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百年以來散文的不斷被邊緣化，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削弱、規避現代化，從而導致現代化基因稀薄的直接結果。在中國式現代化成為時代強音的當下，我們有責任思考這樣的問題：在新時代，我們的散文何為？當代的散文要完成從古代向現代的轉型，建構起自己的現代主體性，首先要從于今仍然鮮活的魯迅精神汲取營養，以此來豐富強健自己。其次，散文要像小說、詩歌那樣強勢參與到現代國家的建設中，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成為一股重要的推動力量，散文家必須書寫時代，呈現現代人豐富復雜的經驗。第三，散文要在歷史與現代的激蕩共振中尋找散文變革的力量。而新時代鄉土散文中鄉愁抒寫的新變，關鍵是要寫出鄉土文化精神嬗變時的艱難與創新突破。第四，生態散文的繁榮，使當代散文擁有了現代化的想象力和精神質地，并為當代散文打開了一條連接世界與全球化的通道。在現代化的敘述框架中，我們有理由期待處于新變中的生態散文成為當代散文最美麗的風景之一。

關鍵詞：當代散文 現代化 新變 魯迅精神

現代化作為一個概念和一種極具張力的理論裝置，它帶給散文的，是理解近百年來中國散文理論演變與實踐的新視角與新空間。就中國現代文學文體的基本樣式而言，散文較之小說、詩歌和戲劇，更多融入“傳統”的基因和民族血緣，其內在精神與外在形貌也主要體現了傳統文化的特質與風范。然而，現代散文既然以“現代”為標識，和現代小說、詩歌、戲劇一樣，都是綻放于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文學之花，那么它就無論如何避不開“現代化”；或者說，作為聚焦時代、反映現代生活的現代文體，散文是否強健壯大離不開現代化的洗禮與檢驗。事實上，百年以來散文的不斷被邊緣化，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削弱、規避現代化，從而導致現代化基因稀薄的直接結果。因此，在中國式現代化成為時代強音的當下，我們有責任思考這樣的問題：在新時代，我們的散文何為？筆者以為，以“現代化視野”來探討百年散文的存在問題和今后的發展方向，也許可以回答“我們的散文應如何書寫時代”這一命題。

一、現代性、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

在探討百年散文的現代化歷史演變及創作實踐之前，有必要對現代性、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這幾個概念作一簡要梳理。

自1990年代以來，漢語學術思想界有關“現代性”“現代化”的譯介或研究呈方興未艾之勢，甚至可以說關于現代性與現代化的話題于今已成為顯學。它們之所以吸引人們的眼球，一方面因為現代性與現代化已然成為當下人們認識現代制度、現代社會生活、現代各種文化現象和歷史進程無法繞過的關鍵詞；另一方面，也因它們內涵極其豐富且寓意繁雜，有巨大的理論闡釋空間。必須承認，在一般情況下，現代性與現代化這兩個概念都十分寬泛的，而且在很多著述中，現代性與現代化沒有什么區別，它們既可以重疊，也可以等同使用。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讀者理解的困難與困惑，同時也使這兩個概念晦暗不明、歧義頗多，迄今沒有一個準確周全、能為各方接受認同的統一定義。按筆者的粗淺認識，理解現代性與現代化這兩個概念，首先要看到這兩個概念都是從西方引進的舶來品。由于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差異，加之各國國情的特殊性，以及知識構成上的截然不同，因此在闡釋時要充分考慮到上述的各種因素。其次，現代性與現代化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兩者既有許多重合又有區別，不能籠而統之混為一談。

梳理文獻，我們看到，漢語界的現代化理論著作不約而同地把“現代性”一詞中的“性”，歸結為“社會的屬性”，或“社會和人的時代特性”，以及“各種特性”等等。很顯然，這里的“性”偏重于“性質”“屬性”和“特性”方面。而西方學者對“現代性”一詞的理解，一般沒有采取“現代＋性”的認知方式。比如，在哈貝馬斯的《現代性——未完成的工程》中，現代性被定義為一種與古典傳統相對立，并體現了新的世界觀、哲學意義和時代精神的現時性。還有不少學者用“資本主義”“工業主義”這類概念來概括現代性，等等。再說現代化，這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眾說紜紛的概念。在這里無法一一述評。在筆者看來，現代化突出了“化”，強調變化的過程；現代性突出“性”，是現代化實現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特性與屬性。相對來說，現代性西方的元素更多一些，現代化中國本土的色彩更濃厚。若從詞語構成看，現代化的“化”是一個后綴，它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指表現轉變成某種性質或狀態，是一個動態的、相對的概念；換言之，當“化”放在現代后面，現代化一詞可以理解為實現現代漸進轉變的一個動態過程 。所以，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結構的形態，現代化過程就是分化與整合的過程。現代化既是一種發展觀，也是社會變遷的一種方式。具體而言，現代化是指社會以科學技術發展為主導，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包括政治制度、社會文化、社會生活以及社會成員的心理品質等各方面的全面發展。它的內涵包含三大層面：一是偏重于物質層面的現代化；二是以經濟的高度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政治體制的完善等為主要標志的社會層面的現代化；三是作為價值尺度的現代化。這一層面的現代化包括文化轉型、人的素質提高、生活方式和美學上的轉變，特別是人的觀念、精神氣質和情感結構的現代轉變。這是最為深層，也最有價值的現代化。可見，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它還包含著十分豐富、復雜的社會內容，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其內涵也隨之變化，其外延也會越來越大。

