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南行記續篇》將地方性與整體性的辯證作為結構文本的主軸，在“國家/中央-地方/基層”的架構中書寫了推行國家中心工作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西南邊疆。小說文本既展現了整體性話語對地方性革命歷史和情感生活的影響，也彰顯了地方性歷史記憶和情感傳統的相對獨立性。艾蕪選擇以地方性和整體性的辯證來結構文本既有時代話語的影響，也源于他“深入生活”的過程中，對觀念性“生活”與經驗性生活兩種創作資源的調和。《南行記續篇》以地方性與整體性的辯證為我們考察1950至1970年代文藝創作中的地方性要素提供了新的視角。

關鍵詞：《南行記續篇》 地方性 整體性 “深入生活” 艾蕪

當20世紀交織著火與血的革命浪潮襲來，西南邊疆以其自身的方式感應著外部世界的變遷。1950年滇南戰役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西南邊疆迎來了歷史性的時刻。這一歷史性時刻不僅昭示著西南邊疆人民從此迎來了解放與新生，也呼喚著邊疆題材的文藝創作生動地記錄人民群眾參與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生產建設的情形。《南行記續篇》這部艾蕪在1961年第二次南行后創作的小說集，延續了艾蕪清麗質樸的語言特征和長于抒情的藝術風格，把西南邊疆人民的革命歷史和生活新貌作為主要內容，進一步拓展并深化了邊疆題材的文藝創作。同時，作家主體在創作過程中面臨著融合自我經驗與時代主題的難題。艾蕪從自身的經驗和體悟出發，為普遍性的政治化寫作注入了個人的思考，把彼時地方性與整體性1的辯證化作一種貫穿文本的自覺意識，使其成為了隱于文本內部的一個主題，拓展了《南行記續篇》的表現層次，深化了我們對特定時期文學與政治、“國家/中央”與“地方/基層”之間互動關系的理解。

一

中國文學的“地方性”視野自古有之。以凸顯地域性因素的鄉土文學為肇始，經由“民族形式”論爭中方言土語、地方形式等問題的強調，地方性問題一直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緊密相連。不過，在文學研究領域對地方性的關注不是均質性的。1950—1970年代的地方性書寫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隱匿于整體性背后的裝飾性存在，似乎處于一種被壓抑和弱化的狀態。對該歷史時期地方性問題的討論基本上延續了解放區文藝的傳統。或是在“階級性的意義上理解地方性特征，將其視為評判文藝工作者是否成功地改造自身思想的價值尺度”2；或是將地方性放置于民族國家的框架中加以討論，把地方性作為彰顯民族風格的重要裝置。

但顯然，理解1950—1970年代地方性問題還有其他路徑。1958年，《文藝報》刊發了“山西文藝特輯”推介山西文藝，提出山西文藝工作者在表現和書寫“地方”時，能夠透過地方特質于“深入生活”的過程中密切聯系群眾，體悟地方的人心人情，深化了文藝作品表現生活的深度，從而成為一種值得推廣的先進經驗3。如此在“國家/中央-地方/基層”的框架中，以黨和國家的階段性中心工作為中心4，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這一時期地方性問題的新視閾。《南行記續篇》則在此視閾下，開辟了地方性在1950—1970年代的另一重面向，即從地方性與整體性的辯證關系入手理解作為地方的西南邊疆。小說在“國家/中央—地方/基層”的結構中從兩種意義上塑造了西南邊疆“地方/基層”的形象。其一是作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可供學習、借鑒的先進“地方/基層”，其二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及各民族團結統一基本國策推行下作為少數民族聚居區表現出明顯地方性特征的“地方/基層”。

