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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復原1985年“尋根”鄭萬隆生成之前，小說家鄭萬隆隱匿于文學史的兩次寫作時刻，即1970年代農(nóng)村題材小說作者鄭萬隆和1980年代城市青年問題代表作家鄭萬隆。1970年代作者鄭萬隆的道德感與1980年代城市青年問題寫作的鄭萬隆在歷史承擔意識上具有相關性，城市青年問題寫作的民族價值創(chuàng)造自覺與“尋根”鄭萬隆對文學根性尋找亦有精神相通。擬知青寫作展現(xiàn)的大興安嶺“如畫美”以及《長相憶》的寫作比《我的根》更早地開啟了鄭萬隆的精神尋根之旅。直至賦故鄉(xiāng)以異，終于使得黑龍江懷鄉(xiāng)者鄭萬隆成為了當代文學史上的“尋根”鄭萬隆。

關鍵詞：“尋根小說” 鄭萬隆 “如畫美” 故鄉(xiāng) 異鄉(xiāng)異聞

“尋根”命名之前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鄭萬隆的寫作生涯有過兩次重要時刻。1976年，鄭萬隆在北京出版社出版農(nóng)村題材長篇小說《響水灣》。1982年，鄭萬隆入選北京出版社“北京文學創(chuàng)作叢書”作者群，出版《鄭萬隆小說選》。這兩個重要時刻，于鄭萬隆自己的寫作生涯而言，具有重要意義。1963年開始寫作的他，因時代原因一度輟筆，然后在1970年代恢復寫作并成為《北京文藝》較為穩(wěn)定的作者，直至出版長篇小說，這意味著鄭萬隆并不短暫的寫作生涯得到了當時有限的、特定的文學環(huán)境的認可與接納。1“北京文學創(chuàng)作叢書”的作家是新時期文壇的一時之選。包括老作家楊沫、浩然、李學鰲、張志民，“歸來作家”王蒙、從維熙、鄧友梅、劉紹棠、宗璞，大器晚成的作家汪曾祺、林斤瀾，新時期文學初期著名作家劉心武、張潔、諶容，以及當時已經(jīng)在文壇產(chǎn)生影響的青年作家陳建功、理由、陳祖芬、母國政和鄭萬隆自己。這套叢書是新時期北京文壇老中青三代作家的一次重要集結，也代表了當時全國文壇的重要陣容。這表明鄭萬隆在1970年代和“尋根”命名之前，兩度抵達時代文學潮流的較高寫作水準，但這兩次寫作都不具有文學史辨識度，在當代文學史之中處于隱匿狀態(tài)。這種不具有文學史辨識度的隱匿。就鄭萬隆自己而言，這兩次寫作和“尋根”鄭萬隆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其次，這種隱匿在簡化了鄭萬隆寫作軌跡的同時，也過度突出了“尋根小說”發(fā)生的思潮集體性，掩蓋了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再到1980年代中期，作為思潮性的“尋根小說”發(fā)生過程中作家個人的文學力量。由此，對這兩個時刻的關注，對這兩個時刻與“尋根”鄭萬隆的關聯(lián)的關注，可以由鄭萬隆自己的創(chuàng)作歷程看到“尋根小說”內(nèi)部的豐富性，文學史上短暫的“尋根小說”由鄭萬隆這里展現(xiàn)出歷史的長時段特征。

