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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抗戰勝利后，各邊區與根據地的大批革命干部前往東北建立新解放區，工作重心開始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作為攜帶著延安經驗的基層政治/文化工作者，作家草明在東北解放區的工作與創作，既需要直面革命的經驗結構與工作方法從鄉村到工廠的轉換問題，也在深入東北工業的殖民歷史與現實結構的過程中，揭示了“生產勞動”是如何被政治化為“革命斗爭”的實踐形式的。草明這一時期的工業小說寫作不僅在工業場域中發現了新的斗爭結構，對于革命的政治激情模式的常態化、不同形式的工業勞動構想、工人的技術勞動權利等問題的開掘與思辨，也為此后社會主義語境下的工業題材小說貢獻了問題化的文學視野。

關鍵詞：東北解放區 草明 工業題材小說 生產勞動 經驗轉換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派遣大批干部進入華北與東北地區，曾經從各大城市奔赴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自此又從各邊區和根據地出發，踏上了建立新解放區的遷徙之路。舒群率領東北文藝工作團，艾青、江豐率領華北文藝工作團，丁玲、楊朔、陳明組成延安文藝通訊團趕赴各地，也將抗戰時期以延安為中心的邊區文藝經驗帶入新的文化政治實踐中。作為國共兩黨爭相接管的戰略要地，東北的局勢很快嚴峻起來。毛澤東在1945年12月28日給中共中央東北局的指示中明確指出，東北的工作重心首先仍然是廣大農村的“群眾工作”，尤其是初到東北的一切外來干部須“注重調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決心和東北人民打成一片，從人民群眾中培養出大批積極分子和干部”1。1946年7月，中共中央東北局召開擴大會議，號召“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能下鄉的干部都要統統到農村去”2，由此在東北掀起了干部下鄉的熱潮。然而，在農村工作之外，新解放區的建立也意味著新的環境、任務與問題。

1946年4月28日，東北民主聯軍解放哈爾濱，也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接收管理大城市的序幕。面對東北這一重要的工業基地，如何奪取、接收、恢復東北的工業力量，為全國戰局提供支援，也成為當時黨的重要戰略目標。1948年3月，陳云明確提出全黨在東北的工作重心從鄉村向城市轉移。關于工業建設問題，毛澤東1944年在給秦邦憲的信中就曾談到：“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3隨著新解放區的逐步建立，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接收與管理大城市的同時，必須要面臨新問題：革命如何從農村重新回到城市？面對曾經的淪陷區或國統區既有的城市建設、工業基礎、政治遺留問題、市民文化環境，以及新局勢下的政權改組、恢復生產、管理分配、發動群眾等問題，如何繼承與調整抗戰時期在邊區形成的革命理念與治理經驗，形成一套新的政治文化方案？尤其是在國共兩黨針鋒相對，爭奪各大城市的政治主權及文化領導權的歷史時刻，文藝工作者如何在革命實踐與文學創作領域找到一條新的城市革命的進路？這都是內戰時期革命工作與文學經驗的遷移與轉換面臨的核心問題。

在這一歷史情境下，作家草明在東北解放區的工業小說寫作，既需要直面革命的經驗結構與工作方法從農村到城市、工廠的轉換問題，也在深入新的現實結構的過程中，以文學實踐的方式發掘了新的斗爭領域及其歷史表述。已有研究者敏銳地指出，1945年后解放區文藝工作者進入東北，正是從農村根據地進入了一種以大城市為中心的“新的經濟和政治地理關系”4；草明這一時期的寫作則“從工業恢復和建設的角度”出發，表現了“革命現代性”遭遇“工業現代性”時的矛盾與不適應，最早在中國現當代工業文學中提出了有關這一“轉型”困境的母題5。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對于身處這一歷史過程中的基層政治/文化工作者而言，具體發生了哪些經驗、認識與實踐層面的轉換，關于這一時期東北工業語境下的革命政治場域及其斗爭結構，草明的寫作又提供了何種“問題化”的敘事圖景與文學洞察，都是本文關心的問題。

一、新的勞動態度：工業勞動的感性經驗與文學主題

在抗戰時期“到延安去”的知識分子與文學青年中，有相當一部分左翼作家本就來自上海、武漢、廣東等城市革命前線，草明就是其中之一。抗戰勝利后，草明主動要求前往東北工作。1946年春，草明在張家口地區以《晉察冀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去宣化龍煙煉鐵廠開展工會工作，“第一次接觸到解放了的產業工人”6。同年6月，草明抵達哈爾濱，并接受了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長林楓“熟悉城市、熟悉工人和工廠”“搞工廠工作”“反映工人的高昂情緒”7的建議，開始深入城市工業生產與工人生活。1946年，草明到鏡泊湖水力發電廠從事文教工作，寫下了以該廠工人恢復生產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原動力》。1948年，草明到沈陽皇姑屯鐵路工廠負責工會工作，發放救濟糧、開政治課、動員工友獻納器材、組織工人修復車頭，并以該廠工人突擊生產、加修機車為原型，創作了長篇小說《火車頭》。

與其他奔赴東北的革命作家的創作歷程相比，草明的特殊性在于她沒有下鄉參加土地改革，而是第一時間深入工廠接收與重建的政治工作。即使與新中國成立后其他先后進入工廠“體驗生活”的作家相比，草明的文學實踐也有其特殊性：一方面，草明進入工廠寫作的起點更早，介入的程度更深，專注度更高，持續的時間也更長；另一方面，草明的文藝實踐與戰時城市革命、工業建設之間呈現出一種更加內在化，也更具緊張感的關系。自抗戰勝利后，草明的工作與創作就一直活躍在工業生產的第一線。在工業小說創作之外，草明一是要承擔工會或黨委的組織管理工作，深入工業生產的具體事務；二是要從事文教工作，幫助工人開展文藝活動與文學創作。這就要求作家既要深入工業生產的肌理，又要深入工人群眾的生活，實際上并非易事。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孫犁曾指出那些以工人生活為題材的創作存在的問題：“有些作者是把在農村積累的生活、感情，拿來寫工人的。這些積累，對于一個作家來說，還包括過去文藝修養上的經驗積累。因為這樣，如果我們把作品里面的都市生活、工廠生活的背景代以農村的風景，就立刻變成一篇關于農民的故事了。”8這一觀察也契合于草明創作中的切身體會。換言之，文藝工作者在工廠中如何同延安時期一樣繼續服務于戰時生產動員，又如何構建一種不同于邊區農村的工業化、革命化的生產勞動想象，構成了工業小說創作必須處理的難題。

