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讀者少年時代的書架上，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恩歷險記》應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密西西比河上的自由歡歌、哈克與吉姆的純真友誼，令多少人心生澎湃與艷羨。然而，在那幅看似爛漫不羈的田園畫卷之下，種族主義的陰霾如幽靈一般縈繞。在哈克“頑童”口吻的敘述中，那位善良、忠誠卻常被刻意愚化、邊緣化的黑奴吉姆顯得面目模糊，其真實的內心波瀾與人之為人的尊嚴更始終曖昧不明，甚至可以說受到了無情的壓制。

針對于此，2025年普利策小說獎獲獎作品、珀西瓦爾·埃弗雷特的《詹姆斯》將吉姆置于故事的中心，由他主宰的敘事揭開了哈克歷險記的溫情面紗。不過，它并非一次含情脈脈的“致敬”或隔靴搔癢的“改編”，而是一場鋒芒盡顯的跨世紀“宣判”與酣暢淋漓的文學“復仇”。它不僅是對吉姆形象的平反昭雪，更將劍鋒指向那部“偉大的美國小說”所代表的經典敘事傳統；它不僅對“誰有權講述歷史，誰的聲音應當被聽見”這一根本命題做出了擲地有聲的文學回應，更對美國文學正典中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和偏頗不公的歷史書寫進行了清算與匡正。

這場“復仇”的果敢，首先體現在對《哈克貝利·芬恩歷險記》核心人物關系的徹底顛覆上。

在《詹姆斯》中，那位曾被哈克喚作“吉姆”的黑奴，堅持用“詹姆斯”為自己正名。他不再是那個迷信、被動、等待白人孩童救贖的刻板符號，而是被作者賦予了超乎尋常的機敏、洞穿世事的清醒和哲學思辨的深邃。他識文斷字，在逃亡途中堅持用文字記錄命運，更能夠在精神層面與伏爾泰、盧梭、約翰·洛克等啟蒙思想家進行靈魂對話，以此揭露奴隸制的荒謬與人性的幽暗。

小說中更具戲劇張力的是詹姆斯對所謂“奴隸濾鏡”的嫻熟運用。在白人面前，他和同伴們故意操持著一種被“主人”期待的支離破碎的說話方式和卑微恭順的行為模式。這種在極端壓迫下淬煉出的生存智慧，是他們不得已的偽裝，更是一種積極的反抗，成為他們對壓迫者隱秘的反諷與無聲的精神操縱。當詹姆斯耐心細致地教導女兒如何在女主人面前使用“正確的不正確語法”時，那種浸透于日常的小心翼翼以及深植于骨髓的清醒與悲涼，足以打破任何對馬克·吐溫原作抱有的田園牧歌式的幻想。

敘事權的奪回是這場“復仇”的核心戰場。在《詹姆斯》中，哈克不再是唯一的敘事者和意義的賦予者，相反，故事的經緯完全從詹姆斯的視角重新編織。那些讀者熟知的冒險片段，如大河漂流中的自由激蕩、密西西比河濃霧中的驚險迷失、以及與“公爵”“國王”兩個騙子的反復周旋，在詹姆斯的冷峻目光和深刻反思下被一一剝去偽裝，露出冷酷而粗糲的底色。曾經被哈克“何不食肉糜”的孩童視角或多或少淡化的種族歧視、甚至有意無意忽略的奴隸制的殘忍，此時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呈現在讀者面前。

可以說，埃弗雷特讓詹姆斯成為千千萬萬沉默“吉姆”們的代言人，昂首站在歷史的審判席，對馬克·吐溫筆下的那個看似“純真”的世界進行了一次遲來的詰問，對那部被譽為“白人書寫的關于黑人的經典”的固有局限和潛在文化“共謀”進行了一次徹底的解剖。

然而，正如任何一場刀光劍影都裹挾著難以規避的代價，這種以顛覆為主要驅動力的“復仇”寫作成就了一場劃時代的文化“清算”，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其自身的敘事自洽性和藝術主體性，尤其是使詹姆斯的人物塑造超出了19世紀個體經驗的范疇，承載了被高度“概念化”的符號使命。