一、“尋根”命名之前：鄭萬隆的兩個文學時刻

鄭萬隆在1976年對1970年代通行的農(nóng)村題材小說敘述樣式已經(jīng)駕輕就熟，也可以說鄭萬隆參與了1970年代農(nóng)村題材小說模式的形塑。《響水灣》的主題呼應了“水利是農(nóng)業(yè)的命脈”的時代口號和農(nóng)村政策，講述響水灣公社陽坡莊大隊遭遇“掐脖大旱”，回鄉(xiāng)黨支部書記李耕帶領社員深山找泉、引水澆地，大干奪豐收的故事。小說體現(xiàn)了1970年代農(nóng)村題材小說的故事模式，保衛(wèi)人民公社與痛說革命家史融為一體。隱藏下來的階級敵人謝橫順與地主分子老套包子暗中破壞找泉引水。此二人還是殺害革命烈士薛蓮的劊子手。李耕找泉引水的過程伴隨著調(diào)查薛蓮烈士犧牲的原因。這種講述特征在克非的《春潮急》、諶容的《萬年青》、馮苓植的《阿里馬斯之歌》都有表現(xiàn)。這受到了樣板戲的影響，也是1970年代的農(nóng)村題材小說和“十七年”農(nóng)村題材小說的區(qū)別。在情節(jié)上，鞏固與破壞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路線斗爭，揪出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的階級斗爭，表現(xiàn)為偵察與反偵察故事。在人物方面，辦成高級社調(diào)往縣城的復員軍人李耕，在大辦農(nóng)業(yè)的1970年代回到陽坡莊，郭振山、李月輝、范登高等“十七年”農(nóng)業(yè)合作化小說中的“新富農(nóng)”干部已經(jīng)不再是主要表現(xiàn)對象，《響水灣》中的隊長董清明形象與存在感已經(jīng)非常弱化，他熱心“三自一包”，并且失去革命斗志，忘記了妻子薛蓮的犧牲。1970年代農(nóng)村題材小說中出現(xiàn)的公社一級、縣一級副職領導支持辦副業(yè)的寫法，在《響水灣》中表現(xiàn)為公社韓社長支持辦副業(yè)的資本主義自發(fā)勢力，與之對立的公社書記梁巖堅決支持人民公社。在“十七年”農(nóng)業(yè)合作化小說中已經(jīng)消失的地主在1970年代小說中再次出現(xiàn)，再次成為主要的階級敵人。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的性格與精神細節(jié)的塑造都體現(xiàn)為一種極度夸張。支書李耕、婦女隊長桂花、飼養(yǎng)員老得水等正面人物面對階級敵人以辯論性體現(xiàn)戰(zhàn)斗性，在小說效果上呈現(xiàn)出戲劇化與表演性特征。李耕瞞著眾人夜半探泉，面對兒子拴柱受傷面不改色等表現(xiàn)出了突出的道德化特征。民兵隊長拴柱勇攔飛奔的犍牛，婦女隊長桂花勇攔巨石，襲自《歐陽海之歌》中的歐陽海攔驚馬的著名細節(jié)。副業(yè)組長富旺在鋸斷扁擔抹上黃泥冒充，多配倉庫鑰匙，用霸王鞭稻種換九九熟稻種，老套包子燙肚皮記仇等階級敵人“掉包計”“苦肉計”搞破壞行徑，體現(xiàn)了1970年代小說統(tǒng)一的想象與統(tǒng)一的細節(jié)。《響水灣》之前，1973年《一個心眼兒》豬場場長瑞枝大嫂，1974年《風雪河灣》在冰凍的冬天的河槽挖出砂石的材料主任李軍，都是時代英雄，并在塑造英雄的過程中講述了革命家史，與《響水灣》敘述保持一致。

1982年前后，鄭萬隆完成了他在“尋根”命名之前的第二次代表性寫作，城市青年問題的寫作。收入1982年出版的《鄭萬隆小說選》中的《年輕的朋友們》是城市青年問題的開篇之作，1984年出版包括《年輕的朋友們》在內(nèi)的“當代青年三部曲”。198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同齡人》完成于1981年，1983年出版的小說集《紅葉，在山的那邊》完成于1982年，1985年出版的小說集《明天行動》完成于1982年與1983年。這些小說不再敘述階級斗爭故事，但人物身上崇高的道德感強勁，這成為鄭萬隆小說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始終沒有褪去的人物塑造標志與小說故事動力。《車間主任和他的兒子》中勞模車間主任與兒子的分歧體現(xiàn)了兩種思想的抵牾，但車間主任對兒子的“看不慣”表現(xiàn)出歷史教導者的長者姿態(tài)。《悟》通過車間主任對工廠干部揩油風氣的抵制，再次高揚了英雄形象。《泥濘路上的插曲》《種子在悄悄地發(fā)芽》《墨蘭》《酸果》《兩個老漢》諸篇中的吳黛、江南、何庭、大水、玉川叔、徐貴祥，對人對事對己都表現(xiàn)出強烈的使命感與道德感。《明天行動》《奇跡出現(xiàn)在那天夜里》《在春天的門檻上》《來自雨中的啟示》《等》等小說開始展現(xiàn)沉思的情緒與青年人的思想苦悶，但馮廠長與青年工人曾申、潘青、何雁、楊虹遠、安婕、盧進海，都具有相同的精神氣質(zhì)，即沉默的苦斗與奉獻的犧牲精神。呈現(xiàn)了鄭萬隆在“尋根”命名之前對時代發(fā)言的敘述特征。

