙》《龍馬精神》，及新作《大河奔流》《壯歌行》（即《吉鴻昌傳》）。特寫《扁擔春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然而，作為主流作家出場的李準卻因電影《大河奔流》的失利備受打擊。因前期的過度宣傳，創作陣容的豪華，與民間接受的質疑，批評意見使得李準備受壓力。客觀來說，《大河奔流》制作精良，但因其突出的“英雄觀”與新時期到來對于“公式化”的不滿而備受冷落。李準也開始了自我反思和檢討之路，甚至出現了對自己既有作品的全面否定。他提出《運動電影不能再搞了》，指出《文藝的社會作用》，應該是幫助人們認識、審美和娛樂。他還多次強調作家要獨立思考，“再也不要只是當政策的傳聲筒了”3。最為嚴厲的是《“文藝社會功能”五人談》4中，李準對自己的創作進行了全面檢討，并聲稱“我是一個不成材的作家”。

作為伴隨著“新的人民的文藝”成長起來的作家，從《不能走那條路》以來，李準的作品在國家力量的推動下被改編為多種藝術形式廣為傳播。《李雙雙》被改編為十多種地方戲曲5，以及廣播劇、連環畫等，在全國掀起“李雙雙”熱，甚至推動了社會性別觀念的調整。電影《李雙雙》在日本、蘇聯、越南等都掀起熱潮，日本女作家松岡洋子還專程來鄭州尋訪李準。李準“文革”期間得以提前“解放”，也得益于1973年周恩來總理在接見中日友協訪日代表團成員時，憤慨《李雙雙》電影有什么問題，為什么要批判？李準很快被啟用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從事編劇。甚至1979年的平反材料上寫的也是“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眾的歡迎”。因之，當《大河奔流》所引發的李準的觀眾“消失”的時候，他感覺自己像戰場上被抬下的傷員。

這一時期，老作家的復出多帶著歷史的余音。很多作家經歷了時代的“傷痕”，多重在表現“懷舊憶人”和“自我”書寫。如王西彥決心為文藝界戰友寫回憶錄，還忙著“整理舊作”6。孫犁的創作經驗談更多關注文學藝術性提高的問題，“過去強調寫運動，既然是運動，就難免有主觀、有夸張、有虛假。作家如果沒有客觀冷靜的頭腦，不作實際觀察的努力，是很難寫得真實，因此也就更談不上什么藝術”，“文章寫法，其道則一。心地光明，便有靈感，入情入理，就成藝術”7。

相較而言，李準思考的仍是文藝的功能和作品的接受問題。他認為文學藝術的主要作用應該是“靈魂工程師”的作用，也就是“改造美化人的靈魂，提高人的情操，陶冶人的感情，啟迪人的智慧，使我們整個民族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8。在《李準談創作》中，他強調“文學藝術對人民的教育作用是復雜的，細致的，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文學作品是依靠它塑造的真實、生動的藝術形象來感染人，啟迪人而達到它的教育的目的”9。

二、從生活中找階梯

李準并未沉溺于自己的“落伍”，他在“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號角中很快將目光投向新人、新事物。與之同時，伴隨著時代語境變化所帶來的“深入生活”論爭等文學創作觀念的變化。隨著文藝形勢的發展，“深入生活，傾聽意見”10，文學應該和生活一起前進，逐漸成為新的時代號召。

1980年春節過后，李準回到家鄉，走訪了河南洛陽地區的伊川、嵩縣、欒川、臨汝四個縣的十幾個生產隊。在伊川縣他為了考察農民是否擁護責任制，隨便找了五十位農民，讓他們投票。每人發一張紅紙一張白紙，擁護的投紅票，反對的投白票。屋里放一個鋁鍋，票就投在鍋里，投完進去一看，鍋里全是紅票。李準回來之后寫了文章《初春農話》（《人民日報》1980年4月22日），驚嘆農村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及“民意測驗”的經過。后他又到曾下放的河南西華縣屈莊和前高村，了解生產責任制的結果，看到鄉親們的變化，寫出《一個精靈的出現——河南省西華縣農村見聞瑣記》（《人民日報》1981年3月21日），指出是合作化以來最成功的政策。李準說他這是撒傳單，為責任制搖旗吶喊，寫了一輩子文章，可能這幾篇對老百姓才真有點好處。

