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我就認識劉錫誠。他是貧農子弟，卻受到劇烈的沖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時期，他義憤填膺，撰寫大膽敢言的文章，熱情扶持中青年評論家，有功之臣也。

劉錫誠，著名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原研究員、《民間文化論壇》前主編。

劉錫誠經常煮掛面當飯，日夜兼程同夫人馬昌儀埋頭著述，用當初尺寸最小、性能最差的小電腦敲出《小說創作漫評》《小說與現實》《中國原始藝術》《走出四合院》等著作，譯出《俄國作家論民間藝術》《馬克思與恩格斯收集的民歌》等資料，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民間文學集》等，人不堪其苦，誠不改其樂，賢哉誠也！

中斷十五年的文聯全委會一片唏噓

1949年7月，中國文聯成立；十五年后的1964年6月，毛澤東批評文聯各協“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兩年后的1966年“文革”亂世，中國文聯被砸爛；十二年后的1978年，中共中央決定：盡快籌備中斷十五年之久的第三屆中國文聯全委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恢復中國文聯和各協會的工作。

開幕在即，大會宣傳組副組長劉錫誠找我，要我加盟，同他和謝永旺一起，突擊完成一項重要任務：起草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致大會的書面講話稿，時間非常緊迫。

錫誠介紹說，郭沫若臥病在床，籌備組電請詩人徐遲代筆起草講話，徐稿送于立群后，未獲通過。于立群和家人要求講話稿強調深入地揭批“四人幫”，鼓勵文藝家大膽地進行藝術創造。錫誠很著急，說：“咱們一塊兒突擊干吧，后天大會開幕，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我們三人分頭起草講話，特別指出：“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更加緬懷偉大導師毛主席”和“更加懷念敬愛的周總理”，并且加重語氣表示：“作為文藝戰線上的一個老兵，我愿和同志們一道學習。我向同志們問好！向全國文藝戰士們寄以熱烈的美好的祝愿！”

我起草的部分突出了郭老對“雙百方針”的期待：“科學要進步，文藝要發展，沒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沒有首創精神、創造性勞動、敢想敢說的風格是不行的。”“粉碎了‘四人幫’，我們精神上重新得到解放，一切有志于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文藝家，有什么理由不敞開思想、暢所欲言、大膽創造呢！今天，特別希望出現一大批文學藝術的闖將。”整整一個通宵到天大亮，三個部分最后連綴成篇，題目是《衷心的祝愿》。劉錫誠即送馮牧等大會籌備組領導審查通過，隨即趕赴北京醫院送審。郭老的家屬過目后表示同意，希望講話稿充分表達郭老病中百感交集的心情。

1978年5月27日，中斷十五年之久的“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隆重舉行，文聯歷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大集結。我有幸出席旁聽。

除老舍等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或臥病在床的外，三百四十多名最具代表性的文藝家們應邀參加。由于“四人幫”的殘酷迫害，夏衍等拄著拐杖，不少人步履蹣跚被人攙扶著，劫后余生，舊雨新知，熱淚盈眶。

郭沫若的書面講話《衷心的祝愿》，一經于藍朗誦，凄惋而激奮，動人心弦，隨朗誦音調而起的，是全場一片唏噓嘆怨之聲。大會發言義憤填膺，聲聲含淚，控訴“四人幫”肆意踩踏文藝園地、殘酷迫害文藝工作者的罪行，呼喚文學藝術的春天。十五年了，流血的中國文學藝術起死回生。

茅盾宣布說：“根據中央的指示，我在這里莊嚴地宣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作家協會和《文藝報》，即日起正式恢復工作。”掌聲雷動。

復刊《文藝報》 我們整裝待發

《文藝報》先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于1978年7月復刊后，抖擻精神，徹底否定“文革”，敢為人先，破除“工具”論，為天安門詩抄解禁，為作家作品平反，為《班主任》等“傷痕文學”開路，沒有辜負兩個月前文聯全委會的殷切囑托。

滿目瘡痍的《文藝報》站起身來了，代表被“文藝黑線專政”論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文藝家們，向著真正的“文藝黑線”進行控訴并發起猛烈的攻擊。一面是同仇敵愾，一面是同病相憐；一面是推倒文化專制，一面是張揚文藝復興；一面背負傳統的包袱重整歸部，一面打開因襲的閘門擴充新軍；一面是思想的解放，一面是忘我的工作。在東四南大街禮士胡同52號里一座小院里，聚集著義憤填膺的編輯和記者，主編馮牧和孔羅蓀器重我們，放手讓我們工作。《文藝報》編輯部是一臺靈敏度極高的收發報機，《文藝報》又成為文壇的晴雨表。