在“國家/中央—地方/基層”的架構中，小說所型塑的西南邊疆一方面需要呈現整體性話語所要求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地方性成功經驗，使西南邊疆成為可供其他少數民區地區“適當地學習并運用的先進經驗”5范例。這其中體現著以“中央”為代表的“中心”與“地方”之間的復雜關系。段義孚在討論空間價值觀時曾指出，“對中心的追捧非常普遍”6。這多半是由于“人類會根據自己的身體或者與其他人接觸獲得的經驗來組織空間，以便所組織的空間能夠滿足自己的生物需要和社會關系需要”7。“中心”通常不是地理意義上的中心，而是人類根據社會經驗和文化知識體系所建構出的“中心”。相應的，在新生的民族國家中，西南邊疆也不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國土邊緣地帶，還是與“中心”的文化認知相互映襯，用以回應社會主義建設要求的“地方”。《南行記續篇》中的西南邊疆已悄然從昔日《南行記》中艾蕪漂泊求生的地理坐標，轉變為承載著社會主義美好想象的共和國邊疆。這就意味著小說文本需要表現地方視角下整體性的時代題旨，書寫西南邊疆人民安居樂業、共筑家園的繁榮景象，凸顯西南邊疆人民群眾社會主義建設者和締造者的形象。

另一方面，西南邊疆也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國家民族政策的“地方/基層”，《南行記續篇》展現了西南邊疆少數民族人民享有自治權后的自主性特征。新中國承認且尊重各少數民族的存在，實行民族平等、民族區域自治等民族政策，這與舊中國對西南地區的壓迫統治以及強制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小說文本強調了新中國成立之后，在新的民族政策的貫徹執行下，西南邊疆得以保留的地方性特征。這種地方性特征突出地表現在西南邊疆以結合地方特征和民族特色為基本工作原則，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亦即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應“根據各族人民不同的特點來進行，既要照顧到各族人民的覺悟、經濟特點、風俗習慣；又要考慮到在邊疆地區發展合作化還沒有一套成熟的經驗，因此一切具體政策和做法，須特別強調從當地各族人民中的實際情況出發。”8艾蕪采用的“深入生活”創作方式使其能夠在生活中具體化考量西南邊疆的復雜社會現實。小說集展現了因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歷史文化條件的差異，國家在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時必須要面對并妥善處理的諸如民族歷史、情感習俗等特殊性問題，傳遞出艾蕪對西南邊疆這一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地方性的充分認識。

此外，《南行記續篇》的地方性表達也凝結著艾蕪對于民族問題的思考和認知，避免了大民族主義的優越感，也打破了地方性文化內部，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化的封閉狀態。1950年代以來，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族干部隊伍中存在著“大漢族主義”等大民族主義傾向。同時，西藏、新疆、內蒙古等民族自治區都展開了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斗爭，廣泛地宣傳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統一戰線政策。艾蕪曾在日記中總結到：“少數民族文學應該發揚，要糾正大漢族主義，才能說服民族主義。”9可見，艾蕪所理解的創作少數民族題材作品的基本原則是去除大漢族主義的影響，在各民族平等的前提下呈現各少數民族相對獨立的文化傳統和歷史風貌。因而《南行記續篇》避免了“大漢族主義”與“地方民族主義”的錯誤傾向，并把這一原則遷移到了地方性與整體性的對話場域。小說集沒有以整體性的話語對地方性的風俗文化進行遮蔽，也沒有過度渲染地方的特殊性，而是將其匯入到整體性的話語之中。

不過，《南行記續篇》的各短篇小說陸續刊發后，當時的文學界沒有突破固有的地方性闡釋范式來評價這部作品。研究者的目光還是集中于小說中地方色彩體現出的異域情調，稱贊其“如詩如畫”10的藝術特征；關注小說集抒發的時代題旨，即艾蕪如何從廣闊的生活探索新的人物、在展現新生活時表達出階級話語。11事實上，正是《南行記續篇》中對地方性的獨特處理，使其成為梳理1950—1970年代地方性書寫繞不開的重要文本。艾蕪在呼應國家社會主義建設要求和民族政策，展現西南邊疆的社會主義建設圖景的同時，兼顧了對于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地方性的呈現。小說文本著意圍繞“國家/中央—地方/基層”找尋著西南邊疆的話語立場和結構小說的模式，不僅超越了地方性作為整體性話語中附庸或裝飾的角色定位，還從“國家/中央—地方/基層”結構的內部張力入手構建了一個具有主體性的西南邊疆形象，從而彰顯了特定歷史時期地方性與整體性之間的對話姿態。