寫作伊始，李準就是“深入生活”的典范。而《講話》所確立的深入生活要求“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不能走那條路》成名后，他被迅速安排到河南登封的模范村落戶待了兩年。此后的寫作生涯，也多作為通訊員、文藝特派員的身份四處書寫“先進”人物和事跡，《老兵新傳》《李雙雙》等都是如此。周恩來在談及深入生活時候，強調藝術作品必須有戲劇性，有典型人物，這就要求作家到生活實踐中去，對生活中的素材作一番典型化的工作。《李雙雙》之所以能夠創作出來，就因為李準同志長期在農村生活。

當新時期陷入經驗困境時，李準主動回到家鄉，在長子等的陪同下，來到群眾中尋找生活真實。他關于農村生產責任制的報告文學是較早搖旗吶喊的。“寫自己熟悉的生活”11使得更為廣闊的生活成為文學書寫的范圍，李準也開始把情節的船只放入自己最熟悉的河流中去。此后，他更是視真實為藝術的生命，還在家中貼幅自己寫的對聯：丹閣碧樓皆時事，唯有江山古到今。他開始擺脫運動文學、電影的束縛，按照生活應有的樣子寫作。

新時期初李準發表的首部短篇小說《芒果》寫迎接芒果的儀式，它雖然是個蠟做的水果，然而潘大嬸離了二尺遠卻聞到了香蕉味、柿子味和鴨梨味，范廠長也聞到了桔子味。潘朝恩夜里睡不著覺，抽著煙在思考，煙斗雖只有螢火蟲似的光亮，它畢竟還是一點真正的火！

長篇小說《黃河東流去》通過七戶農民的命運，寫出了底層人民在苦難面前堅持著“生”和“活”的信念和毅力。曾經的宏大敘事悄然退場了，李準開始關注個體的命運。“李麥，電影里那種叱咤風云、故意拔高的痕跡不見了，我們見到的是一個有哭有笑，有成功也有失敗，有歡樂也有苦惱的活生生的人。”12他寫出了底層農民的生活和遭際，徐秋齋作為農村中的知識分子，他見義勇為，具有助弱除強的道德觀念，代表著中國人民傳統道德的光彩。以及海長松、海老清等樸實、熱愛土地的農民形象。這些人物都還有缺點和傳統習慣的烙印，但是因為生活中就是那樣的。在陳美蘭看來，這部小說“不僅是李準創作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而且是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長篇小說創作中達到相當水準的佳作。它集中體現了李準在經歷了一場嚴峻的社會風暴后正在沖破過去創作的一些陳舊框框，在認識生活與反映生活上所出現的新特點”13。

李準“文革”落難時有為底層群眾寫家史的經歷，李麥的原型就來自他的家史系列《十八畝地》。他也感慨《大河奔流》沒有受到群眾的歡迎，引起了自己的思考，對于自己創作生命力的延續，幫助很大，逆境反而幫助了一個人前進。“我這個人，原來是青年作家，經過十年的遭遇之后，還沒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忽然一下變成了老作家。”14寫了這么多年，才有個感受，就是用最普通的話，表達最普通的感情。創作《黃河東流去》時，他摒棄了之前寫作觀只能寫事件、過程，不能寫人物的家庭、身世、遭遇、悲歡的藝術教條，著力于人物家庭的糾葛和悲歡。他根據自己祖父的形象塑造了徐秋齋，復雜、立體、充滿個性色彩。作為舊式知識分子，教過幾年蒙學，后來興學堂，他轉成卜課算卦，但仍是個心靈極善、是非觀念清楚的老先生。他也有毛病，但在逃難時，沿街擺攤算卦，只從有錢人身上掙錢糊口。他教育梁晴做人的道德，告訴她要人窮義不窮。