禮士胡同舊名驢市胡同，52號原是清代武昌知府的豪宅，豪宅里的一座小院是復刊后《文藝報》編輯部工作的場所，“文革”時是文化部于會泳部長坐鎮的地方，也是他后來自殺的地方。古色古香的小院，風云變幻的象征。（電視劇《大宅門》的外景就是在這里拍攝的）

編輯部人員不多，但工作效率極高。大家擠在一個大房間里，熱氣騰騰，像個大磁場，乘興而來，盡興而返，不知疲倦地議論，不遺余力地編寫，連飯都要打回來吃，以便接上剛才的話茬，那份上勁、那份融洽，在《文藝報》的歷史上絕無僅有。“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大清算、《文藝八條》的大翻案、“天安門詩抄”的大松綁、“黑線人物”的大翻身、十一屆三中全會思想的大解放、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大爆炸，政治與文藝關系的大清理，群情激昂，口誅筆伐、《文藝報》氣壯山河。它既是敢于弄潮的參謀部，又是對外開放的文藝沙龍，不少中青年批評家來這兒做客神聊，聊著聊著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有了。我們的主編馮牧，同時領導著另一個驍勇善戰的部門——文化部理論政策研究室。江曉天、顧驤、劉夢溪、鄭伯農、李興葉等一幫筆桿子，像一家人似的，經常走動，言必“思想解放”，語多“文壇動向”，激昂慷慨，捶胸頓足。我們歡呼“天安門詩歌”揚眉劍出鞘，我們策劃否定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論，我們討論作家“干預生活”問題：“歌德”還是“缺德”，我們為革命現實主義吶喊請纓，迎接“傷痕文學”的潮頭“來了，來了！”我們專訪“右派文學”作家，驚呼短篇小說的新氣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說的新崛起，甚至理直氣壯地為冤重如山的作家和作品平反，其勢如地火之奔突、狂飆之卷席，葳蕤春意遍于華林。

在劉錫誠的策劃組織下，《文藝報》舉辦了好幾期“讀書班”，把“文革”前寫評論現在考慮要不要繼續寫（“今后洗手不干”）的中年評論家，如單復、王愚、潘旭瀾、宋遂良等邀請來京參加“讀書班”，授命撰寫重頭文章。又聯系和扶持一批文學評論新秀如黃毓璜、童慶炳、劉思謙、吳宗蕙、蕭云儒、謝望新、李星等，也邀請他們來京參加“讀書班”撰寫重頭文章。這批中青年評論力量在新時期開端之期吶喊助威，披荊斬棘，蔚為大觀。

那時的編輯部好像密州出獵的蘇軾：“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編輯部諸同仁榮辱與共，誰也少不了誰，人人平等，個個都是上足了發條的陀螺。我和謝望新不約而同地把“讀書班”譽其名曰“《文藝報》的黃埔軍校”，直至今日，大家談論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你是‘黃埔’一期，還是二期？”

擔任《評論選刊》雙主編期間大力扶持評論新秀

我和劉錫誠擔任《評論選刊》雙主編，《評論選刊》于1985年1月創刊，1988年第12期終刊，《終刊詞》寫道：“親愛的讀者，我們告別了。”“大家都窮，除非國家政策傾斜，誰愿干這蝕本生意！”《評論選刊》一花獨放，被專門研究報刊史的唐弢稱贊是“絕無僅有”，來函索取創刊號。

1985—1988年的《評論選刊》在新時期文學史上構成一個小小的時段，一花獨放。1985—1988年的《評論選刊》是文藝思想異常活躍、新時期文學爭妍斗勝的時期，新派蜂起，新說疊出，新的挑戰咄咄逼人，如此這般，本刊都有反應，雖非金石——金匱石室；堪作雪泥——雪泥鴻爪。立此存照，足矣！