小說《原動力》出版后，郭沫若曾在給草明的信中肯定她關于工業生產的描寫：“我們掌筆桿的人，照例是不擅長來寫技術部門，盡力回避。你克服了這種弱點，不僅寫了，而且寫好了。寫技術部門的文字，寫者固然吃力，讀者也一樣吃力，但你寫得卻恰到好處，以你的詩人的素質，女性的纖細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我特別喜歡第九章幾位女性采山里紅那一段，寫得真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9盡管草明自己將這段評價視為郭沫若對于小說描寫機器部分的肯定10，但稍加辨析即可發現，郭沫若“特別喜歡”的第九章實際上并未涉及工業生產的前景，而恰恰是一段小說中少有的勞動之余的閑暇時光。第九章講的是為準備工廠的慶功會，張大嫂帶領婦女小組到野外采摘，無意中發現了特務設計破壞電廠的陰謀，最終聯合先進工人老孫頭破獲了特務組織。與其他章節重在書寫恢復生產過程中的干群矛盾或緊張的勞動場面不同，對于一直“竭力避免心理描寫、狀物描寫和自然描寫”11的草明而言，這一章既難得地展現了玉帶湖清新靜美的迷人風光，又以靈動的筆法書寫了女性在湖邊說笑嬉戲的動人情景，為小說賦予了一種明朗歡愉的生活情趣，而“反特”情節的加入更帶來了敘事上的傳奇性和緊張感。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其他章節正面書寫工業生產時的“硬性”才得以“中和”。在批評家的閱讀感受和作家本人的體會之間這種隱約的錯位，透露出工業小說寫作的一個重要問題：正如郭沫若所說，對于寫作“技術部門”的“不擅長”，意味著新文學作家確實缺乏書寫現代工業生產的經驗與傳統，如何以小說的形式將“硬性”的生產現實、復雜的現代機械、枯燥的生產知識與重復性的勞動過程形象化、情節化，尤其是如何將現代工業場域中的革命文化政治“問題化”，構成了“工業”如何“文學”的難題。12

對于在延安農村革命中經歷過文藝整風與下鄉運動的草明而言，她很自覺地意識到這一文學經驗轉換的難度。在1980年代接受的一次訪問中，草明特別談到這一問題：

工廠生產總是室內機械化的生產，長時間簡單重復的勞動，而受大自然的影響又比較少，不像農村，下雨了，就得搶收谷子。工廠呢，你下雨，不關它的事，它照樣生產，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工廠生活的色彩、格調比起農村似乎就要差一點。大自然呀，周圍環境呀，只是有了很大的變化才能影響它。比如，大風暴引起鐵路中斷，工廠原料來不了，或者雪下得太大，工人上班有困難，這樣才有所影響。不像農村，那么廣闊的原野，風、云、雨、雪、山、水、太陽、月亮等等，大自然豐富多采，能陶冶人的思想感情。工廠生活這方面就比較單調。寫工廠，這是一些困難，但這也不是不能克服的，需要我們認真來琢磨、研究、探討。13

與書寫農業勞動可能涉及的豐富的自然風物與濃厚的生活氣息相比，工業生產似乎天然地缺乏對人物行動產生戲劇性影響的多變環境、審美性的意象或抒情化的情境。但更重要的是，草明指出了與農業勞作相比，城市工業環境下的生產勞動有其自身的特點。在鄉土世界中，春耕夏種，秋收冬藏，農民勞動遵循的是古老的農耕文明所形成的四時有序、不違農時的勞動節奏與生產倫理。農業勞動既以自然作為直接對象，又與農時、氣候保持著高度一致的節奏感與秩序感，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之間沒有鮮明的界限，農民也更容易從人和土地之間的親密關聯中生發出感時應物的經驗方式，尤其是關于富足、豐裕的想象。然而城市工業生產則不同，其勞動方式既隔絕于自然空間，又高度依賴于人為的制度設計、管理規程、機械環境與技術操作。而現代大工業生產的流水線作業則以復雜精細的分工將工人置于“長時間簡單重復的勞動”之中，使工人同時隔絕于生活空間與勞動成果。因而很難想象，工人能否在這種單調的、缺少變化的勞動過程中獲得一種農民式的歡愉感、收獲感與歸屬感。換言之，在缺乏上述一系列所謂的“文學性”因素的條件下，如何書寫工業生產的“美”，如何形塑革命中國工業勞動的感性經驗，成為了草明工業小說寫作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

草明筆下的工業勞動場景大多是通過工人或工廠管理者的眼睛呈現的。但與路翎小說中由奮激的熱力與痛苦的消耗扭結而成的勞動景觀不同，草明對工業生產空間和勞動場面的表現要單純得多，并且往往伴隨著觀看者或熱切或深沉的抒情。在《火車頭》中，工人李學德為完成突擊任務組織了“奮勇小隊”，自挑戰大會后就沒有回過家，連續多日苦干到深夜三點。小說寫到在一天緊張的勞動結束后，又困又累的李學德眼中的機車廠房：

經過機械分廠時，李學德看見機器都很安靜地休息著，它們那黑得發亮的粗壯的軀體在薄暗的燈光里十分安靜地躺著。白天，鉚工廠閃耀著紅色的火光，青色的火光，現在沒有了。白日里威風凜凜的吊車，這時變成個大啞巴懸在半空。到處都有的取暖爐子那熏人的煤煙也消散了。啊，白天里的嘈吵的聲音，復雜的顏色和人們匆忙的影子，這時候好像都沉淀在夜的溶液里似地，出奇地靜寂。在解放以前，他沒看過晚間的廠房是怎樣個光景；因為他沒機會看。他和工廠的關系，就是離不開它，但是又怨恨它。他瞅著現場和工具，心里同情它們與自己一樣的不幸；但又想糟蹋它們，希望早點結束它們的壽命。——他和其余舊社會里的工人一樣，都懷著這樣的心情。但是今天晚上，這樣的心情消失了；到底是什么時候消失的，他不知道。他只覺得那些機器都那么可愛，就好像他家里的土炕、他的房子一樣可愛；不，比他家的土炕和房子更可愛。14