銜接這兩個寫作時刻之間的，是鄭萬隆在1978年，1979年和1980年的寫作。這幾年的作品，除了《妻子》《嫂子》外，并未收入《鄭萬隆小說選》，也沒有在此后的作品集中出現(xiàn)。這些作品以報告文學與戰(zhàn)爭題材居多。報告文學《火線一家人》中，無視身體病痛的英雄老單繼續(xù)延續(xù)“十七年”“文革”時期英雄人物形象傳統(tǒng)，《寫在長城上的名字》塑造植樹造林英雄。同時，《在硝煙中飛翔》《戰(zhàn)友，你說下去》《妻子——戰(zhàn)士》幾篇戰(zhàn)爭題材小說，都著眼英雄性格堅韌的塑造。這既和鄭萬隆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的采訪經(jīng)歷有關，還可以理解為，當失去了階級斗爭為人物的道德感提供的精神土壤之后，戰(zhàn)爭環(huán)境是鄭萬隆小說的一個重要敘述轉(zhuǎn)移，戰(zhàn)爭的悲壯與豪邁為崇高的道德感繼續(xù)提供了一個恰當?shù)墓适颅h(huán)境。即使如兒童文學《傻子站崗》也塑造兒童英雄。《九號院里的“海戰(zhàn)”》也為愛自由的孩子們設置了戰(zhàn)爭環(huán)境。報告文學中的時代楷模，戰(zhàn)爭題材文學，是鄭萬隆從1970年代農(nóng)村題材小說中養(yǎng)成的階級路線敘述轉(zhuǎn)移到新時期的體裁浮橋與題材浮橋。

二、從“民族價值”的承擔到“尋根”的自覺

鄭萬隆第二個寫作時刻的城市青年問題寫作，大都會為小說人物設置知青生活背景。但鄭萬隆本人不是典型的知青作家，他在1960年代已經(jīng)完成學業(yè)，沒有典型的上山下鄉(xiāng)插隊經(jīng)歷。知青小說的典型主題如青春無悔、切實面對回城人生、反思歷史、不如歸去、知青境遇哲學化等也不是他小說表現(xiàn)的重點。他的小說不是典型的知青敘述，他是為了書寫1980年代的城市青年問題，而把知青作為一種精神參照而敘述的，把知青經(jīng)歷看做是民族歷史的縮影與象征。知青人生具備的城鄉(xiāng)經(jīng)驗、歷史與現(xiàn)實的交集，為鄭萬隆思考1980年代初一代人的精神焦灼提供了背景與觀察點。可以說，鄭萬隆進行了一種擬知青寫作，這種擬知青發(fā)揮了他的多種人生經(jīng)驗，也醞釀了多種寫作契機。

鄭萬隆城市青年問題小說通過被遺忘的第一個插隊者形象凸顯一代人與時代和民族的關系。第一個插隊者形象在鄭萬隆小說中反復出現(xiàn)。《年輕的朋友們》中的孫開遠，《紅燈·黃燈·綠燈》中李佳的哥哥，《紅葉，在山的那邊》中的秦征，《等》中的盧進海，都是如此。他們都是第一個響應時代號召的插隊者，但在1980年代他們已經(jīng)居于時代邊緣，甚至是被更年輕一代嘲諷的對象。他們自身的自我認知和人生遭際也具有明顯的矛盾性。執(zhí)著與悔恨共存，自我解嘲與不被人理解的孤獨感同在。他們表現(xiàn)出與流行的人生法則對抗的固執(zhí)與故意。他們是1980年代城市的失蹤者，但卻是已經(jīng)融入城市的青年李暉們的思考起點。由此，他們的價值又長久地體現(xiàn)出來。通過他們，鄭萬隆寫出了1980年代青年承擔民族責任和時代責任時沉重的歷史性。