上面關于“現代化”一詞的理解，主要建立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經驗之上。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在理論上的探索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重大理論，并且明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雖有聯系，但它們的社會經濟基礎、歷史文化語境有本質上的不同。即是說，中國式現代化有自己的目標、路徑、方法和標準，不能簡單地用西方的現代性或現代化來界定和衡量。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一種理論創新，也是一種立足于中國國情長期實踐經驗的提煉與總結，它的豐富內涵與外延，既重新定義了西方的現代性理論，其實踐也將改寫西方的現代化敘事。所以，我們不能用西方現代化硬套中國式現代化。而對于散文這個相對保守，古典趣味和文人氣過于濃厚的文體來說，“中國式現代化”不僅為當代散文的創新發展提供了當代性契機和理論資源，而且為當代散文的現代主體建構提供了可能性。

二、魯迅散文與雜文的現代意義

考察百年散文的現代化歷史進程，我們發現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在百年散文的世界里，魯迅一直是一個巨大的存在或文化符號。魯迅之于現代散文的意義，在筆者看來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給散文這一古老的文體注入了現代意識，可惜我們過去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也研究得很不夠。

魯迅的現代意識，不是物質、制度、經濟、科技等方面的現代意識，而是偏重于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確立中國人的生存意義，特別是人的靈魂、觀念、精神氣質和情感結構的現代轉變。正如學者孫郁所說：“魯迅的杰出性在于，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創造了現代中國人的‘精神話題’。”1這個話題的核心，是如何在五四思想啟蒙的背界下，同時在西方夾擊下的“被現代化”過程中，用“啟蒙”“科學”“民主”來開啟民智，抵制封建專制，并通過孤獨體驗、心靈的掙扎與“反抗絕望”，使國人從封建禮教的樊籬中解脫出來，能夠擁有人的權利和自由，真正像人一樣地活著。在這方面，魯迅的小說自不必說，即便過去被人們忽略的散文，同樣閃爍著現代化的光芒。

魯迅散文隨筆（包括雜文）的現代化，首先是“立人”。五四新文學的一個主題，就是倡揚“人的文學”。魯迅也是“人的文學”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但與周作人、胡適、郁達夫等人相比，魯迅的“立人”思想內涵更豐富，也更具現代的色彩。魯迅清酲地認識到，立國需先立人：“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2“立人”的精神實質即為摒棄國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現代主體人格，即具有沉著、強健、勇猛、有辨別、不自私、能容納新潮等等個性特征。在魯迅看來，在“立人”過程中，人格的強健尤為重要：“張大個人的人格，又人生的第一要義也。”3如果能做到“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4。可見，在魯迅的世界里，“立人”即人的現代化是第一位的。沒有人的現代化，何來國家的現代化？所以，“立人”與“改造國民性”，既是魯迅的小說散文貫串始終的重要主題，也是現代散文創作的根本目標。

我們說魯迅散文隨筆中的現代化因素比同代人豐富、深刻和復雜，是基于魯迅除了重視“立人”，強調“人”的人格主體性的強健外，他還特別注重個體的生命體驗，并在“反抗絕望”，在孤獨的靈魂掙扎中，凸現生命的關聯性和整體性，并在這種關聯性和整體性中建構人的現代主體性。在《野草·題辭》中，魯迅這樣體驗生命：“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于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腐朽。我對這腐朽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生命的“死亡”之所以能帶來“大歡喜”，皆因生命不是在死亡中結束，而是在“腐朽”中獲得新生。魯迅筆下的“野草”，正是這一生命循環過程的形象性展示：“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它的生存，當生存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于死亡而腐朽。”“野草”也要“遭踐踏”，也要“死亡而腐朽”。“野草”的死亡，就個體而言是生命的悲劇；但“野草”又是通過這死亡孕育了新的生命，并且因此證明了自己的存在價值。所以，魯迅說：“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可見，“野草”集中體現了魯迅的生命觀，即“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著、跳著，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這樣，魯迅散文中的現代化的“生命哲學”，便不僅僅停留于生物學上的生命現象，也不局限于個體生命的消亡，而是帶有“類”的概念上的生命，是一種“沿著無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5的生長循環的過程。還應看到，在《野草》和其他散文隨筆中，生命的存在形態，即創作主體對自身生存和精神狀態的感知，在很多時候是通過孤獨靈魂的心靈獨白表現出來。正是在對生命的深層體味與拷問中，魯迅完成了生命倫理的建設性重構，并把人的主體性中的人性結構深切揭示出來，這無疑是我們整個民族現代思想中特別寶貴的資源。

魯迅散文隨筆中的現代化，還表現在對社會人生的質疑和究詰力度，對國民性、民族文化的批判性反思，以及自我的自省與自剖。關于質疑精神和批判性反思，已有不少人談過，此處著重談談魯迅散文隨筆中的個體自省與自剖。魯迅曾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6我們讀過許多魯迅精辟的解剖別人的小說，而像《野草》中的《風箏》那種帶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質的文字，同樣融動著現代人的心靈。作品記敘的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件舊事：因“我”不喜歡亦不愛放風箏，有一次還粗暴地毀掉了小兄弟偷偷做好的風箏。二十多年后，人到中年的“我”想起當年精神虐殺小弟這一幕，“我”的心忽然變得沉重起來。“我”希求做些彌補，真誠向小兄弟道歉，以求得他的寬恕，然而“他什么也記不得了”。全然忘卻，毫無怨恨，而“我的心只得沉重著”，而且，此后每憶及此，就感到一種“無可把握的悲哀”。自省與自剖，是一種高貴的品質，是一個人主體性強健、內心豐盈的表現，也是現代人區別于封建人格的標識。在《風箏》里，魯迅真誠地坦露了自己的心跡，殊為可貴。在《墓碣文》里，魯迅 借夢境而敞開的孤墳的殘敗，死尸的可怖，以及深淵般的黑暗，使人心驚。這個墓主“抉心自食，欲知本味”，這其實是魯迅的自我寫照。縱觀魯迅，無論他像“過客”那樣“向死而生”，把“走”當作自己的宿命；無論他面對“死火”的兩難抉擇，還是像舉著投槍的戰士沖入“無物之陣”，他的現代感知都是最為敏銳和強烈的，而且富于自省與自剖精神。