在關于《原動力》的一篇創作談中，草明曾特別談到如何“寫機器”的問題：為了了解發電的工作流程，草明曾多次請教工人，學習原理，畫出圖樣，“其實我分明知道機器這玩藝兒在整個作品里所占的位置并不重要，而且不一定全都用到，寫多了還怕讀者嫌麻煩”15。事實上，至少在寫作《原動力》《火車頭》的時期，草明并沒有對機器或生產流程過分展開描寫，她更側重于表現的往往是工人與機器的關系，尤其是從偽滿時期到抗戰勝利后遭遇國民黨劫收，再到中國共產黨接管工廠、恢復生產這一新舊時代的劇變中，這種關系的變化在工人心理上的投射。李學德看待機器與工廠的眼光，從依賴糾纏著怨恨到如今比自家的土炕和房子“更可愛”，顯示出在一種全新的政治環境與生產關系下，工人與工廠之間情感關系的復蘇。更重要的是，這一抒情場景之所以能夠發生，李學德之所以有機會看到“晚間的廠房”，背后是由工人自發苦干到深夜這一“忘我的勞動”作為敘事支撐的。與之相關，在很多地方，草明都注重書寫產生了政治自覺的工人那種充滿力量與歡愉的身體感覺：“他覺得很奇怪，這些日子里他沒有長高也沒有長胖，還是個中等個，但滿身是勁，心里充滿高興。”16

工人對機器、工廠的這種情感轉變與身體感覺的微妙變化一樣，昭示的是一種全新的勞動態度，即一種自主、忘我的勞動。在這種新的勞動態度下，單調、重復甚至高強度的工業勞動以及充滿噪聲、污染和高壓的工業生產場景，開始透過“新的工人”的眼睛獲得它的美學形象：

工場里的熱鬧和任何場合都不同。這兒人們都不說話，說話的是機器，各種工具、吊車、汽錘和洪爐。有時為了必要，人們也說話，但是他們說的很簡短，或做個手勢。這兒音響是復雜的、宏壯的；人們敏捷的動作都表現著智慧和力量。閃來閃去的各種光和顏色，更增加了動的工場的美景。——這種景色，曾經使歷來的無數工人們迷戀過，但是他們在不久以前才知道：如果離開了人，離開了勞動者，工場就一無所成，美麗也不存在。他們不久以前才知道：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是從工場里制造出來的——他們是世界上的功臣和主人。17

在這些段落中，勞動的美在于它成為一種權利，一種自由，這已不僅是一種“人人都有活干”18的樸素的生活愿景，而是一種作為“功臣和主人”的政治自覺，一種駕馭與創制崇高之物的掌控感與創造感。小說對于這種雄偉、歡暢的勞動壯景的書寫與其說是寫實的，不如說是以對理想勞動的想象呼喚上述那種全新的勞動態度。這種勞動態度顯然已經不是“不勞動者不得食”意義上的政治規訓與道德自覺，而是指向在新的生產關系下發生的主體性革命。同時，小說也以一種被延宕到未來的、能夠兼顧勞動與閑暇、生產與學習的共產主義藍圖19，向現在時中忘我勞動的工人提供了一種“自由的勞動”的許諾。換言之，這一對“勞動的激情”的想象與呼喚，既源自新的政治圖景對舊有剝削關系的顛覆，又源于一種朝向未來的烏托邦沖動，從根本上來自戰爭與革命的政治激情的灌注。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在新舊對比的視野下重新認識“勞動”的方式卻未必是在工人眼中自然發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工人關于時代的變革感、關于未來理想生活的想象力，以及一種被置于時間經驗當中的身體感覺，也是在草明這樣的政治/文化工作者所從事的一系列以“政治激情模式”20為主導的教化式動員下逐漸習得的。草明在《火車頭》中曾刻畫了一個來自老解放區的女工會主任方曉紅，不僅組織工人進行工資評議，通過家訪了解工人生活，搜集生產中的意見，還召開職工大會、為工人們開設訓練班、講授政治課與文化課、教工人們跳秧歌、寫墻報，幫助工人們排演戲劇，等等。在方曉紅最初開展工作時，小說描寫了一個在兩千人的大禮堂中開職工大會時，方曉紅在演講中與工人們一問一答的情景：

“建造皇宮、建筑洋樓的是誰呢？”

“工人們。”人群中有人回答。

“住皇宮、住洋樓的是不是工人？”

“不是！”這一下回答得很爽利。

“造漂亮汽車的是誰，織呢子織綢子的又是誰？”

“工人們！”答話的聲音雄壯起來。

“坐汽車、穿綢子呢子衣服的又是誰？”

“不是我們工人！”這是充滿了感情的呼喊。

“是騷葫蘆。”

“是大肚子、老財們！”

這一來，人們倒安靜起來，把注意力集中到教員身上。李學文覺得挺有意思，拼命擠到最前排，挨著材料科長坐下來。方曉紅感到自己的熱情，自己的話語在人群里發生了效力，便跟著解釋歷來的統治者和工人為什么勢不兩立；又解釋為什么騷葫蘆要克扣他們的糧食。以致餓死了老的和小的；誰反抗他誰就得蹲監獄。……21

也是在這樣啟發式的問答過程中，原本性格沉默隱忍的工人李學德由于想起屈死的父親和兒子而痛哭起來。而李學德正是從這樣一場由“說理”“引苦”“挖苦根”構成的儀式開始，逐漸成為工人中最早產生政治覺悟的一批積極分子中的一員。在這里，方曉紅搬用了老解放區農村減租、土改中的工作方法，通過講清楚“誰養活誰”“誰做工、誰享用”的道理，輔以“訴苦”式的情感動員展開政治教化。與之相類的是，《原動力》中的進步工人老孫頭動員工人們協力刨冰來保護機器，《乘風破浪》中的勞動模范李少祥教育落后工人易大光，都是通過對舊時代苦難經驗的不斷調動，從而激發一種全新的勞動態度與勞動熱情。如陳荒煤在《論工人文藝》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樣，這種“新的勞動態度”的樹立，也構成了這一時期的工廠政治工作、文藝創作與工人文藝運動的核心任務與主題。22

二、“翻身”之后：勞動熱情如何“走入常態”