此刻，我不無驕傲地說句心里話：我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們很不容易。看，《評論選刊》上遴選出多少評論家特別是新冒出的青年評論家啊！他們是：朱寨、李子云、藍翎、李希凡、王蒙、蔣蔭安、流沙河、於可訓、吳亮、邢小群、王曉明、唐弢、王朝聞、陳涌、劉再復、項南、高占祥、袁鷹、敏澤、高行健、孫遜、黃秋耘、吳有恒、周政保、吳冠中，王干、林興宅、艾菲、曾鎮南、鄭伯農、雷達、賀興安、劉齊、何西來、陳駿濤、吳宗蕙、陳孝英、季紅真、王菲、滕云、繆俊杰、陳遼、李書磊、謝泳、董健、李敬澤、羅藝軍、韓石山、周介人、何鎮邦、李貴仁、夏康達、朱晶、吳秉杰、林建法、魯樞元、韓少功、李國濤、宋遂良、陳子平、謝冕、白燁、毛時安、何新、李陀、錢理群、張志忠、南帆、羅強烈、王紀人、朱大可、黃子平、何志云、楊義……

特別是其中年輕的朋友，多么閃光的一群啊！他們至今活躍在文壇上，他們代表了中國新時期文學批評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時段。

評論家同行們，當你們回顧自己發展的這一過程時，該不會忘記這家窮朋友——窮得叮當響卻堅持辦了4年、出齊48期的《評論選刊》吧！

感謝《評論選刊》編輯同仁們四個嚴寒酷暑的艱難苦辛，他們是（按姓氏筆劃）：鄧蔭柯、王興仁、白燁、馮立山、劉錫誠（后任主編之一）、劉鈞、李復威、李敬澤、吳宗蕙、來春剛、何望賢、何其康、沈太慧、周申明、張炯（后任主編之一）、邾瑢、周相海、賈非賢、顧驤、蕭德生、閻綱、龔富忠、傅活。

《評論選刊》（月刊）1985年1月創刊，到1988年12月終刊，全體編委們耗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啊，你們辛苦了！我自己本職工作已經很忙，長年累月，數不清的不眠之夜，但是無怨無悔。

我們同親愛的讀者與《評論選刊》告別，在《中國熱點文學》相會。《中國熱點文學》月刊1989年元月創刊。《中國熱點文學·發刊詞》：“愛看而且耐看，審美愉悅中自有一番崇高的憧憬。”“喜聞樂見，為雅俗所共賞，是本刊的追求。”社會上有“熱門話題”，文壇出現‘熱點文學’。”

《中國熱點文學》第二期發表楊守松的長篇報告文學《救救海南》，受到普遍的歡迎，同時惹出一段“假死”的幽默。

1989年，多事之秋，《中國熱點文學》被新聞出版署明令停刊，我和張炯懇請文化部代部長賀敬之說情，勉強辦到年底，從1月到12月，刊齡僅僅維持了一年，這才叫短命。

大辦“讀書會”組織重頭文章聲討現代文藝迷信

劉錫誠大辦“讀書會”，組織重頭文章聲討現代文藝迷信。

人們奇怪，正是《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定了殺氣騰騰的調子，文藝界的反右斗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因此周揚有“文化沙皇”之稱，此文為什么不收入他的集子里呢？韋君宜的《思痛錄》透露了實情。內幕是周揚不承認《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的作者是他一人，那里面也有最高領導的意見，他說：“我對這篇文章負不了責任。”

周揚滿腹的內疚和苦衷。他是有自我批評精神的，沉痛檢討，到處賠罪。早在1979年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他就說：“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陸定一曾經自責說：‘中宣部的任務無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這個，明天整那個。’”有人追問周揚：“當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周揚這才說出真相：“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1958年1月我們《文藝報》出版的第二期，“再批判”特輯，就是在“最高領導人”的過問下，一大批作家被“翻延安的老賬”，“奇文共賞”，瞬間集體倒下。

在這種情勢下，劉錫誠也“翻老賬”，組織班底，大批還嫌“左”得不夠的現代文藝迷信。因此，我們把一批評家和一批青年評論家調到北京撰寫重頭文章。

《文藝報》由此享譽文壇，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實事求是、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開拓道路。乃有功之臣！

1980年，劉錫誠和鄭興萬介紹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恩師侯金鏡所謂的“黨外布爾什維克”一變而為中國共產黨員。感謝您，錫誠！

錫誠，安息吧，您一生探微鉤陳，著作等身，您終生為思想解放而奮斗汗流浹背，中國民間文化史不會忘記您！

[作者單位：《中國文化報》社]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