鄭萬隆城市青年問題小說通過城市青年的生活處境來凸顯1980年代青年承擔民族責任與時代責任時面臨的現(xiàn)實考驗與歷史記憶。“當代青年三部曲”包括《年輕的朋友們》《紅燈·黃燈·綠燈》《明天再見》，貫穿性人物是擁有知青經(jīng)歷的李暉。她是廠里下線二百五十米最高記錄保持者，活潑開朗，時尚現(xiàn)代，這引發(fā)了廠里包括工會主席、團支部書記的不滿，這展現(xiàn)了1980年代青年的效率、改革與舊有的整齊劃一的道德要求之間的矛盾。與此同時，李暉與通過苦讀而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男友梁啟雄之間也有巨大分歧。李暉追求自我價值與民族價值的共振，梁啟雄追求自我奮斗式的自我價值實現(xiàn)，二者發(fā)生了劇烈的撞擊，小說以分道揚鑣表現(xiàn)了二者的不可調(diào)和。李暉對民族價值的自覺承擔包含著對知青男友之死的沉重記憶，和對插友孫開遠扎根草原但飽經(jīng)滄桑的不甘。到了《紅燈·黃燈·綠燈》中，李暉與三級工人孫大亮為了實驗“包產(chǎn)作業(yè)流水線”共同鉆研克服技術難題，但卻遭致李暉深陷輿論風波，面對孫大亮在輿論中敗下陣來，李暉再一次感到克服道德評價公約數(shù)的艱辛與失望。到了《明天再見》中，僅僅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梁啟雄已經(jīng)蛻變?yōu)橐粋€自私自利的偽君子，是一個十足的敗類，這證明了梁啟雄實現(xiàn)自我價值罔顧民族價值的人生道路的錯誤，確證了李暉的民族價值與自我價值融合的訴求。正如李暉對梁啟雄的指責：“你是一個人，一個中華民族1980年代的青年，不是一只追逐腐肉的蒼蠅。”2

城市青年問題小說人物在民族價值、時代價值與個人價值之間的選擇交鋒，人物與人物之間，人物自身關于民族價值與個人價值關系的辯論與宣言，與“尋根”鄭萬隆之間存在著可見的精神關聯(lián)。這些辯論與宣言有一部分是崇高的道德話語，這是他1970年代寫作中集體話語的延續(xù)和保留。“肩上那種沉重感，那種為祖國為人民做一點事業(yè)的責任感”3，“祖國的真正希望應該從今天開始，在你們這一代人的身上”4，主人公的身份立場，個人對家國與時代的融入，家國與時代造就的作為“我們”的個人，體現(xiàn)出明顯的時代化人格特質(zhì)和演講式、號召性的話語特點。去除掉激情話語的時代性，這些辯論與宣言背后體現(xiàn)的歷史承擔意識在“尋根”鄭萬隆那里依然不可或缺。

還有一部分自覺反思的話語流露出與“尋根”鄭萬隆的民族文化自省之間的直接精神相通。“如果你也有一段這樣的經(jīng)歷，你也會有我這樣的自省的痛苦的。我們的民族需要這種自省的力量”5，反思自身與反思民族歷史的合一，通過理解時代和民族來理解自己，這些表達中包含著歷史自省意識與個人反思觀念，以及建立在自省與反思基礎上的歷史承擔自覺與個人創(chuàng)造自覺。