工會主任方曉紅的形象無疑可以視為草明自身在工廠展開文化政治工作的某種自況。然而無論是從現實還是敘事的層面，草明與方曉紅顯然都并不滿足于這種由“解放”敘事或“翻身”敘事激發勞動熱情的工作方法或敘事選擇。事實上，方曉紅在小說中甫一出場，就表達了自己僅有農村革命經驗，尚不熟悉工業環境的自覺：“我是向工人學習，向你們學習來的。我一向在農村工作，對于工廠是個外行。”23在來到沈陽附近的馬家灣鐵路工廠之前，方曉紅主要在“北滿”農村組織土改工作，因此在發動工人、組織群眾之初所使用的也仍是農村土改運動中常用的“訴苦”式動員。然而這一方法卻并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工人們并不能理解“訴苦”“算賬”的意義，因而在方曉紅提出讓李學德訴苦時，工人們反而感到困惑：“方同志，他家的事，除了你之外，咱廠全都知道啦，還用他上臺講？”24在職工大會后，方曉紅很快對這一農村經驗在城市工廠中的適用性展開了反思：

方曉紅下課回到屋里，天快黑了。她閉起眼睛想了一個很長的時候。原先，她以為自己給工人們灌輸了許多社會科學的知識；但是下了課，就覺得自己從工人身上拿回來的，比起自己給他們的要多得多。

“見鬼，我還用北滿那套農村經驗！什么訴苦訴苦。我這個經驗主義。”她幾乎要敲自己的前額；但她笑了，笑自己的愚蠢。“這里是南滿嗄，這里是工廠嗄！工人說的多簡單明了：廠里誰放個屁，咱也知道是誰放的。——這句話說明工廠是集中的，工人是集體的。新問題，新問題！”25

正是在這種經驗的遷移與對比中，曾經作為農村基層工作者的革命者開始逐漸認識到工廠與工人的現實特性。在《火車頭》中，方曉紅不僅時刻保持著不能將農村革命經驗照搬到城市工業生產中的警惕，更重要的是，通過深入工業生產的具體流程、工廠管理的重重矛盾，以及對工人復雜的意識狀態的觀察，方曉紅對這種激情政治式的工作方法產生了一種深刻而敏銳的疑慮。當工人們被廣泛發動起來，主動加班加點、沒日沒夜地進行超負荷勞動時，廠長劉國梁對這一熱火朝天的生產局面樂觀其成，方曉紅卻表達了自己深切的憂慮：

不過，如何走入常態？用什么來鞏固他們的覺悟和熱情？——把這覺悟和熱情發揮到生產上來？——這就是了，這就是問題呀。我想，不能單靠上課呀，游行呀，開會呀，加班呀等等了吧？到底還靠什么呢？我就不懂了。——行政上怎樣打算？工會應該緊密地配合行政，但是你們連開會也不叫咱們，咱們空焦急！我真發愁。26

方曉紅的這一發問之所以重要，在于草明借這個工會干部的觀察透露出了工廠的行政官僚與群眾政治之間隱伏的矛盾，更在于她提出了一個如何將政治化的勞動激情“常態化”的難題。

在抗戰時期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長達八年的“大生產運動”中，生產動員之所以能夠以春耕運動、秋收運動、生產動員大會、生產展覽會、勞動英雄表彰大會、勞動競賽（如開荒競賽、紡線競賽）等形式持續有效地展開，與農業生產春種秋收的自然節律及其與農民的口糧、生計直接相關的特性有很大關系。然而如前所述，現代大工業生產隔絕于外部自然的勞動環境、機械化生產中高度精細化的分工，將工人置于一種單調、重復、瑣碎的勞動狀態中。戰時工業的生產需求和生產實際又與戰爭局勢的復雜多變、生產資料的供應難題高度相關。開會、演講、上課、演劇所依賴的“翻身/解放”敘事，或許能夠短暫地激發出一種以仇恨、悲慟、感奮、激動為表征的大眾激情，卻難于將這種瞬間性的革命動能持續灌注到庸常化的日常勞動當中。在工廠的生產實際與工人的現實生活中，方曉紅很快發現，這種由革命政治催發的生產激情實際上是很容易在長時間、高強度、無變化的簡單勞動、工人們參差不齊的意識水平、官僚化的管理狀況以及物質匱乏的困難局面下被沖淡乃至耗散掉的。如朱羽指出的那樣：“勞動本身在不斷生產‘常態性’，生產出抵制‘革命政治’的惰性。”27

甚至在小說敘事上，這種難以將政治化的勞動熱情“常態化”的難題也構成了工業小說寫作的困境。在以與《原動力》《火車頭》的寫作同期展開的土改運動為背景的農村題材小說中，“翻身”敘事本身就構成了大部分土改小說的中心敘事結構。在《暴風驟雨》這樣的小說中，斗爭會作為小說的高潮隨即宣告了“翻身”的完成，而不必過多著墨于農民翻身后的生產與建設。但即便如此，在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實際上還是借顧涌老漢這一中農視角道破了“翻身”（斗爭）與“受苦”（勞動）作為兩種不同的實踐方式之間的悖反之處28。與土改小說不同，此時工業小說的起點往往已經站在了“翻身”敘事的終點上。無論是《原動力》中的玉帶湖水電廠還是《火車頭》里的馬家灣鐵路工廠，往往從小說一開始就很快告別了日偽統治的殖民時代與國民黨大員的“劫收”時期，如何在一個徐徐展開的新時代與建設中的新工業圖景中繼續書寫“斗爭”，本身就成為一個問題。在一個已經沒有資本家的壓迫、已然破除了主奴結構的工廠當中，不僅無法繼續書寫此前左翼小說傳統中的城市革命與工人斗爭，同期農村土改小說訴諸的“翻身”敘事也難以為后續的生產建設提供足夠的敘事動力。草明也曾在回憶文章中提到這一寫作上的困境：“人家不管是寫土改還是寫軍隊，都有敵我斗爭。我寫鏡泊湖都是工人們意氣昂揚、上上下下一心奉獻，這樣不怕人家說我沒有階級斗爭觀念嗎？”29也是因此小說才虛構了特務李希賢暗中破壞生產這樣一條情節上的暗線。然而正如李楊所洞見的那樣，出于和草明同樣的困擾，此后艾蕪的《百煉成鋼》與周立波的《鐵水奔流》中都以“特務”敘事做出了類似的并不成功的虛構，恰恰說明了工業題材小說在“再造敵人”這一文學政治功能方面的焦慮與失敗。30但更重要的是，這種焦慮顯然不僅是敘事上的。尤其是在有形的敵人宣告退場或缺席之后，就更難以用抗戰時期的動員方式調動起工人的生產熱情。換言之，“斗爭”敘事如果無法有效地介入“生產”敘事，就意味著此前依靠政治革命喚起的那種全新的、充滿能動性的“忘我的勞動”終會在日常化的現實勞動中被消磨或落空。