李準還很得意于改編電影《牧馬人》中，李秀芝的一句話。秀芝的鄰居見到她后說：“秀芝呀，你們家養鴨子也成，養雞子也成，養什么成什么！你們家小清清也吃得那么胖。”秀芝就說：“我的奶好啊！”這本來是一句家常話，使得導演謝晉連續三天笑著重復這句話：“‘我的奶好呀！’這句話太有意思了。”15小說中李秀芝的能干得益于外號“海陸空司令”，電影改編本則以生活場景加以詩意還原。

秀芝端著一個飼料框，向地下撒著飼料，她已變成一個豐腴紅潤的少婦，更顯得嫵媚健康。她叫著：“咕、咕、咕、咕！”

一群大母雞跑過來搶著吃飼料。

她又叫著：“鴨、鴨、鴨、鴨！”

一大群花鴨子從門外跑回來吃著飼料。

她又叫著：“吠嚕、吠嚕、吠嚕！”

屋檐下鴿窩里，幾只鴿子怯怯地飛下來啄食著地下的糧食。16

情感、倫理、家庭成為李準鉤織故事的寄托，他改編《牧馬人》，也是基于勞動人民的偉大的同情心。在他看來，惻隱之心是中國人民傳統的道德。在《黃河東流去》中，李準還專門寫了一章寡居的李麥與表弟的戀愛故事，而且對這一章頗為欣賞。妻子董雙并不贊成，認為這是多余的一筆，反而損害李麥的形象。最后，他不得不忍痛割愛。李準開始注重地域風情和民族性格的刻畫，他認為自己的作品基本上是屬于“茶葉”“絲綢”這樣一類的中國風格的產品。構成他的風格的因素，是民歌、民間故事、中國戲曲、“樂府詩選”、古文及古典詩詞，還有魯迅、茅盾和其他一些老作家的作品。中國的音樂和繪畫對他也有影響，特別是石刻、寫意畫，嗩吶和箏的音調旋律，民間排鼓和饒拔的明快節奏，這些在《黃河東流去》中得以集中呈現。

三、新藝術觀的實踐

新時期，李準得以再度綻放光彩的是電影《牧馬人》《高山下的花環》的改編和轟動效應。《牧馬人》寫的是知識分子的“傷痕”經歷，《高山下的花環》書寫戰斗英雄，被認為是軍事題材的新收獲。兩部作品都是書寫當代英雄的故事，一篇是慘痛的“右派”經歷卻堅持愛國的精神，一篇是南越戰場與戰斗英雄。李準的改編卻充滿生活氣息、詩意和人情美。生活化處理和樸素的情感也使得兩部電影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牧馬人》觀影人次達1.3億人次，獲得電影金雞獎、百花獎等。《高山下的花環》獲得大眾電影百花獎，胡喬木撰文《希望人人都看〈花環〉》。

作為編劇的成功也說明李準擺脫了“政策文學”“運動文學”的束縛，踐行了新時期文學要傾聽時代的召喚，回應人民的問題，做人民的代言人。“人民需要說真話、敢于為民請命而切切實實為人民做一些好事的作家。人民也需要愉悅心靈，調劑生活，給人民以美的享受的作家藝術家。”17李準以其對農村題材和對生活美學的熟悉，創作出具有真實、美學意義的文藝作品，也使得其作品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接受。

小說《靈與肉》作為傷痕文學，從作品的題目及“唯有其痛苦，幸福才更顯出它的價值”，“咖啡苦中有甜，而且甜和苦是不能分開的。二者混合在一起才形成了這種特殊的、令人興奮和引人入勝的香味”18的思辨即可看出。雖然作品重在表現生活的美、勞動的美，但仍更為觀照哲理性思考。