表現方法和文體的現代化，是魯迅散文隨筆的另一個基本特征。比如《野草》，就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主義文本。而他的雜文，更體現出魯迅在文體方面的現代化，表明他是一個具有鮮明“文體意識”的作家。如眾所知，雜文是魯迅終其一生所獨創的一個現代散文的新文體。這種隨意性的自由文體屬于文學中的亞類，它汲收了英國隨筆突出個性自我、注重理性思考、筆調自由自在的長處，是人類進入近現代，人的自我意識覺醒時，作家為了自由地表達自我與世界的交流對話而采取的一種隨意性寫作方式，其文學屬性主要表現為智性與理趣交融，其文體特征是：雜、隨、閑、散、諷。從散文本體和發展史看，五四以降，由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這一類抒情寫景、托物言志的散文深入人心。新中國成立后又有楊朔、劉白羽等為代表的“詩化散文”大行其道，致使一般的讀者誤認為正宗的散文應是寫人記事、抒情寫景和托物言志這一路。其實不然。我國散文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先秦散文，就是文史哲三位一體的“雜文學”。我們今人確實很難用“五四”新文學建構起來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的“四分法”加以分類。及至五四以后，除了以朱自清為代表的“抒情言志”一路散文，還有以周作人為代表的“閑話風”散文。魯迅的雜文，在筆者看來屬于另一類型的“閑話風”，就是用一種不拘一格、自由隨意，匕首或投槍的批判鋒芒，以及幽默諷刺的文風，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從某種意義上說，周作人式的“閑話風”散文；魯迅的社會批判雜文，比抒情寫景、托物言志的散文更貼近散文這一文體的本性，因此它不僅是散文的“正宗”，更容易見出作者的學養、見識和性情，而且是一種直面社會現實，更具個體人格魅力，同時帶給讀者充滿現代審美感受的散文文體。

可惜，長期以來，魯迅文章之“雜”的精神，并未被后來者充分認識，甚至被簡單地理解為政治與諷刺，這導致了現代散文主體性的斷裂和缺失。另一種情況是，一些論者刻意貶低魯迅雜文的文學審美屬性，或將其拒之于散文文體之外，從而降低了魯迅散文隨筆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當然，更嚴重的問題是，自魯迅之后，除了郁達夫肯定現代散文的“個人發見”，倡揚散文中的個人性、人格色彩和個人文體外，從1930年代中后期到1980年代，散文中的現代化因素基本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集體主義”，抒寫“大我”，以及“形散神不散”“詩化散文”等理論主張，散文的題材迫仄，主題單一，形式刻板，結構模式化，凡此種種，說明現代散文實際上尚未完成從古代向現代的轉型；或者說，現代散文還沒有建構起自己的現代主體性。

因此，新時代散文要實現散文的現代轉型，就必須回到魯迅，回到魯迅的散文隨筆與雜文傳統，把魯迅精神中更具現代人文意識的東西昭示出來。因為魯迅是現代以來最偉大的散文家，他是現代散文的源頭，在魯迅的手里，散文才真正變成了一個強有力地表達現代人復雜經驗的文體。魯迅一方面以狂飆式的氣魄動搖了散文的傳統，把人的素質、思維習慣、社會存在秩序引上了現代之路；一方面創造了一種中國人的智慧表達方式，將一種精神元素滲透到古老文化的母體里。可以說，在中國人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從魯迅的精神資源中獲得養料。這就是“未完成的魯迅”精神在當代的意義。所以，當代的散文要完成從古代向現代的轉型，建構起自己的現代主體性，就必須從于今仍然鮮活的魯迅精神汲取營養，以此來豐富強健自己，而后以新的精神、新的風貌、新的觀念和表現手法，加入到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大合唱中。

三、書寫時代與呈現現代人豐富復雜的經驗

散文不僅要思考歷史，更要面對時代，面對現實，幫助人們及時感知時代變化，回答現實提出的問題。然而由于散文“這個古老文體內部隱藏的美學密碼與現代‘氣質’格格不入”7，加之散文作家和研究者缺乏強烈的現代意識，這就導致長期以來，散文未能像小說、詩歌那樣強勢參與到現代國家的建設中，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成為一股重要的推動力量，更無法呈現現代人豐富復雜的經驗，真正完成散文的現代轉型。久而久之，散文在現當代文學中的地位自然就比較尷尬，甚至越來越邊緣化。