在1948年春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召開的文藝干部座談會上，草明與周立波、馬加、塞克、蕭軍、羅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一同出席會議時，面對其他作家從農村土改和戰爭前線帶回的斗爭經驗與寫作計劃，草明明顯感受到了壓力。時任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的劉芝明向草明表示正缺乏書寫“工廠的生活與斗爭”的作品。311949年4月，周而復也在《論今后文藝工作》一文中提出：“我們不僅要大量地生產適合于工農兵大眾的精神糧食，而且所創作的一切文藝作品也應該以反映豐富的生產斗爭為主，把從事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的英勇精神加以描寫和概括起來，這是今后文藝工作者頭等重要的任務，也是文藝的最重要的主題。”32而周揚此后在第一次文代會上所做的報告也提出“新的人民的文藝”要在“斗爭”中樹立新的人物的要求：“英雄從來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爭中鍛煉出來的。人民在改造歷史的過程中，同時也改造了自己。……在斗爭中，也只有在斗爭中，人的精神品質、我們民族的勤勞勇敢的優良性格，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33歸根結底，面對抗戰勝利后工業戰線上的“生產斗爭”話語，以及文學界對于工業題材小說書寫“工廠的生活與斗爭”的普遍期待，草明的寫作終究還是要直面那個核心難題：“生產”到底如何“斗爭”？上述這些寫作困境或許意味著，小說如果不能再繼續依賴既有的農村經驗、“敵我斗爭”“階級斗爭”這類源于外部的斗爭敘事，作家就必須重新深入到革命工業生產內部的邏輯中，去尋找“斗爭”的結構。換言之，“新的工人”必須在生產勞動中找到自身的斗爭領域，新解放區的文藝實踐也必須在工業生產空間中找到可供深入的現實結構，小說敘事以及現實中的文化政治實踐才有可能找到將日常勞動重新政治化的有效途徑。

三、苦干與發明：技術勞動與工業生產的斗爭領域

“生產如何斗爭”的難題在工業小說中首先意味著：工人勞動者如何以一種斗爭的姿態進入日常化的勞動生活。如何將一個缺乏有形的外部敵人的城市工廠及其勞動空間重構為一個革命場域，將勞動生活轉化為革命實踐，即要回答：“是否可能有一種熱衷于勞動的‘政治動物’。”34在小說《火車頭》中，裝車工人李學德應當說是激情政治理想中的那種從舊時代的苦難經驗中被激發出政治自覺，踴躍投入到政治學習中去，并依靠自己在群眾中的號召力，組織工人苦干到底，從而爆發出巨大的勞動熱情的新主體。然而饒有意味的是，小說真正的主人公卻并非李學德。被草明置于敘事中心的除了農村革命出身、官僚主義作風的代理廠長劉國梁，熱情、實干而敏銳的工會主任方曉紅，小說著墨最多的是李學德的弟弟——鉚工李學文。顯然，李學文并不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進步工人形象。李學文誠然在技術上有口皆碑，在偽滿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更勇于和資本家周旋對抗，但在共產黨接管工廠后的新環境中，李學文雖然也熱情地認同新的時代，甚至主動地默默參與工廠的文藝活動，在生產中卻顯得過于執著“試制電焊條”這一技術試驗，而隔絕于工廠熱火朝天的突擊勞動。在個性上，李學文不僅脾氣暴躁，甚至有些缺乏組織紀律性，與其他工人不甚合群，只知道廢寢忘食地獨自悶頭試驗，對廠里加班加點的勞動熱潮尤其是大哥李學德組織的“奮勇小隊”加班加點的做法還很不以為然。面對這樣一個技術能力突出、工作抱負遠大、卻拒絕進入勞動熱潮和集體政治生活的弟弟，李學德也頗有微詞。但小說的敘事走向并不是在主體覺醒的意義上，令李學德作為李學文政治成長道路上的榜樣或領路人，促使李學文終于產生“苦干”的覺悟與熱情，而是長時間地讓李學文處在一種對生產熱潮冷眼旁觀的批判性位置上。換言之，小說實際上是利用李學德、李學文兄弟倆在生產路線上的分歧，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關于“什么才是工業勞動的合理形式”的爭辯。

小說通過方曉紅在家訪中的觀察，展現出兄弟倆在個性上的不同：“一個是按步就班，堅決完成任務；一個是倔強傲慢，但好用腦子，富于創造精神”；“這個是老老實實，在舊社會里被人看成一錢不值；現在卻自覺地當了家作了主人，便像小老虎似得勇猛地領著大家起來干。那個呢，過去拿撒野和驕傲去和統治者對抗；解放后卻溫順得像只小綿羊，一心一意埋頭創造”35。由此可見，李學文并不是拒絕勞動，但與大哥的堅持苦干不同，李學文更熱衷于技術上的發明與創造。更重要的是，李學文對“苦干”有自己的觀察與質疑：

“大哥真好笑，老罵我不干規矩活，怪我不加夜班。哼，我瞅他白天黑夜干，機車就能出來了么？一個人能一個月三十個黑夜不睡覺么？——你能我不能！累死了，給閻羅王修火車頭去吧！依我說，這叫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腿！我老實對他說：機車出不去，問題多啦。你不看看，忙的忙死，閑的閑死！你不瞅瞅，拆車的快，對車的給你來個慢，行么？又比方，鍋爐活盡忙，忙完了，機械廠的活不趕趟，機車就能出去了？那不是白忙？說到材料，咱跟工長要，工長推檢查員；向檢查員要，他又推工長；推來推去，沒個主，還不是干活的在底下白忙一陣？這些，該怪誰，難道都怪我？——可是他回答不上來，只說：這是上頭的事，咱管不著。……”36

看似是兄弟之間的抱怨，但李學文這段“牢騷”的透辟之處在于：一方面，他意識到人不是永動機，不可能以長期犧牲休息與閑暇為代價將勞動力全部投入到生產中。換言之，“勤勞革命”在每一個個體勞動者身上是有其限度的，依靠激情政治發動的“苦干”缺乏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現代工業生產依據的是一套建立在精細分工基礎之上的復雜的聯動機制。因此，工業生產的效率問題并不是僅僅依靠“苦干”就能夠解決的。李學文向大哥提出的一連串問題，實際上是在把握了整個生產技術流程的基礎上展開的觀察。這些現實性的問題既顯示出，不僅普遍性的“苦干”難以發動（“忙的忙死，閑的閑死”），更重要的是各個工種、工序之間的配合不得當，工廠在管理層面嚴重科層化甚至官僚化，相互推諉扯皮（“推來推去，沒個主”）。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工人們都像李學德一樣有苦干的自覺，也只能是“白忙”，“機車質量還趕不上偽滿的時候”37。質言之，草明通過李學文的質疑，提出的正是中國共產黨在城市工廠的接收與重建時期，工業勞動在現實中面臨的一系列歷史規定性。