不得不說，為了完成這場漂亮的文學反擊，詹姆斯的形象顯得過于清醒與堅韌，甚至可以說被塑造得近乎“全知全能”。他幾乎在每一個危急關頭都能保持對周遭環境的精準分析和對未來走向的審慎預判；他能夠信手拈來地援引高深的哲學思想，并恰到好處地將其運用于自己的無誤決策之中。這樣的“完美”形象固然彰顯了黑人在絕境中的智慧與不屈，但也使得詹姆斯這個逃亡的黑奴在某些時刻更像是一個為顛覆而生、以控訴為使命的“圣人”。他身上那種作為普通人的脆弱、矛盾、非理性的沖動甚至偶爾出錯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被他洞悉一切的理性光輝悄然壓縮了。

我們能夠看到他的困境、也能夠理解他的決定，卻無法走進他內心更深層、更幽微、更難以言說的情感掙扎。我們被“告知”詹姆斯的恐懼，卻難以共鳴地“感受”他的恐懼；我們被“告知”詹姆斯因妻離子散而飽受煎熬，卻難以代入地“感受”他的無助，以及在那樣非人的境遇中，他的勇敢有多么沉重。我們欽佩“抗爭者”詹姆斯的智勇雙全，卻在無形中與那個本該具有更復雜人性和血肉真實感的“受難者”詹姆斯保持了一定距離。

事實上，《詹姆斯》所贏得的贊譽，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哈克貝利·芬恩歷險記》的持續“對照”與激烈“反駁”之上。我們不禁懷疑，倘若將《詹姆斯》從馬克·吐溫原作這個強大的參照系中抽離出來，它的顛覆力量和藝術張力是否還能維持同等的強度？這種與被反擊者之間形成的錯綜而深刻的“互搏”又“共生”的關系，或許是所有基于顛覆性改編的文學創作難以全然擺脫的宿命。當一部作品的首要任務被設定為“質問”與“糾偏”時，其自身的藝術探索邊界和思想輻射強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反向牽引和框定，從而與其所挑戰的“母本”形成一種微妙的張力。

文學史中不乏這樣的例子。

簡·里斯創作于1966年的《藻海無邊》旨在為夏洛蒂·勃朗特《簡·愛》中那個被瘋癲化、被他者化的閣樓瘋女人伯莎·梅森“招魂”。在里斯細膩的筆觸下，伯莎（這里名為安托瓦內特）被賦予了克里奧爾人的身份，是破碎的童年、殖民與父權的雙重壓迫最終導致了她精神崩潰的悲劇。里斯的創作無疑是充滿勇氣的，她完美地揭示了《簡·愛》中的帝國主義潛文本、有力地挑戰了對“他者”的刻板印象，使伯莎的形象立體而豐滿起來，而不再僅僅是一個迫使簡·愛道德與情感成長的功能性“障礙”。然而，《藻海無邊》的沖擊力很大一部分源于我們對《簡·愛》的熟悉，它的敘事自由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對《簡·愛》的不斷回應與結構性依賴。里斯的重寫猶如戴著鐐銬跳舞，她賣力地為伯莎早已被“預定”的悲劇性結局填充“合理”的因果鏈條和情感肌理，也因此削弱了自身獨立的藝術光芒。

那么，在面對這類肩負著“匡正”使命的作品時，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敬佩并肯定其顛覆經典的勇氣、重構歷史的決心與展現事實多面性的智慧，也要對其獨特的“對話性”生存姿態及其可能產生的結構性制約，抱以一種理解的同情和辯證的審視。這并非苛責，而是為了更準確地把握它們在文學史與思想史坐標系中的復雜定位，從而更全面地理解它們與經典的博弈、與歷史的對話、與文化記憶的不斷協商。

再回到《詹姆斯》這里。它的獨特魅力和特殊價值，或許就在于它以如此決絕與雄辯的方式，與被穩固的文學經典、被默許的文化記憶、被忽視的共謀敘事反復拉扯、抗衡與持續角力。它不僅僅是在講述“另一個版本的故事”，更是在為那些曾被歷史的宏大敘事邊緣化、甚至消聲的群體重新賦權，使其得以定義自身的存在、乃至構建自己的話語。

從更大意義上來看，《詹姆斯》的存在超出了小說的范疇。它在歷史的回聲與當代的呼喚中化身為一臺“校準器”，促使我們重新審視經典的邊界、敘事的權力以及虛構文學在編織社會認知圖譜時所扮演的獨特而重要的角色。它也讓我們認識到，文學創作從來都不是象牙塔內的孤芳自賞：可以是宣戰書，也可以是手術刀；擁有藝術的圓融，也具有不妥協的鋒芒；賦予我們直面“不適”的勇氣，也給予我們質詢“圭臬”的力量。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