“散文如何書寫我們的時代生活”，是每一個作家都必須面臨的問題，也是對作家的一個巨大挑戰。劉勰在《文心雕龍》里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8。探討的是時代風氣和社會情勢變化對于文章內容與形式的影響，正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這就要求散文家不僅要追蹤和反映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和時代現實，而且對時代發展要有高度的敏感和理性判斷，由此去關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并能夠運用文學的現代化經驗去進行書寫。而要做到這一點，散文家首先必須擁有足夠的自信，要去除散文是“弱勢文體”與甘居邊緣的慣性思維。其實，相比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在面對時代，呈現現代人復雜的生活經驗方面也有自己的優勢：其一，散文這種文體具有自由性、靈活性和擴張性。它既可以精心構思，也可以率性而為；既可以寫成宏篇大制，也可以三言兩語妙手成篇。這種文體特性使得散文可以隨時隨地表現發生在當下那些生動地、鮮活的現實生活。其二，文學需要思想和智慧，而散文正好是作家傳達思想、展現智性的最佳載體。其三，散文是最貼近日常生活，因而是最能與時代發生真切關系，同時也是能與最新傳媒保持良性互動的文體。在當今這個瞬息萬變、“全民寫作”的散文化時代，散文擁有前所未有的傳播平臺：微信、微博、報紙副刊、文學雜志上，到處都可以看到散文的身影。盡管這其中混雜著大量的急就章和心靈雞湯，但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新時代的散文的確從各個層面寫出了生活的萬千氣象；而且，隨著散文作家“現代化”意識的不斷強化，以及“記錄時代”“理解時代”的自覺，關注時代發展和生活現實發生真切關系，書寫時代經驗和呈現現代人復雜經驗的散文越來越多了。這其中，代表性的作家是李敬澤和周曉楓。

表現現代人豐富復雜的經驗，是李敬澤構建現代散文主體性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在進行散文創作時，有一個明確目標，或說一種理論自覺：要寫現代的散文，要讓表達現代真實的復雜經驗在散文里有效地呈現出來。因為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都是由大量的碎片堆積而成：拿起手機刷刷朋友圈，各種信息接踵而至，既有瑣屑也有宏大，有身邊也有遠方，有現實亦有歷史，如此我們的頭腦和內心便在古人、今人、新聞里的人、朋友圈里的人中“思接千載、視通萬里”。散文集《會飲記》12篇散文寫了12個文學場景，也可以說是12場內心戲劇的獨白，而這一場場縱橫恣意的“會飲”，正是現代人真實復雜經驗的呈現與凝聚。所謂會飲，可能來自于柏拉圖的啟示，即相聚而飲、信馬由疆，談天說地，探討人生與真理的精神生活。但在李敬澤這里，他是在總體性的視域下，借助“我”變成“他”再變“我”的視角切換，探討現代碎片化生活經驗背后的內在性和邏輯性，看看有沒有可能在碎片化生活經驗中找到某種整體性的律動。比如在《機場》中，“我”不僅與盧卡契、布洛赫、喬伊斯等人“會飲”，討論“現實”和“未來”，還與格非討論人工智能問題，與歐陽江河討論書法的未來，而這一切“會飲”的背后，事實上是當代文學面臨著“一種總體性危機”。《銀肺》的“會飲”，則主要是討論虛構與非虛構寫作問題。無論“我”在咸陽機場吃面，在北師大講演，在蘇州圖書館感悟博爾赫斯，還是記敘一綹長發垂在眼前的速記小姑娘，與學生詳細講解清洗豬肺的過程，以及描述大陸作家與臺灣作家駱以軍的對話，表面看來，作品是在討論虛構與非虛構問題，而更深層的意思，則是借助虛構與非虛構的線索與謎團，將現實中各種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連接起來，并在日常經驗的層面建立起與歷史、與社會和精神的總體運動的聯系。所以，與其說《會飲記》是一本散文集，不如說它是這個時代文化和精神的“現場”敘事，一本寬泛的、關于現代人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況的書。

周曉楓的寫作，同樣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感和現代化特征。她的長篇散文《離歌》，與過去周曉楓的寫作相比，可以說是一個華麗轉型：無論是題材、人物還是風格，都有很大變化。作品中的屠蘇雖出身貧寒，但心懷壯志，懷揣夢想，赤手空拳，一路打拼。他拼盡全力，看似前程似錦，卻沒有迎來光明的未來，反而被高速運轉的時代甩離。他想呼救吶喊，但沒人聽到他墜入深淵前的痛苦呻吟。這是一曲失敗者的“離歌”。它涉及夢想、欲望、名利、人情與人性，以及生存之難與內心之難。周曉楓一方面盡量讓自己緊貼生活的真相，寫出弱者的夢想、抗爭與無力回天的命運；一方面對她筆下的人物，又注入了一種不忍與痛惜之情，她疼惜、惱怒，感覺萬物悲空無望卻又無能為力。如此，《離歌》便既有時代感、現代感，又呈現出現代人復雜的經驗和處境，讀來令人感喟不已。因為在《離歌》人物處境和作者的不忍痛惜里，讀者不僅看到了時代的真相，也看見了自身。

周曉楓的散文集《有如候鳥》所寫的人物，都具有現代氣質。她寫的大多是現代社會中復雜的人事。這些生活在灰暗之中的人物，既有生存的困頓和內心的掙扎，也有人性的晦暗與溫暖。在我看來，《有如候鳥》有某種示范意義，這就是新時代的散文要獲得現代感，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大合唱中發出更嘹亮的聲音，散文家的當務之急，是要改變觀念，放開手腳，敢于用散文這種文體去觸碰現代社會中一些更為復雜的事件、人物和處境，去逼近我們時代的真相和人物紛紜復雜的心路歷程。