小說中的李秀芝更多是許靈均的記憶映照的，李準卻將這個人物豐滿立體。她雖然識字不多，卻有著生活哲學，她說勞動一輩子有什么不好，“錢只有自己掙來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像我買鹽，我知道這是我賣雞蛋換來的，我買辣子，我知道這是我割稻子賺來的。我給你小書，我知道這是我加班打場得來的。不是我們自己的錢，一個也不要，這叫志氣”19。李秀芝的金錢觀、“從勞動中創造高尚淳美的幸福生活”觀得到《人民日報》的稱贊，認為“這可愛的兩夫婦，用他們共同的生活實踐提出了關于人生意義的美學問題，形象地表現了社會主義新人的價值觀和幸福觀，嚴格劃清了同剝削階級‘拜金主義’的界限”20。此外，李秀芝以民間的素樸道理理清了諸多大是大非的問題。關于是否出國，她的“中國那么大住不了，還要去外國”尋到了答案。以至于丁玲感慨電影比小說更能吸引人，有些地方是提高了，“特別是秀芝寫得好，比原作提高了。小說里，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姑娘，但在影片里她的性格突現出來了，極有光彩。像打坯、壘墻……把一個雖然貧寒，但心靈淳樸、剛強的勞動婦女的美抒寫得淋漓盡致”21。李秀芝給人向上的力量，給人美的感受。鐘惦斐也評價她“帶著農村姑娘的純樸心靈，真實而動人地進入中國電影新人形象的畫廊。她的出現，使豪華失色，驕奢黯然”22，可以嗅出的泥土的芳香。李秀芝也成為李準繼李雙雙之后，創造的又一成功女性形象。在《中國青年報》舉辦的“十個最喜愛的銀幕青年形象”評選活動中，李秀芝的形象名列前茅。與李準之前塑造的女性形象相比，李秀芝有別于潑辣、大膽、敢說敢干的李雙雙，帶有英雄氣質、半人半神的李麥，她更為淳樸、天真、溫柔，外貌看著柔弱，卻樸素中有著堅韌的力量。

此外，電影改編以生活化場景沖淡了歷史的悲傷。開篇父子見面，小說中只是父親冷冰冰地大手一揮：“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你還是快些準備出國吧！”劇本中，父子倆初見面時的親情場景得以重現，他們交換了陌生而興奮的目光。父親感慨兒子都有了白發，抱住他老淚縱橫。老牧工董寬教他騎馬，說：馬通人性，你要先溫和一點，像哄小孩一樣。李秀芝和許靈均兩人一起吃飯。許靈均說，就這一個碗，順手折了一根麻稈作為筷子。婚禮場景，雖在小土屋里，又是“老右”的婚禮，卻格外溫馨熱鬧。大家湊來了禮錢、布票、糧票，還按照國務院規定，給許靈均放了三天假。

李準按照生活本身的樣子進行創作，電影的不說教也得到觀眾的認可。雖然沒有回避歷史的波折，但“也沒有感傷地撫摸著傷疤呻吟，更沒有發什么‘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的牢騷，錯誤地要和祖國算賬，而是使人看到了祖國和她的人民的無窮的力量”23。影片以周圍勞動人民的樂觀笑聲沖淡了小說中較陰郁的部分。同時加強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在技術上把大量內心刻畫變作對白語言。故事片《牧馬人》雖是一點不曲折的故事，但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細膩而動人。“ 《牧馬人》的最大優點是不說教也不夸張，雖然它有著點政治意味！”24

1983年，電影文學劇本《高山下的花環》被認為是新的藝術生命的再創造。同名小說發表之后就引起了轟動，被認為是軍事題材的新突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25。但小說多描寫戰斗場面，后半部分梁三喜的母親、妻子探親也是升華人民的情感。丁玲讀了之后感慨小說寫得美，不僅揭露了不正之風，而且贊美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像梁三喜、靳開來、“北京”戰士、趙蒙生、雷軍長、梁大娘、韓玉秀等，但小說最大的不足之處，“是沒有把該寫的地方都寫出來，沒有寫夠”，“要寫好雷軍長這個人嘛！那個母親也還很可以寫下去，后面馬馬虎虎，潦潦草草的”，“使得她的形象模模糊糊”26。