二

1950年代，電影《內蒙人民的勝利》中道爾基王爺形象的修改12問題作為一個政治事件，為少數民族題材的文藝作品處理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提供了具體例證，也提出了一個問題，即：“用階級認同替代民族認同”13之后，如何在“大”的革命歷史寫作潮流中，書寫西南邊疆各民族的“小”歷史？《南行記續篇》書寫了邊疆民眾革命斗爭的地方性歷史記憶，充實著革命敘事的整體性景觀。同時，通過塑造社會主義建設歷程中的“新人”，艾蕪把長期以來缺席或游離于革命敘事的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群眾型塑為新中國政治秩序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建構力量，體現出整體性革命敘事的影響。

解放之前，西南邊疆人民在革命歷史進程中面對的壓迫和剝削更嚴重，成份也更復雜。奴隸制度的剝削、土司的壓迫、宗教與地方封建習俗的規訓構成了一種共謀性的力量，造成了西南邊疆民眾的悲慘生活。《南行記續篇》通過建構西南邊疆人民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抗爭歷史，豐富了整體性的革命敘事。西南邊疆人民的反抗歷程既是一種地方性的歷史記憶，又始終與整體性的時代變遷同向而行，回應著民族國家的命運。在“我”的回憶與見證中，小說集有意識地梳理了西南邊疆人民與革命之間的邏輯關系，表明西南邊疆人民蘊含著蓬勃野性力量的反抗精神、不屈不撓求生意志以及對幸福生活的渴望，與革命斗爭的整體性目標形成了共鳴。這些歷史記憶賦予了革命的真實性與可感性，使邊疆人民將自身命運與黨和國家的革命事業相互連接，“使從來就‘僻處于政治生活及歷史生活之外’的群眾，進到政治生活及歷史里面來”14，對整體性的革命歷史敘事形成了地方性的補充，呈現出《南行記續篇》在展現地方性層面的創造性品格。

與此同時，革命敘事和文藝服務于國家中心工作的整體性目標都影響著《南行記續篇》中的地方性革命敘事，其中最為典型的表現是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塑造。《南行記續篇》中的多個篇目都呼應了在農業合作社題材中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文藝創作要求，描寫了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涌現出的少數民族“新人”形象。由于“西南區解放較遲，蔣匪殘余大部竄入西南民族地區，土匪、特務民稱有數百種。他們企圖以民族地區為依托，利用地區遼闊，交通不便，民族隔閡等條件，陰謀建立所謂‘陸上臺灣’，進行長期頑抗”15的社會現實，《南行記續篇》中著力塑造了國防前哨守衛者的少數民族“新人”形象。《邊寨人家的歷史》描摹了在深山老林中帶隊搜尋美蔣特務蹤跡，鞏固邊疆革命秩序的民兵隊長阿星，展現了少數民族“新人”保衛祖國邊疆的英勇行為。這類人物形象與同時期社會主義文學中的“新人”形象相一致，既具有勇敢、堅韌、有毅力的道德品質，也有對革命事業的崇高信仰、以集體利益為先、大公無私等政治品質。少數民族“新人”成為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地方性“英雄典型”，進入了整體性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系譜。

《攀枝花》是這類塑造少數民族“新人”形象的文本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攀枝花》中，艾蕪立足于地方立場的歷史觀，為革命主體的塑造與生成開辟了更為貼切的地方性視角，將兩段歷史、兩場革命連接在了一起。小說圍繞著哈尼族婦女米捷解放前后迥異的生活經歷展開，在連續性的歷史進程中寫出了米捷從舊社會的奴隸經由新民主主義革命主體成長為社會主義先進人物的歷史過程。這種處理方式使原本分屬于兩個題材中的人物形象在地方性的革命歷史中連貫地統一起來。小說既寫出了解放之前米捷抗爭奴隸主統治的斗爭歷程，展現出西南少數民族人民譜寫的地方性革命歷史記憶，為邊疆民眾感知和理解宏觀視野中的革命提供了具體的維度；也把少數民族人民融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之中，寫出了在新的歷史時期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國防事業對一個邊疆少數民族干部的感召，從而成就了米捷作為社會主義“新人”的形象。