書寫時代生活與呈現現代人豐富復雜的經驗，要求作家在創作散文時，除了要對日新月異的生活現場保持足夠的敏銳，能從生活現場中發現、感受并表達出現代化的新信息，作家在書寫時代和現實時，還要有一種李敬澤十分看重的“總體性”的把握。9這個總體性現代視野既是作家創作時的題材選擇、提煉主題、藝術審美和世界觀、價值觀的體現，也是從整體，從歷史、現實與未來的關系中去把握當下的現實生活，去講述“中國的故事”。因為在當下的中國，現代化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環節，而作家則是歷史實踐的一部分。作家在創作時，一方面離不開他身處其間的現實生活；一方面他的作品的廣度和深度，與總體性現代視野密切相關。當下，許多作家尤其是散文家對人類的歷史和現實生活的總體性把握重視不夠，他們的總體性視野、能力和想象十分欠缺，當代散文創作更是如此。由于總體性現代視野在整個散文創作界的缺失，許多散文作家或熱衷于寫風花雪月、小橋流水；或迷戀于回憶故鄉童年，更多的是將生活碎片化、平庸化。于是，讀者在散文中看到的，是一地雞毛的現實生活，是沒有理想，沒有精神維度的一堆雜碎。所以，提倡整體性的關切，總體性的眼光，不僅是現代散文主體性建構的需要，對在“邊緣”里掙扎的散文，也是一種及時的拯救。

當代散文要更好地書寫時代生活，呈現現代人復雜的經驗，真正完成散文的現代化轉型，還需要一種“此時我在”的介入勇氣。此時我在是對當下生活的研判，它需要一種歷史的穿透力，更需要對瞬息萬變的現實生活準確而深刻的及時呈現。在這一點上，散文這種最貼近生活、最易于與現實對話的文體有它天然的優勢。現在的問題是，當代的散文寫作者要強化提升現代意識和難度意識，要認識到散文是一種有難度的寫作，并有意識地對中國散文文體進行拓展。一百年多前，魯迅和一大批優秀散文寫作者，將散文這一古老文體提升到深具現代意義的思想和藝術高度，并在五四時期的第一個十年，取得了超越小說、詩歌、戲劇的成績。今天，散文所面臨的際遇與一百年前的魯迅時代極為相近，即在眾聲喧嘩的網絡時代，人人可以寫作散文。在這樣的時代里，特別需要重申散文寫作的難度，需要呼喚經典散文的出現。而對于真正的散文家而言，他不僅要將個人的、物質的文字化為現代人復雜經驗的呈現，成為散文的理想和現代人格與精神的凝聚，而且要在時代的和聲中找到屬于自己的個性表達和散文品質。

四、歷史重勘與鄉土敘事的現代化呈現

自1990年代初開始，文化大散文曾風靡一時。對悠久厚重歷史的回望，對中華民族“文化苦旅”的探尋，對史實史料的重勘，一直是散文寫作者一個重要的題材與價值取向，其間不僅涌現出余秋雨、王充閭等諸多名家，而且形成了一股散文寫作潮流。直至現在，仍有不少散文家醉心于文化大散文寫作。但文化大散文也有自己的致命傷，主要表現在散文話語方式的模式化。比如追求大題材，熱衷于寫王朝更迭中的歷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注重“大感情”的抒發而輕視日常的人性與人情關懷；偏重長篇幅和宏大結構，更有的因知識崇拜而堆砌史料，忽略個體的體驗、生活細節和心靈的滲透，等等。正是上述諸弊端，使得文化大散文在新世紀風光不再，甚至招致一些作家和批評家的詬病。人們期盼著有新的觀念，新的思維，新的話語方式的文化大散文出現。

人們的期盼沒有落空。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散文界涌現出了李敬澤、穆濤、陳福民、祝勇等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大散文”作家。他們一改以余秋雨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的話語方式，不以正史為圭臬，也不追求大題材、大感情、大結構。他們也“回望”歷史，但“回望”是為了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語境下，一方面從中國廣大無邊的“文”的傳統中，尋找散文變革的力量；另一方面是順應時代和散文的發展趨勢，追求散文的現代表達，以散文的自由和質疑精神，挑戰以往散文的觀念和表達方式，解構此前文化大散文的寫作立場和話語策略，并在此前提下，打通散文與現實的文學通道，以及散文與時代、與未來、與讀者的關系。顯然，這是對于當代散文創作的推動，正是在歷史文化與現實的激蕩共振中，文化大散文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散文的現代化轉型，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

新文化大散文的一個共同點，是這一路的散文家十分心儀先秦散文和中國“文”的傳統，并努力將傳統與現代連接起來，進而實現散文的現代化建構。在《重建這個時代的文章觀》的訪談中，李敬澤坦承：“我還是比較傾向于在當下語境中回到‘文章’的傳統，回到先秦、兩漢、魏晉，這不是復古，而是維新，是在一種更有包容性、更具活力的視野里建立這個時代的文章觀。”10在李敬澤看來，現在的散文比中國傳統的文章格局小得多、窄得多，散文重技術而缺精神元氣，此外還有很多東西裝不進散文里。所以，當代散文要回到古代“文章”的傳統。當然，回到“文”的傳統不是簡單的復古，而是“維新”，是散文變革的需要，即在傳統中重新獲得生命力，使當代散文更包容，更闊大，更具風骨和元氣。新文化大散文作為晚近出現的一道重要散文風景，較之以余秋雨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無論是寫作的立場，評判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價值尺度，還是作品的取材，呈現歷史的方式，乃至作品的結構與篇幅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思想內涵、思維方式和文體上，呈現出不少現代化新質。

面對沉默且不確定的歷史或記憶，新文化大散文從獨特視角鉆探或打撈歷史。他們的歷史寫作有如“鉆探”一般，專心于擷取歷史深海中的碎片。當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便形成了歷史與現代的激蕩與共振。這些從歷史深海中打撈起來的深富意味的人事，既呈現出歷史文化的豐富肌理，帶給讀者一種陌生感與新奇感，也給新文化大散文營造出有別于以往散文寫作者的文學領地。盡管新文化大散文沒有像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那樣引起轟動效應，但它拓展了當代散文的寫作空間，使當代散文擁有了現代化的精神質地。