電影改編本則展現了李準塑造人物的功力，他將人物性格得以鮮明、立體地呈現，如雷軍長在戰場上雷霆萬鈞，在烈士墓地，卻無力地坐在兒子的墓碑前，他用胳膊攬著墓碑，像摟著自己的孩子。梁大娘看他傷心，還勸他“想開一點”“人活百歲也是死，孩子這樣死，值得！”也為梁大娘得知真相后釋然找到了合理性。影片還用不同場景切換形成“連續的畫”27，從硝煙彌漫的戰場，轉接到農家柴門竹籬，一雙白蝴蝶在杏花叢中飛舞，它們是那么依戀，那么悠然，那么親切。一切聲音都沒有了，世界好像睡了。這是從古典詩歌和繪畫中汲取的。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本身就是動靜結合的和諧美。

影片的英雄形象同樣塑造得很真實，“正確處理了英雄和群眾的關系，縮短了英雄和普通人之間的距離”，“很瀟灑地描寫了英雄的感情世界、心理活動和心靈深處的矛盾，這在以前幾乎是禁區”28。梁三喜的父子情、母子情、戰友情。梁三喜一家，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倫理。梁大娘“人民母親”形象，在影片中也以和雷軍長在烈士陵園的偶然見面，意識到首長能這樣，中國能興旺，悲痛也得以緩解。胡喬木在《大眾電影》撰文《希望人人看〈花環〉》，認為《高山下的花環》教育青年人思考做人的準則、思考人生的價值，“值得全國的工農商學兵，全國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看一遍”29。談到電影《高山下的花環》在國內的觀影熱潮時，導演謝晉還引用了巴金的話：“文學作品的最后審判者是人民。”30

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式提出人民文學的概念。蘇聯學者顧爾希坦著、戈寶權譯的《文學的人民性》在新中國前后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學界的強烈關注。他所強調的人民性的最大特色是富于時代的戰斗性，始終作為一種精神在文學中成長著。黃藥眠也提醒，“文學中的人民性是歷史的范疇，因此它所包含的具體內容，也隨著社會形勢發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31。新的人民文藝口號的提出，達成了文學人民性的初步共識。新時期之后，人民性內涵被重新發現闡釋為注重挖掘古典文學的人民性，強調更為普泛意義的人民。1979年，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指出：“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自覺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題、題材、情節、語言、詩意和畫意，用人民創造歷史的發奮精神來哺育自己，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32

綜觀李準的創作，寫作伊始，他一直是在人民性的話語要求中進行創作，作品所描繪的時代風貌、先進人物、熱點事件，都是對于新社會、新生活、新人物的發現和歌頌。這也使得他的作品既有著官方意識形態的多重宣發，又有著民間的普遍接受，成為人民性寫作最為典型的案例。1962年，經10萬觀眾熱情投票，《李雙雙》獲得最佳故事片獎，李準獲得最佳編劇獎。“百花獎”自創立之初就是中國第一個群眾性的電影評獎，直接回應的是新僑會議周恩來總理提出的“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來回答”。《李雙雙》熱映后，《大眾電影》雜志社還收到許多讀者來信，說這是一部“越看越愛、百看不厭”33的好影片。當然，李準的寫作也受到不同時期政治的調適，如《蘆花放白的時候》等越界小說險些劃為另冊，《龍馬精神》在1966年鋪天蓋地地批判等。但李準以其對時勢和政策的理解，以作家的敏感，善于捕捉風氣之先，又以其對于生活、人物、語言的才華塑造出諸多頗具光彩的人物形象。他也不免隨著時代的風潮越發激進，以李麥的“半人半神”慘遭失敗。新時期之后，李準迅速調整自己的寫作方式，他意識到真實、自由對于人民和自己的重要性，開始以生活應有的樣子尋找素材、進行創作，對于《牧馬人》《高山下的花環》的生活化處理，情感倫理的素樸表達，獲得政府和民間的多重認可。《牧馬人》獲第六屆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等，《高山下的花環》被一百多萬電影觀眾投票評選為第八屆百花獎最佳影片首位。影片對于人物的細膩塑造，如許靈均的知識分子氣質、李秀芝的善良堅韌，梁三喜一家的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和倫理，當代英雄尋回人性的塑造方式，使得人的文學與人民文學得以交融，李準再次尋回他的人民大眾。人民也再次作為文藝作品權威的評定者，在群眾性接受的基礎上傳遞了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等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時期的李準寫作轉變也代表了人民性寫作的新走向，文藝以真情實感、人情人性書寫及人世間美好品質的發現再次貼近人民。