著眼于歷史、民族、時代的自我反思與創(chuàng)造自覺，正是鄭萬隆《我的根》的主要觀念。《我的根》具有明確的歷史意識與世界文學視野，又在民族根性與新時期文學演進中，發(fā)現(xiàn)自己進行文學創(chuàng)造的傳統(tǒng)與可能。“我意識到自己的時代，那是因為我在時間中。我不僅是生活在現(xiàn)在，而且是生活于‘過去’的‘現(xiàn)時’，‘過去’就在‘現(xiàn)時’里，不是已經(jīng)逝去了而是還在活著，還依然存在。”6“如若把小說在內(nèi)涵構成上一般分為三層的話，一層是社會生活的形態(tài)，再一層是人物的人生意識和歷史意識，更深的一層則是文化背景，或曰文化結構。所以，我想，每一個作家都應該開鑿自己腳下的文化巖層。”7鄭萬隆的“尋根”宣言中，突出作家與個人在溝通過去、現(xiàn)實與未來的中介作用和能動作用，說明文學寫作從社會形態(tài)表現(xiàn)到人物主體性再到作家文化自覺變化中，寫作者的歷史感與文化傳統(tǒng)開掘意識。鄭萬隆在分析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之后，回到民族和本土視野中。“而我的根是東方，東方有東方的文化。”8表現(xiàn)出深刻的文化、文學自省與自我承擔意識。“我們的文學現(xiàn)實也應該用開放性眼光進行研究，對自己的藝術把握世界的方式進行反省，也應該用未曾有過的觀念與方法進行創(chuàng)作嘗試。”9從民族價值的執(zhí)著到民族文化巖層的自覺，構成了鄭萬隆從當代青年問題寫作中的民族價值呼吁到本土文化根性尋找的精神通道。如果對照韓少功的宣言中提及的民族精神的自覺：“近來，一個值得欣喜的現(xiàn)象是：青年作者們開始投出眼光，重新審視腳下的國土，回顧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學覺悟。”10“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質(zhì)方面，我們有民族的自我，我們的責任是釋放現(xiàn)代觀念的熱能，來重鑄和鍍亮這種自我。”11也可以對鄭萬隆從民族價值的自覺自省到文化尋根意識的自覺自省的溝通有更清晰的了解。鄭萬隆始終在尋找民族根性，他在1980年代初的城市青年問題寫作中，從民族價值與個人價值的合一轉(zhuǎn)換到民族精神振奮與社會責任。到了“尋根”宣言，一方面，他試圖通過民族文學之根的尋找實現(xiàn)民族價值，另一方面，他從作家個人攜帶的具體的文化土壤中達到民族文學根性與當代意識的互動。

三、從《長相憶》到《我的根》：從“故鄉(xiāng)”到“異鄉(xiāng)異聞”

鄭萬隆發(fā)表于1980年《上海文學》的《長相憶》，文體界限不明，介于散文與小說之間。不論是與城市青年問題寫作相比，還是與聲名卓著的“尋根”宣言《我的根》以及鄭萬隆的“尋根小說”“異鄉(xiāng)異聞”相比，《長相憶》都是一個被遺忘的文本。但對照閱讀，其實會發(fā)現(xiàn)，《長相憶》是理解“尋根”鄭萬隆的原點作品。這篇自敘傳作品與擬知青寫作的城市青年問題小說、《我的根》、“異鄉(xiāng)異聞”系列構成互文關系，是打開鄭萬隆走向“尋根”的又一把精神鑰匙。

1980年的《長相憶》比1985年的《我的根》更早地開啟了鄭萬隆精神尋根之旅。該作品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回憶“我”對鄂倫春族霍西布爸爸的思念，懷想霍西布爸爸對“我”深切的愛。文中敘述了霍西布爸爸暴躁粗獷又善良細膩的精神世界，在寒冬跳入水下救我，為了救我孤身一人尋找熊膽再也沒有回來。月泡里打魚，狗皮荷包、雪地耙犁、鄂倫春族古歌，鄭萬隆在這篇作品中展開了同期創(chuàng)作中從未有過的心靈景象。對三十年前的鄂倫春族爸爸的尋找與思念，已經(jīng)隱約開啟了鄭萬隆對精神之父的尋找之路。《長相憶》比《我的根》更早地指認了黑龍江璦琿縣的蒼山野嶺對于他精神之根的意義。等到“異鄉(xiāng)異聞”結集出版，鄭萬隆再次指認大興安嶺對于自己的精神之父的意義。“我的父親，從小興安嶺到大興安嶺，咀嚼不盡的一生中，留下許多一直激動著我，溫暖著我，也深深折磨著我的東西。我是踩著他腳印走出那片華嚴浩蕩的山林，開始我的人生。”12相同的精神之父的回溯與指認，從1980年到1985年并未改變，只是從自敘傳的間接轉(zhuǎn)變?yōu)殚_門見山的主觀抒發(fā)。1985年的“尋根”鄭萬隆，在1980年已經(jīng)埋下種子。