西南邊疆人民在地方性革命歷史的敘事框架中，不僅占據了歷史表現主體的地位，同時也是革命敘事與革命文學作品的接受主體。他們既被構想為地方革命歷史構建過程中的能動主體，又作為從革命歷史中汲取教育的客體形象存在。基于此，《南行記續篇》并未簡單地將地方性的革命歷史記憶視為“地方民族主義”等建構共同體的障礙或分裂性要素，而是將其轉化為一種從地方生長出來的積極、建設性力量，強化了少數民族與“人民”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促進了民族—國家認同的深化。進一步而言，地方性的革命歷史并非是從中國革命主流敘事中抽象出來的概念化分支，而是始終鐫刻于西南邊疆民眾的生活肌理之中。同時，作者還將少數民族的“新人”形象有機地融入社會主義“新人”的形象譜系，通過塑造承載著豐富社會歷史內涵的“米捷”等人物形象，滿足了新生的民族國家講述和歸置西南邊疆社會主義建設進程的要求。

三

1950至1970年代，愛情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涉及到了多種話語的力量博弈。實際上，愛情書寫不僅關乎個人情感，還反映了不同價值觀念以及權力關系的碰撞與融合，也因此成為《南行記續篇》展現西南邊疆民眾生活的一個重要維度。在《南行記續篇》收錄的12篇短篇小說里，像《姐哈寨》這樣與愛情相關的作品占了半數以上。《南行記續篇》一方面把西南邊疆的愛情故事講進革命敘事的話語框架之中，另一方面透過對西南邊疆人民愛情的書寫，以情感生活為媒介顯露出地方性情感傳統的相對獨立性。

首先，《南行記續篇》展現了地方性情感生活與整體性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與交融。1950—1970年代，新的思想觀念滲透進入了西南邊疆的情感領域，地方性情感習俗也發揮著延續性影響，二者的碰撞為邊疆人民的情感生活帶來一系列變化。《南行記續篇》融合了西南邊疆地方性婚戀習俗與時代的意識形態。小說把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崇高理想內化為人物的性格品質，進而以革命倫理支撐起愛情敘事的邏輯。《霧》中傣族婦女對漢族干部盧元的認可以及萌生的將他“招親上門”的想法，都是緣于他在生產勞動中踏實能干、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充滿熱情的表現。可以說，具有時代特征的社會主義新道德已經滲透進入西南邊疆人民的情感生活，社會主義“新人”的內在要求成為了當地群眾婚戀擇偶的重要評判標準。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進步，以及社會主義建設者個體的成長，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里獲得了一致性，在西南邊疆亦出現了全新且具有崇高追求的愛情書寫。在《姐哈寨》中，經由人物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身份，小說把西南邊疆群眾的情感生活與“革命生活”聯系起來。因當地“從妻居”16的傣族婚俗，婚姻被當作把任期將滿的漢族干部杜慶希留在當地的重要籌碼。赫玲貝的母親下意識地認為“最好是找個姑娘同他結婚，他就不會走了”。這一情節的設置意味著在西南邊疆人民的情感邏輯中，個人的情感生活與政治性的話語并非對立，恰恰相反，個人的幸福與集體的利益可以同時達成。傣族姑娘赫玲貝與漢族干部杜慶希的愛情故事將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民族團結等題旨統合在一起。這樣的處理方式為表現邊疆人民情感生活中的地方性要素留下了空間，彰顯了特定歷史時期地方性價值觀念與集體主義話語在情感領域的交融。