在李家兄弟的觀念分歧這條敘事線索之外，廠長劉國梁與工會主任方曉紅、鉚工分廠主任蕭子英、總工程師陳琦之間在工廠管理問題上的矛盾看上去則更復雜些。一味追求完成任務卻從未真正深入工廠生產內部的廠長劉國梁是發動工人超負荷勞動的支持者，卻招致了其他干部的質疑：陳琦指出“工時大大的超過，這主要表現著亂，沒計劃”；蕭子英則認為必須創造一種既能核算成本又能“發揮工友的生產積極性”的工資制度，而“獎勵是鼓勵生產的最好辦法”；方曉紅則在調查中發現“加班這件事是妨害工友的健康，并且工作效率也低，這辦法不好，必須改善”38。換言之，“苦干”看似能夠大量調動勞動力，實際上卻是以犧牲生產秩序、勞動積極性以及工人健康為代價的。由此可見，矛盾的中心實際上仍與前述方曉紅所憂慮的問題有關，即如何將這種爆發式的勞動熱情常態化。這一點在工業局常局長對劉國梁工作報告的批評中表達得更為顯豁：

“這里必須說明白，加班費應該給工人；但是，以后加班這種風氣不能提倡；現在各工廠已有這樣情形，工人們的生產熱情很高，拼命加班加點；不過，總結各廠的經驗，加班這件事第一妨害工人的健康，第二工作效率很低。”……“當然，工人們階級覺悟的迅速提高，對生產表示了高度的熱情，這也可以從加班的數字和獻器材的行動中看出來。這是由于我黨政策受到工人階級的熱烈擁護，由于全國勝利在即，刺激了工人們的生產熱情；這是很可喜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是不能持久的，因為人的勞動強度是有限的，我們必須善于創造各種新的制度和方法來鞏固人們的生產熱情，提高生產的效率；打破舊的一套管理方法，和阻礙提高生產的一切保守成見。……”

……

“……要從根本想辦法，要從積極方面想辦法，要把現有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方法提高一步；不能單靠工人的勞動熱情——不，應該拿各種具體的辦法來鞏固工人的勞動熱情。”39

既有研究多強調工業題材小說中“激情”與“理性”的爭斗，以及群眾積極性對現代科層官僚制的沖擊40，但草明在這里討論的恰恰不是勞動熱情的無所不能，而是管理者脫離生產實際的官僚主義作風對某種盲目的勞動熱情的濫用。小說最終呈現的實則是這樣一種構想：只有從工業生產自身的邏輯出發去尋求制度上的創造，使工人能夠擁有正常的工作秩序、合理的生產計劃、可靠的勞動保障以及充裕的休息時間，才能保證勞動積極性的可持續發展。

在皇姑屯鐵路工廠做工會工作的過程中，草明就在生產現實中發現：“在工業方面，僅是‘忘我的勞動’已不能解決問題了。”41小說中兄弟倆關于“苦干”的分歧最終在敘事上得以化解，依托于李學文在試制電焊條過程中的技術發現。在工業氧氣匱乏的危機下，李學文找到了以電焊切割鐵板的替代性方法，聯合動力科的技術人員和各個分廠的工人們一起使工廠渡過了生產難關。此后，李學德也開始重新看待弟弟所熱衷的技術發明的意義：“今后我不反對你試驗這個，發明那個了。大伙瞅瞅，發明一樣東西，比咱們加十天半月的夜班還強呀！”42也是在李學文的帶動下，整個鐵路工廠出現了技術創造的熱潮：“一時發明代用品來克服困難的，和改良機械提高產量的、獻器材的，像雨后的春筍一樣，一樁接一樁出現。”43通過將缺乏實際效率的“苦干”與卓有成效的“發明”相對舉，草明在這里似乎找到了某種新的勞動/斗爭形態，即以技術發明為表征的“創造性的勞動”。

李學文試制電焊條的過程并不順利，主要的困難在于缺乏一個配比準確的電焊條配方。而李學文一直賴以反復試驗、試圖調整配比的配方底本，是他在抗戰勝利后日本人還未撤出工廠之前，從一個日本技術人員手中搶來的。《火車頭》圍繞李學文試制電焊條這一敘事線索，展開的其實是草明早在《原動力》中就試圖發展的一個主題，即（中國）工人能否參與技術勞動，以及如何獲得技術勞動的權利問題。如劉巖指出的：“東北淪陷后，包括鐵路在內的奉系工業悉為日本殖民者侵占，1931年之前本土工業與殖民工業競爭的格局已不復存在。在偽滿洲國，城市和鐵路沿線是殖民化程度最高的空間。”44也正是因此，在草明的這兩部以1940年代末東北城市工廠解放與恢復生產為主題的小說中，“技術勞動”的權利問題首先是內在于東北工業的殖民歷史，尤其是外國工程師（日本、英美工程師）與中國工人構成的殖民結構之中的。因此在草明筆下，工人在舊時代受到的壓迫就不僅是資本家對工人的經濟剝削，也不單純是殖民者壓榨與奴役工人的問題。實際上，官僚資本（如《火車頭》中的騷葫蘆胡大光、《原動力》中的國民黨大員）對工人的經濟剝削與壓迫并沒有被作為小說正面表現的重點，往往被一筆帶過，多使用回憶、追述的方式展現出來。譬如《原動力》中老孫頭的兒子孫虎慘死在日本工頭的奴役之下，《火車頭》中老李頭一家祖父氣死、兒媳病死、孫兒餓死的苦難經歷，都是作為“翻身”敘事的背景呈現的，或者說正是以一般“訴苦”意義上的“苦”被講述出來的。但草明更加看重的實則是工人被剝奪了參與技術勞動的權利問題作為一種相對隱蔽的壓迫或“苦”，是如何在“翻身”敘事之后的工業生產建設中顯現出來的。