鄉土文學與國家、民族的現代化始終緊密相連。現代以來，鄉土寫作的傳統非常強大。可以說，鄉土敘事一直占據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位置，而鄉土散文則是其中不容忽視的構成部分。將鄉土散文置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有助于在鄉土中國的現代化敘事框架中，理清鄉土散文的歷史脈絡，揭示鄉土散文的基本特征、價值判斷和審美方式，以及百年鄉土散文存在的缺失，從而推動新時代鄉土散文的新變。

考察百年來的鄉土散文，較早的馮至、郁達夫、沈從文、王魯彥、蹇先艾、師陀等人的鄉土散文，都是作家在離開故鄉之后對鄉土的想象與重構。也就是魯迅所說的“僑寓文學”。所謂“僑寓”，即寄身他鄉，指的是寄身他鄉的作家寫的小說或散文。這既是作家文化身份的指認，也是整個現代文學時期鄉土散文的基本敘事模式，即“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模式。1990年代以來，隔空思念故鄉、表達共時狀態下游子思鄉之情的鄉土散文已較少見，因時代的不同、交通的便利，空間的縮小，作家們有更多的機會親臨故鄉，如此鄉土散文也就呈現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敘事模式和基本特征：一是以新價值判斷和審美方式回憶故鄉的人事，描繪家鄉的風物，這一類散文最多。二是將鄉村作為文化尋根的載體和精神的棲息地。三是將鄉野與現代文明對立起來，在價值取向上出現某種偏差，比如張煒的《融入野地》就是如此。上述幾方面，是近幾十年來鄉土散文普遍的題材選擇和主題指向。盡管在這些鄉土散文中，作者飽含著深情，而且將“鄉愁”推到崇高唯美的地位，但這類書寫從總體看是“憶舊性”“回望式”的寫作，因為僅止于牧歌式和精神性的禮贊，實際上，以往的鄉土散文，用情不可謂不真，但往往顯得空洞、蒼白與虛飾，缺少鄉莊、物事以及細節的具象，長于抒情而弱于敘述與記錄，從而導致許多鄉土散文失去個性，顯得平庸淺表化甚至是同質化。至于現代化的敘述和想象，更是十分匱缺。

毫無疑問，新時代的鄉土散文要有新的格局、就必須注入現代化的精神元素，并在中國鄉村現代化的進程中，對鄉村的人事景物和鄉風民俗，以及個人的生活經驗進行再造和重新闡釋。因為鄉土文學是對鄉土的現代發現；換言之，中國鄉村的現代變革是中國現代化追求的一部分，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相通性，所以，新的鄉村樣貌，新的精神景觀需要新的文學表達。這種新的文學格局和散文現代化敘事，可包括幾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發掘鄉村幾千年文明的智慧和道德結晶，包括賦予鄉紳文化、祠堂文化、山川河流文化以新的時代內涵，因鄉村文化精神是鄉土的根和靈魂，鄉土散文在這方面應有現代發現，但目前看當代的鄉土散文在鄉村文化精神方面的挖掘做得還不夠。其二是從生態角度描寫現代工業文明對鄉村自然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以及傳統鄉土中因社會結構和倫理道德的瓦解而變異的人性。這方面的鄉土散文較多，也是鄉土散文中較具現代意識的一類。代表作家作品有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周榮池的《村莊的真相》，盧錫銘的《沈水聽濤》，安慶的《我不是異鄉人》，等等。其三是近年來，隨著以鄉村振興為主題，書寫新的山鄉巨變的倡導，出現了一批書寫當下，“向前看”的優秀鄉土散文。如南帆的《村莊筆記》，作者以智性的思考和審美的感悟，深入到鄉村生活的肌理深處，從鄉村的歷史文化沿襲，鄉村在新時代的演變，到深層次的鄉村文化心理等多個層面，既寫出了現代化浪潮對鄉村的沖擊和人的觀念的改變，也傳達出了這樣的理念：雖然“鄉土性”和“現代化”不是對等的概念，但“鄉土性”是在“現代化”的參照下被闡釋和建構的。如果說書寫新的鄉村形象、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是新鄉土散文的題材選擇和主題訴求，那么，寫出在現代化過程中鄉民主體力量的增長和傳統文化精神的嬗變，以及鄉村文明程度的提高，應是新時代鄉土散文的普遍追求。

在追求現代的表達方面，周榮池的散文集《一個人的平原》同樣有著自覺的探索與實踐。作為一個“在鄉”的寫作者，周榮池寫鄉莊不再是戀舊式的“回頭看”，而是從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維度，依靠對過去的梳理與記錄，打通了過往與現實的文學通道。在《一個人的平原》里，“一個人”既是現實的“經歷者”，也是文學世界的“表達者”；“一個人”一方面規避現實生活，一方面又試圖抵達一種難以抵達的未來世界。周榮池深知，在全球化、現代化、城鎮化的倒逼下，鄉村已不是原來的鄉村：鄉村越來越現代化，而鄉民的觀念、感情也比以往更復雜微妙了。因此，鄉土散文如果不能擺脫對過往生活的依賴眷戀，或一味沉迷于過去的山水自然、風俗人情的抒情方式，就有可能落入到一種熟悉又同質化的圈套中。《一個人的平原》的可貴之處在于：作者努力在文學與現實，過去與當下，鄉土和城鎮，傳統與現代的多重關系中，重建一個鄉土散文的現代化新世界。這對于周榮池的散文創作是一個突破；對于當代的鄉土散文而言，也是一種有價值的探索與啟示。