注釋：

1 周揚：《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文藝報》1953年第19期。

2 李準：《從生活出發》，《光明日報》1978年6月17日。

3 陳荒媒等：《電影要上去 基礎要打好》，《電影創作》1979年第8期。

4 李準、梁信、白樺、葉楠、張天民：《“文藝社會功能”五人談》，《文藝報》1980年第1期。

5 武新軍：《論〈李雙雙〉的跨媒介傳播》，《文藝研究》2023年第1期。

6 華水：《沖刺的人們——上海幾位老作家創作生活掠影》，《文藝報》1981年第19期。

7 孫犁：《文學和生活的路》，《文藝報》1980年第7期。

8 李準：《談文藝的社會作用》，《電影藝術》1979年第5期。

9 李準：《從“怕觸‘電’”所想到的》，《李準談創作》，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4頁。

10 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下》（增訂本），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83頁。

11 李準：《探索者的甘苦》，《首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學科版）1982年第3期。

12 吳光華：《簡談〈黃河東流去〉的思想和藝術特色》，《人民日報》1980年4月9日。

13 陳美蘭：《值得重新審視的“轍印”——李準創作成敗得失漫論》，《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3期。

14 李準：《文學語言及其他》，《李準談創作》，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50頁。

15 李準：《大有可取，大有可為——談談電視劇的民族化問題》，《文藝研究》1982年第4期。

16 19 李準：《牧馬人》，《電影新作》1981年第5期。

17 王蒙：《我們的責任》，《文藝報》1979年11—12期。

18 張賢亮：《靈與肉》，《朔方》1980年第9期。

20 孫士杰：《李秀芝的“金錢觀”》，《人民日報》1982年5月4日。

21 丁玲：《漫談〈牧馬人〉》，《文藝報》1982年第5期。

22 鐘惦斐：《電影〈牧馬人〉筆記》，《光明日報》1982年4月24日。

23 張駿祥：《贊〈牧馬人〉》，《電影畫報》1982年第3期。

24 《香港〈中報〉說〈牧馬人〉寫情細膩動人 該片最大優點是不說教也不夸張》，《參考消息》1982年10月18日。

25 劉白羽：《談〈高山下的花環〉》，《文藝報》1983年第2期。

26 丁玲：《我讀〈高山下的花環〉》，《紅旗》1983年第3期。

27 李準：《關于“詩意”的復信——電影〈高山下的花環〉改編體會》，《解放軍文藝》1984年第4期。

28 李彤、童遜：《真切悲壯 催人奮起——文化部電業局和本報聯合召開電影〈高山下的花環〉座談會》，《人民日報》1984年11月19日。

29 《沒有人情的作品是不會感動人的——胡喬木撰文祝賀〈高山下的花環〉成功》，《人民日報》1985年2月1日。

30 李正清：《崇高壯麗的抒情悲劇——謝晉談〈高山下的花環〉》，《電影評介》1984年第12期。

31 黃藥眠：《論文學中的人民性》，《文史哲》1953年第6期。

32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人民日報》1979年10月31日。

33 《廣大觀眾喜歡〈李雙雙〉〈大眾電影〉雜志社在“百花獎”評獎活動中收到許多來信 熱情贊揚這部好影片》，《人民日報》1963年5月30日。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