其次，地方情感傳統的相對獨立性使其保留了未能完全服膺于整體性敘事邏輯的愛情書寫，《群山中》就是典型的例證。由于社會歷史進程的相對滯后性和地域環境的封閉性，西南邊疆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民間情感邏輯和民間倫理原則沉淀于深層的文化結構中。而在1950—1970年代表現愛情更為大膽的少數民族題材文藝創作為艾蕪呈現西南邊疆復雜的情感生活提供了基礎。小說借用了“天鵝仙女”17神話傳說母本的情節設置，表達了西南邊疆人民對愛情自由的追求，凸顯了地方性情感傳統之于邊疆民眾深層心理結構的影響。

《群山中》講述的是獵人寸金才的愛情故事，但不同的講述者對女主角的身份以及故事的結局有著不同的講法。講述者聲音的內在分歧意味著艾蕪是在兩個文化空間中敘述了這個故事。縣里來的“公家人”杜明的講述展開了革命敘事的文化空間。相同的階級身份、相似的階級仇恨以及一致的抗爭訴求構成了土司小姐的侍女和獵人的愛情基礎。杜明的敘述邏輯融入了反抗封建壓迫的典型化革命敘事主題，呈現出階級話語在個人情感領域的深度介入。但是，地方性的話語力量也型塑了《群山中》的愛情故事。臨近小說的結尾，艾蕪設置了獵人的哥哥這一人物形象，并通過他的描述在西南邊疆的民間情感空間中展開了獵人與土司小姐之間的愛情。在民間流傳的神話故事里，土司小姐與獵人這樣跨越階級，受到岳丈重重考驗和阻撓的愛戀并不少見。兩人的相戀是青年男女反抗強權統治和封建婚姻制度、習俗的情感投射，也是長期以來邊疆民眾追求浪漫愛情和自主婚姻的具象化體現。

《南行記續篇》為什么會在講述愛情故事時將兩個文化空間并置呢？雷蒙·威廉斯在關于感覺結構的討論中認為，感覺結構是具有流動性的社會經驗，“大多數現行藝術的有效構形都同那些已經非常明顯的社會構形，即主導的或殘余的構形相關”18。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南邊疆的感覺結構處在傳統社會的殘余構形與新社會的主導構形的交匯處。一方面，地方性的情感傳統依然積存；另一方面，新中國的文化構形也憑借其權力話語，對邊疆民眾的感覺結構產生了影響。這就呈現出彼時集體主義話語、革命話語與地方性價值觀念的交融與互動。而艾蕪借土司小姐和獵人之間的愛情故事表達的是西南邊疆感覺結構在自身主體性邏輯的影響下，與整體性情感模式互動中的相對獨立性。西南邊疆民眾情感生活中張揚著的地方性特征提醒著艾蕪，地方性的情感構形仍然潛藏在西南邊疆民眾深層的心靈結構中。因此二者的互動過程不能被化約為整體性話語對地方性話語的單方面收編，西南邊疆不是共和國這一“想象共同體”亦步亦趨的模仿者，而有其自身的情感習俗與傳統，不應忽略其感覺結構的多層次性與復雜性。

《南行記續篇》中書寫愛情故事的方式，于地方性的文化背景中融合了時代的整體意識形態，協調著民間的倫理原則與共和國的政治邏輯。而且，藉由艾蕪對復雜社會現實的洞察，小說集也并未完全放棄地方性感覺結構的獨立性與主體性，而是以一種辯證的方式表達了地方性情感生活的特殊性因素與整體性政治邏輯之間的張力。

四

《南行記續篇》中的西南邊疆書寫沒有囿于某種規范性的作為文藝樣本的地方經驗，既保留了對西南邊疆地方性的表達，又將關于西南邊疆的書寫匯入了新生共和國的整體性歷史潮流。選擇以地方性與整體性的辯證來寫作除了時代整體性話語氛圍的影響，同樣植根于作家主體在協調創作資源過程中的深思熟慮，它意味著作家個體對自身寫作資源的調和。頗為引人注目的是，《南行記續篇》中幾乎每個短篇小說都穿插著作者第一次南行時的回憶。這表明在創作過程中，艾蕪一方面受制于“主題化”寫作的要求，展現了觀念性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攜帶著往昔記憶中的經驗性生活。