“鄉土散文”的概念是開放的、流動與多重的，因其與社會、歷史、時代有著深切的關聯，鄉土文學的題材、主題、價值認同與審美形態，始終處于發展變化之中。進入新時代以來，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如何敘述鄉土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問題。而要使鄉土散文及時而準確地傳達出鄉村的新情緒和新信息，使鄉土散文變得更豐富、更復雜，更具深度和開闊，關鍵是要寫出鄉村文化精神嬗變時的艱難與創新突破，以及作家筆下的鄉村生活，包括那些風物和生活的細節，努力去重建與未來、與這個世界曾經有過的真實關系。這是新時代鄉土散文基本的命題，也是鄉土散文的寫作價值、生命力和現代化的體現。

五、生態散文的現代化建構與想象

進入新世紀以來，生態散文創作呈井噴之勢，成為與非虛構寫作、新文化大散文并駕齊驅的另一股散文創作潮流。生態散文大熱，可以視為一個現代化的大命題。因為在農耕時代，在“人定勝天”的革命年代，文學作品雖然也有關于自然、“風景”的書寫，但這種書寫并不是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自然或生態寫作。就中國當代散文來說，只有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受到西方生態文學理論，特別是《瓦爾登湖》《沙鄉年鑒》《寂靜的春天》等作品的影響，同時《人民日報》《人民文學》《草原》《廣西文學》等報刋持續推出“生態隨筆”“生態散文”“自然寫作”等專欄，生態散文才遂漸發展蔓延開來，并形成散文領域一個獨特的文學現象。生態散文勃興的根源與動因，一方面是隨著工業化的高速發展，人類社會普遍面臨環境危機和過度人化的現實；另一方面是生態文學包括生態散文本身就包含在現代化進程中，而生態理論也離不開對現代性的回應與反思。這種以生態視角來觀照社會和文化現象的方式，既可以有效避開西方現代性敘事的固有窠臼，同時也為當代散文創作打開了另一條連接現代化的通道。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學書寫中的自然描寫、景物哲思，文化生態的建設、以及現代人普遍的精神問題，等等，都可以從生態的角度得到新的理解和闡釋。

就當代散文而言，談生態散文無論如何也繞不過葦岸。他的長篇散文《大地上的事情》，應該是當代較早出現的生態散文。葦岸以獨特的生態敘事視角，贊美大自然的樸素、簡單和純凈。他在享受悠閑簡單的生活方式的同時，倡揚一種與萬物共榮共生的生態觀，同時傳遞出對一切生物悲憫的情懷。盡管葦岸的生態意識談不上十分自覺，但因他的作品凸顯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關系，加之他的文筆自然樸素、簡潔優美，因而《大地上的事情》出版后，便一直受到追捧，深受讀者喜愛。葦岸之后，當代的生態散文便蓬勃發展起來。尤期進入新世紀，生態散文更是一發而不可收。代表性的作品有胡冬林的《山林筆記》《狐貍的微笑》，李青松的《穿山甲》《大麻哈魚》《哈拉哈河》，楊文豐的《自然書》《病盆景》，王兆勝的《天地人心》《逍遙的境界》《負道抱器》，傅菲的《深山已晚》《鳥的盟約》《風過溪野》，陳應松的《飛蝗物語》，李娟的《冬牧場》，鮑爾吉·原野的《流水似的走馬》，艾平的《隱于遼闊時光》，葉梅的《福道》，沈念的《大湖消息》，李存葆的《綠色天書》《鯨殤》，蔣藍的《極端植物筆記》《極端動物筆記》，詹克明的《獨釣寒江》，半夏的《與蟲在野》，李元勝的《昆蟲之美：勐海尋蟲記》，王族的《狼界》《狼蒼穹》，等等。

整體考察當代生態散文，可以看到，這一散文潮流從開始的單純禮贊大自然，到具備強烈的生態危機憂患意識，再發展到關注文化生態和現代人普遍的精神生態，隨著生態散文疆域的不斷開拓，生態作家思考的問題也在不斷深入，現代意識也在不斷加強。陳鷺、陳劍暉曾撰文指出：“生態散文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它是自然、社會、精神、文化、生態意識與思想和文學審美相融共生的文學。”11即是說，生態散文是帶有強烈中國式現代化特征的文學。它既不同于我國傳統文學中的寫景，也有別于梭羅、屠格涅夫、普里什文等作家的純自然文學。在梭羅、屠格涅夫、普里什文的作品中，雖然他們以其優美的文筆描繪了如詩如畫的大自然風光，但在他們筆下，大自然或者只是背景，處于中心位置的還是人；或者大自然只是純粹的大自然。它固然很美，很令人神往，但它與現代社會、與人類的危機與苦難是脫節的。因此，這樣的自然書寫并不是中國式現代化意義上的生態文學或生態散文。