對讀《長相憶》的風景描寫與城市青年問題小說的大興安嶺風景描寫，讓我們認識到風景描寫在“尋根”鄭萬隆生成中的意義。他擬知青寫作的城市青年問題小說人物都會被大興安嶺與草原牽引。“當代青年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李暉，就是一個在草原上生活了七年的姑娘，帶點“野性”的姑娘！13知青孫開遠與蒙古族姑娘寶勒其格成婚，永遠留在草原。李暉難以忘記的是珠瑪沁河。14潘文泰把記憶留在大興安嶺深處。15《那條記憶的小路》中，人物的最好年齡都在大興安嶺插隊。“電報是雅克圖拍來的，一個陌生的地名。孟菲在地圖上找遍了黑龍江和內(nèi)蒙古交界的山山嶺嶺，也不知道這個寶貝地方，是一個旗還是一個縣，是個農(nóng)場還是個知識青年去了才升起炊煙的荒林野溝。”16這些小說反復書寫了大興安嶺風景。“那個讓他永遠不能忘懷的人，心里又充滿了草原上那溫馨、甜蜜的氣氛，那一片燦爛的金針菜，那彎彎曲曲通往縣城的小路，那轱轆比人還高的勒勒車，那漆黑的夜晚，那昏黃的燈火，那霏霏的細雨。”17“他們大概都忘卻了在黑龍江插隊的日子，那苞米渣滓飯，那白毛煙兒泡，那蚊蚋成陣的草原，那手上腳上的凍瘡”18，“由于夾岸的山太高了，林子密得透不進陽光來，河水和黑色的，一點聲響都沒有，深邃而又神秘。就像梅里美筆下的大盜唐若瑟出沒的加希那山谷一樣，讓人感到有一股令毛孔發(fā)脹的冷氣從腳下升起”19。并且這些小說中開始出現(xiàn)“異鄉(xiāng)異聞”中的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的生活景觀和人生性格。“1682年，安日希的鄂倫春勇士和俄國侵略者托爾布津斯基在這里打過一仗，全體陣亡了。這條山谷也因此而得名，叫太陽不落的山谷。”20“她不是四十八公里的，是海爾達奇一位護林員的孫女兒。她的祖母是一位鄂溫克人，父親是在一次雪崩中死的。她長得非常漂亮，象達芬奇筆下的油畫一樣；那雙深邃的眸子里，可以讓你看到森林中閃耀著陽光的溪水和漂浮在水面上的白色的云，綠得發(fā)藍的霧靄。”21他的城市青年問題小說中存在著大量的大興安嶺風景的浪漫主義書寫。風景美學研究理論，總結過文學史和藝術史中的“如畫美”的發(fā)展過程與歷史標準。崇高美與牧歌美是“如畫美”的兩大風格構成，“風景意義的崇高美須有危險的、令人尊敬的、給人激勵的美景，特別是得有荒涼的山景”22。“牧歌是一種方式，借此人們可以想象自己逃避都市或?qū)m廷生活的壓力，躲進更單純的世界之中，或者說可以說是躲進一個苦心孤詣構想出來的、與城市復雜的社會形成對照的單純的世界里去”23。而實現(xiàn)“如畫美”，主要依靠摒棄反實用性、重組和美化景物。鄭萬隆的這些小說中，沒有出現(xiàn)具體的知青勞作場景，而是書寫了大興安嶺森林、河流與人的“如畫美”。這些如畫的風景成為遇到精神困境的城市青年的精神慰藉與心靈支撐。我們前面說過，鄭萬隆不是典型的上山下鄉(xiāng)插隊知青，但他的小說卻把人物放置在大興安嶺插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為一代青年精神造像的激情燃燒著1980年代初的鄭萬隆時，他魂牽夢繞的大興安嶺風景卻無處安放，擬知青寫作卻讓他獲得了一種再合適不過的回望視角。“如畫美”的獲得是觀察者被裹挾在風景里，24鄭萬隆小說中的知青就是被大興安嶺風景裹挾，他借用這次寫作實現(xiàn)了對故鄉(xiāng)的追憶。他的小說即使出現(xiàn)了像四十公里這樣世世代代沒有老師的艱苦地方，但鄉(xiāng)親們的友好讓這片土地具有鄉(xiāng)村道德風景25，鄉(xiāng)村道德風景也是“如畫美”的重要標志。