新中國成立后，艾蕪被吸納到國家的政治—文化體系之中，任全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協理事。他和沙汀、林斤瀾、劉真等人在中國作家協會的安排下一同南行時，已不是早年的“漂泊者”，他的思想與生活都受到了高度組織化的作家管理體系、建制化的社會主義文藝規范影響。在短篇小說“有責任反映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19的創作要求下，作品題材、主題、敘事策略都體現著作家的情感立場和政治傾向，彰顯著作家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態度。所以，《南行記續篇》以“今昔對比”和“憶苦思甜”為敘事策略著力凸顯了西南邊疆解放前、后這一歷史性轉折中涌現出的新人物，發生的新故事，歌頌了共產黨領導下當家作主的西南邊疆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一個前提性的‘作家’身份和‘寫作’任務，決定性地改變了他和‘生活’的關系——從不自覺的主體性‘生活’變成了自覺的，但按照一系列觀念設定、參照去進入、體驗的客體‘生活’。”20表現觀念性“生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上了集體化和整體化的特質。事實上，書寫觀念性的“生活”是艾蕪身為專業作家，所自覺踐行的寫作任務。

小說文本以“我”的南行回憶，引出了同為艾蕪寫作資源的經驗性生活。這些記憶承載的是艾蕪多年前，在西南邊疆各族人民中生活時所積累下來的經驗性特質。段義孚在討論“人與地之間的情感紐帶”21之時，用“戀地情結”指稱人們對特定地域環境的依戀之情。艾蕪自述“對云南的自然風景和勞動人民，總有著深厚的感情”22，這種深刻的感情構成了艾蕪西南邊疆“戀地情結”的基礎。艾蕪曾坦言，“我寫《南行記續篇》，往往是地方景色先在我的頭腦中出現，然后才用手招來人物，再展開他們的活動”23。小說集的各篇章基本上都是從地方性風景的描繪引入人物和故事的。純粹的地方性風景描寫發揮了其結構性的作用，不僅用區別于內地的風景質素構建了作品的敘事空間，也以這一歷史時期的自然風貌描寫，保留了無法為整體性所覆蓋或整合的地方性要素，更作為精神性的存在，為艾蕪提供了再次書寫西南邊疆的情感基點，為主題化寫作的展開提供了支撐。所以，當《南行記續篇》描摹地方性要素時，“戀地情結”所蘊含的情感力量激活了艾蕪的南行記憶，協助他在經驗性的生活中找到了能安放觀念性“生活”的客觀對應物。地方性要素也就不僅僅是文本的點綴，更是艾蕪進入觀念性“生活”的切入口。

艾蕪要順應時代的文藝書寫潮流，也要面對自身生活經驗中所展現的事實性因素。觀念性的“生活”和經驗性的生活作為兩種不同的寫作資源，擺放在艾蕪創作的天平兩端。一端是“深入生活”的號召，要求身為“體制化”作家的艾蕪，表現西南邊疆人民站起來了的“生活”。一端是艾蕪曾經為了“‘抵抗’恐慌的生活”24而寫作時，那些他親身經歷并記錄下來的與偷馬賊等弱小者并肩、帶有地方風土人情的西南邊疆生活。如果說書寫觀念性的“生活”決定了艾蕪必然在整體性上有所考量，那么伴隨著“我”的記憶展開的經驗性生活就意味著艾蕪對地方性的堅持。艾蕪沒有失卻一位成熟寫作者藝術追求和審美品格的內在清醒，地方性與整體性的辯證使艾蕪協調了兩種創作資源，也使時代的藝術風格與主體藝術表現的自我風格上獲得了統一和平衡。地方性的歷史記憶提供了異質性的革命圖景，地方性風物的描摹則把可能流于概念化、表面化的“生活”書寫落在了實處。因而，《南行記續篇》以地方性和整體性的辯證達成了創作資源和藝術風格的平衡，觸及了這一歷史時期普遍性的寫作主題，又展現了西南邊疆在實施國家中心工作和民族區域制度下各民族團結一致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地方性特征。