在《原動力》中，工人們常常回憶起偽滿時期，日本人如何不讓工人研究機器，即使是解放后，在日本長大的工程師楊家兄弟調入電廠后仍把工人當苦力看，絕不肯告訴工人一點關于機器的事。《火車頭》中，日本技術人員則從不讓李學文看到電焊條的配置過程。作為殖民者與資本家的技術代理人，日本工程師與技術人員掌握著工業勞動的知識、技術和生產資料，對中國工人形成了知識的壟斷，不僅嚴防死守地將工人隔絕在技術環節之外，還通過種族主義的殖民話語將這種壟斷轉化為一種政治上的壓迫：“日本人就瞧不起咱中國人，說中國人只能干活，不能開動腦瓜——不能發明。在唐山，那些英國美國工程師也瞧不起中國人。”45在這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等級關系與殖民話語發生了一種嵌合，這背后自然是殖民者對于以大工業生產為核心的現代化道路的政治壟斷。草明的敏銳之處在于，她發現了顛覆這一等級關系、爭取技術勞動/腦力勞動的權利對于工人的解放意義。這不僅是勞資關系的推翻，更是工人建立主體性的途徑。因此草明筆下工人的覺醒，也往往表現為爭奪技術勞動與發明創造之權利的自覺。在《火車頭》中，老工人林叔就曾與李家兄弟就中國工人能否“發明”、為何無法“發明”抒發其憤懣：

“我不信，外國人是娘養的，中國人也是娘養的，我不信咱們生來就笨。詹天佑鉤子是誰發明的？難道外國人有姓詹的么？哼，現在世界上的火車不用天佑鉤子掛用什么？”隨后他又謙虛地，放緩聲音說：“不過中國人發明的太少也是真的，——這也只好怪大肚皮不幫助咱們工人，老中華只出過一個詹天佑！”

老二還憤憤不平地道：“林叔，官僚資本巴不得我們像條牛，只會在機器旁邊干活！”

老大同意地點點頭，但是補充了一句：“中國工人再不當牛了，確是需要發明點什么，可是像咱們這一幫子人，腦子不濟事。……”

老林頭顯然不同意他的話，但一時想不起適當的話來反駁他，就焦急地揮手說：“老三，你試你的！”46

這場對話不僅鮮明地展示出李家兄弟的不同個性，更重要的是透露出了工人勞動被隔絕于技術發明之外的精神奴役創傷，以及對這種“想發明而不得”的奴役處境的自覺。正如閆作雷闡明的那樣，自19世紀中期之后，“專業技術人才和工程師這一階層的出現使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的門檻提高，這使生產實踐中的普通工人乃至技術工人的技術發明幾乎成為不可能之事”，此后工人們就如李家老二所說“只會在機器旁邊干活”，因為“資本家已經不需要他們的創造性，工人們需要的只是勞動，像機器那樣勞動”47。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李學文執拗的技術試驗、在試錯過程中獲得的代用品發明思路以及試驗的最終成功，才產生了打破殖民者/資本家對于科學技術的壟斷，將工人從這一“知識/權力”對于“實踐/勞動”的奴役結構中解放出來的巨大意義。值得辨析的是，這一自我解放的途徑并不是通過否定腦力勞動或對體力勞動的崇高化，即翻轉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等級關系，而是通過證明（中國）工人也具備從事腦力勞動/技術勞動、從事獨立、復雜的技術發明的能力與意志，來實現工人在政治上的真正解放。這一層面上的主體解放與政治上的斗爭，在小說敘事上也是相互推動的：政治斗爭的勝利（如《原動力》中針對有意壟斷技術的日本工程師以及蓄意破壞工廠的國民黨特務的斗爭）為工人進行技術創造提供了保障，而工人自發的技術勞動又鞏固了政治斗爭的勝利，并且在馬克思“本真的勞動”48的意義上接近于一種自由的、創造性勞動的實現。

在《原動力》《火車頭》中，草明都著力刻畫了如劉月軒、李學文這樣的工人：癡迷于機器與技術，對群眾政治有認同卻少熱情。作為攜帶著延安革命經驗的知識分子，草明自然不會也不能否定群眾路線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但在這兩部小說中，草明實際上是通過將這樣的工人形象樹立/證成為革命的真正主體，從而提出了一種有別于群眾“苦干”的勞動構想。對于技術勞動的權利的爭取，可以說是草明率先發現的一個核心主題，更重要的是，通過在技術勞動與政治參與之間構建起關聯，草明終于在工業生產中找到了新的“斗爭”場域。事實上，在這些小說中，與其說工人們是從日本殖民者或國民黨的官僚資本手中奪取技術勞動的權利，倒不如說是在與這些壓迫者留下的精神奴役創傷進行搏斗。從林叔與李家兄弟的對話中即可看出，李學德的消極與保守并不在于意識不到技術發明的可貴，而在于一種精神上根深蒂固的不自信與自我否定，一種文化上的奴役狀態。因此，李學文對于技術發明的強烈渴求與屢敗屢試的堅持，就成為了一種試圖擺脫這一精神奴役的“斗爭”，并且最終將這樣的斗爭拓展到了更廣大的工人群體中去。《火車頭》第九章通過一個機務段的工人代表向大家講述全國總工會主席陳云在沈陽工人座談會上的講話，特別談到“創造”的問題：“他提到什么創造，我可聽不明白！后來又說詹天佑不是發明掛車鉤子么？——那我可懂了。他又叫大家多創造，比方改造機器，多出點活啦；怎樣才能節省原料、煤呀、電呀，節省了還要提高質量；這也叫創造。什么地方不合理，提個意見改良改良，這也叫創造。”49由此引發了工人們的討論與熱情。在李學文成功發明了切割鐵板的代用法后，小說又陸續寫到了路茂林、董桂薪、老韓頭、劉景寬、沈洪等等許多像李學文一樣渴望改進技術并有所發明的工人與技術人員。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技術發明的熱潮不僅帶動了工人們的生產熱情，還改善了技術人員與工人之間的合作關系：“自從電焊代替氧氣割開鐵板以后，現場里工友們情緒普遍高漲了，許多職員和技術人員對工人也改變了看法，自動和他們親密起來；遇到缺乏器材或什么困難時，分廠主任和技術員也來問問工人們。”50換言之，與盲目“苦干”相對，以“發明”為代表的技術勞動路線不僅有望實現勞動熱情的常態化，還在群眾路線的意義上使工人獲得了一種政治參與的可能。可見早在1940年代末，草明已經開始在小說創作中構想一種“人人可以參與技術創造”的理想勞動/政治圖景。