近年來的不少生態散文，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生態建設方面進行了積極有效的理論思考和創作。比如：劉詩偉的散文集《人間樹》，在“只有樹是大自然的經幡，跟無數生命與故事有關。那是沒法篡改的記憶，是生態，是我的自然文學”（見封底）的生態整體觀指引下，寫鄉村的大自然，寫鄉村的人、事、生命、文化與精神。他沒有一味地思慕和盲目追崇愛默生的自然文學、梭羅的《瓦爾登湖》、威廉斯的《心靈的慰藉》等“純粹的自然文學”的寫作路數，而是把自然之外的社會放在廣義自然中，同時寫出自然中的生命與生活的質感，讓它自身具有表達的力量，讓它在現實語境下凸現人道主義真理的樸實與美學，如此，劉詩偉呈現的自然便不僅是真實的、豐富的、現代的，而且有一種更悠遠的哲學視角，讓人淡淡地愴然與追想。再如陳啟文的《漂泊與岸》，作者立足于以自然為中心的生態主義立場，反思和預警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帶來的生態危機和現實危險，表達出對自然與生命的尊重、敬畏濃厚與對自然的護衛意識，以及對“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向往。當然，擁有更為自覺的生態整體觀的散文家當推楊文豐。近十年來他不僅在理論上大力倡揚，且創作了大量生態倫理散文。在《霧霾批判書》中，面對整個社會陷入“霧霾恐怖場”和生存環境的坍塌，作為一個有強烈憂患意識的生態散文作家，楊文豐覺得有責任、有必要從自然科學審美視角來探討霧霾產生的原因。像這樣立足大自然，直面社會現實，既具批判性，又富于現代氣息的生態倫理散文，還有《海殤后的沉思》《敬畏口罩外的微生靈》，等等。以往，我們的生態文學視域下，雖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詰問，卻極少像楊文豐這樣，深入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層面進行省思，這是近年來生態散文的現代化主題指向和價值之所在。

生態散文最為可貴的現代指向，在于它不僅是面向自然生態，是審美的、哲思的，而且具有社會性、政治性、文化性、精神性和實踐性。它既有憂患詰問，有批判反思，也有建構。而反思、詰問、批判和建構，都需要具備全球化的視野、現代經驗和想象力。在筆者看來，這種現代化的想象力首先必須建立于生態整體觀之上。即現代化的生態整體觀，關鍵是要認識到自然界萬事萬物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不存在主次等級之分的有機整體，每一個事物都有屬于它自己的位置和價值。這個生態系統將人的存在劃分為生物性存在、社會性存在、精神性存在、文化性存在四個層面，這四個層面既密切相關聯，卻又不等同，更不能相互取代。生態整體觀還警示我們：要改變以往那種把人類視為世界的中心，把人類的利益作為最高價值判斷的觀念。因為當下無處不在的生態危機是全球性的問題，它沒有國界，也沒有民族之分。在當下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生態寫作必須具備一種“銅山西崩，洛鐘東應”的“大地共同體”思想。事實上，今天的人類已經不可能回到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的古代社會環境里，未來世界只有在文化多元、互補共生共榮的融合中，把生態問題變成了一個全人類共同關注的大問題，人類才能迎來一個整體平衡發展的生態文明的時代。

生態散文中的現代化想象力的終極目標，是建構一個“現代生態倫理”體系，促進“人類共同體”的實現。“現代生態倫理”是在現代科學技術背景下，人類與自然相處相適應，促進生態和美的道德及行為準則，它充分體現現代生態的文明理念。這種現代生態倫理觀，不同于以往的生態文學理論框架。它是危機觀、憂患觀，生命觀的總和，是在“科技神”光普照耀下，人類應該有也必須有的一種覺醒，更是對長期以來人類中心主義的反動，是現代社會的革命性行為，并且新的現代生態倫理的建構行為，也是事關地球村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行動倫理。生態文學不是簡單地向過去看，不是提倡回到原始的自然環境中去，更重要的是向未來看，重在展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交融之美，反映更高層次的人與自然的文明形態。

生態問題催生了生態散文，但生態散文的使命卻是為了改善甚至消除生態問題。盡管嚴峻的生態危機不是文學所能解決，但生態散文可以預警，可以反思，可以質疑和批判，呼吁人們關注生態問題，提醒人們改變思維和觀念，以及改變生活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態散文的作用又是巨大的，是不容忽視的一股文學潮流。而從國家發展層面上看，中國開辟了現代化新道路，努力建構現代文明新形態，其中很重要的一個維度，就在于在生態環境保護中，去重新認識和觀看自然，重新界定人和自然的關系，這無疑開拓了當代文學的新視野和新空間。而在這方面，生態散文有著小說和詩歌不可比擬的優勢，它完全可以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并在構建現代和諧社會方面大展拳腳。如果說，散文這種文體因疏遠現代化，游離于現代國家的建設之外，導致長期以來被壓抑、被邊緣化，那么在新時代，當代散文正好借著生態文學熱潮，全面且強勢地介入到中國現代化的建設中，用新的創造為時代注入鮮活的精神力量，并借此使散文重獲它曾經擁有的輝煌。這是時代降諸于散文的機遇，也是每一個不甘平庸、有使命感的散文家的正確選擇。

注釋：

1 孫郁：《在魯迅的余影里》，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6頁。

2 3 4 魯迅：《文化偏至論》，《墳》，《魯迅自編文集》（第6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48、51頁。

5 魯迅：《生命的路》，《熱風》，《魯迅自編文集》（第3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

6 魯迅：《寫在“墳”后面》，《墳》，《魯迅自編文集》（第6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頁。

7 南帆：《散文與現代感》，《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8月29日。

8 劉勰：《時序篇》，《文心雕龍》，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252、258頁。

9 李蔚超：《歷史之維中的文學，及現實的歷史內涵 ——對話李敬澤》，《小說評論》2018年第3期。

10 李敬澤：《重建這個時代的文章觀》，《中華讀書報》2018年12月26日。

11參見陳鷺、陳劍暉《整體性視域下的生態散文及其生態倫理》，《東吳學術》2022年第2期。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