《南行記續篇》從整體性的社會結構中發掘出地方的價值，把西南邊疆地方性的建構嵌入革命歷史、人情世態等維度中。小說集展現的地方性與整體性的辯證，豐富了我們對于特定時期地方性與整體性之間關系的理解，也提示著我們地方性一直處在與整體性的對話關系之中，“中心—地方”并非已然固化的權力結構。應該注意到，在討論地方性的起始語境中，提倡地方性的意義之一便是為了松動固有的中心權力結構，以地方性的建構激活“他者”的力量，重筑知識體系。從這個意義上看，《南行記續篇》以地方性和整體性之間的辯證強調著地方性的建構始終是一種突破既有框架、抵抗單一話語的有效手段，同時也是對知識層級制度進行革新的有益探索。

注釋：

1 整體性在本文中表示了在新生的民族國家范圍內，不同層面上的普遍性、統一性、全國性等內涵。

2 李松睿：《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8頁。

3 李束為：《永遠和人民在一起》，《文藝報》1958年第11期。

4 程帥：《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地方”——1950—60年代山西文藝研究的另一種可能》，《文藝理論與批評》2021年第4期。

5 參見《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關于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經驗的基本總結》，載《民族區域自治的理論與實踐（第三編）》（第六卷第一冊），曹前發編，中華書局2022年版，第474頁。

6 7 [美]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王志標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7頁。

8 《中共云南省委召開邊疆地區生產合作會議 總結和平協商土改的成績 討論發展生產和合作化問題》，《人民日報》1956年11月20日。

9 艾蕪：《1956年3月3日日記》，《艾蕪全集》（第16卷），四川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頁。

10 林如稷、尹在勤：《如詩如畫的〈南行記續篇〉》，《四川文學》1963年第4期。

11 朱寨：《阿秀活著——讀〈野牛寨〉》，《文匯報》1962年10月6日。

12 指在人物形象的修改中呈現了建國之初對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解讀。《內蒙人民的勝利》把《內蒙春光》里道爾基王爺的罪惡轉移到敵人和特務身上，把牧民與道爾基王爺的矛盾轉化為民族內部的矛盾。見孫立峰：《從〈內蒙春光〉到〈內蒙人民的勝利〉——解讀新中國第一部蒙古族故事影片的歷史與現實》，《民族文學研究》2017年第5期。

13 劉大先：《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七十年》，《東吳學術》2019年第5期。

14 謝覺哉：《民主政治的實際》，《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資料選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頁。

15 王維舟：《西南民族工作情況——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摘要》，《人民日報》1952年2月11日。

16 傣族有“從妻居”的風俗，婚禮一般在女家舉行，婚后夫妻也在女方父母家居住。參見汪玢玲《中國婚姻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97頁。

17 苗族神話《天鵝仙女》講述了天鵝仙女與養魚塘的主人阿根相戀后受到岳父阻撓考驗的故事，載《天鵝仙女》，李喬整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7-30頁。

18 [英]雷蒙·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王爾勃、 周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頁。

19 馬烽：《談短篇小說的新、短、通》，見《爭取社會主義文學的更大繁榮》，作家出版社編，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83頁。

20 程凱：《“深入生活”的難題——以〈徐光耀日記〉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第2期。

21 [美]段義孚：《戀地情結》，志丞、劉蘇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5頁。

22 艾蕪：《云南在我的心地上播下了美好的種子》，《艾蕪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頁。

23 艾蕪：《致王西彥》，《艾蕪全集》（第15卷），四川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頁。

24 艾蕪：《原〈南行記〉序》，《南行記》，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3頁。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