結 語

戰爭局勢的復雜多變與戰時工業建設的緊張節奏所要求的政治主體，需要的是飽滿的生產動力與高漲的革命熱情。在這一特殊的政治語境下，“生產”與“斗爭”總是高度糾纏在一起。一方面，從邊區農村輾轉而來的基層工作者如何承繼并轉換既有的革命經驗，進入新解放區的工業場域與工人生活，更深入地認識東北城市工業的現實結構，成為新的問題。另一方面，東北的工業、工廠與工人因長期處于來自殖民者、官僚資本家及其技術代理人的多重壓迫性結構，如何在新的政治中重新確立自身的革命主體性，也面臨多重難題。這既是以草明為代表的基層工作者在工廠管理與政治工作中需要面對的具體問題，也是作為文藝工作者的草明試圖通過小說的形式，認識、分析乃至參與新的現實結構及其內在翻轉的實踐過程。從《原動力》到《火車頭》，草明的工業小說寫作逐步獲得了一種在戰時中國與城市革命的整體框架中書寫與剖析現代工業與生產問題的能力，不僅呈現了以西北農村革命為中心的延安經驗向東北工業城市遷徙與轉換過程中的經驗與困境，更以一種內在于工業生產的文學視角，揭示了“生產勞動”是如何被政治化為一種“革命斗爭”的實踐形式的。在這一過程中，草明對于革命的政治激情模式的常態化難題、不同形式的工業勞動構想，以及工人的技術勞動權利等問題的開掘，也為此后社會主義語境下的工業題材小說貢獻了一系列富于開創性的文學主題。這些命題在1950—1970年代文學中的延伸、變異以及由此形成的諸種爭辯，既印證了草明問題化的文學視野所包含的歷史洞察力，也不斷昭示出工業建設與繼續革命、科層制度與群眾路線、技術革新與主體革命、工業主義與社會主義、生產政治與革命政治等一系列結構性悖反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持續顯現。51誠然，在缺乏工業文學傳統的新文學脈絡中，這些尚處在開拓階段的寫作在一般文學性的層面或許難稱佳作，但在“工業”如何“文學”的意義上，卻開辟了具有現實感和問題性的進路。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情感政治視域下的解放區文藝研究”（項目編號：22CZW04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毛澤東：《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1頁。

2 陳云：《東北的形勢和任務》，《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頁。

3 毛澤東：《致秦邦憲》（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頁。

4劉巖：《轉折年代的文化地方性問題與新中國地方文藝生產的形成——以東北文藝為中心》，《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2期。

5 逄增玉：《工業題材小說中的“草明現象”》，《文學評論》2012年第5期。

6 草明：《歌頌偉大時代里的英雄——我怎樣寫工人小說》，《草明研究資料》，余仁凱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頁。

7 29 31草明：《草明文集》（第6卷），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131、130頁。

8 孫犁：《略談下廠》，《孫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頁。

9 郭沫若：《郭沫若評〈原動力〉》，《草明研究資料》，余仁凱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頁。

10 11 15 草明：《寫〈原動力〉的經過》，《草明研究資料》，余仁凱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158、157頁。

12 既有研究從中國工業文學的“傳統”“現象”“道路”的意義上論及草明的寫作，并深入其中的經驗與困境，亦是從這一難題的不同側面出發，重審草明的文學史意義。參見李楊《工業題材、工業主義與“社會主義現代性”——〈乘風破浪〉再解讀》，《文學評論》2010年第6期；逄增玉：《工業題材小說中的“草明現象”》，《文學評論》2012年第5期；張麗軍：《論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草明道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2年第1期。

13 彭廣麗：《生活·創作·工業題材——訪女作家草明》，《草明研究資料》，余仁凱編，第118—123頁。引文中的“豐富多采”原文如此，應為“豐富多彩”。

14 16 17 18 21 23 24 25 26 35 36 37 38 39 42 43 45 46 49 50 草明：《火車頭》，工人出版社1950年版，第98、50、111—112、102、26—27、22、28、29—30、115、64、72—73、144、135、90、182、141、145—148、234、237、38—39、38、128、235頁。

19 《火車頭》中，工人李學德向弟弟李學文講述關于“共產主義”的暢想：“在訓練班的時候，咱們教員說，將來到了共產主義國家，資本家沒有了，人人都有活干；咱們每個人都有所洋房子，帶小花園的；每個人都可以乘汽車、坐飛機；手表、鋼筆、衣服更不用說。老娘們也和老爺們一樣干活。說上班時大伙都穿工服，一下了班，大伙就都換得干干凈凈，學習的學習；老娘們還穿得漂漂亮亮的去跳舞。”見草明《火車頭》，工人出版社1950年版，第102頁。

20 裴宜理在討論中共革命的情感工作時分析了整風、土改、訴苦會等群眾儀式中常見的“情感提升”（emotion-raising），后有研究者將其概括為一種“政治激情模式”。參見裴宜理《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國學術》（第8輯），劉東主編，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路楊：《革命與人情：解放區文藝下鄉運動的情感實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6期。此外，關于當代工業題材文學中的“激情政治”問題，可參見徐剛《“激情”與“理性”的爭斗——1950至1970年代工業題材文學及其文化政治》，《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第5期。

22 荒煤：《前言》，《論工人文藝》，上海雜志公司1949年版，第1頁。

27 34 朱羽：《社會主義與“自然”：1950—1960年代中國美學論爭與文藝實踐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180頁。

28 關于“斗爭”與“勞動”在價值和倫理層面上的差別與悖反，參見路楊《“斗爭”與“勞動”：土改敘事中的“翻心”難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2期。

30 李楊：《工業題材、工業主義與“社會主義現代性”——〈乘風破浪〉再解讀》，《文學評論》2010年第6期。

32 周而復：《論今后文藝工作》，《論工人文藝》，第65頁。

33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編，新華書店1950年版，第74頁。

40 參見徐剛《“激情”與“理性”的爭斗——1950至1970年代工業題材文學及其文化政治》，《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第5期。

41 草明：《我怎樣寫新中國的工人》，《草明研究資料》，余仁凱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頁。

44 劉巖：《轉折年代的文化地方性問題與新中國地方文藝生產的形成——以東北文藝為中心》，《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2期。

47 閆作雷：《技術發明主體之爭與1970年代的科學問題——以技術革新題材的文藝作品為中心的考察》，《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1期。

48 關于本真勞動與異化勞動的辨析，參見[德]卡·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節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7頁。

51 關于這些結構性矛盾在1950—1970年代文學中的顯現，李楊、逄增玉、徐剛、閆作雷、朱羽等研究者有相當透辟的觀察與辨析。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