《長相憶》言明了鄭萬隆對故鄉(xiāng)的情感皈依，城市青年問題小說中擬知青視角展現(xiàn)了故鄉(xiāng)大興安嶺的“如畫美”風景，這是另一種長相憶。但“長相憶”只是他在時代話語強烈的寫作中一解鄉(xiāng)思之苦的間接敘述，或者說他在尋找一種最適合敘述故鄉(xiāng)的方式時的過程性表達。到他把故鄉(xiāng)發(fā)明為“異鄉(xiāng)異聞”，大興安嶺從被尋找的過去變?yōu)榫哂猩L性的此刻。故鄉(xiāng)不再是供鄭萬隆個人追憶的靜態(tài)存在，而是源頭活水，屬于所有人的愛欲悲歡的生命狀態(tài)。鄭萬隆通過兩種方式實現(xiàn)了賦故鄉(xiāng)以異。

首先，“如畫美”的風景描寫在“異鄉(xiāng)異聞”中完全消失，敘述者不再是抒情者與闡釋者，而是一個陌生的展示者。第一，從主觀變?yōu)榭陀^。《長相憶》的主人公叫做“小小”，與《長相憶》同期同類的姊妹篇小說《白樺樹下的小屋》的主人公也叫做“小小”，“異鄉(xiāng)異聞”小說中的《老馬》的主人公同樣叫做“小小”。但敘述方式完全不同。在《長相憶》及《白樺樹下的小屋》中：“我愛那終年頭頂白雪的高山，愛那從初春一直歡唱到深秋的榛子林，愛那靜得像睡著了的小河，愛那大聲吆喝都攆不走的山雉。”26這是皈依故鄉(xiāng)的敘述立場與思念故鄉(xiāng)的抒情語調(diào)。《老馬》截然相反，“小小”所見已經(jīng)沒有溫情，是父母之間痛苦的愛欲糾纏。第二，從講述變?yōu)槌尸F(xiàn)、展示。金子決定了鄭萬隆小說人物的命運，但敘述方式極為不同。以故鄉(xiāng)姿態(tài)敘述時，敘述者會做解釋。在“她一管藥水要十二個金兒”之后解釋“一個金兒”是十二根火柴頭重，指出這是金礦上的行話，流露出得到金兒的不易。“異鄉(xiāng)異聞”敘述時，就放棄了這種解釋。只是描寫因金子而起的生死存亡愛恨。《野店》中的他因六兩金子而錯失了愛戀著的女人，女人又與福賡因金子而產(chǎn)生了不幸婚姻而過早死去，他愿意與死去的她廝守。《陶罐》中，淘金一生最終只剩自己的趙勞子心心念念的陶罐竟然是空空如也，沒有一點金子，淘金的漢子們也看到了自己的命運。《老棒子酒館》中的陳三腳因淘金而展現(xiàn)了蕩氣回腸的一生。敘述者不再解釋“金兒”、金子與當下現(xiàn)實的換算關系，而是僅僅客觀呈現(xiàn)。韋恩·布斯曾指出小說中講述和展示的區(qū)別，講述包含作者明顯的判斷與立場，支配讀者的信念、興趣和同情，展示強調(diào)敘述的中立性與客觀，故事被不加評價地表現(xiàn)出來。27鄭萬隆從重抒發(fā)的回憶中撤出，從而展示了故鄉(xiāng)的異，把解讀異的故鄉(xiāng)的權利交給讀者，故鄉(xiāng)因異而豐富起來。

其次，鄭萬隆調(diào)動了自己的故鄉(xiāng)經(jīng)驗，特別是故鄉(xiāng)的少數(shù)民族生活體驗，但他剝離了自己的鄉(xiāng)愁，展現(xiàn)了另外一種生活法則。他敘寫信仰與禁忌的凜然、肅穆與荒涼。《峽谷》中，得罪了薩滿而被驅(qū)逐出屯子但卻對鹿和熊深懷愛與愧的鄂倫春獵人申肯，因生命的終結而給予了向往哈爾濱的鄂倫春少年別爾丹與恩都力以心靈的震撼。《黃煙》中的哲別因沒有生殉于塔爾達奇山上的黃煙，并說出了向神獻身的人們只是死在了山頂?shù)恼嫦喽獾阶迦杭w圍攻。《鐘》中的莫里圖違背族群禁忌而遭致戀人與戀人母親被殺，失望的莫里圖又無法接受代表著現(xiàn)代觀念的鐘表，這種拒絕理解一如他憤怒的父輩。他敘寫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溝通的可能與不可能。《空山》中的爺爺守衛(wèi)了半生的貯木場夜半失火，火源自孫女烏日娜鐘意的外來男子，《我的光》中的鄂溫克族老人庫巴圖對考察旅游的紀教授多有猜忌，但紀教授與庫巴圖都被山神的光芒所折服，紀教授因此失足落入谷底去世，庫巴圖用民族方式祭奠了紀教授。他敘寫淘金者們殘酷的人生與絕境中的愛意。《地穴》中王六道和李大燒舍命探訪阿根布山，并回憶了一生經(jīng)歷的血與恨。《洋瓶子底兒》中的三貴見證了父親對母親乖戾深沉的悲劇之愛，《狗頭金》在黑瞎子溝困了半年的李掉褲子們絕望中的彼此算計與無一例外的心酸，《野店》與《三塊瓦的小廟》“鐵一樣的心和鐵一樣的身子骨”28的淘金者們無望的愛。李慶西認為強調(diào)人的基本欲望和世俗的價值觀念，把文化時空還原為直接的經(jīng)驗所形成的生活世界是尋根作家的特點29，對于鄭萬隆而言，他的還原就是刪除了故鄉(xiāng)這一文化空間和心理體驗具有的鄉(xiāng)愁特質(zhì)，賦予故鄉(xiāng)以異。

對于鄭萬隆的小說，王安憶和黃子平提到只有到了寫故鄉(xiāng)之際，才開始自如起來。30其實更準確的說，鄭萬隆在賦故鄉(xiāng)以“異”的時候，黑龍江的鄭萬隆，才成為了當代文學史上的“尋根”鄭萬隆。“黑龍江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小說的根。”31也可以做這樣的理解，寫故鄉(xiāng)的時候，鄭萬隆是懷鄉(xiāng)小說家；寫“異鄉(xiāng)異聞”時，鄭萬隆才成為“尋根”小說家。“在這個世界中，我企圖表現(xiàn)一種生與死、人性和非人性、欲望與機會、愛與性、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種來自自然的神秘力量。”32故鄉(xiāng)成為另一個世界時，“尋根”鄭萬隆才得以生成。

[本文系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新時代文藝評論專項課題”（項目編號：2023ZZA10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鄭萬隆：在《北京文藝》1973年第3期、1974年第2期發(fā)表小說《一個心眼兒》和《風雪河灣》。

2 鄭萬隆：《明天再見》，《當代青年三部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85頁。

3 鄭萬隆：《那條記憶的小路》，《紅葉，在山的那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頁。

4 5 鄭萬隆：《明天行動》，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頁。

6 7 8 9 31 32鄭萬隆：《我的根》，《上海文學》1985年第5期。

10 11 韓少功：《文學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2 鄭萬隆：《生命的圖騰》，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6年版，扉頁題記。

13 14 鄭萬隆：《年輕的朋友們》，《當代青年三部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頁。

15 17 鄭萬隆：《當代青年三部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73頁。

16 鄭萬隆：《同齡人》，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 2頁。

18 鄭萬隆：《紅葉，在山的那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頁。

19 20 21鄭萬隆：《在橋上，我們分手了》，《明天行動》，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301、305頁。

22 23 24 25 [英]馬爾科姆·安德魯斯：《尋找如畫美》，張箭飛、韋照舟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87、82頁。

26 鄭萬隆：《長相憶》，《上海文學》1980年第6期。

27 [美]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華明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6—10頁。

28 鄭萬隆：《三塊瓦的小廟》，《生命的圖騰》，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5頁。

29 李慶西：《尋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學評論》1988年第4期。

30 參見黃子平《論“異鄉(xiāng)異聞”》和王安憶《“異鄉(xiāng)異聞”讀后》，《鐘山》1986年第2期。

[作者單位：內(nèi)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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